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3月31日发(作者：僪安萱)

心理科学进展 2020, Vol. 28, No. 2, 358–367

Advances in Psychological Science DOI: 10.3724/SP.J.1042.2020.00358

工作反刍及其“双刃剑”效应

*

张 晶

1,2

李伟贺

1

史燕伟

1

张 南

1

马红宇

1

(

1

华中师范大学心理学院, 武汉 430079) (

2

新乡医学院心理学院, 河南 新乡 453003)

摘 要 工作反刍指在没有要求其出现的情境下, 有意识的、重复发生的工作方面的相关想法, 分为工作相

关情感反刍与工作相关问题解决沉思两个维度。工作反刍对个体健康、工作及幸福感的影响有“双刃剑”效应。

持续性认知理论、压力认知激活模型与认知资源视角理论, 可以解释该效应的内在机制。未来研究应分析影

响双刃剑效应的边界条件, 寻求减少消极效应、增加积极效应的途径, 拓展其双刃剑效应心理机制的分析视角

关键词 工作反刍; 双刃剑效应; 持续性认知理论; 压力认知激活模型; 认知资源视角理论

分类号



B849:C93

间依然关注工作的心理现象愈演愈烈(Felstead,

Gallie, & Green, 2002; Pravettoni, Cropley, Leotta,

& Bagnara, 2007; Kinman, Clements, & Hart, 2017;

Weinberger, Wach, Stephan, & Wegge, 2018)。无论

是几百人的小样本分析(Michalianou, 2011), 还是

Julie, Bond, & Kinman, 2012; Locatelli, Kluwe, &

Bryant, 2012)。然而, 也有研究发现, 非工作时间

积极地反刍工作可以预测员工工作中的主动行为

和组织公民行为, 有利于幸福感的提升(Binnewies,

Sonnentag, & Mojza, 2009)。因此, 工作反刍对个

体心理与行为的影响可能是一把“双刃剑”, 兼有

消极和积极两方面的影响。

目前, 国外关于工作反刍的研究正逐年增多,

但总的来说尚处于起步阶段, 国内对于该现象的

研究更是有限。基于这些, 本文对工作反刍的现

有研究进行全面回顾, 在澄清其内涵及维度的基

础上, 着重探讨其对个体工作生活的“双刃剑”效

应及背后的心理机制, 并对该领域未来的研究方

向进行展望。以期为国内学者在中国文化背景下

检验、拓展工作反刍的内涵与特点提供材料。此

外, 以往研究较多关注工作反刍的消极作用。本

研究通过对“双刃剑”效应的梳理, 可以促进研究

者对工作反刍后续效应更全面的分析, 同时也为

如何降低工作相反刍的消极影响, 促进其积极作

用的发挥提供思路。

且该人数还在逐渐增加(Felstead et al., 2002)。这

被称为工作反刍(work-related rumination, WRR;

复思考工作有关的问题和事件的状态(Querstret &

Cropley, 2012)。近10年来, 工作反刍对个体身心

健康、工作生活产生的重要影响逐渐得到职业健

康心理学的关注, 在与职业压力相关的研究中,

工作反刍常被视为一种消极的心理现象。例如,

工作反刍水平高的个体, 会体验到更多的情绪耗

收稿日期:2019-03-12

* 华中师范大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培育项目

(CCNU19GF010), 中国基础教育质量监测协同创新

中心重大成果培育性项目(2018-04-015-BZPK01)。

通信作者:马红宇,E-ma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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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opley & Zijlstra, 2011), 指一些人在工作之外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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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下班后在心里不能放下工作的现象是一种反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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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着下班后被工作所扰、持续思考工作的现象,

P

Tomlinson, 1998), 都显示至少70%以上的员工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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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千人的大范围调查(Gallie, White, Chen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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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工作反刍的界定及测量

1.1 工作反刍的内涵

工作反刍一词最早由Cropley和Zijlstra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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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大, 工作要求不断增多, 使得员工在非工作时

Kinnunen, & Feldt, 2017)和更少的幸福感(Flaxm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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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经济飞速发展的今天, 组织竞争压力不断竭(Deselms, 2016; Flaxman et al., 2018; Perk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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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该效应的作用层面。

第2期 张 晶 等: 工作反刍及其“双刃剑”效应 359

2011年提出, 指与工作问题相关的一个或一些想

法, 这些想法的本质是重复性的。此时的工作反

刍观是消极的, 被认为是阻碍员工恢复的重要原

因。例如, Cropley及其同事通过一系列研究, 验

证高压力水平的员工下班后进行的更多关于工作

内容的反刍是导致其睡眠受损的原因(Cropley &

Millward, 2003; Cropley, Dijk, & Stanley, 2006)。但

Michalianou (2011)调查发现, 人们并不总是被动

地回顾工作中的消极经历, 也可能因为喜欢工作

或享受解决问题的过程而主动思考工作, 以寻求

完成任务、实现目标的方法。目标进程理论也认

为, 人们可以对消极的内容反刍, 也可以对积极

的内容反刍。反刍思维是一种围绕常见的工具性

主题的意识想法, 会在缺少直接需求该想法的环

境中重新出现, 是一种自我调节的形式, 具有引

导个体追踪目标进展的积极功能(Martin, Shrira,

& Startup, 2008; Castro, Martínez, & Abarca,

2019)。所以, 依据目标进程理论的反刍观, Syrek

和Antoni (2014)提出了更为全面的工作反刍定

义：指在没有要求其出现的情境下(通常为下班后

或休闲时间等非工作时间), 有意识的、重复发生

发生的时间, 而且反刍内容的效价不局限于消极

方面。因此, 本研究采用该工作反刍定义。

的工作方面的相关想法。该定义指出了工作反刍

1.2 工作反刍与相关概念辨析

1.2.1 工作相关情感反刍与抑郁性反刍

反刍思维最初由于在抑郁症患者身上的高出

现率而受到学者的关注。这些反刍聚焦在抑郁想

法及相关症状的表现上, 被称为抑郁性反刍

(depressive rumination), 是一种非适应性的反应

风格, 属于个体特质(Nolen-Hoeksema, 1987)。随

着研究的展开, 学者们逐渐发现反刍既可以是一

种反应倾向, 也可以是基于特定背景产生的普遍

的思维形式, 即状态性反刍(state rumination;

Robinson & Alloy, 2003)。

工作相关情感反刍和抑郁性反刍均与情感有

虑症等临床患者的一种反应风格, 是特质性反刍,

其焦点主要指向症状表现和消极的自我认知, 由

长(Bastin, Mezulis, Ahles, Raes, & Bijttebier,

景, 由工作相关目标的实现受阻引发(Martin &

Tesser, 1996), 属于状态性反刍, 其焦点主要指向

与工作相关的感受, 是职场员工都可能产生的常

规性反刍(Kinnunen et al., 2017)。

1.2.2 工作相关问题解决沉思与反思反刍

反思反刍(reflection rumination)是个体有目

于这种反应风格的存在, 使得抑郁期被加剧和延

2015)。工作相关情感反刍的产生要依托于工作背

关, 具有消极的效价。抑郁性反刍是抑郁症、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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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反刍积极观的影响下, Cropley团队结合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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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与因子分析的结果, 提出了工作反刍的两个维

度：情感反刍(affective rumination)和问题解决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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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problem-solving pondering)。二者从反刍内容的

区分(Kinnunen et al., 2017), 具有中高等强度的正

相关(r = 0.61, p <

0.001; Querstret & Cropl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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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点(情感vs.问题解决)及效价(消极vs.积极)上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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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情感反刍是一种负性认知状态, 反刍内容

聚焦在工作经历带来的消极情感体验上, 具有侵

入性、广泛性、重复发生的特点, 个体在反刍时

会产生负性情绪, 而处于紧张、厌烦的状态; 而问

题解决沉思, 反映个体对一个特定问题持续的心

理审视或通过评估先前的工作来看其如何被改进,

包括从新的角度思考问题, 找到并移除阻碍, 发

展创造性观点的方法, 能通过促进问题解决的进

程使个体产生积极情绪、获得愉悦体验。对于大

多数人来说, 在一段时间内, 工作反刍的两种类

型是同时存在的(Kinnunen et al.,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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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的调整认知, 寻找解决策略从而缓解抑郁症状

