2024年2月10日发(作者：訾敏)

随着移动互联网设备的普及，移动互联网深刻 改变了人类的思维模式和行为方式，对个体的行为 及心理社会适应也产生了深远影响[1] 。手机作为最 为普及的移动互联网终端，已经成为互联网重塑人 类生存及生活方式的重要媒介。全球范围内，90% 的人拥有手机，其中59%为智能手机[2] 。中国互联网 中心2019年的数据显示我国手机网民的规模已达 到8.47亿，网民使用手机上网的比例更是高达99.1%。 作为普及率最高的互联网接入设备，手机不仅改变 了我们社会交往、休闲娱乐、信息获取的形式，而且 塑造了移动支付、网络理财、网络购物的新型行为模 式，为我们的生活带来了诸多便利[3] 。同时，手机的 便携性、便利性等特点，极大提升了手机的用户粘 性，使得“机不离身”逐渐成为手机使用的突出行为 特点，甚至导致手机成瘾[4] 。研究发现手机成瘾已 成为互联网时代多种心理及行为适应问题的重要诱 因[5，6] 。因此，手机成瘾诱发个体心理及行为适应问 题的内在机制逐渐成为研究者关注的焦点。 研究发现手机成瘾是诱发多种情绪适应问题 （如抑郁、焦虑）的重要风险因素[7，8] 。首先，手机成瘾会诱发个体的抑郁情绪。手机成瘾所伴随的睡前 手机使用行为会对个体的睡眠质量产生严重的消极 影响，并因此诱发个体的抑郁情绪[9] 。同时，长期无 节制的手机使用行为也会使个体体验到更多的心理 及生理疲惫感，并因此诱发个体的抑郁情绪[8] 。其 次，手机也会诱发个体的焦虑情绪。研究发现手机 冷落行为也是手机成瘾的重要行为特征，它会对个 体的人际适应产生严重的消极影响，甚至导致人际 关系困扰[10] ，而人际关系不良是诱发个体焦虑情绪 的关键因素[11] 。因此，手机成瘾也是个体焦虑情绪 的重要诱因。相关实证研究也表明手机成瘾对抑 郁、焦虑情绪具有显著的正向预测作用[7] 。因此，本 研究假设手机成瘾能够正向预测个体的抑郁及焦虑 水平（H1）。

随着研究的深入，研究者认为手机成瘾所伴随 的外化问题（如非理性拖延行为等）可能是手机成瘾 导致个体内化问题（如抑郁、焦虑等）的重要桥梁。 非理性拖延是指个体在没有明确理由的情况下，不 自觉地延迟预定行动的非适应性行为，它不仅会是 手机成瘾的潜在不良后果，也会对个体的情绪适应 产生严重的消极影响[12，3] 。首先，非理性拖延是移动

互联网时代手机成瘾的潜在不良后果。手机成瘾是 个体无法自我控制地不停使用手机，手机成瘾本身 就会消耗个体的自我控制资源，“机不离身”的使用 习惯及手机功能的丰富性更使得个体无法抵制手机 的诱惑，消耗大量的自我控制资源[4] 。拖延的自我 调节失败理论认为非理性拖延行为是个体自我控制 资源耗竭，自我调节失败的结果[13] 。因此，手机成瘾 所诱发的自我控制失败可能是导致非理性拖延的关 键因素。实证研究也表明手机成瘾不仅能够直接预 测非理性拖延行为，而且能够通过降低个体的注意 控制能力，间接导致个体的非理性拖延行为[3] 。其 次，非理性拖延行为也是诱发个体焦虑、抑郁等消极 情绪的关键因素。研究发现非理性拖延不仅会导致 个体的心理适应问题，而且不利于个体产生心理求 助行为[14] 。根据这一研究结论，非理性拖延行为诱 发焦虑、抑郁情绪后，个体往往会陷入“拖延-消极 情绪”的恶性循环，致使焦虑、抑郁情绪长期得不到 解决。基于元分析的研究也表明非理性拖延行为会 导致抑郁、焦虑等情绪问题[15] 。综上，本研究拟引入 非理性拖延，从外化问题的视角，探讨手机成瘾如何 诱发内化问题（抑郁、焦虑情绪），并假设非理性拖延 行为能够在手机成瘾与抑郁或焦虑的关系中起中介 作用（H2）。 此外，手机成瘾诱发抑郁、焦虑情绪的中介机制 可能存在个体差异，即手机成瘾、非理性拖延与焦 虑、抑郁的关系可能因人而异。因此，有必要引入个 体特质变量（如正念），探讨个体特质在上述中介模 型中的调节作用，以此揭示手机成瘾、非理性拖延何 时影响抑郁和焦虑情绪的问题。正念是一种有意 识、不批判的方式将注意集中于此时此刻[16] ，它是其 他风险因素诱发个体情绪适应问题的重要缓冲因 素，即较高的正念能够降低其他风险因素诱发个体 情绪适应问题的风险[17] 。研究发现与正念水平较低 的个体相比，高正念个体更容易将注意力集中在当 下的任务上，这有助于促进个体对风险因素做出适 应性的抽离、客观化的体验与包容性的接纳，并因此 降低风险因素的潜在消极影响[9] 。且有研究证实正 念能够在手机成瘾、

