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6月2日发(作者：劳丹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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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家鼐家族在上海

作者：宋路霞

来源：《财富堂》2011年第12期

近代上海有若干个安徽籍的大家族驻足，除李鸿章家族、段祺瑞家族、周馥家族外，还有

一个孙家鼐家族。光绪帝师孙家鼐(1827－1909)是安徽寿州人，咸丰状元、京师大学堂(北京大

学前身)的创办人……他本人没来过上海，可是其侄子、侄孙却大举进军上海滩——创办了中

国第一家面粉厂；参与创办了中国银行；南下香港创办面粉工业……一不小心，还营造了一个

“国共合作”式的大家庭。

阜丰里——大上海的“寿州部落”

苏州河进入上海市区后，一路上曲曲弯弯，勾勒出许多美丽的三角洲。靠近恒丰路桥的是

面积最大的一处，两面临水，一面临街，莫干山路从中间穿过。尽管如今杂草丛生，瓦砾遍

地，几栋百年老厂房正在等待新一轮开发，但它在中国工业史上却占有重要地位，中国第一家

面粉厂——阜丰面粉厂就诞生在这里。

数年前笔者来此采访，想不到竟走进一个“寿州部落”。工厂门卫是寿州口音，商店营业员

是寿州口音，小饭馆老板也是寿州口音，住在工厂隔壁阜丰里和“三十间”的几乎全是寿州人。

厂区和生活区方圆几十亩地，寿州话大行其道……原来，当年孙家来上海办厂并不在上海招

工，而是把寿州老家的穷亲戚、富朋友，一拨一拨地带来上海，久而久之沾亲带故、投亲靠友

的都来了。这个厂最兴旺的时候有2000名职工，寿州人占三分之二。百年来，老工人退休了

儿子顶替，儿子老了孙子顶替……不少家庭三代都在阜丰厂工作。这个厂像个小社会，办了两

所职工子弟小学和一所职工医院，凡本厂职工孩子读书、治病一律免费；弄堂口的老虎灶免费

供应开水；家里来了客人可以到厂食堂打菜；到了冬天，厂里会拉来一卡车木柴往弄堂口一

倒，供各家取暖……

改革开放后，有本事的年轻人都“飞”走了，老人们还守着阜丰里，操着乡音，一脸的沧

桑……近几年，工厂也“飞”走了，空旷的三角洲上，只剩几栋拆空的老厂房，倔强地与对岸的

中远两湾城对视。

创业——晚清“富三代”的大手笔

孙家原本书香门第，孙家鼐的曾祖孙士谦是乾隆年间的刑部郎中，其祖父孙克伟是贡生，

其父亲孙崇祖是池州府的教谕。他父亲治家极严，要五个儿子都读书做官，总算天如人愿，于

是寿州状元府就有了对联：“一门三进士；五子四登科”。后来不知哪位酸秀才又给续了个“尾

巴”，那对联就成了“一门三进士三不进士；五子四登科四未登科”。仔细一算，倒也不假，孙

家鼐五兄弟中孙家泽、孙家铎、孙家鼐都是进士，而老三孙家怿不是进士，故云“三不进士”。

老四孙家丞未举孝廉，故云“四未登科”。毕竟读书有出息，他们五兄弟竟有四个在朝廷任侍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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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孙家泽是礼部侍郎、孙家铎是户部侍郎、孙家怿是工部侍郎、孙家丞是吏部侍郎，最小的

孙家鼐却做到了“正部长级”：工部尚书、礼部尚书、吏部尚书，还是晚清第一任管学大臣、光

绪帝师。

俗话说“伴君如伴虎”。孙家鼐深知政潮之险恶，不主张后代从政，因此他的两个儿子都成

了中医。他这一支都远离了政坛，只有一个人与政界搭了点边，就是他的曾孙女孙琪方，嫁给

孔子的第77世孙孔德成(世袭衍圣公)，孔德成后来在台湾当了考试院院长。

孙家在上海呼风唤雨的，最初是孙家鼐的两个侄孙即孙多鑫(1865－1906)、孙多森(1867－

1919)兄弟，他们靠着家族的势力，原本在北方都有官职，吃穿不愁，但是受了外公、母亲和

舅舅的影响，决定弃官从商，自己创业。他们的外公是李翰章(李鸿章的大哥、官至两广总

督)，母亲是李翰章的二小姐，二舅舅是李翰章的二儿子李经楚是交通银行第一任总裁。

老外公李翰章是个理财能手，曾把他们带到两广总督衙门里生活。广州五方杂处的商业环

境，给孙家兄弟带来了活跃的商业细胞，他们后来办盐业、办面粉厂、办银行，步步得发，竟

带出一个孙氏家族实业集团，使孙家从一个官宦型大家族变成了一个实业型大家族。

孙家的企业后来在大江南北遍地开花，先后创办和投资了几十家企业，涉及面粉、水泥、

纺织、金融多种门类，其中有河南新乡通丰面粉厂、山东济宁济丰面粉厂、哈尔滨滨丰面粉

厂、上海信大面粉厂、通益精盐公司、通森采木公司；租办了无锡泰隆面粉厂、上海裕通面粉

厂、上海祥新面粉厂、上海长丰面粉厂；另外还投资通惠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实业银行、

耀华玻璃厂、江南水泥公司等等，成为一个实力雄厚的家族财团。

但是开办最早、最著名的还是阜丰面粉厂。

“老车牌”——大举推进上海滩

阜丰面粉厂最早的商标叫“老车牌”，那是为了纪念他们的祖先，当年是推着一辆小车从山

东逃难到安徽的。十年前笔者到安徽寿州寻访孙家遗迹，在濒临倒塌的孙家祠堂前，还隐约看

见墙上画的那辆小车。

孙多鑫、孙多森兄弟原先到扬州办盐，他们向姑父何维健(扬州何园的主人、何祚庥院士

的曾祖)租用盐票(清延颁发的经营和运输食盐的执照)，从事食盐运输，利润十分惊人。可是也

有很大危险，尤其是长途运盐，常遭土匪抢劫，地方政府也无法制止，久而久之，他们决定改

图他业。他们发现扬州大街小巷面馆林立，面粉的销路非常大，尽管进口洋面粉的售价很高，

是中国土制面粉的4倍，但糕点店、面馆都乐于采用洋面粉。洋面粉每包40斤，售价1.60元

至1.80元；而国产土制面粉每袋180斤，售价不过1.90元至2元，洋面粉的利润之大可以想

见。

他们又打听到，当时只有英国人在上海办的增裕面粉厂能生产机制面粉，于是派老管家宁

钰亭前去打探。到增裕面粉厂时，该厂也是刚刚建成，正在试机出粉，他们采用进口小麦，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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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较高。宁钰亭请求用国产小麦试磨面粉，以便分析研究，并在扬州买了300石小麦运沪交增