的思维, 是一种对自我情绪的主动性沉思(曾庆巍,

刘爱书, 钟继超, 2016)。实证研究显示, 反思反刍

会在短期内导致消极情感, 但在一段时间后通过

情感问题的解决可以减少消极情感(Verhaeghen,

Joormann, & Aikman, 2014), 因此是抑郁性反刍

中的适应性成分。工作相关问题解决沉思与反思

反刍存在相似之处, 也是个体有目的的调整认

知。但问题解决沉思寻求的解决策略是用于应对

工作相关问题, 沉思过程中不一定包含情感成分,

同时也不一定用于调节心境(Cropley & Zijlstra,

2011; Syrek, Weigelt, Peifer, & Antoni, 2017 )。此

外, 二者的核心区别在于反思反刍是特质性反刍

反应风格的一种, 而问题解决沉思属于状态性的

工作反刍。

1.2.3 工作反刍与工作心理脱离

工作心理脱离(psychological detachment from

work)指非工作时间个体在心理上从工作中解脱,

不去思考工作相关的问题, 是实现机体恢复的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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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0 心 理 科 学 进 展 第28卷

要前提(Sonnentag & Fritz, 2015)。工作反刍是在非

工作时间进行的对工作问题的持续思考, 这一过

程中个体显然没有在认知上脱离工作。实证研究

也显示工作反刍与心理脱离显著负相关(Cropley,

Michalianou, Pravettoni, & Millward, 2012)。但心

理脱离的反面并不完全等同于工作反刍, 因为工

作心理脱离的潜台词认为在休闲时间思考工作一

定是有损恢复的, 然而人们并不总是消极地反刍

工作(Cropley & Zijlstra, 2011), 问题解决沉思对

恢复并没有产生不良影响(Vahle-Hinz, Mauno, de

Bloom, & Kinnunen, 2017)。因此, 非心理脱离时

并不一定是工作反刍, 而工作反刍时一定是非心

理脱离的状态。Cropley和Zijlstra (2011)将二者的

关系称为非兼容状态。

1.3 工作反刍的测量

现有工作反刍的测量方式主要有3种。

一是Flaxman等(2012)编制的工作担忧与反

刍量表(Work-related Worry and Rumination

Scale)。共5个题项, 其中1题来自反刍反思问卷

(Rumination-Reflection Questionnaire, RRQ), 2题

来自情绪控制问卷(Emotion Control Questionnaire,

ECQ), 1题来自担忧范围问卷(Worry Domains

Questionnaire, WDQ), 1题来自完美主义认知量表

(Perfectionism Cognitions Inventory, PCI); 采用5

工作时间对工作内容反刍的2个题目, “即使在家,

我也经常考虑工作中的问题”、“即使在度假, 我也

会思考工作中的问题”。这两个题目并没有体现反

刍内容的情绪效价, 且信度也有待提高。

三是当前较多研究采用的工作反刍问卷

(Work-Related Rumination Questionnaire, WRRQ)。

该问卷是Cropley团队(2012)基于访谈编制的专门

用于测量工作反刍的量表, 最初因子分析提取出

情感反刍、问题解决沉思和分心(用于衡量员工不

进行工作反刍的容易程度)三个因子, 其中分心因

子与其他两个因子显著负相关(Cropley et al.,

2012)。由于分心分量表不能直接测量工作反刍,

(Querstret, Cropley, Kruger, & Heron, 2015; Kinnunen

et al., 2017; Syrek et al., 2017; Firoozabadi,

工作反刍问卷包括情感反刍与问题解决沉思两个

表采用5点计分, 1表示“几乎不”, 5

表示“一直是

”,

要求作答者选择休闲时间经历过相关想法的频率,

得分越高表示工作反刍的水平越高。对英国、德

国、美国等国家和地区的测量数据分析结果显示,

两个分量表的克隆巴赫α系数均在0.80以上

Uitdewilligen, & Zijlstra, 2018)。目前普遍认同的

分量表, 各5道题, 因子载荷均在0.60以上。量

因而在后续相关研究中逐渐被研究者舍弃

al., 2012; Yuan, Barnes, & Li, 2018; Flaxman et al.,

2018)。该量表着重测量聚焦于工作压力源或工作

问题的认知内容, 强调过去或未来事件的潜在消

极结果(Flaxman et al., 2012)。因此, 该测量不能

目来源复杂, 可能无法精准地测量工作反刍。例

如, 反刍反思量表主要用于测量抑郁性反刍反应

风格(Nolen-Hoeksema

& Morrow, 1991); 担忧是

焦虑障碍的显著特征, 主要指向未来, 反刍则更

多指向过去(Fresco, Frankel, Mennin, Turk, &

Heimberg, 2002)。

二是采用Mohr团队编制的刺激量表(Irritation

Scale, IS; Mohr, Müller, Rigotti, Aycan, & Tschan,

2006)中的认知刺激(Cognitive Irritation)分量表的

部分题目。该分量表共3个题项, 采用7点计分,

内部一致性系数在0.76以上(Syrek & Antoni,

2014; Vahle-Hinz, Bamberg, Dettmers, Friedrich, &

Keller, 2014)。目前研究者主要使用其中能体现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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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计分, 克隆巴赫α系数在0.85以上(Flaxman 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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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地反映工作反刍的效价。而且, 量表中的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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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uerstret & Cropley, 2012; Syrek et al., 2017;

Demsky, Fritz, Hammer, & Black, 2019; Van Laethem,

Beckers, de Bloom, Sianoja, & Kinnunen, 2018)。验

证性因素分析的效度指标也良好(Syrek, et al.,

2017; Weigelt, Syrek, Schmitt, & Urbach, 2019)。

综上, 目前应用最广泛的工作反刍问卷

(WRRQ)因素结构较为全面, 信效度良好。不过,

上述工作反刍量表都基于西方文化背景构建, 而

中国人的职业价值观不同于欧美人, 更重视职业

的社会贡献性(Elizur, Borg, Hunt, & Beck, 1991)。

在这种强烈的社会责任心驱使下, 中国员工对于

改进、完善工作可能有更高的追求。因此, 改编

西方量表, 特别是开发适用于我国文化背景下的

工作反刍量表将是未来的研究方向之一。

2 工作反刍的“双刃剑”效应

Watkins (2008)认为, 反刍究竟是产生建设性

还是非建设性的结果, 取决于反刍思维是帮助了

还是阻碍了朝向目标的进程。关于工作反刍作用

后效的研究验证了这一观点, 本文将从积极和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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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期 张 晶 等: 工作反刍及其“双刃剑”效应 361

极效应两方面来回顾和梳理工作反刍对个人工作

和生活产生的影响。

2.1 工作反刍的积极效应

工作反刍的积极效应主要体现在工作相关问

题解决沉思对员工健康、幸福感及工作相关表现

的影响。健康方面, 大量研究集中在工作反刍对

睡眠的影响上, 但现有研究对于问题解决沉思与

睡眠的关系尚未得出一致的结论。如, Querstre和

Cropley (2012)研究显示, 员工下班后的问题解决

沉思与低水平的睡眠质量正相关; 但Syrek等

(2017)在为期3个月的追踪研究中发现, 问题解

决沉思与睡眠受损的负相关边缘显著。这提示,

问题解决沉思可能在短期内不利于睡眠, 但随着

时间的延长, 个体可能通过实现问题的解决最终

促进睡眠质量的提升。在整体健康感(Deselms,

2016)及一些健康行为方面(如, 食物选择的健康

性; Cropley et al., 2012), 问题解决沉思并没有显

著的影响; 这可能是由于思考问题解决的过程是

偏中性的(Weinberger et al., 2018), 因此在短时间

内没能体现出积极作用。事实证明, 当个体对积

极的工作体验进行反刍时会减少晚上对身体和心

理问题的抱怨, 并有助于血压不易受到工作−家

2013); 对积极工作体验的反刍还可以减少下班后

庭冲突的影响(Bono, Glomb, Shen, Kim, & Koch,

的饮酒行为, 降低重度饮酒的发生率(Frone, 2015)。

竭水平(Firoozabadi et al., 2018)。以上结果提示,

问题解决沉思与幸福感相关变量的关系可能受到

职业类型和测量时间等因素的调节。

在工作领域, 问题解决沉思具有更显著的积

极效应。以企业家为测量对象的日志法研究发现,

前一天晚上的问题解决沉思可以显著正向预测他

们第二天的工作创造力(Weinberger et al., 2018)。

而且, 问题解决沉思对工作变量的积极作用具有

较强的跨时间稳定性, 不仅可以显著预测1年后

的工作创造力(Vahle-Hinz et al., 2017), 甚至对两

年后的工作投入水平也具有积极的预测性

(Kinnunen et al., 2017)。内容效价更为积极的工作

et al., 2009)、工作投入(Flaxman et al., 2018)等也

表现出跨时间的稳定促进作用。

极效应主要体现在工作领域; 而对于健康和幸福

过程是理性的、内容多为中性的, 不能引起较强

的生理唤起进而对健康和情绪的短期效应不显著;