被动性社交网站使用与个体心 理社会适应（睡眠质量、抑郁情绪）之间的关系中起 调节作用[9，17] 。因此，本研究拟探讨正念在手机成 瘾、非理性拖延与抑郁、焦虑关系中的调节作用，以 此揭示手机成瘾、非理性拖延与焦虑、抑郁关系的个 体差异，并假设手机成瘾和非理性拖延更容易诱发 低正念个体的抑郁和焦虑情绪（H3）。 综上所述，本研究拟构建有调节的中介模型，考 察手机成瘾与抑郁、焦虑情绪的关系，并在此基础上 考察非理性拖延的中介作用和正念的调节作用。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采用方便取样法，以班级为单位对764名初中 生进行团体施测。所有被试在30分钟内完成所有 问卷。男生399人（52.2%），女生365人（47.8%），所 有被试年龄处于11-15岁之间，平均年龄为12.92岁。 初一年级344人（45%），初二年级284人（37.2%），初 三年级136人（17.8%）。所有被试手机使用年数处 于 1-10 之间(SD=1.808)，平均每天手机使用时间为 10-600分钟(SD=50.342)。 1.2

工具 1.2.1 手机成瘾 采用Leung编制的手机成瘾指数 量表（Mobile phone addiction index,

MPAI）对被试的 手机成瘾情况进行测量[18] 。该量表共有17个题项， 所有项目均采取1-5五点计分，得分越高表明个体 手机成瘾的倾向越高。本研究中该量表的 Cron⁃ bach’s α系数为0.90。 1.2.2 非理性拖延问卷 采用连帅磊等人修订的 非理性拖延行为问卷(Irrational

Procrastination Scale，简称IPS)对被试的拖延行为进行评估[3] 。该量表共 包含9个项目，所有项目均采用1-5五级评分，将所 有项目得分相加即为被试在该量表上的得分，得分 越高表明个体拖延行为出现的频率也越高。本研究 中该问卷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72。

1.2.3 抑郁-焦虑-压力量表 采用龚栩和谢熹瑶 修订的抑郁-焦虑-压力量表简体中文版（21-item versions of Depression Anxiety Stress Scales, DASS21）中的抑郁分量表和焦虑分量表对被试的抑郁、焦 虑情绪进行评估[19] 。抑郁分量表和焦虑分量表各包 含 7 个项目，采用 0-3 四级评分，分数越高，表明抑 郁或焦虑情绪越严重。在本研究中抑郁分量表和焦