裕面粉厂代为加工。宁钰亭在该厂呆了两天一夜，详细了解了情况，亲见国产小麦的出粉率约

合八成，粉色较进口小麦无大差别，只是粉质较潮，可能与小麦原料潮湿有关。结算一下成

本，可净赚320余元。本轻利厚，舍我其谁?孙氏兄弟决心创办一座中国人自己的面粉厂。

1898年，他们在苏州河边购得了30亩地作为建厂基地，又在北京东路租得一幢楼房办

公，大胆地上马了。孙多鑫亲自远涉重洋，到法国和美国考察磨面机器的性能，订购机器，随

行翻译是颜子庆(仙山)先生，即我国外交界前辈颜惠庆先生的长兄。在美国购买机器期间，得

到了时在美国读书的施肇祥先生(著名外交家施肇基的兄弟)的大力帮助。孙多鑫得知施肇祥尚

未成家，遂将妹妹介绍给他。后来施肇祥的女儿施智元又嫁给了孙多鑫的儿子孙璧微，成了孙

多鑫的儿媳妇。老派^讲究亲上加亲，肥水也就不会外流了。

1899年，孙多鑫花2.2万美元(当时约合5万两白银)订购的美商爱立斯厂的机器运抵上

海，厂房也建造了。1899年年底机器安装完毕，共有24英寸、76英寸的钢磨16部，昼夜生

产，可产面粉2500包，于1900年正式投产，1904年又增加一倍设备，每昼夜可产面粉5000

包。由于孙家的面粉质量、色泽与洋面粉不相上下，而每包的价格只售1.20元至1.40元，比

洋面粉便宜得多，很快赢得了市场，大获其利。当初投资30万元，到1920年，工厂资本已升

值为100万元。1927年又建新车间；1929年再建新车间；1932年再新添40英寸的钢磨39

部，至1936年，资本已升至300万元，日产面粉达2.6万包，成为当时中国最大的面粉厂。

暗算——孙多森“摆平”中国银行

孙家兄弟办面粉厂大获成功后，继而投资金融业。中国银行1912年8月正式成立，孙多

森积极参与了该行的筹办，并出任第一任总裁。这期间，他解决了该行的一个关键问题，即大

清银行中的商股问题。

中国银行的前身是晚清政府的大清银行，然而该银行并非完全的国家资本，而是有一半民

间资本(即商股)。辛亥革命推翻了大清王朝，大清银行自然随之垮台，其中的官股部分由民国

政府接收毫无问题，但其中的商股怎么办?新生的民国政府起初并不知道还有500万商股的问

题，于是引起大清银行股东们的巨大恐慌。当时孙氏家族及他们的亲戚中，很多人都是大清银

行的股东，手里捏着大把的股票，眼看有变成废纸的危险。这时股东们成立了一个商股联合

会，选出代表去南京，向孙中山先生呈文，请求不要将大清银行没收，而建议改组为中国银

行，保留商股，继续营业，于国于民都有利。主要代表叫何世模，是孙多森的表侄，何维健的

孙子，凡事均与孙多森商量。

当时的南京政府恰逢最最缺钱的时候，因要对付北方的袁世凯，在长江一线集结了大批部

队，需要庞大的军费开支。而民国初立，银行和税收机构均未就绪，致使军饷无着，每天到陆

军部催讨军饷的人有数十拨，急得陆军总长黄兴吐血，孙中山先生也不得不亲自设法借款……

在这种情况下，大清银行商股联合会的请求很快就被批准了，中国银行上海分行很快开业。可

是孙中山先生这个临时大总统仅当了一个多月就辞职了。还好，袁世凯继任后并不推翻前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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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可“改组”计划，但新上任的财政总长熊希龄不买“商股”的账，他要把商股的股本全部转成存

款存入中行。这么一来，中国银行就要变成一个无股本的银行，因为原先的500万官股已经耗

尽，再去掉500万商股，银行的信誉和生存都成问题了。自然，熊希龄的决定引起一场轩然大

波。

这时候孙多森开始暗中活动。由于家族背景的关系，他在政界和商界都有一定的影响力。

辛亥革命时他曾作为清廷内阁的代表之一，随唐绍仪在上海参加南北议和。他坚决支持商股们

的立场，多次暗中为何世模出谋划策，并向北京的实权人物传递信息、施加影响。在亲戚周学

熙即将继任新财长时，抓住时机向周学熙申明利害，促其抛弃熊希龄的决定。待周学熙正式上

任时，何世模等旧议重提，周学熙就“体恤民情”，顺水推舟，做出了“如有股东不愿改换存

单，仍愿改换中国银行股票者，亦听其便”的决定，终于使这一悬案得到解决，中国银行方才

站住了脚跟。

好险——中孚银行的大风大浪

现在外滩滇池路上的中国建设银行上海分行大厦，原是中孚银行的老房子。中孚银行是孙

家的家族银行，1916年由孙多森牵头创办，资本200万元，最初有一部分官股和商股，后来

孙家把绝大部分股份陆续买下来，变成孙氏一家的了。中孚银行总行原设于天津北马路(即天

津中国银行旧址)，1929年迁到上海。孙多森1919年病故后，家族事业的担子主要落在其弟孙

多钰身上。孙多钰继任中孚银行总经理，孙元方是中孚银行上海分行经理。

中孚银行曾经非常风光，有钞票发行权，在各地建立了很多分行，大大促进了孙家事业在

各地的发展，尤其在上海和武汉各以60万元建起了中孚银行大厦，轰动一时。但是上海分行

由于用人不当，曾掀起轩然大波。

1925年，当时的沪行副经理谢芝庭长期瞒着经理孙元方做外汇投机生意，亏累已多。天

津总行接到上海行员的密报，曾两次派员到沪查账，但谢芝庭设法迷惑孙元方，使之对其盲目

信任，拒绝总行查账。总经理孙多钰为此曾亲自到上海查询，由于孙多焱的袒护，亦未能深

究。后来谢芝庭亏累实在太多，无法弥补了，竟然避不到行，这才引起注意，调查下来，亏累

竟达200万元之巨，上海分行大有倒闭之虞。孙元方大惊，急电总行，请示办法。孙多钰也吃

惊不小，他力挽狂澜，即刻向孙家各房发出指示，中孚是孙家的金融根子，必须由各房齐心协

力，共挽危局。他再次南下“救火”，召集各房负责人会议，决定由天津总行调拨100万元到

沪，成立协孚房产公司，由各房立凑现金60万元，交上海中孚作为购买协孚股份的资金；其

余40万由上海分行偿付。由于孙氏家族有很强的凝聚力，危难时刻同舟共济，中孚上海分行

总算度过难关。

俗话说“恶有恶报”。谢芝庭在汪伪时期一心投伪，准备出任中储银行要职，就在他去南京

就职的前一天晚上，被戴笠手下的军统特务在大都会舞厅门口，一枪击毙。

传奇——东亚第一麦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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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家人受洋务大潮影响，不仅办实业有办法，对子女的教育也颇新潮，很早就把孩子送出