当工作反刍内容的积极效价更强时, 个体的工作

生活会受到更显著的正向影响, 或者问题解决沉

思通过对问题的解决带来的积极体验也能起到促

进健康和提升幸福感的作用。此外, 职业类型等

边界条件也可能是导致问题解决沉思积极后效发

挥不稳定的因素。

2.2 工作反刍的消极效应

工作反刍的消极效应主要体现为工作相关情

感反刍对员工健康、幸福感及工作表现的影响。

现有大量研究发现工作相关情感反刍与低质量的

睡眠相关(e.g.,

Berset, Elfering, Stefan Lüthy,

Simon Lüthi, & Semmer, 2011; Vahle-Hinz et al.,

2014; Kinnunen et al., 2017)。情感反刍在时间压力

(Berset et al., 2011; Kinnunen et al., 2017)、任务压

力(Syrek & Antoni, 2014; Syrek et al., 2017)、工作

场所不文明行为(Demsky et al., 2019; Yuan et al.,

2018)等工作压力源与失眠间发挥着中介作用, 也

是某些人格特质(如, 担忧型完美主义; Flaxman et

al., 2018)负向影响睡眠的内在机制。此外, 由于情

感反刍能维持个体处于较高的心理生理唤醒水平,

因此会引起生理指标的波动(Vahle-Hinz et al.,

2014; Cropley, Rydstedt, Devereux, & Middleton,

2015)。如, 相对于低情感反刍组, 高情感反刍组

综上所述, 工作相关问题解决沉思的显著积

感的影响不稳定。这可能是由于思考问题解决的

反刍对员工工作主动性、组织公民行为(Binnewies

问题解决沉思与幸福感的关系也尚未形成统

一的结论。Querstret和Cropley (2012)研究发现,

问题解决沉思与工作日慢性疲劳和急性疲劳显著

负相关。也有研究显示问题解决沉思与同时期的

抑郁体验(Vandevala et al., 2017)等幸福感领域的

变量并无显著关系, 这可能是由于Deselms (2016)

与Vandevala等人(2017)的研究群体存在的相似特

殊性导致的。两个研究的有效数据均低于100

份,

其中Deselms

(2016)以911紧急救援中心调度员

为研究对象, Vandevala等人(2017)以ICU重症监

护室医护人员为测量对象。这两类职业的共同特

点是工作中充满紧急性与不确定性, 因此工作带

来的情感冲击较强, 员工经常处于强烈的情感体

验中从而更易受到工作相关情感反刍的影响。而

与Querstret和Cropley (2012)的研究相似, 对于多

种职业类型的员工, 问题解决沉思与耗竭的横断

负相关显著, 但不能显著预测半年至一年后的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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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绪耗竭(Deselms, 2016; Vandevala et al.,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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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2 心 理 科 学 进 展 第28卷

迷走神经调节的心率变化水平更低, 说明他们的

副交感神经活动水平更低, 所以容易打破植物神

经系统的平衡而损害生理功能的健康(Cropley et

al., 2017)。在健康体验与行为方面, 情感反刍能显

著负向预测一年后的恢复水平(Vahle-Hinz et al.,

2017)及恢复价值(Van Laethem et al., 2018), 情感

反刍者报告了更多的不健康进食行为(Cropley et

al., 2012), 更多的工作日饮酒、重度饮酒和下班后

饮酒行为(Frone, 2015)。

工作反刍对幸福感相关变量的消极作用更是

得到了大量横向与纵向研究的证实。情感反刍水

平高的个体, 会体验到更多的情绪耗竭(Bono et

al., 2013; Baranik, Wang, Gong, & Shi, 2014;

Deselms, 2016; Flaxman et al., 2018), 更高水平的

疲劳感(Querstret & Cropley, 2012; Deselms, 2016),

更多的抑郁情绪(Wang et al., 2013; Vandevala et

al., 2017)和更少的主观幸福感(Flaxman et al.,

2012; Locatelli et al., 2012)。而且消极情感反刍对

幸福感的负性作用在3个月、6个月及12个月的

不同时间范围内得到了稳定的验证(Firoozabadi et

al., 2018)。

工作领域, 情感反刍可以负向预测两年后的

工作投入(Kinnunen et al., 2017)和工作创造力

(Kinnunen, Feldt, & de Bloom, 2019)及两年后的工

(Vahle-Hinz et al., 2017); 以及正向预测一年

性。持续性认知模型认为, 压力源能直接引起即

时的心理生理唤起, 而持续的心理生理激活才是

导致慢性疾病的原因。由于持续性认知的存在,

使得压力源不可控的认知反复呈现, 进而延长了

压力源引起的心理生理激活, 最终导致持续的负

性情绪体验, 损害躯体器官功能(Brosschot, Gerin,

& Thayer, 2006)。工作相关情感反刍时个体将工作

看作一种不可控、不可避免的压力(Pravettoni et

al., 2007), 会在反刍中体验到抑郁、焦虑等消极情

绪。而工作相关问题解决沉思时, 个体目标在于

解决工作中遇到的难题或促进工作发展(Cropley

& Zijlstra, 2011), 此时工作对个体来说并不是不

刍时工作的不可控压力感得以重复呈现, 进而使

得个体持续体验到压力感引发的生理激活和情绪

工作内容, 但因为没有将工作表征为不可控的,

Cropley (2012)也指出, 情感反刍与问题解决沉思

最关键的区别在于情感反刍状态下个体的心理生

理唤起较高, 从而不利于身心恢复; 问题解决沉

思状态下没有持续的心理生理唤起, 因此对恢复

的破坏性小。综上, 持续性认知理论可以解释为

什么情感反刍在工作压力与健康类结果变量间发

挥中介作用, 而问题解决沉思的中介作用通常不

成立。例如, Syrek等人(2017)分维度考察工作反

刍在未完成的任务与睡眠问题间的中介作用, 结

果证实只有工作相关情感反刍的中介成立。同年,

Vandevala等人(2017)的研究也发现, 只有工作相

关情感反刍中介了工作压力源与耗竭、抑郁及精

神疾病患病风险间的关系。

3.2

基于压力认知激活理论的解释

压力认知激活理论(Ursin

& Eriksen, 2004;

Meurs & Perrewé, 2011)是一种压力的综合理论,

认为传统的平衡类模型(如, 资源保存理论、努力

奖赏失衡模型、工作要求−控制模型)只考虑了压

力的消极结果, 而没有考虑压力体验的适应性或

功能性方面; 提出短暂的压力本身并不是影响个

体的关键, 重要的是个体对压力的认知评估, 评

估能决定结果预期。结果预期指个体对自己作出

的对压力情境的反应结果的评估, 分为消极预

期、积极预期和无预期三种。当个体认为应对压

力源的行为不仅可以影响结果, 而且该影响是以

感受; 而问题解决沉思过程中个体虽然持续思考

所以也不存在对生理激活的延长。Querstret和

可控制的压力源。依据持续性认知理论, 情感反

作耗竭(Kinnunen et al., 2017)。但在工作绩效上,

并未得出工作相关情感反刍的一致性消极作用。

如, 有研究显示, 情感反刍与工作绩效显著负相

关(Van Laethem et al., 2018), 但Binnewies等人

绩效间的显著关系。

总的说来, 工作相关情感反刍对个体工作生

活具有较为显著的负向预测作用, 而且可以在长

达2年的时间内保持稳定。也正是由于其持久的

破坏性影响, 近年来, 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关注

减少或调节工作反刍消极效应的途径。

3 工作反刍双刃剑效应的理论基础

对于工作反刍两个维度产生的积极和消极效

应的内在机制, 可以通过以下三个理论作出解释。

3.1 基于持续性认知理论的解释

持续性认知包括担忧、反刍、预期压力等多

种过程, 这些过程的共同本质特征是重复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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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的早期研究没能发现消极工作反刍与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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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期 张 晶 等: 工作反刍及其“双刃剑”效应 363

积极的方式运行时, 会出现积极结果预期。当个

体认为自己无法控制或影响压力结果, 或对压力

源的反应会导致消极的结果时, 消极结果预期就

会出现。消极结果预期会导致持续的心理生理唤

起。工作相关情感反刍时个体认为工作问题是不

可控制、无法避免的(Pravettoni et al., 2007), 因此

会导致消极结果预期, 对这种消极结果预期的反

复呈现最终导致心理生理激活的延长; 而问题解

决沉思时个体相信自己可以通过完成任务、找到

实现目标的方法来控制情境(Michalianou, 2011),

即产生积极结果预期, 找到解决方案与具有控制

感都是减少唤醒的有效方式, 所以问题解决沉思

过程中无心理生理激活的延长。这同样可以帮助

我们理解, 情感反刍在工作压力源与健康受损间

起中介作用, 而问题解决沉思无显著中介作用的

现象。Firoozabadi, Uitdewilligen和Zijlstra (2018)