虑分量表的Cronbach’s α系数分别为0.86，0.82。 1.2.4 正念量表 采用刘庆奇等修订的儿童青少 年正念量表对被试的正念水平进行评估[9] 。该问卷 共包含 10 个项目，所有项目均采用 0-4 五点计分， 所有项目得分相加求平均即为被试的正念得分，分 数越高，被试的正念水平越高。本研究中该问卷的 Cronbach’s α系数为0.83。此外，手机成瘾与正念的乘积项对抑郁的预测 作用显著，而对焦虑的预测作用不显著，即正念能够 调节手机成瘾对抑郁情绪的直接预测作用而不能调 节手机成瘾对焦虑情绪的直接预测作用。非理性拖 延与正念的乘积项对抑郁和焦虑的预测作用均显 著，即非理性拖延在手机成瘾与抑郁情绪或焦虑情 绪之间的中介作用均会受到正念的调节。以正念得 分高于平均数一个标准差为高分组，低于平均数减 一个标准差为低分组。简单斜率分析表明，与高正 念的个体相比，手机成瘾更容易诱发低正念个体的 抑郁情绪（simple slope 高=-0.073，t=-1.124，P>0.05; simple

slope 低=0.630，t=6.524，P< 0.001）情绪。非理性拖延在手机成瘾与抑郁情绪或 焦虑情绪关系中的间接效应在低正念群体中更加显 著（见表3）。 3 讨 论 相关分析结果表明，手机成瘾与非理性拖延、抑 郁、焦虑情绪均呈显著正相关，这一结果表明手机已 经成为互联网时代的一把“双刃剑”，虽然其能够为 人们的工作或生活带来诸多便利，极大地提升了人 们人际沟通及信息获取的效率，但不恰当或过度的 手机使用不仅会诱发个体的行为适应问题，如非理 性拖延行为[3] ，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个体的情绪 适应不良，如抑郁、焦虑等情绪问题[7-9] 。此外，非理 性拖延与抑郁及焦虑情绪均呈显著正相关，表明非 理性拖延行为作为一种外化行为问题可能是诱发个 体内化问题的潜在风险因素[15] 。未来研究有必要对 非理性拖延行为与个体情绪适应问题的关系及内在 作用机制展开深入探讨。 中介效应分析结果表明，手机成瘾不仅能够直 接预测个体的抑郁及焦虑情绪，而且能够通过非理 性拖延行为的中介作用间接预测个体的抑郁及焦虑 情绪。以往研究发现手机成瘾伴随的不分时间、场 合的无节制的手机使用会占用面对面人际互动的时 间，导致人际适应不良，并因此诱发个体抑郁、焦虑 等消极情绪[7] 。非理性拖延的中介作用结果表明非 理性拖延

行为作为手机成瘾所诱发的外化行为问题 是手机成瘾诱发个体情绪适应问题的重要桥梁，是 揭示手机成瘾诱发内化问题的内在机制重要视角。 这一结果也表明手机成瘾伴随的个体无节制的手机 使用行为还可能会阻碍个体计划行为的实施，致使 个体产生非理性拖延等行为适应不良，并因此诱发 个体的抑郁和焦虑情绪。以往研究认为手机作为信 息科技发展的产物，其便携性和功能多样化等特点 为人们营造了一个极具吸引力的技术生态环境，使得个体不易将自己的注意力独立于手机之外，进而 降低了个体对计划行为的注意监控能力，导致个体 的注意焦点脱离计划目标行为，并因此不利于计划 行为的顺利实施而导致非理性拖延[3] 。手机成瘾所 诱发的非理性拖延行为也会增加个体的消极情绪体 验。长期的非理性拖延行为会降低个体的自我效能 感，并诱发一系列不健康行为[12] ，使个体陷入外化行