去留洋，不能留洋的也尽可能进教会学校，以求“新学”。1900年前后，孙氏家族已有12个子

弟赴美留学，去的时侯还扎着辫子，回来时已是西装革履，金丝眼镜了，他们是：孙多钰、孙

多堃、孙元方、孙季方、孙煜方、孙豫方、孙震方、孙启方……那时从上海到美国，海上要漂

泊两个月，乡关万里，语言不通，生活习惯也大异，一般市民皆视为畏途。但孙氏家族从长远

利益考虑，较早地与“国际接轨”了。孙震方出去的时候才16岁，孙季方和孙煜方17岁，孙多

堃只有12岁。可惜孙多堃学业未成就病逝他乡了。

1930年出任阜丰面粉厂厂长的孙伯群(煜方)，是孙家“方”字辈中较突出的一位。他赴美留

学10年，与胡适、赵元任、秉东山是同学，于美国康奈尔大学铁路工程专业毕业，1918年回

国后，在平绥铁路(张家口至平地泉路段)任工程师，是詹天佑的部下。1930年回上海担任阜丰

面粉厂厂长，使该厂又上了一个台阶。该厂的“远东第一麦仓”和三车间(设备最先进的一个车

间)以及厂职工子弟小学、厂职工医院，均是在他当家期间建立的。

号称“东亚第一麦仓”的自动化圆筒麦仓建于1936年，采用进口先进设备和最新技术，有

储存、烘干、清洗、筛选、传送等功能，无论规模还是功能，均是当时的亚洲第一。孙伯群是

工程技术人员出身，干工程是内行，在麦仓施工的时候，他生怕施工方偷工减料或不按夫见程

操作，急需一个负责任的监工。正好当时从寿州老家来了一个亲戚，一脸愁苦，请他救命。原

来这个亲戚在老家牵涉了一件案子，自己无法了结了，跑到上海想躲起来。孙伯群对他说：

“好汉做事好汉当嘛，躲是躲不过去的，你跑到天边人家也会追来。但是，如果你肯为我卖

命，我可以救你一命。”那亲戚自然磕头如捣蒜。于是孙伯群拿出一笔钱，帮他把老家的事情

摆平，然后任命他为施工总监督。那亲戚感恩戴德不迭，唯恐办事不周，吃饭睡觉都在工地

上，整天在工地上转，把麦仓视为自己的命根子，一心要报答孙伯群的救命之恩。

可是这个麦仓造得实在太结实了，不仅地基打得牢，各种材料也都是实打实，以至于七十

年后厂子搬迁了，这个麦仓没用了，要拆除时，有关部门用现代爆破技术炸了三次，才算把它

炸倒。笔者曾到现场，亲眼目睹了第二次爆破的情形，只见一串巨响之后，浓烟滚滚，飞沙走

石。阜丰里、“三十间”及单身宿舍里的“老阜丰”们，全都跑出来观看，而耸立了七十年的“东

亚第一麦仓”，仅仅欠了欠身而已。

范园——孙伯群无奈拜“老头儿”

那时候世面很乱，有钱人家常遭土匪绑票。孙家有这么大的面粉厂及银行，自是树大招

风。一天清晨，孙伯群的大儿子孙以晨从厂里“小洋楼”(孙伯群在厂里的住宅)出发去学校，在

莫干山路昌化路口不幸遭两匪徒绑票，全家急成一团。绑匪传过话来，索要巨款。孙伯群害怕

撕票，没敢报告巡捕房，但又拿不出巨款，急得六神无主。这时有人打探到了消息，说此事与

青帮有关。

那时孙伯群的父亲孙多巘和他家的女眷住在华山路范园，隔壁的一幢洋房里正好住着一个

青帮头子，是杜月笙的师傅，名叫张镜湖，黑道上叫他“老头子”。此人在江南和长江一线势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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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大，手下徒弟无数，但他手下的门徒干了坏事也未必件件都让他知道。孙家只好抱着一线希