依据该理论, 在1年的时间内通过3次测量研究

发现, 在同等水平的工作压力下, 情感反刍可以

显著预测12个月内情绪耗竭的增加; 问题解决沉

思不能显著预测情绪耗竭随时间的变化。作者认

为这一结果验证了压力认知激活理论的观点, 即

情感反刍产生的消极结果期待会导致心理生理激

活的延长, 进而损害幸福感; 而问题解决沉思产

生的积极结果预期不会延长心理生理激活, 进而

3.3 基于认知资源视角理论的解释

对幸福感无显著作用。

中进行学习, 这可以看作一种资源恢复的方式

(Seo, Barrett, & Bartunek, 2004; Firoozabadi et al.,

2018)。而且问题解决沉思对睡眠等恢复过程的损

害小, 也有利于损耗资源的再恢复。由此可知, 认

知资源视角理论可以作为工作反刍对工作表现不

同影响的解释依据。现有研究证实了这一观点,

Bennett, Gabriel, Calderwood, Dahling和

Trougakos (2016)研究发现, 工作相关问题解决沉

思有助于掌握体验的获得。对于将问题解决沉思

作为非工作时间资源重建方式的企业家来说, 问

题解决沉思显著正向预测了他们第二天的工作创

造力(Weinberger et al., 2018)。

主要从工作反刍能否引起长时间心理生理激活的

角度解释其作用后效; 二者的解释机制较为相近,

认为心理生理激活由工作是否具有可控性的认知

期引起; 目前应用持续性认知模型的研究较多。

认知资源视角理论主要从反刍消耗资源的程度存

在差异的角度, 对工作反刍的作用后效作出解

释。上述理论对于工作反刍对个体健康、幸福感和

工作角色表现的“双刃剑”效应均有一定的解释力。

主要在心理生理激活的发生源上存在差异, 前者

评估引起, 后者的激活由应对工作压力的结果预

总之, 持续性认知模型和压力认知激活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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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知资源视角理论是一组理论, 包括资源有

限论(Kahneman & Treisman, 1984)和资源分配理

论(Connolly et al., 2014), 其核心是认知资源有限

(Kahneman & Treisman, 1984), 认为人们的认知

资源是有限的, 这使得人们必须把有限的资源有

控制地分配到不同的活动或同一活动的不同方

面。持续发生的反刍思维使得认知资源一直被占

用, 进而损害分配到其他任务中的资源(Connolly

et al., 2014)。工作相关情感反刍过程中认知资源

一直消耗在负性工作体验及消极情感过程上, 而

且由于其对睡眠等过程的阻碍作用使得资源不能

得到

有效的恢复, 因而会损害工作角色表现

(Weinberger et al., 2018)。问题解决沉思过程虽然

也会消耗认知资源(Cropley & Zijlstra, 2011;

Firoozabadi et al., 2018), 但在该过程中问题会经

历重新定义和探索, 个体可以从解决问题的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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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认知资源有限论又称单一中枢容量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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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未来研究展望

尽管目前对工作反刍的研究日益增多, 并取

得了一些有价值的研究成果, 为我们理解其效应

提供了重要基础, 但总的来说, 与工作反刍有关

的许多重要问题仍有待未来进一步全面、深入地

探讨。

4.1 探索影响工作反刍后续效应的边界条件

前人研究在工作反刍的某些后续效应上存在

着不一致的结论, 这可能是由一些边界条件引起

的。对抑郁性反刍的分析发现, 女性比男性进行

更多关于消极经历的反刍(Nolen-Hoeksema, Larson,

& Grayson, 1999)。而且, 男性的理性思维水平普

遍高于女性(张之沧, 2013)。因此, 工作反刍的消

极效应可能存在性别差异。其次, 职业类型也可

能是影响工作反刍作用后效的因素。有研究显示,

创造性职业的工人更多进行解决问题的反刍, 重

复性职业的工人则更多进行情感反刍(Pravettoni

et al., 2007) ; 技术型员工相对于非技术型员工报

告了更多的工作反刍(Cropley & Zijlstra, 2011)。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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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4 心 理 科 学 进 展 第28卷

些证据表明, 工作反刍积极或消极效应的发挥可

能受到职业类型的调节。此外, 员工的岗位级别

也可能影响工作反刍的后续效应。因为有研究发

现, 问题解决沉思更容易在决策自主性更高的领

导层表现出显著的积极作用(Weinberger et al.,

2018)。

4.2 从认知功能入手分析工作反刍对工作角色

表现“双刃剑”效应的心理机制

现有理论主要从心理生理激活和资源损耗角

度解释工作反刍的作用后效。前者在解释工作反

刍对健康和幸福感的直接影响上较为适用, 但对

于下班后的工作反刍如何影响第二天的工作表现,

则可能缺乏直接的解释力; 后者可以用来解释工

作反刍对工作角色表现的影响, 但在解释过程中

可能要同时考虑资源的损耗与恢复, 过程略为复

杂。Cropley, Zijlstra, Querstret和Beck (2016)采用

问卷法分析了工作反刍与执行功能的关系, 结果

显示, 工作相关情感反刍与执行功能负相关, 表

现为高反刍者认知失败水平较高、认知弹性及工

作情境感知水平较低。在情感反刍的过程中, 个

体会产生消极情绪体验, 而消极情感会损害执行

功能(周雅, 2013); 问题解决沉思的过程中, 个体

的认知弹性。具有高水平的执行功能, 是个体出

持续进行的多种解决思路的探索可能会提高个体

2018), 使员工在面对高工作要求时, 更有把握满

足要求, 从而避免在下班后一想到工作便产生负

性情绪, 进而更理智地分析问题、寻求解决途径。

也可以培训员工采用叙事(聚焦于行为及事件本

身)的方式记纸笔日记, 以促进个体对工作事件的

认知重构, 从而帮助其控制消极反刍(Yukawa,

2008)。同时, 研究视角应从以变量为中心逐渐扩

展到以个体为中心, 关注个体差异, 对于工作反

刍类型以情感反刍为主导的员工采取有针对性地

干预。

4.4 基于溢出−交叉效应分析工作反刍对配偶等

重要家人的影响

面进行, 而对于其是否以及如何影响员工相关的

重要他人等问题尚缺乏关注。依据溢出−交叉效应

领域, 并通过社会互动交叉影响配偶等重要他人

2016)。工作反刍的发生地多在家庭领域

, 会占用

个体的休闲时间, 可以体现工作体验到家庭的溢

出。那么这种溢出效应是否会通过交叉作用影响

到配偶或子女的睡眠、幸福感等, 进而影响到夫

妻关系、亲子关系也是未来的研究方向之一。从

夫妻乃至整个家庭层面考察工作反刍的后续效应,

将有助于更全面地理解工作反刍对个体工作生活

的影响。

模型, 个体在工作中的相关体验可以溢出至家庭

(马红宇, 谢菊兰, 唐汉瑛, 申传刚,

张晓翔,

以往工作反刍作用后效的研究主要在个体层

孙海龙, 占丹玲, 胡婧, 刘凯, 2017)。因此, 执行

功能很可能是工作反刍影响工作表现的内在核心

机制, 未来研究有必要对这一关系展开系统的分

析, 进而可以通过干预执行功能的方式来减少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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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地完成任务, 提高工作绩效的重要保障(邢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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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反刍的消极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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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探索既能促进工作相关问题解决沉思又能

减少工作相关情感反刍的有效途径

工作反刍属于状态性反刍

, 会受到工作经历

的影响而在两种类型间波动, 因此在一段时间内

个体可能会交替体验到两类工作反刍。一项以个

体为中心的追踪研究证实, 受访者中70%以上的

员工, 在2年的时间内既经历过工作相关情感反

刍又经历过问题解决沉思(Kinnunen et al., 2017)。

可见, 工作反刍的“双刃剑效应”是普遍存在的大

众体验。这提示, 未来研究可以考虑从如何促进

员工将反刍的内容更多聚焦于问题解决而非情感

体验的角度入手, 去降低工作反刍的消极影响。

如, 提升员工的问题解决技能(Firoozabadi et 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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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School of Psychology, Xinxiang Medical University, Xinxiang 453003, China)

Abstract: Work-related rumination (WRR) refers to conscious, recurring work-related thoughts that occur

work-related problem-solving pondering. The influence of WRR on individual health, work and happiness is

a double-edged sword. Perseverative cognition theory, cognitive activation theory of stress and cognitive

resource perspective theory

provide explanations for the internal mechanism of positive and negative effects

of WRR. Researchers should analyze boundary conditions affecting the double-edged sword effect, seek the

route of reducing its negative effects and increasing the positive effect, in the future. Besides, researchers

should also expand the analytical perspective of psychological mechanism of the double-edged sword effect,

as well as the functional level of the effect.