为问题的泥潭不能自拔，并因此诱发个体的消极情 绪。另一方面，长期的非理性拖延行为意味着大量 计划任务被堆积，这将诱发个体的挫败感和无助感， 并因此增加个体产生消极情绪的风险。 此外，本研究还发现手机成瘾、非理性拖延和抑 郁或焦虑构成的中介模型存在个体差异。具体而 言，手机成瘾与抑郁的关系受到正念的调节；非理性 拖延行为与抑郁和焦虑的关系均会受到正念的调 节。即与正念水平较高的个体相比，手机成瘾更容 易诱发低正念个体的抑郁情绪，非理性拖延行为更 容易诱发低正念个体的抑郁、焦虑情绪。这表明正 念作为一种积极的人格特质能够在手机成瘾、非理 性拖延等非适应性因素诱发个体消极情绪的过程中 起缓冲作用[17，9] 。以往研究认为正念是个体心理健 康发展的重要保护性因素，尤其是对个体的情绪适 应具有积极意义，它不仅能够缓解抑郁等消极情绪， 而且能够促进个体幸福感的提升[21，22] 。研究还指出 “接纳”和“不评判”是正念对个体情绪健康起促进和 改善作用的核心要素[23，16] 。首先，从“接纳”的视角 来看，正念高的个体更容易对自身的身心状态持接 纳而非回避或压抑的态度，这不仅有助于个体客观 认知自身状态，而且有助于个体从消极的经历或体 验中抽离，降低个体产生消极情绪的可能性[24，25] 。

其次，从“不评判”的角度来看，正念高的个体更容易 不带任何可能的主观评价（无论是好是坏、积极或消 极、值得或不值等），完全接纳自己的处境或状态，即 使个体卷入手机成瘾、非理性拖延行为的泥潭，也能 够坦然接纳这种状态，将自己的注意力集中到当下 正在做的事情上，不反刍、不懊悔。这不仅有助于个 体从手机成瘾或非理性拖延所诱发的恶性循环中走 出，而且有利于缓解个体的消极体验。这一结果也 支持了正念的再感知模型，即高正念个体更容易对 消极的经历或体验进行积极的“再感知”，以发现消 极的经历或体验背后的积极意义，从而改善个体情 绪[26] 。因此，正念能够稀释手机成瘾和非理性拖延 对个体消极情绪的诱发作用。此外，本研究也发现， 正念在手机成瘾与焦虑情绪之间的调节作用不显 著。这可能是因为与抑郁情绪相比，焦虑情绪更具 有弥漫性、渗透性和不可控性，且带有更多的生理反 应，如紧张，心跳加速等[27] ，这使得正念的调节效应 受到了抑制。

2024年2月10日发(作者：訾敏)

随着移动互联网设备的普及，移动互联网深刻 改变了人类的思维模式和行为方式，对个体的行为 及心理社会适应也产生了深远影响[1] 。手机作为最 为普及的移动互联网终端，已经成为互联网重塑人 类生存及生活方式的重要媒介。全球范围内，90% 的人拥有手机，其中59%为智能手机[2] 。中国互联网 中心2019年的数据显示我国手机网民的规模已达 到8.47亿，网民使用手机上网的比例更是高达99.1%。 作为普及率最高的互联网接入设备，手机不仅改变 了我们社会交往、休闲娱乐、信息获取的形式，而且 塑造了移动支付、网络理财、网络购物的新型行为模 式，为我们的生活带来了诸多便利[3] 。同时，手机的 便携性、便利性等特点，极大提升了手机的用户粘 性，使得“机不离身”逐渐成为手机使用的突出行为 特点，甚至导致手机成瘾[4] 。研究发现手机成瘾已 成为互联网时代多种心理及行为适应问题的重要诱 因[5，6] 。因此，手机成瘾诱发个体心理及行为适应问 题的内在机制逐渐成为研究者关注的焦点。 研究发现手机成瘾是诱发多种情绪适应问题 （如抑郁、焦虑）的重要风险因素[7，8] 。首先，手机成瘾会诱发个体的抑郁情绪。手机成瘾所伴随的睡前 手机使用行为会对个体的睡眠质量产生严重的消极 影响，并因此诱发个体的抑郁情绪[9] 。同时，长期无 节制的手机使用行为也会使个体体验到更多的心理 及生理疲惫感，并因此诱发个体的抑郁情绪[8] 。其 次，手机也会诱发个体的焦虑情绪。研究发现手机 冷落行为也是手机成瘾的重要行为特征，它会对个 体的人际适应产生严重的消极影响，甚至导致人际 关系困扰[10] ，而人际关系不良是诱发个体焦虑情绪 的关键因素[11] 。因此，手机成瘾也是个体焦虑情绪 的重要诱因。相关实证研究也表明手机成瘾对抑 郁、焦虑情绪具有显著的正向预测作用[7] 。因此，本 研究假设手机成瘾能够正向预测个体的抑郁及焦虑 水平（H1）。