望，备了厚礼去求“老头子”。孰料张镜湖倒也买孙家的面子，但有一个条件：要孙伯群去给他

磕个头。这个条件实际上并不简单，那时候给他这样的人磕了头，就等于是拜师，等于加入了

青帮，然而孙氏家训里是不许子孙加入黑社会的。但眼下要救儿子，孙伯群也毫无其他办法。

这个头一磕，儿子果真就回来了，一个钱也没花。

可是孙伯群从此就无法摆脱与黑社会的干系，尽管他仍干他的厂长，并不管黑道白道的

事，但到了50年代要他交代问题时，“青帮”就是其中一条，这是他一生都无法抹去的遗憾。

怪哉——“国共合作”式的大家庭

孙家原本是封建大家庭，后代筹办面粉业和金融业，与国共两党都没有渊源。但是抗战中

出于抗日救国，孙伯群与中共地下党组织有了交往，与之常联系的是中共老党员徐明诚、俞守

中、刘人寿(化名李清风)、吴道彰(化名何炳欣)，那时他们的公开身份是国民政府“国际问题研

究所”和“新亚通讯社”成员，是抗日的地下组织，而他们同时又是中共地下党安插在国民党系

统中的地下人员，因而具有双重的“地下”性质。1945年日本人投降后，孙伯群还得到过蒋介石

的嘉奖。因为根据俞守中的意见，他们需要一部电台，孙伯群就特意从美国进口了一部电台，

由地下党员吴道彰任发报员，电台就安置在孙伯群家中，一切由孙伯群掩护。后来孙伯群将电

台捐给“新亚通讯社”，成为该社的董事长。按说，孙伯群为抗日也做过不小贡献，但是后来这

些事被弄得很复杂。解放初，新亚通讯社并入文汇报，孙伯群也就成了文汇报的股东，此乃后

话。

孙伯群的大女儿孙以敏是1946年入党的中共地下党员，积极领导沪江大学的学生运动。

有一天，该校校长凌宪扬跑到孙家，告诉孙伯群：“你家大小姐的名字上了黑名单了!”凌宪扬

也是留美学生，与孙伯群是朋友，特来通风报信。这时地下党组织也得到消息，通知孙以敏暂

离上海，孙以敏到苏州乡下躲了一阵，方才逃过一劫。

同是一家人，也有的走了不同的路。当年被老爸忍辱负重救出来的孙以晨，原先在持志大

学读书，抗战中要求上前线，于是去了重庆，是黄埔军校18期学员，毕业后进空军航校，被

送到美国培训，回来参加过对日作战，解放前夕随国民党部队去了台湾。

20世纪60年代初蒋介石叫嚣反攻大陆时，屡次派出U2高空侦察机，深入大陆侦察，屡

次被击落，后来又派出超低空P2V侦察机。这种侦察机中队是个独立中队，又叫“蝙蝠中队”，

因为他们总在夜间飞行，直接受国民党军方高层指挥。孙以晨就是这个中队的队长，上校军

衔，他驾驶P2V数次在夜间往返大陆均无事，然而最后一次碰上了对手。我军北海舰队航空

兵副司令陈士珍发明了新招，从上空投下12枚照明弹，使超低空飞行的孙以晨暴露在光天化

日之下，被歼击机三次击中，在山东境内被击成碎片。机上共有13人，除11名中国人外，还

有2名美国人。改革开放后两岸可以走动了，孙以晨的遗属到山东寻找丈夫遗体，自然不会有

结果，只好对着空山祭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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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伯群的小儿了孙以靖(汉德)也是国民党的人，当年因大嫂有了身孕，他因送她去台湾而

留在了那里，后来进黄埔军校二十四期，由于枪法好，被孙立人将军看中，任命为卫士长，后

来又被“经济部长”江杓相中，从孙立人那里“挖”了过去，孙以靖遂脱下军装，为他后来从商打

下了基础。大陆改革开放后，他经常往返两岸之间，成了活跃的商界老板。

这种“国共合作”式的家庭生活，真不知当初是如何协调的。

总之，最倒霉的除了孙以晨，还有他们的老爸孙伯群。孙伯群解放后并未因电台并入文汇

报而一身轻松，相反却被打成反革命分子，关踺问题是“国际问题研究所”和“新亚通讯社”的真

实面目，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被弄成一笔糊涂账，与“潘杨冤案”有关。孙伯群去送去劳动

改造，其他子女也受到牵连。他的二儿子孙以询原在北京第一坦克兵学校当教员，即刻被复员

回家；二女儿孙以祁在北京公安部工作，被转业到地质部；小女儿孙以褴是抗美援朝时参军的

干部，也复员到地方。

更不可思议的还有孙锡三的两个儿子孙以萱和孙以芗兄弟。1949年，他们原本要一起出

国留学，临行前其母考虑小儿子孙以芗年纪还轻，于是留在了上海。可是一年后形势变了，想

走都走不成。不久抗美援朝爆发，孙以芗报名参军，开赴前线，由于外语好，被安排做翻译。

想不到已经到了美国的孙以萱，神使鬼差地当了兵，而且也被派到朝鲜战场。他们两兄弟隔着

一条“三八线”，都在军中做翻译，两边营垒互打心理战的宣传稿，有些就出自他们兄弟之手。

若干年后他们都已白发苍苍，相聚时回忆往事，发现当年的营地相距并不很远……

玩票——孙多褆“戏弄”梅兰芳

孙多褆是孙家鼐的大哥孙家泽的孙子，曾在天津、上海和扬州当盐务官，手里有钱，与地

方实力派卢永祥、何丰林、陈调元均为把兄弟，生平最大的嗜好是“票”戏。他家住在巨鹿路安

丰里，那是自己造的一条不长的里弄，弄堂房子出租，自家住在弄堂口的三层洋房里。抗战

前，他收留了十几名京剧界的老艺人，其中有陈桐云(荀慧生的开蒙老师)、周三元(与杨小楼配

过戏)、朱琴心(曾号称第五大名旦)、孙老元(当年谭鑫培的胡琴师)、程君谋(程之的父亲，与荀

慧生配戏)、瑞德宝(旗人老伶工，武功好手，谭鑫培的搭档)等等。他家楼下大客厅，也变成了

票友活动场所，每天晚上吹拉弹唱，锣鼓铿锵、名票进出……

孙多褆行三，人称孙三爷，生性喜欢开玩笑，喜欢挖苦人。他早年在北京时就捧梅兰芳，

梅兰芳称之“三老爷子”，他们相识比冯六爷(中国银行总裁冯耿光)还早些。两人都到上海后也

经常来往，高兴时还同台演戏。

有一年内地发大水，上海演艺界举行义演救济灾民，梅兰芳决定在兰心大戏院上演《苏三

起解》，他演苏三，要孙三爷当个配角小花脸，出饰押解苏三的狱卒。演出开始后两人一搭一

档，一老一少，唱得挺来劲。谁知这孙三爷“发噱”的念头又上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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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三叫狱卒顺便问问过路的人，有没有从南京来的，有没有在南京见过王金宝的人，这时

狱卒有几句对白，原本应该是：“苏三呀苏三，你可真有良心呵，都这个时候了(指身陷牢狱)，

还念记着你那三哥哥!”可是台词到了孙多褆嘴里，就变成“都到这时候了，还念记着你那三哥

哥和你那六哥哥呀!”嘴里说着，手还顺势往台下一指，台下顿时哄堂大笑。冯耿光先生行六，

此时正坐在台下第三排，玩笑开到他身上，自然有些坐不住了。那天他身边正坐着孙多裎的堂

兄孙多巘(也是名票)，就对孙多巘说：“他……他怎么这么说?他下面还要说什么?”孙多巘也是

大少爷一个，谁的账都不买，正看得有劲，冯六爷在一边嚷嚷，不耐烦了：“他说什么，我怎

么知道?!”弄得冯六爷好一阵尴尬。台上的梅兰芳毕竟正在演出，也知道孙多巘的脾性，虽然

没说什么，但心里总是不高兴，觉得即便是义演，《苏三起解》是场苦戏，弄得个满堂哄笑成

何体统?那天到场看戏的人，无不记住了这个有趣的细节，成为一时笑谈。

孙多褆一家都是票友，最有名的是大儿子孙养农，余派老生，50年代初去香港教戏，与

孟小冬是好友，晚年写或一书《谈余叔岩》，在香港出版，风行一时，被视为研究余叔岩最重

要的资料。

2024年6月2日发(作者：劳丹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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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家鼐家族在上海