Key words: work-related rumination (WRR); “double-edged sword” effect; perseverative cognition theory;

cognitive activation theory of stress; cognitive resource perspective theory

A

without being asked to do so. WRR is divided into two dimensions: work-related affective rumination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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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HANG Jing

1,2

; LI Weihe

1

; SHI Yanwei

1

; ZHANG N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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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 Hongy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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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3月31日发(作者：僪安萱)

心理科学进展 2020, Vol. 28, No. 2, 358–367

Advances in Psychological Science DOI: 10.3724/SP.J.1042.2020.00358

工作反刍及其“双刃剑”效应

*

张 晶

1,2

李伟贺

1

史燕伟

1

张 南

1

马红宇

1

(

1

华中师范大学心理学院, 武汉 430079) (

2

新乡医学院心理学院, 河南 新乡 453003)

摘 要 工作反刍指在没有要求其出现的情境下, 有意识的、重复发生的工作方面的相关想法, 分为工作相

关情感反刍与工作相关问题解决沉思两个维度。工作反刍对个体健康、工作及幸福感的影响有“双刃剑”效应。

持续性认知理论、压力认知激活模型与认知资源视角理论, 可以解释该效应的内在机制。未来研究应分析影

响双刃剑效应的边界条件, 寻求减少消极效应、增加积极效应的途径, 拓展其双刃剑效应心理机制的分析视角

关键词 工作反刍; 双刃剑效应; 持续性认知理论; 压力认知激活模型; 认知资源视角理论

分类号



B849:C93

间依然关注工作的心理现象愈演愈烈(Felstead,

Gallie, & Green, 2002; Pravettoni, Cropley, Leotta,

& Bagnara, 2007; Kinman, Clements, & Hart, 2017;

Weinberger, Wach, Stephan, & Wegge, 2018)。无论

是几百人的小样本分析(Michalianou, 2011), 还是

Julie, Bond, & Kinman, 2012; Locatelli, Kluwe, &

Bryant, 2012)。然而, 也有研究发现, 非工作时间

积极地反刍工作可以预测员工工作中的主动行为

和组织公民行为, 有利于幸福感的提升(Binnewies,

Sonnentag, & Mojza, 2009)。因此, 工作反刍对个

体心理与行为的影响可能是一把“双刃剑”, 兼有

消极和积极两方面的影响。

目前, 国外关于工作反刍的研究正逐年增多,

但总的来说尚处于起步阶段, 国内对于该现象的

研究更是有限。基于这些, 本文对工作反刍的现

有研究进行全面回顾, 在澄清其内涵及维度的基

础上, 着重探讨其对个体工作生活的“双刃剑”效

应及背后的心理机制, 并对该领域未来的研究方

向进行展望。以期为国内学者在中国文化背景下

检验、拓展工作反刍的内涵与特点提供材料。此

外, 以往研究较多关注工作反刍的消极作用。本

研究通过对“双刃剑”效应的梳理, 可以促进研究

者对工作反刍后续效应更全面的分析, 同时也为

如何降低工作相反刍的消极影响, 促进其积极作

用的发挥提供思路。

且该人数还在逐渐增加(Felstead et al., 2002)。这

被称为工作反刍(work-related rumination, WRR;

复思考工作有关的问题和事件的状态(Querstret &

Cropley, 2012)。近10年来, 工作反刍对个体身心

健康、工作生活产生的重要影响逐渐得到职业健

康心理学的关注, 在与职业压力相关的研究中,

工作反刍常被视为一种消极的心理现象。例如,

工作反刍水平高的个体, 会体验到更多的情绪耗

收稿日期:2019-03-12

* 华中师范大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培育项目

(CCNU19GF010), 中国基础教育质量监测协同创新

中心重大成果培育性项目(2018-04-015-BZPK01)。

通信作者:马红宇,E-ma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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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opley & Zijlstra, 2011), 指一些人在工作之外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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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下班后在心里不能放下工作的现象是一种反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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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着下班后被工作所扰、持续思考工作的现象,

P

Tomlinson, 1998), 都显示至少70%以上的员工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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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千人的大范围调查(Gallie, White, Chen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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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工作反刍的界定及测量

1.1 工作反刍的内涵

工作反刍一词最早由Cropley和Zijlstra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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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大, 工作要求不断增多, 使得员工在非工作时

Kinnunen, & Feldt, 2017)和更少的幸福感(Flaxm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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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经济飞速发展的今天, 组织竞争压力不断竭(Deselms, 2016; Flaxman et al., 2018; Perk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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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该效应的作用层面。

第2期 张 晶 等: 工作反刍及其“双刃剑”效应 359

2011年提出, 指与工作问题相关的一个或一些想

法, 这些想法的本质是重复性的。此时的工作反

刍观是消极的, 被认为是阻碍员工恢复的重要原

因。例如, Cropley及其同事通过一系列研究, 验

证高压力水平的员工下班后进行的更多关于工作

内容的反刍是导致其睡眠受损的原因(Cropley &

Millward, 2003; Cropley, Dijk, & Stanley, 2006)。但

Michalianou (2011)调查发现, 人们并不总是被动

地回顾工作中的消极经历, 也可能因为喜欢工作

或享受解决问题的过程而主动思考工作, 以寻求

完成任务、实现目标的方法。目标进程理论也认

为, 人们可以对消极的内容反刍, 也可以对积极

的内容反刍。反刍思维是一种围绕常见的工具性

主题的意识想法, 会在缺少直接需求该想法的环

境中重新出现, 是一种自我调节的形式, 具有引

导个体追踪目标进展的积极功能(Martin, Shrira,

& Startup, 2008; Castro, Martínez, & Abarca,

2019)。所以, 依据目标进程理论的反刍观, Syrek

和Antoni (2014)提出了更为全面的工作反刍定

义：指在没有要求其出现的情境下(通常为下班后

或休闲时间等非工作时间), 有意识的、重复发生

发生的时间, 而且反刍内容的效价不局限于消极

方面。因此, 本研究采用该工作反刍定义。

的工作方面的相关想法。该定义指出了工作反刍

1.2 工作反刍与相关概念辨析

1.2.1 工作相关情感反刍与抑郁性反刍

反刍思维最初由于在抑郁症患者身上的高出

现率而受到学者的关注。这些反刍聚焦在抑郁想

法及相关症状的表现上, 被称为抑郁性反刍

(depressive rumination), 是一种非适应性的反应

风格, 属于个体特质(Nolen-Hoeksema, 1987)。随

着研究的展开, 学者们逐渐发现反刍既可以是一

种反应倾向, 也可以是基于特定背景产生的普遍

的思维形式, 即状态性反刍(state rumination;

Robinson & Alloy, 2003)。

工作相关情感反刍和抑郁性反刍均与情感有

虑症等临床患者的一种反应风格, 是特质性反刍,

其焦点主要指向症状表现和消极的自我认知, 由

长(Bastin, Mezulis, Ahles, Raes, & Bijttebier,

景, 由工作相关目标的实现受阻引发(Martin &

Tesser, 1996), 属于状态性反刍, 其焦点主要指向

与工作相关的感受, 是职场员工都可能产生的常

规性反刍(Kinnunen et al., 2017)。

1.2.2 工作相关问题解决沉思与反思反刍

反思反刍(reflection rumination)是个体有目

于这种反应风格的存在, 使得抑郁期被加剧和延

2015)。工作相关情感反刍的产生要依托于工作背

关, 具有消极的效价。抑郁性反刍是抑郁症、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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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反刍积极观的影响下, Cropley团队结合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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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与因子分析的结果, 提出了工作反刍的两个维

度：情感反刍(affective rumination)和问题解决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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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problem-solving pondering)。二者从反刍内容的

区分(Kinnunen et al., 2017), 具有中高等强度的正

相关(r = 0.61, p <

0.001; Querstret & Cropl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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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点(情感vs.问题解决)及效价(消极vs.积极)上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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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情感反刍是一种负性认知状态, 反刍内容

聚焦在工作经历带来的消极情感体验上, 具有侵

入性、广泛性、重复发生的特点, 个体在反刍时

会产生负性情绪, 而处于紧张、厌烦的状态; 而问

题解决沉思, 反映个体对一个特定问题持续的心

理审视或通过评估先前的工作来看其如何被改进,

包括从新的角度思考问题, 找到并移除阻碍, 发

展创造性观点的方法, 能通过促进问题解决的进

程使个体产生积极情绪、获得愉悦体验。对于大

多数人来说, 在一段时间内, 工作反刍的两种类

型是同时存在的(Kinnunen et al.,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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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的调整认知, 寻找解决策略从而缓解抑郁症状