随着研究的深入，研究者认为手机成瘾所伴随 的外化问题（如非理性拖延行为等）可能是手机成瘾 导致个体内化问题（如抑郁、焦虑等）的重要桥梁。 非理性拖延是指个体在没有明确理由的情况下，不 自觉地延迟预定行动的非适应性行为，它不仅会是 手机成瘾的潜在不良后果，也会对个体的情绪适应 产生严重的消极影响[12，3] 。首先，非理性拖延是移动

互联网时代手机成瘾的潜在不良后果。手机成瘾是 个体无法自我控制地不停使用手机，手机成瘾本身 就会消耗个体的自我控制资源，“机不离身”的使用 习惯及手机功能的丰富性更使得个体无法抵制手机 的诱惑，消耗大量的自我控制资源[4] 。拖延的自我 调节失败理论认为非理性拖延行为是个体自我控制 资源耗竭，自我调节失败的结果[13] 。因此，手机成瘾 所诱发的自我控制失败可能是导致非理性拖延的关 键因素。实证研究也表明手机成瘾不仅能够直接预 测非理性拖延行为，而且能够通过降低个体的注意 控制能力，间接导致个体的非理性拖延行为[3] 。其 次，非理性拖延行为也是诱发个体焦虑、抑郁等消极 情绪的关键因素。研究发现非理性拖延不仅会导致 个体的心理适应问题，而且不利于个体产生心理求 助行为[14] 。根据这一研究结论，非理性拖延行为诱 发焦虑、抑郁情绪后，个体往往会陷入“拖延-消极 情绪”的恶性循环，致使焦虑、抑郁情绪长期得不到 解决。基于元分析的研究也表明非理性拖延行为会 导致抑郁、焦虑等情绪问题[15] 。综上，本研究拟引入 非理性拖延，从外化问题的视角，探讨手机成瘾如何 诱发内化问题（抑郁、焦虑情绪），并假设非理性拖延 行为能够在手机成瘾与抑郁或焦虑的关系中起中介 作用（H2）。 此外，手机成瘾诱发抑郁、焦虑情绪的中介机制 可能存在个体差异，即手机成瘾、非理性拖延与焦 虑、抑郁的关系可能因人而异。因此，有必要引入个 体特质变量（如正念），探讨个体特质在上述中介模 型中的调节作用，以此揭示手机成瘾、非理性拖延何 时影响抑郁和焦虑情绪的问题。正念是一种有意 识、不批判的方式将注意集中于此时此刻[16] ，它是其 他风险因素诱发个体情绪适应问题的重要缓冲因 素，即较高的正念能够降低其他风险因素诱发个体 情绪适应问题的风险[17] 。研究发现与正念水平较低 的个体相比，高正念个体更容易将注意力集中在当 下的任务上，这有助于促进个体对风险因素做出适 应性的抽离、客观化的体验与包容性的接纳，并因此 降低风险因素的潜在消极影响[9] 。且有研究证实正 念能够在手机成瘾、

被动性社交网站使用与个体心 理社会适应（睡眠质量、抑郁情绪）之间的关系中起 调节作用[9，17] 。因此，本研究拟探讨正念在手机成 瘾、非理性拖延与抑郁、焦虑关系中的调节作用，以 此揭示手机成瘾、非理性拖延与焦虑、抑郁关系的个 体差异，并假设手机成瘾和非理性拖延更容易诱发 低正念个体的抑郁和焦虑情绪（H3）。 综上所述，本研究拟构建有调节的中介模型，考 察手机成瘾与抑郁、焦虑情绪的关系，并在此基础上 考察非理性拖延的中介作用和正念的调节作用。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采用方便取样法，以班级为单位对764名初中 生进行团体施测。所有被试在30分钟内完成所有 问卷。男生399人（52.2%），女生365人（47.8%），所 有被试年龄处于11-15岁之间，平均年龄为12.92岁。 初一年级344人（45%），初二年级284人（37.2%），初 三年级136人（17.8%）。所有被试手机使用年数处 于 1-10 之间(SD=1.808)，平均每天手机使用时间为 10-600分钟(SD=50.342)。 1.2