作者：宋路霞

来源：《财富堂》2011年第12期

近代上海有若干个安徽籍的大家族驻足，除李鸿章家族、段祺瑞家族、周馥家族外，还有

一个孙家鼐家族。光绪帝师孙家鼐(1827－1909)是安徽寿州人，咸丰状元、京师大学堂(北京大

学前身)的创办人……他本人没来过上海，可是其侄子、侄孙却大举进军上海滩——创办了中

国第一家面粉厂；参与创办了中国银行；南下香港创办面粉工业……一不小心，还营造了一个

“国共合作”式的大家庭。

阜丰里——大上海的“寿州部落”

苏州河进入上海市区后，一路上曲曲弯弯，勾勒出许多美丽的三角洲。靠近恒丰路桥的是

面积最大的一处，两面临水，一面临街，莫干山路从中间穿过。尽管如今杂草丛生，瓦砾遍

地，几栋百年老厂房正在等待新一轮开发，但它在中国工业史上却占有重要地位，中国第一家

面粉厂——阜丰面粉厂就诞生在这里。

数年前笔者来此采访，想不到竟走进一个“寿州部落”。工厂门卫是寿州口音，商店营业员

是寿州口音，小饭馆老板也是寿州口音，住在工厂隔壁阜丰里和“三十间”的几乎全是寿州人。

厂区和生活区方圆几十亩地，寿州话大行其道……原来，当年孙家来上海办厂并不在上海招

工，而是把寿州老家的穷亲戚、富朋友，一拨一拨地带来上海，久而久之沾亲带故、投亲靠友

的都来了。这个厂最兴旺的时候有2000名职工，寿州人占三分之二。百年来，老工人退休了

儿子顶替，儿子老了孙子顶替……不少家庭三代都在阜丰厂工作。这个厂像个小社会，办了两

所职工子弟小学和一所职工医院，凡本厂职工孩子读书、治病一律免费；弄堂口的老虎灶免费

供应开水；家里来了客人可以到厂食堂打菜；到了冬天，厂里会拉来一卡车木柴往弄堂口一

倒，供各家取暖……

改革开放后，有本事的年轻人都“飞”走了，老人们还守着阜丰里，操着乡音，一脸的沧

桑……近几年，工厂也“飞”走了，空旷的三角洲上，只剩几栋拆空的老厂房，倔强地与对岸的

中远两湾城对视。

创业——晚清“富三代”的大手笔

孙家原本书香门第，孙家鼐的曾祖孙士谦是乾隆年间的刑部郎中，其祖父孙克伟是贡生，

其父亲孙崇祖是池州府的教谕。他父亲治家极严，要五个儿子都读书做官，总算天如人愿，于

是寿州状元府就有了对联：“一门三进士；五子四登科”。后来不知哪位酸秀才又给续了个“尾

巴”，那对联就成了“一门三进士三不进士；五子四登科四未登科”。仔细一算，倒也不假，孙

家鼐五兄弟中孙家泽、孙家铎、孙家鼐都是进士，而老三孙家怿不是进士，故云“三不进士”。

老四孙家丞未举孝廉，故云“四未登科”。毕竟读书有出息，他们五兄弟竟有四个在朝廷任侍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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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孙家泽是礼部侍郎、孙家铎是户部侍郎、孙家怿是工部侍郎、孙家丞是吏部侍郎，最小的

孙家鼐却做到了“正部长级”：工部尚书、礼部尚书、吏部尚书，还是晚清第一任管学大臣、光

绪帝师。

俗话说“伴君如伴虎”。孙家鼐深知政潮之险恶，不主张后代从政，因此他的两个儿子都成

了中医。他这一支都远离了政坛，只有一个人与政界搭了点边，就是他的曾孙女孙琪方，嫁给

孔子的第77世孙孔德成(世袭衍圣公)，孔德成后来在台湾当了考试院院长。

孙家在上海呼风唤雨的，最初是孙家鼐的两个侄孙即孙多鑫(1865－1906)、孙多森(1867－

1919)兄弟，他们靠着家族的势力，原本在北方都有官职，吃穿不愁，但是受了外公、母亲和

舅舅的影响，决定弃官从商，自己创业。他们的外公是李翰章(李鸿章的大哥、官至两广总

督)，母亲是李翰章的二小姐，二舅舅是李翰章的二儿子李经楚是交通银行第一任总裁。

老外公李翰章是个理财能手，曾把他们带到两广总督衙门里生活。广州五方杂处的商业环

境，给孙家兄弟带来了活跃的商业细胞，他们后来办盐业、办面粉厂、办银行，步步得发，竟

带出一个孙氏家族实业集团，使孙家从一个官宦型大家族变成了一个实业型大家族。

孙家的企业后来在大江南北遍地开花，先后创办和投资了几十家企业，涉及面粉、水泥、

纺织、金融多种门类，其中有河南新乡通丰面粉厂、山东济宁济丰面粉厂、哈尔滨滨丰面粉

厂、上海信大面粉厂、通益精盐公司、通森采木公司；租办了无锡泰隆面粉厂、上海裕通面粉

厂、上海祥新面粉厂、上海长丰面粉厂；另外还投资通惠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实业银行、

耀华玻璃厂、江南水泥公司等等，成为一个实力雄厚的家族财团。

但是开办最早、最著名的还是阜丰面粉厂。

“老车牌”——大举推进上海滩

阜丰面粉厂最早的商标叫“老车牌”，那是为了纪念他们的祖先，当年是推着一辆小车从山

东逃难到安徽的。十年前笔者到安徽寿州寻访孙家遗迹，在濒临倒塌的孙家祠堂前，还隐约看

见墙上画的那辆小车。

孙多鑫、孙多森兄弟原先到扬州办盐，他们向姑父何维健(扬州何园的主人、何祚庥院士

的曾祖)租用盐票(清延颁发的经营和运输食盐的执照)，从事食盐运输，利润十分惊人。可是也

有很大危险，尤其是长途运盐，常遭土匪抢劫，地方政府也无法制止，久而久之，他们决定改

图他业。他们发现扬州大街小巷面馆林立，面粉的销路非常大，尽管进口洋面粉的售价很高，

是中国土制面粉的4倍，但糕点店、面馆都乐于采用洋面粉。洋面粉每包40斤，售价1.60元

至1.80元；而国产土制面粉每袋180斤，售价不过1.90元至2元，洋面粉的利润之大可以想

见。

他们又打听到，当时只有英国人在上海办的增裕面粉厂能生产机制面粉，于是派老管家宁

钰亭前去打探。到增裕面粉厂时，该厂也是刚刚建成，正在试机出粉，他们采用进口小麦，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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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较高。宁钰亭请求用国产小麦试磨面粉，以便分析研究，并在扬州买了300石小麦运沪交增