的思维, 是一种对自我情绪的主动性沉思(曾庆巍,

刘爱书, 钟继超, 2016)。实证研究显示, 反思反刍

会在短期内导致消极情感, 但在一段时间后通过

情感问题的解决可以减少消极情感(Verhaeghen,

Joormann, & Aikman, 2014), 因此是抑郁性反刍

中的适应性成分。工作相关问题解决沉思与反思

反刍存在相似之处, 也是个体有目的的调整认

知。但问题解决沉思寻求的解决策略是用于应对

工作相关问题, 沉思过程中不一定包含情感成分,

同时也不一定用于调节心境(Cropley & Zijlstra,

2011; Syrek, Weigelt, Peifer, & Antoni, 2017 )。此

外, 二者的核心区别在于反思反刍是特质性反刍

反应风格的一种, 而问题解决沉思属于状态性的

工作反刍。

1.2.3 工作反刍与工作心理脱离

工作心理脱离(psychological detachment from

work)指非工作时间个体在心理上从工作中解脱,

不去思考工作相关的问题, 是实现机体恢复的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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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0 心 理 科 学 进 展 第28卷

要前提(Sonnentag & Fritz, 2015)。工作反刍是在非

工作时间进行的对工作问题的持续思考, 这一过

程中个体显然没有在认知上脱离工作。实证研究

也显示工作反刍与心理脱离显著负相关(Cropley,

Michalianou, Pravettoni, & Millward, 2012)。但心

理脱离的反面并不完全等同于工作反刍, 因为工

作心理脱离的潜台词认为在休闲时间思考工作一

定是有损恢复的, 然而人们并不总是消极地反刍

工作(Cropley & Zijlstra, 2011), 问题解决沉思对

恢复并没有产生不良影响(Vahle-Hinz, Mauno, de

Bloom, & Kinnunen, 2017)。因此, 非心理脱离时

并不一定是工作反刍, 而工作反刍时一定是非心

理脱离的状态。Cropley和Zijlstra (2011)将二者的

关系称为非兼容状态。

1.3 工作反刍的测量

现有工作反刍的测量方式主要有3种。

一是Flaxman等(2012)编制的工作担忧与反

刍量表(Work-related Worry and Rumination

Scale)。共5个题项, 其中1题来自反刍反思问卷

(Rumination-Reflection Questionnaire, RRQ), 2题

来自情绪控制问卷(Emotion Control Questionnaire,

ECQ), 1题来自担忧范围问卷(Worry Domains

Questionnaire, WDQ), 1题来自完美主义认知量表

(Perfectionism Cognitions Inventory, PCI); 采用5

工作时间对工作内容反刍的2个题目, “即使在家,

我也经常考虑工作中的问题”、“即使在度假, 我也

会思考工作中的问题”。这两个题目并没有体现反

刍内容的情绪效价, 且信度也有待提高。

三是当前较多研究采用的工作反刍问卷

(Work-Related Rumination Questionnaire, WRRQ)。

该问卷是Cropley团队(2012)基于访谈编制的专门

用于测量工作反刍的量表, 最初因子分析提取出

情感反刍、问题解决沉思和分心(用于衡量员工不

进行工作反刍的容易程度)三个因子, 其中分心因

子与其他两个因子显著负相关(Cropley et al.,

2012)。由于分心分量表不能直接测量工作反刍,

(Querstret, Cropley, Kruger, & Heron, 2015; Kinnunen

et al., 2017; Syrek et al., 2017; Firoozabadi,

工作反刍问卷包括情感反刍与问题解决沉思两个

表采用5点计分, 1表示“几乎不”, 5

表示“一直是

”,

要求作答者选择休闲时间经历过相关想法的频率,

得分越高表示工作反刍的水平越高。对英国、德

国、美国等国家和地区的测量数据分析结果显示,

两个分量表的克隆巴赫α系数均在0.80以上

Uitdewilligen, & Zijlstra, 2018)。目前普遍认同的

分量表, 各5道题, 因子载荷均在0.60以上。量

因而在后续相关研究中逐渐被研究者舍弃

al., 2012; Yuan, Barnes, & Li, 2018; Flaxman et al.,

2018)。该量表着重测量聚焦于工作压力源或工作

问题的认知内容, 强调过去或未来事件的潜在消

极结果(Flaxman et al., 2012)。因此, 该测量不能

目来源复杂, 可能无法精准地测量工作反刍。例

如, 反刍反思量表主要用于测量抑郁性反刍反应

风格(Nolen-Hoeksema

& Morrow, 1991); 担忧是

焦虑障碍的显著特征, 主要指向未来, 反刍则更

多指向过去(Fresco, Frankel, Mennin, Turk, &

Heimberg, 2002)。

二是采用Mohr团队编制的刺激量表(Irritation

Scale, IS; Mohr, Müller, Rigotti, Aycan, & Tschan,

2006)中的认知刺激(Cognitive Irritation)分量表的

部分题目。该分量表共3个题项, 采用7点计分,

内部一致性系数在0.76以上(Syrek & Antoni,

2014; Vahle-Hinz, Bamberg, Dettmers, Friedrich, &

Keller, 2014)。目前研究者主要使用其中能体现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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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计分, 克隆巴赫α系数在0.85以上(Flaxman 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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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地反映工作反刍的效价。而且, 量表中的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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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uerstret & Cropley, 2012; Syrek et al., 2017;

Demsky, Fritz, Hammer, & Black, 2019; Van Laethem,

Beckers, de Bloom, Sianoja, & Kinnunen, 2018)。验

证性因素分析的效度指标也良好(Syrek, et al.,

2017; Weigelt, Syrek, Schmitt, & Urbach, 2019)。

综上, 目前应用最广泛的工作反刍问卷

(WRRQ)因素结构较为全面, 信效度良好。不过,

上述工作反刍量表都基于西方文化背景构建, 而

中国人的职业价值观不同于欧美人, 更重视职业

的社会贡献性(Elizur, Borg, Hunt, & Beck, 1991)。

在这种强烈的社会责任心驱使下, 中国员工对于

改进、完善工作可能有更高的追求。因此, 改编

西方量表, 特别是开发适用于我国文化背景下的

工作反刍量表将是未来的研究方向之一。

2 工作反刍的“双刃剑”效应

Watkins (2008)认为, 反刍究竟是产生建设性

还是非建设性的结果, 取决于反刍思维是帮助了

还是阻碍了朝向目标的进程。关于工作反刍作用

后效的研究验证了这一观点, 本文将从积极和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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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期 张 晶 等: 工作反刍及其“双刃剑”效应 361

极效应两方面来回顾和梳理工作反刍对个人工作

和生活产生的影响。

2.1 工作反刍的积极效应

工作反刍的积极效应主要体现在工作相关问

题解决沉思对员工健康、幸福感及工作相关表现

的影响。健康方面, 大量研究集中在工作反刍对

睡眠的影响上, 但现有研究对于问题解决沉思与

睡眠的关系尚未得出一致的结论。如, Querstre和

Cropley (2012)研究显示, 员工下班后的问题解决

沉思与低水平的睡眠质量正相关; 但Syrek等

(2017)在为期3个月的追踪研究中发现, 问题解

决沉思与睡眠受损的负相关边缘显著。这提示,

问题解决沉思可能在短期内不利于睡眠, 但随着

时间的延长, 个体可能通过实现问题的解决最终

促进睡眠质量的提升。在整体健康感(Deselms,

2016)及一些健康行为方面(如, 食物选择的健康

性; Cropley et al., 2012), 问题解决沉思并没有显

著的影响; 这可能是由于思考问题解决的过程是

偏中性的(Weinberger et al., 2018), 因此在短时间

内没能体现出积极作用。事实证明, 当个体对积

极的工作体验进行反刍时会减少晚上对身体和心

理问题的抱怨, 并有助于血压不易受到工作−家

2013); 对积极工作体验的反刍还可以减少下班后

庭冲突的影响(Bono, Glomb, Shen, Kim, & Koch,

的饮酒行为, 降低重度饮酒的发生率(Frone, 2015)。

竭水平(Firoozabadi et al., 2018)。以上结果提示,

问题解决沉思与幸福感相关变量的关系可能受到

职业类型和测量时间等因素的调节。

在工作领域, 问题解决沉思具有更显著的积

极效应。以企业家为测量对象的日志法研究发现,

前一天晚上的问题解决沉思可以显著正向预测他

们第二天的工作创造力(Weinberger et al., 2018)。

而且, 问题解决沉思对工作变量的积极作用具有

较强的跨时间稳定性, 不仅可以显著预测1年后

的工作创造力(Vahle-Hinz et al., 2017), 甚至对两

年后的工作投入水平也具有积极的预测性

(Kinnunen et al., 2017)。内容效价更为积极的工作

et al., 2009)、工作投入(Flaxman et al., 2018)等也

表现出跨时间的稳定促进作用。

极效应主要体现在工作领域; 而对于健康和幸福

过程是理性的、内容多为中性的, 不能引起较强

的生理唤起进而对健康和情绪的短期效应不显著;