工具 1.2.1 手机成瘾 采用Leung编制的手机成瘾指数 量表（Mobile phone addiction index,

MPAI）对被试的 手机成瘾情况进行测量[18] 。该量表共有17个题项， 所有项目均采取1-5五点计分，得分越高表明个体 手机成瘾的倾向越高。本研究中该量表的 Cron⁃ bach’s α系数为0.90。 1.2.2 非理性拖延问卷 采用连帅磊等人修订的 非理性拖延行为问卷(Irrational

Procrastination Scale，简称IPS)对被试的拖延行为进行评估[3] 。该量表共 包含9个项目，所有项目均采用1-5五级评分，将所 有项目得分相加即为被试在该量表上的得分，得分 越高表明个体拖延行为出现的频率也越高。本研究 中该问卷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72。

1.2.3 抑郁-焦虑-压力量表 采用龚栩和谢熹瑶 修订的抑郁-焦虑-压力量表简体中文版（21-item versions of Depression Anxiety Stress Scales, DASS21）中的抑郁分量表和焦虑分量表对被试的抑郁、焦 虑情绪进行评估[19] 。抑郁分量表和焦虑分量表各包 含 7 个项目，采用 0-3 四级评分，分数越高，表明抑 郁或焦虑情绪越严重。在本研究中抑郁分量表和焦

虑分量表的Cronbach’s α系数分别为0.86，0.82。 1.2.4 正念量表 采用刘庆奇等修订的儿童青少 年正念量表对被试的正念水平进行评估[9] 。该问卷 共包含 10 个项目，所有项目均采用 0-4 五点计分， 所有项目得分相加求平均即为被试的正念得分，分 数越高，被试的正念水平越高。本研究中该问卷的 Cronbach’s α系数为0.83。此外，手机成瘾与正念的乘积项对抑郁的预测 作用显著，而对焦虑的预测作用不显著，即正念能够 调节手机成瘾对抑郁情绪的直接预测作用而不能调 节手机成瘾对焦虑情绪的直接预测作用。非理性拖 延与正念的乘积项对抑郁和焦虑的预测作用均显 著，即非理性拖延在手机成瘾与抑郁情绪或焦虑情 绪之间的中介作用均会受到正念的调节。以正念得 分高于平均数一个标准差为高分组，低于平均数减 一个标准差为低分组。简单斜率分析表明，与高正 念的个体相比，手机成瘾更容易诱发低正念个体的 抑郁情绪（simple slope 高=-0.073，t=-1.124，P>0.05; simple

slope 低=0.630，t=6.524，P< 0.001）情绪。非理性拖延在手机成瘾与抑郁情绪或 焦虑情绪关系中的间接效应在低正念群体中更加显 著（见表3）。 3 讨 论 相关分析结果表明，手机成瘾与非理性拖延、抑 郁、焦虑情绪均呈显著正相关，这一结果表明手机已 经成为互联网时代的一把“双刃剑”，虽然其能够为 人们的工作或生活带来诸多便利，极大地提升了人 们人际沟通及信息获取的效率，但不恰当或过度的 手机使用不仅会诱发个体的行为适应问题，如非理 性拖延行为[3] ，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个体的情绪 适应不良，如抑郁、焦虑等情绪问题[7-9] 。此外，非理 性拖延与抑郁及焦虑情绪均呈显著正相关，表明非 理性拖延行为作为一种外化行为问题可能是诱发个 体内化问题的潜在风险因素[15] 。未来研究有必要对 非理性拖延行为与个体情绪适应问题的关系及内在 作用机制展开深入探讨。 中介效应分析结果表明，手机成瘾不仅能够直 接预测个体的抑郁及焦虑情绪，而且能够通过非理 性拖延行为的中介作用间接预测个体的抑郁及焦虑 情绪。以往研究发现手机成瘾伴随的不分时间、场 合的无节制的手机使用会占用面对面人际互动的时 间，导致人际适应不良，并因此诱发个体抑郁、焦虑 等消极情绪[7] 。非理性拖延的中介作用结果表明非 理性拖延