裕面粉厂代为加工。宁钰亭在该厂呆了两天一夜，详细了解了情况，亲见国产小麦的出粉率约

合八成，粉色较进口小麦无大差别，只是粉质较潮，可能与小麦原料潮湿有关。结算一下成

本，可净赚320余元。本轻利厚，舍我其谁?孙氏兄弟决心创办一座中国人自己的面粉厂。

1898年，他们在苏州河边购得了30亩地作为建厂基地，又在北京东路租得一幢楼房办

公，大胆地上马了。孙多鑫亲自远涉重洋，到法国和美国考察磨面机器的性能，订购机器，随

行翻译是颜子庆(仙山)先生，即我国外交界前辈颜惠庆先生的长兄。在美国购买机器期间，得

到了时在美国读书的施肇祥先生(著名外交家施肇基的兄弟)的大力帮助。孙多鑫得知施肇祥尚

未成家，遂将妹妹介绍给他。后来施肇祥的女儿施智元又嫁给了孙多鑫的儿子孙璧微，成了孙

多鑫的儿媳妇。老派^讲究亲上加亲，肥水也就不会外流了。

1899年，孙多鑫花2.2万美元(当时约合5万两白银)订购的美商爱立斯厂的机器运抵上

海，厂房也建造了。1899年年底机器安装完毕，共有24英寸、76英寸的钢磨16部，昼夜生

产，可产面粉2500包，于1900年正式投产，1904年又增加一倍设备，每昼夜可产面粉5000

包。由于孙家的面粉质量、色泽与洋面粉不相上下，而每包的价格只售1.20元至1.40元，比

洋面粉便宜得多，很快赢得了市场，大获其利。当初投资30万元，到1920年，工厂资本已升

值为100万元。1927年又建新车间；1929年再建新车间；1932年再新添40英寸的钢磨39

部，至1936年，资本已升至300万元，日产面粉达2.6万包，成为当时中国最大的面粉厂。

暗算——孙多森“摆平”中国银行

孙家兄弟办面粉厂大获成功后，继而投资金融业。中国银行1912年8月正式成立，孙多

森积极参与了该行的筹办，并出任第一任总裁。这期间，他解决了该行的一个关键问题，即大

清银行中的商股问题。

中国银行的前身是晚清政府的大清银行，然而该银行并非完全的国家资本，而是有一半民

间资本(即商股)。辛亥革命推翻了大清王朝，大清银行自然随之垮台，其中的官股部分由民国

政府接收毫无问题，但其中的商股怎么办?新生的民国政府起初并不知道还有500万商股的问

题，于是引起大清银行股东们的巨大恐慌。当时孙氏家族及他们的亲戚中，很多人都是大清银

行的股东，手里捏着大把的股票，眼看有变成废纸的危险。这时股东们成立了一个商股联合

会，选出代表去南京，向孙中山先生呈文，请求不要将大清银行没收，而建议改组为中国银

行，保留商股，继续营业，于国于民都有利。主要代表叫何世模，是孙多森的表侄，何维健的

孙子，凡事均与孙多森商量。

当时的南京政府恰逢最最缺钱的时候，因要对付北方的袁世凯，在长江一线集结了大批部

队，需要庞大的军费开支。而民国初立，银行和税收机构均未就绪，致使军饷无着，每天到陆

军部催讨军饷的人有数十拨，急得陆军总长黄兴吐血，孙中山先生也不得不亲自设法借款……

在这种情况下，大清银行商股联合会的请求很快就被批准了，中国银行上海分行很快开业。可

是孙中山先生这个临时大总统仅当了一个多月就辞职了。还好，袁世凯继任后并不推翻前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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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可“改组”计划，但新上任的财政总长熊希龄不买“商股”的账，他要把商股的股本全部转成存

款存入中行。这么一来，中国银行就要变成一个无股本的银行，因为原先的500万官股已经耗

尽，再去掉500万商股，银行的信誉和生存都成问题了。自然，熊希龄的决定引起一场轩然大

波。

这时候孙多森开始暗中活动。由于家族背景的关系，他在政界和商界都有一定的影响力。

辛亥革命时他曾作为清廷内阁的代表之一，随唐绍仪在上海参加南北议和。他坚决支持商股们

的立场，多次暗中为何世模出谋划策，并向北京的实权人物传递信息、施加影响。在亲戚周学

熙即将继任新财长时，抓住时机向周学熙申明利害，促其抛弃熊希龄的决定。待周学熙正式上

任时，何世模等旧议重提，周学熙就“体恤民情”，顺水推舟，做出了“如有股东不愿改换存

单，仍愿改换中国银行股票者，亦听其便”的决定，终于使这一悬案得到解决，中国银行方才

站住了脚跟。

好险——中孚银行的大风大浪

现在外滩滇池路上的中国建设银行上海分行大厦，原是中孚银行的老房子。中孚银行是孙

家的家族银行，1916年由孙多森牵头创办，资本200万元，最初有一部分官股和商股，后来

孙家把绝大部分股份陆续买下来，变成孙氏一家的了。中孚银行总行原设于天津北马路(即天

津中国银行旧址)，1929年迁到上海。孙多森1919年病故后，家族事业的担子主要落在其弟孙

多钰身上。孙多钰继任中孚银行总经理，孙元方是中孚银行上海分行经理。

中孚银行曾经非常风光，有钞票发行权，在各地建立了很多分行，大大促进了孙家事业在

各地的发展，尤其在上海和武汉各以60万元建起了中孚银行大厦，轰动一时。但是上海分行

由于用人不当，曾掀起轩然大波。

1925年，当时的沪行副经理谢芝庭长期瞒着经理孙元方做外汇投机生意，亏累已多。天

津总行接到上海行员的密报，曾两次派员到沪查账，但谢芝庭设法迷惑孙元方，使之对其盲目

信任，拒绝总行查账。总经理孙多钰为此曾亲自到上海查询，由于孙多焱的袒护，亦未能深

究。后来谢芝庭亏累实在太多，无法弥补了，竟然避不到行，这才引起注意，调查下来，亏累

竟达200万元之巨，上海分行大有倒闭之虞。孙元方大惊，急电总行，请示办法。孙多钰也吃

惊不小，他力挽狂澜，即刻向孙家各房发出指示，中孚是孙家的金融根子，必须由各房齐心协

力，共挽危局。他再次南下“救火”，召集各房负责人会议，决定由天津总行调拨100万元到

沪，成立协孚房产公司，由各房立凑现金60万元，交上海中孚作为购买协孚股份的资金；其

余40万由上海分行偿付。由于孙氏家族有很强的凝聚力，危难时刻同舟共济，中孚上海分行

总算度过难关。

俗话说“恶有恶报”。谢芝庭在汪伪时期一心投伪，准备出任中储银行要职，就在他去南京

就职的前一天晚上，被戴笠手下的军统特务在大都会舞厅门口，一枪击毙。

传奇——东亚第一麦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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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家人受洋务大潮影响，不仅办实业有办法，对子女的教育也颇新潮，很早就把孩子送出