当工作反刍内容的积极效价更强时, 个体的工作

生活会受到更显著的正向影响, 或者问题解决沉

思通过对问题的解决带来的积极体验也能起到促

进健康和提升幸福感的作用。此外, 职业类型等

边界条件也可能是导致问题解决沉思积极后效发

挥不稳定的因素。

2.2 工作反刍的消极效应

工作反刍的消极效应主要体现为工作相关情

感反刍对员工健康、幸福感及工作表现的影响。

现有大量研究发现工作相关情感反刍与低质量的

睡眠相关(e.g.,

Berset, Elfering, Stefan Lüthy,

Simon Lüthi, & Semmer, 2011; Vahle-Hinz et al.,

2014; Kinnunen et al., 2017)。情感反刍在时间压力

(Berset et al., 2011; Kinnunen et al., 2017)、任务压

力(Syrek & Antoni, 2014; Syrek et al., 2017)、工作

场所不文明行为(Demsky et al., 2019; Yuan et al.,

2018)等工作压力源与失眠间发挥着中介作用, 也

是某些人格特质(如, 担忧型完美主义; Flaxman et

al., 2018)负向影响睡眠的内在机制。此外, 由于情

感反刍能维持个体处于较高的心理生理唤醒水平,

因此会引起生理指标的波动(Vahle-Hinz et al.,

2014; Cropley, Rydstedt, Devereux, & Middleton,

2015)。如, 相对于低情感反刍组, 高情感反刍组

综上所述, 工作相关问题解决沉思的显著积

感的影响不稳定。这可能是由于思考问题解决的

反刍对员工工作主动性、组织公民行为(Binnewies

问题解决沉思与幸福感的关系也尚未形成统

一的结论。Querstret和Cropley (2012)研究发现,

问题解决沉思与工作日慢性疲劳和急性疲劳显著

负相关。也有研究显示问题解决沉思与同时期的

抑郁体验(Vandevala et al., 2017)等幸福感领域的

变量并无显著关系, 这可能是由于Deselms (2016)

与Vandevala等人(2017)的研究群体存在的相似特

殊性导致的。两个研究的有效数据均低于100

份,

其中Deselms

(2016)以911紧急救援中心调度员

为研究对象, Vandevala等人(2017)以ICU重症监

护室医护人员为测量对象。这两类职业的共同特

点是工作中充满紧急性与不确定性, 因此工作带

来的情感冲击较强, 员工经常处于强烈的情感体

验中从而更易受到工作相关情感反刍的影响。而

与Querstret和Cropley (2012)的研究相似, 对于多

种职业类型的员工, 问题解决沉思与耗竭的横断

负相关显著, 但不能显著预测半年至一年后的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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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绪耗竭(Deselms, 2016; Vandevala et al.,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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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2 心 理 科 学 进 展 第28卷

迷走神经调节的心率变化水平更低, 说明他们的

副交感神经活动水平更低, 所以容易打破植物神

经系统的平衡而损害生理功能的健康(Cropley et

al., 2017)。在健康体验与行为方面, 情感反刍能显

著负向预测一年后的恢复水平(Vahle-Hinz et al.,

2017)及恢复价值(Van Laethem et al., 2018), 情感

反刍者报告了更多的不健康进食行为(Cropley et

al., 2012), 更多的工作日饮酒、重度饮酒和下班后

饮酒行为(Frone, 2015)。

工作反刍对幸福感相关变量的消极作用更是

得到了大量横向与纵向研究的证实。情感反刍水

平高的个体, 会体验到更多的情绪耗竭(Bono et

al., 2013; Baranik, Wang, Gong, & Shi, 2014;

Deselms, 2016; Flaxman et al., 2018), 更高水平的

疲劳感(Querstret & Cropley, 2012; Deselms, 2016),

更多的抑郁情绪(Wang et al., 2013; Vandevala et

al., 2017)和更少的主观幸福感(Flaxman et al.,

2012; Locatelli et al., 2012)。而且消极情感反刍对

幸福感的负性作用在3个月、6个月及12个月的

不同时间范围内得到了稳定的验证(Firoozabadi et

al., 2018)。

工作领域, 情感反刍可以负向预测两年后的

工作投入(Kinnunen et al., 2017)和工作创造力

(Kinnunen, Feldt, & de Bloom, 2019)及两年后的工

(Vahle-Hinz et al., 2017); 以及正向预测一年

性。持续性认知模型认为, 压力源能直接引起即

时的心理生理唤起, 而持续的心理生理激活才是

导致慢性疾病的原因。由于持续性认知的存在,

使得压力源不可控的认知反复呈现, 进而延长了

压力源引起的心理生理激活, 最终导致持续的负

性情绪体验, 损害躯体器官功能(Brosschot, Gerin,

& Thayer, 2006)。工作相关情感反刍时个体将工作

看作一种不可控、不可避免的压力(Pravettoni et

al., 2007), 会在反刍中体验到抑郁、焦虑等消极情

绪。而工作相关问题解决沉思时, 个体目标在于

解决工作中遇到的难题或促进工作发展(Cropley

& Zijlstra, 2011), 此时工作对个体来说并不是不

刍时工作的不可控压力感得以重复呈现, 进而使

得个体持续体验到压力感引发的生理激活和情绪

工作内容, 但因为没有将工作表征为不可控的,

Cropley (2012)也指出, 情感反刍与问题解决沉思

最关键的区别在于情感反刍状态下个体的心理生

理唤起较高, 从而不利于身心恢复; 问题解决沉

思状态下没有持续的心理生理唤起, 因此对恢复

的破坏性小。综上, 持续性认知理论可以解释为

什么情感反刍在工作压力与健康类结果变量间发

挥中介作用, 而问题解决沉思的中介作用通常不

成立。例如, Syrek等人(2017)分维度考察工作反

刍在未完成的任务与睡眠问题间的中介作用, 结

果证实只有工作相关情感反刍的中介成立。同年,

Vandevala等人(2017)的研究也发现, 只有工作相

关情感反刍中介了工作压力源与耗竭、抑郁及精

神疾病患病风险间的关系。

3.2

基于压力认知激活理论的解释

压力认知激活理论(Ursin

& Eriksen, 2004;

Meurs & Perrewé, 2011)是一种压力的综合理论,

认为传统的平衡类模型(如, 资源保存理论、努力

奖赏失衡模型、工作要求−控制模型)只考虑了压

力的消极结果, 而没有考虑压力体验的适应性或

功能性方面; 提出短暂的压力本身并不是影响个

体的关键, 重要的是个体对压力的认知评估, 评

估能决定结果预期。结果预期指个体对自己作出

的对压力情境的反应结果的评估, 分为消极预

期、积极预期和无预期三种。当个体认为应对压

力源的行为不仅可以影响结果, 而且该影响是以

感受; 而问题解决沉思过程中个体虽然持续思考

所以也不存在对生理激活的延长。Querstret和

可控制的压力源。依据持续性认知理论, 情感反

作耗竭(Kinnunen et al., 2017)。但在工作绩效上,

并未得出工作相关情感反刍的一致性消极作用。

如, 有研究显示, 情感反刍与工作绩效显著负相

关(Van Laethem et al., 2018), 但Binnewies等人

绩效间的显著关系。

总的说来, 工作相关情感反刍对个体工作生

活具有较为显著的负向预测作用, 而且可以在长

达2年的时间内保持稳定。也正是由于其持久的

破坏性影响, 近年来, 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关注

减少或调节工作反刍消极效应的途径。

3 工作反刍双刃剑效应的理论基础

对于工作反刍两个维度产生的积极和消极效

应的内在机制, 可以通过以下三个理论作出解释。

3.1 基于持续性认知理论的解释

持续性认知包括担忧、反刍、预期压力等多

种过程, 这些过程的共同本质特征是重复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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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的早期研究没能发现消极工作反刍与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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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期 张 晶 等: 工作反刍及其“双刃剑”效应 363

积极的方式运行时, 会出现积极结果预期。当个

体认为自己无法控制或影响压力结果, 或对压力

源的反应会导致消极的结果时, 消极结果预期就

会出现。消极结果预期会导致持续的心理生理唤

起。工作相关情感反刍时个体认为工作问题是不

可控制、无法避免的(Pravettoni et al., 2007), 因此

会导致消极结果预期, 对这种消极结果预期的反

复呈现最终导致心理生理激活的延长; 而问题解

决沉思时个体相信自己可以通过完成任务、找到

实现目标的方法来控制情境(Michalianou, 2011),

即产生积极结果预期, 找到解决方案与具有控制

感都是减少唤醒的有效方式, 所以问题解决沉思

过程中无心理生理激活的延长。这同样可以帮助

我们理解, 情感反刍在工作压力源与健康受损间

起中介作用, 而问题解决沉思无显著中介作用的

现象。Firoozabadi, Uitdewilligen和Zijlstra (2018)