行为作为手机成瘾所诱发的外化行为问题 是手机成瘾诱发个体情绪适应问题的重要桥梁，是 揭示手机成瘾诱发内化问题的内在机制重要视角。 这一结果也表明手机成瘾伴随的个体无节制的手机 使用行为还可能会阻碍个体计划行为的实施，致使 个体产生非理性拖延等行为适应不良，并因此诱发 个体的抑郁和焦虑情绪。以往研究认为手机作为信 息科技发展的产物，其便携性和功能多样化等特点 为人们营造了一个极具吸引力的技术生态环境，使得个体不易将自己的注意力独立于手机之外，进而 降低了个体对计划行为的注意监控能力，导致个体 的注意焦点脱离计划目标行为，并因此不利于计划 行为的顺利实施而导致非理性拖延[3] 。手机成瘾所 诱发的非理性拖延行为也会增加个体的消极情绪体 验。长期的非理性拖延行为会降低个体的自我效能 感，并诱发一系列不健康行为[12] ，使个体陷入外化行

为问题的泥潭不能自拔，并因此诱发个体的消极情 绪。另一方面，长期的非理性拖延行为意味着大量 计划任务被堆积，这将诱发个体的挫败感和无助感， 并因此增加个体产生消极情绪的风险。 此外，本研究还发现手机成瘾、非理性拖延和抑 郁或焦虑构成的中介模型存在个体差异。具体而 言，手机成瘾与抑郁的关系受到正念的调节；非理性 拖延行为与抑郁和焦虑的关系均会受到正念的调 节。即与正念水平较高的个体相比，手机成瘾更容 易诱发低正念个体的抑郁情绪，非理性拖延行为更 容易诱发低正念个体的抑郁、焦虑情绪。这表明正 念作为一种积极的人格特质能够在手机成瘾、非理 性拖延等非适应性因素诱发个体消极情绪的过程中 起缓冲作用[17，9] 。以往研究认为正念是个体心理健 康发展的重要保护性因素，尤其是对个体的情绪适 应具有积极意义，它不仅能够缓解抑郁等消极情绪， 而且能够促进个体幸福感的提升[21，22] 。研究还指出 “接纳”和“不评判”是正念对个体情绪健康起促进和 改善作用的核心要素[23，16] 。首先，从“接纳”的视角 来看，正念高的个体更容易对自身的身心状态持接 纳而非回避或压抑的态度，这不仅有助于个体客观 认知自身状态，而且有助于个体从消极的经历或体 验中抽离，降低个体产生消极情绪的可能性[24，25] 。

其次，从“不评判”的角度来看，正念高的个体更容易 不带任何可能的主观评价（无论是好是坏、积极或消 极、值得或不值等），完全接纳自己的处境或状态，即 使个体卷入手机成瘾、非理性拖延行为的泥潭，也能 够坦然接纳这种状态，将自己的注意力集中到当下 正在做的事情上，不反刍、不懊悔。这不仅有助于个 体从手机成瘾或非理性拖延所诱发的恶性循环中走 出，而且有利于缓解个体的消极体验。这一结果也 支持了正念的再感知模型，即高正念个体更容易对 消极的经历或体验进行积极的“再感知”，以发现消 极的经历或体验背后的积极意义，从而改善个体情 绪[26] 。因此，正念能够稀释手机成瘾和非理性拖延 对个体消极情绪的诱发作用。此外，本研究也发现， 正念在手机成瘾与焦虑情绪之间的调节作用不显 著。这可能是因为与抑郁情绪相比，焦虑情绪更具 有弥漫性、渗透性和不可控性，且带有更多的生理反 应，如紧张，心跳加速等[27] ，这使得正念的调节效应 受到了抑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