去留洋，不能留洋的也尽可能进教会学校，以求“新学”。1900年前后，孙氏家族已有12个子

弟赴美留学，去的时侯还扎着辫子，回来时已是西装革履，金丝眼镜了，他们是：孙多钰、孙

多堃、孙元方、孙季方、孙煜方、孙豫方、孙震方、孙启方……那时从上海到美国，海上要漂

泊两个月，乡关万里，语言不通，生活习惯也大异，一般市民皆视为畏途。但孙氏家族从长远

利益考虑，较早地与“国际接轨”了。孙震方出去的时候才16岁，孙季方和孙煜方17岁，孙多

堃只有12岁。可惜孙多堃学业未成就病逝他乡了。

1930年出任阜丰面粉厂厂长的孙伯群(煜方)，是孙家“方”字辈中较突出的一位。他赴美留

学10年，与胡适、赵元任、秉东山是同学，于美国康奈尔大学铁路工程专业毕业，1918年回

国后，在平绥铁路(张家口至平地泉路段)任工程师，是詹天佑的部下。1930年回上海担任阜丰

面粉厂厂长，使该厂又上了一个台阶。该厂的“远东第一麦仓”和三车间(设备最先进的一个车

间)以及厂职工子弟小学、厂职工医院，均是在他当家期间建立的。

号称“东亚第一麦仓”的自动化圆筒麦仓建于1936年，采用进口先进设备和最新技术，有

储存、烘干、清洗、筛选、传送等功能，无论规模还是功能，均是当时的亚洲第一。孙伯群是

工程技术人员出身，干工程是内行，在麦仓施工的时候，他生怕施工方偷工减料或不按夫见程

操作，急需一个负责任的监工。正好当时从寿州老家来了一个亲戚，一脸愁苦，请他救命。原

来这个亲戚在老家牵涉了一件案子，自己无法了结了，跑到上海想躲起来。孙伯群对他说：

“好汉做事好汉当嘛，躲是躲不过去的，你跑到天边人家也会追来。但是，如果你肯为我卖

命，我可以救你一命。”那亲戚自然磕头如捣蒜。于是孙伯群拿出一笔钱，帮他把老家的事情

摆平，然后任命他为施工总监督。那亲戚感恩戴德不迭，唯恐办事不周，吃饭睡觉都在工地

上，整天在工地上转，把麦仓视为自己的命根子，一心要报答孙伯群的救命之恩。

可是这个麦仓造得实在太结实了，不仅地基打得牢，各种材料也都是实打实，以至于七十

年后厂子搬迁了，这个麦仓没用了，要拆除时，有关部门用现代爆破技术炸了三次，才算把它

炸倒。笔者曾到现场，亲眼目睹了第二次爆破的情形，只见一串巨响之后，浓烟滚滚，飞沙走

石。阜丰里、“三十间”及单身宿舍里的“老阜丰”们，全都跑出来观看，而耸立了七十年的“东

亚第一麦仓”，仅仅欠了欠身而已。

范园——孙伯群无奈拜“老头儿”

那时候世面很乱，有钱人家常遭土匪绑票。孙家有这么大的面粉厂及银行，自是树大招

风。一天清晨，孙伯群的大儿子孙以晨从厂里“小洋楼”(孙伯群在厂里的住宅)出发去学校，在

莫干山路昌化路口不幸遭两匪徒绑票，全家急成一团。绑匪传过话来，索要巨款。孙伯群害怕

撕票，没敢报告巡捕房，但又拿不出巨款，急得六神无主。这时有人打探到了消息，说此事与

青帮有关。

那时孙伯群的父亲孙多巘和他家的女眷住在华山路范园，隔壁的一幢洋房里正好住着一个

青帮头子，是杜月笙的师傅，名叫张镜湖，黑道上叫他“老头子”。此人在江南和长江一线势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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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大，手下徒弟无数，但他手下的门徒干了坏事也未必件件都让他知道。孙家只好抱着一线希