依据该理论, 在1年的时间内通过3次测量研究

发现, 在同等水平的工作压力下, 情感反刍可以

显著预测12个月内情绪耗竭的增加; 问题解决沉

思不能显著预测情绪耗竭随时间的变化。作者认

为这一结果验证了压力认知激活理论的观点, 即

情感反刍产生的消极结果期待会导致心理生理激

活的延长, 进而损害幸福感; 而问题解决沉思产

生的积极结果预期不会延长心理生理激活, 进而

3.3 基于认知资源视角理论的解释

对幸福感无显著作用。

中进行学习, 这可以看作一种资源恢复的方式

(Seo, Barrett, & Bartunek, 2004; Firoozabadi et al.,

2018)。而且问题解决沉思对睡眠等恢复过程的损

害小, 也有利于损耗资源的再恢复。由此可知, 认

知资源视角理论可以作为工作反刍对工作表现不

同影响的解释依据。现有研究证实了这一观点,

Bennett, Gabriel, Calderwood, Dahling和

Trougakos (2016)研究发现, 工作相关问题解决沉

思有助于掌握体验的获得。对于将问题解决沉思

作为非工作时间资源重建方式的企业家来说, 问

题解决沉思显著正向预测了他们第二天的工作创

造力(Weinberger et al., 2018)。

主要从工作反刍能否引起长时间心理生理激活的

角度解释其作用后效; 二者的解释机制较为相近,

认为心理生理激活由工作是否具有可控性的认知

期引起; 目前应用持续性认知模型的研究较多。

认知资源视角理论主要从反刍消耗资源的程度存

在差异的角度, 对工作反刍的作用后效作出解

释。上述理论对于工作反刍对个体健康、幸福感和

工作角色表现的“双刃剑”效应均有一定的解释力。

主要在心理生理激活的发生源上存在差异, 前者

评估引起, 后者的激活由应对工作压力的结果预

总之, 持续性认知模型和压力认知激活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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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知资源视角理论是一组理论, 包括资源有

限论(Kahneman & Treisman, 1984)和资源分配理

论(Connolly et al., 2014), 其核心是认知资源有限

(Kahneman & Treisman, 1984), 认为人们的认知

资源是有限的, 这使得人们必须把有限的资源有

控制地分配到不同的活动或同一活动的不同方

面。持续发生的反刍思维使得认知资源一直被占

用, 进而损害分配到其他任务中的资源(Connolly

et al., 2014)。工作相关情感反刍过程中认知资源

一直消耗在负性工作体验及消极情感过程上, 而

且由于其对睡眠等过程的阻碍作用使得资源不能

得到

有效的恢复, 因而会损害工作角色表现

(Weinberger et al., 2018)。问题解决沉思过程虽然

也会消耗认知资源(Cropley & Zijlstra, 2011;

Firoozabadi et al., 2018), 但在该过程中问题会经

历重新定义和探索, 个体可以从解决问题的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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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认知资源有限论又称单一中枢容量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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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未来研究展望

尽管目前对工作反刍的研究日益增多, 并取

得了一些有价值的研究成果, 为我们理解其效应

提供了重要基础, 但总的来说, 与工作反刍有关

的许多重要问题仍有待未来进一步全面、深入地

探讨。

4.1 探索影响工作反刍后续效应的边界条件

前人研究在工作反刍的某些后续效应上存在

着不一致的结论, 这可能是由一些边界条件引起

的。对抑郁性反刍的分析发现, 女性比男性进行

更多关于消极经历的反刍(Nolen-Hoeksema, Larson,

& Grayson, 1999)。而且, 男性的理性思维水平普

遍高于女性(张之沧, 2013)。因此, 工作反刍的消

极效应可能存在性别差异。其次, 职业类型也可

能是影响工作反刍作用后效的因素。有研究显示,

创造性职业的工人更多进行解决问题的反刍, 重

复性职业的工人则更多进行情感反刍(Pravettoni

et al., 2007) ; 技术型员工相对于非技术型员工报

告了更多的工作反刍(Cropley & Zijlstra, 2011)。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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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4 心 理 科 学 进 展 第28卷

些证据表明, 工作反刍积极或消极效应的发挥可

能受到职业类型的调节。此外, 员工的岗位级别

也可能影响工作反刍的后续效应。因为有研究发

现, 问题解决沉思更容易在决策自主性更高的领

导层表现出显著的积极作用(Weinberger et al.,

2018)。

4.2 从认知功能入手分析工作反刍对工作角色

表现“双刃剑”效应的心理机制

现有理论主要从心理生理激活和资源损耗角

度解释工作反刍的作用后效。前者在解释工作反

刍对健康和幸福感的直接影响上较为适用, 但对

于下班后的工作反刍如何影响第二天的工作表现,

则可能缺乏直接的解释力; 后者可以用来解释工

作反刍对工作角色表现的影响, 但在解释过程中

可能要同时考虑资源的损耗与恢复, 过程略为复

杂。Cropley, Zijlstra, Querstret和Beck (2016)采用

问卷法分析了工作反刍与执行功能的关系, 结果

显示, 工作相关情感反刍与执行功能负相关, 表

现为高反刍者认知失败水平较高、认知弹性及工

作情境感知水平较低。在情感反刍的过程中, 个

体会产生消极情绪体验, 而消极情感会损害执行

功能(周雅, 2013); 问题解决沉思的过程中, 个体

的认知弹性。具有高水平的执行功能, 是个体出

持续进行的多种解决思路的探索可能会提高个体

2018), 使员工在面对高工作要求时, 更有把握满

足要求, 从而避免在下班后一想到工作便产生负

性情绪, 进而更理智地分析问题、寻求解决途径。

也可以培训员工采用叙事(聚焦于行为及事件本

身)的方式记纸笔日记, 以促进个体对工作事件的

认知重构, 从而帮助其控制消极反刍(Yukawa,

2008)。同时, 研究视角应从以变量为中心逐渐扩

展到以个体为中心, 关注个体差异, 对于工作反

刍类型以情感反刍为主导的员工采取有针对性地

干预。

4.4 基于溢出−交叉效应分析工作反刍对配偶等

重要家人的影响

面进行, 而对于其是否以及如何影响员工相关的

重要他人等问题尚缺乏关注。依据溢出−交叉效应

领域, 并通过社会互动交叉影响配偶等重要他人

2016)。工作反刍的发生地多在家庭领域

, 会占用

个体的休闲时间, 可以体现工作体验到家庭的溢

出。那么这种溢出效应是否会通过交叉作用影响

到配偶或子女的睡眠、幸福感等, 进而影响到夫

妻关系、亲子关系也是未来的研究方向之一。从

夫妻乃至整个家庭层面考察工作反刍的后续效应,

将有助于更全面地理解工作反刍对个体工作生活

的影响。

模型, 个体在工作中的相关体验可以溢出至家庭

(马红宇, 谢菊兰, 唐汉瑛, 申传刚,

张晓翔,

以往工作反刍作用后效的研究主要在个体层

孙海龙, 占丹玲, 胡婧, 刘凯, 2017)。因此, 执行

功能很可能是工作反刍影响工作表现的内在核心

机制, 未来研究有必要对这一关系展开系统的分

析, 进而可以通过干预执行功能的方式来减少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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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地完成任务, 提高工作绩效的重要保障(邢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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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反刍的消极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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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探索既能促进工作相关问题解决沉思又能

减少工作相关情感反刍的有效途径

工作反刍属于状态性反刍

, 会受到工作经历

的影响而在两种类型间波动, 因此在一段时间内

个体可能会交替体验到两类工作反刍。一项以个

体为中心的追踪研究证实, 受访者中70%以上的

员工, 在2年的时间内既经历过工作相关情感反

刍又经历过问题解决沉思(Kinnunen et al., 2017)。

可见, 工作反刍的“双刃剑效应”是普遍存在的大

众体验。这提示, 未来研究可以考虑从如何促进

员工将反刍的内容更多聚焦于问题解决而非情感

体验的角度入手, 去降低工作反刍的消极影响。

如, 提升员工的问题解决技能(Firoozabadi et 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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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ork-related rumination (WRR) refers to conscious, recurring work-related thoughts that occur

work-related problem-solving pondering. The influence of WRR on individual health, work and happiness is

a double-edged sword. Perseverative cognition theory, cognitive activation theory of stress and cognitive

resource perspective theory

provide explanations for the internal mechanism of positive and negative effects

of WRR. Researchers should analyze boundary conditions affecting the double-edged sword effect, seek the

route of reducing its negative effects and increasing the positive effect, in the future. Besides, researchers

should also expand the analytical perspective of psychological mechanism of the double-edged sword effect,

as well as the functional level of the effect.

Key words: work-related rumination (WRR); “double-edged sword” effect; perseverative cognition theory;

cognitive activation theory of stress; cognitive resource perspective the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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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thout being asked to do so. WRR is divided into two dimensions: work-related affective rumination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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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HANG J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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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I Wei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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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HI Yanwe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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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 Hongy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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