望，备了厚礼去求“老头子”。孰料张镜湖倒也买孙家的面子，但有一个条件：要孙伯群去给他

磕个头。这个条件实际上并不简单，那时候给他这样的人磕了头，就等于是拜师，等于加入了

青帮，然而孙氏家训里是不许子孙加入黑社会的。但眼下要救儿子，孙伯群也毫无其他办法。

这个头一磕，儿子果真就回来了，一个钱也没花。

可是孙伯群从此就无法摆脱与黑社会的干系，尽管他仍干他的厂长，并不管黑道白道的

事，但到了50年代要他交代问题时，“青帮”就是其中一条，这是他一生都无法抹去的遗憾。

怪哉——“国共合作”式的大家庭

孙家原本是封建大家庭，后代筹办面粉业和金融业，与国共两党都没有渊源。但是抗战中

出于抗日救国，孙伯群与中共地下党组织有了交往，与之常联系的是中共老党员徐明诚、俞守

中、刘人寿(化名李清风)、吴道彰(化名何炳欣)，那时他们的公开身份是国民政府“国际问题研

究所”和“新亚通讯社”成员，是抗日的地下组织，而他们同时又是中共地下党安插在国民党系

统中的地下人员，因而具有双重的“地下”性质。1945年日本人投降后，孙伯群还得到过蒋介石

的嘉奖。因为根据俞守中的意见，他们需要一部电台，孙伯群就特意从美国进口了一部电台，

由地下党员吴道彰任发报员，电台就安置在孙伯群家中，一切由孙伯群掩护。后来孙伯群将电

台捐给“新亚通讯社”，成为该社的董事长。按说，孙伯群为抗日也做过不小贡献，但是后来这

些事被弄得很复杂。解放初，新亚通讯社并入文汇报，孙伯群也就成了文汇报的股东，此乃后

话。

孙伯群的大女儿孙以敏是1946年入党的中共地下党员，积极领导沪江大学的学生运动。

有一天，该校校长凌宪扬跑到孙家，告诉孙伯群：“你家大小姐的名字上了黑名单了!”凌宪扬

也是留美学生，与孙伯群是朋友，特来通风报信。这时地下党组织也得到消息，通知孙以敏暂

离上海，孙以敏到苏州乡下躲了一阵，方才逃过一劫。

同是一家人，也有的走了不同的路。当年被老爸忍辱负重救出来的孙以晨，原先在持志大

学读书，抗战中要求上前线，于是去了重庆，是黄埔军校18期学员，毕业后进空军航校，被

送到美国培训，回来参加过对日作战，解放前夕随国民党部队去了台湾。

20世纪60年代初蒋介石叫嚣反攻大陆时，屡次派出U2高空侦察机，深入大陆侦察，屡

次被击落，后来又派出超低空P2V侦察机。这种侦察机中队是个独立中队，又叫“蝙蝠中队”，

因为他们总在夜间飞行，直接受国民党军方高层指挥。孙以晨就是这个中队的队长，上校军

衔，他驾驶P2V数次在夜间往返大陆均无事，然而最后一次碰上了对手。我军北海舰队航空

兵副司令陈士珍发明了新招，从上空投下12枚照明弹，使超低空飞行的孙以晨暴露在光天化

日之下，被歼击机三次击中，在山东境内被击成碎片。机上共有13人，除11名中国人外，还

有2名美国人。改革开放后两岸可以走动了，孙以晨的遗属到山东寻找丈夫遗体，自然不会有

结果，只好对着空山祭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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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伯群的小儿了孙以靖(汉德)也是国民党的人，当年因大嫂有了身孕，他因送她去台湾而

留在了那里，后来进黄埔军校二十四期，由于枪法好，被孙立人将军看中，任命为卫士长，后

来又被“经济部长”江杓相中，从孙立人那里“挖”了过去，孙以靖遂脱下军装，为他后来从商打

下了基础。大陆改革开放后，他经常往返两岸之间，成了活跃的商界老板。

这种“国共合作”式的家庭生活，真不知当初是如何协调的。

总之，最倒霉的除了孙以晨，还有他们的老爸孙伯群。孙伯群解放后并未因电台并入文汇

报而一身轻松，相反却被打成反革命分子，关踺问题是“国际问题研究所”和“新亚通讯社”的真

实面目，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被弄成一笔糊涂账，与“潘杨冤案”有关。孙伯群去送去劳动

改造，其他子女也受到牵连。他的二儿子孙以询原在北京第一坦克兵学校当教员，即刻被复员

回家；二女儿孙以祁在北京公安部工作，被转业到地质部；小女儿孙以褴是抗美援朝时参军的

干部，也复员到地方。

更不可思议的还有孙锡三的两个儿子孙以萱和孙以芗兄弟。1949年，他们原本要一起出

国留学，临行前其母考虑小儿子孙以芗年纪还轻，于是留在了上海。可是一年后形势变了，想

走都走不成。不久抗美援朝爆发，孙以芗报名参军，开赴前线，由于外语好，被安排做翻译。

想不到已经到了美国的孙以萱，神使鬼差地当了兵，而且也被派到朝鲜战场。他们两兄弟隔着

一条“三八线”，都在军中做翻译，两边营垒互打心理战的宣传稿，有些就出自他们兄弟之手。

若干年后他们都已白发苍苍，相聚时回忆往事，发现当年的营地相距并不很远……

玩票——孙多褆“戏弄”梅兰芳

孙多褆是孙家鼐的大哥孙家泽的孙子，曾在天津、上海和扬州当盐务官，手里有钱，与地

方实力派卢永祥、何丰林、陈调元均为把兄弟，生平最大的嗜好是“票”戏。他家住在巨鹿路安

丰里，那是自己造的一条不长的里弄，弄堂房子出租，自家住在弄堂口的三层洋房里。抗战

前，他收留了十几名京剧界的老艺人，其中有陈桐云(荀慧生的开蒙老师)、周三元(与杨小楼配

过戏)、朱琴心(曾号称第五大名旦)、孙老元(当年谭鑫培的胡琴师)、程君谋(程之的父亲，与荀

慧生配戏)、瑞德宝(旗人老伶工，武功好手，谭鑫培的搭档)等等。他家楼下大客厅，也变成了

票友活动场所，每天晚上吹拉弹唱，锣鼓铿锵、名票进出……

孙多褆行三，人称孙三爷，生性喜欢开玩笑，喜欢挖苦人。他早年在北京时就捧梅兰芳，

梅兰芳称之“三老爷子”，他们相识比冯六爷(中国银行总裁冯耿光)还早些。两人都到上海后也

经常来往，高兴时还同台演戏。

有一年内地发大水，上海演艺界举行义演救济灾民，梅兰芳决定在兰心大戏院上演《苏三

起解》，他演苏三，要孙三爷当个配角小花脸，出饰押解苏三的狱卒。演出开始后两人一搭一

档，一老一少，唱得挺来劲。谁知这孙三爷“发噱”的念头又上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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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三叫狱卒顺便问问过路的人，有没有从南京来的，有没有在南京见过王金宝的人，这时

狱卒有几句对白，原本应该是：“苏三呀苏三，你可真有良心呵，都这个时候了(指身陷牢狱)，

还念记着你那三哥哥!”可是台词到了孙多褆嘴里，就变成“都到这时候了，还念记着你那三哥

哥和你那六哥哥呀!”嘴里说着，手还顺势往台下一指，台下顿时哄堂大笑。冯耿光先生行六，

此时正坐在台下第三排，玩笑开到他身上，自然有些坐不住了。那天他身边正坐着孙多裎的堂

兄孙多巘(也是名票)，就对孙多巘说：“他……他怎么这么说?他下面还要说什么?”孙多巘也是

大少爷一个，谁的账都不买，正看得有劲，冯六爷在一边嚷嚷，不耐烦了：“他说什么，我怎

么知道?!”弄得冯六爷好一阵尴尬。台上的梅兰芳毕竟正在演出，也知道孙多巘的脾性，虽然

没说什么，但心里总是不高兴，觉得即便是义演，《苏三起解》是场苦戏，弄得个满堂哄笑成

何体统?那天到场看戏的人，无不记住了这个有趣的细节，成为一时笑谈。

孙多褆一家都是票友，最有名的是大儿子孙养农，余派老生，50年代初去香港教戏，与

孟小冬是好友，晚年写或一书《谈余叔岩》，在香港出版，风行一时，被视为研究余叔岩最重

要的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