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诚实-谦逊性和人际亲密性对公平规范执行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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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4月16日发(作者:裘秋翠)

心理与行为研究

2020,18(3):419~425

Studies of Psychology and Behavior

诚实−谦逊性和人际亲密性对公平规范执行的影响

*

齐春辉 张 振

(河南师范大学教育学部,新乡 453007)

摘 要 采用2(诚实−谦逊性:高分组、低分组)×3(人际亲密性:家人、朋友、路人)×2(提议不公性:高不

公提议、低不公提议)的混合实验设计,考察人际冲突情境下诚实−谦逊性与公平规范执行中人情效应的关系。

研究结果发现,随着人际亲密性的增强,人们对互动同伴的互惠预期越高,更倾向于接受不公提议;高、低诚

实−谦逊者付诸公平规范执行时均会考量双方彼此的人际亲密性,但高诚实−谦逊者存在更强的人情效应。结果

表明,高诚实−谦逊者更在意维持有价值的人际关系,愿意宽容重要他人的违规行为。

关键词 诚实−谦逊性,人际亲密性,公平规范执行,最后通牒博弈。

分类号 B844.2

1 引言

社会规范是指导与约束人们在社会交互中如

何表现的行为标准,并通过奖善惩恶来维持其效

用(McAuliffe & Dunham, 2017)。尊重和遵循社会

规范会促进人际合作,而忽视与违背社会规范则

会导致人际冲突。资源分配情景是受社会规范影

响的重要领域之一,同时资源分配的不均衡性也

是诱发人际冲突的重要原因之一。人们遭遇不公

情景时自愿付出利益来惩罚违规者的意愿与行为

被定义为公平规范执行(杨邵峰, 齐春辉, 张志超,

张振, 2018)。研究发现,人们具有强烈的公平偏

好,极度厌恶不公分配结果,并且愿意付诸公平

规范执行(McAuliffe, Blake, Steinbeis, & Warneken,

2017)。学界普遍将公平规范执行视为偏离经济人

假设的偏好行为,从认知、情绪和动机角度来阐

述其发生机制,并强调情境因素和人格因素能够

交互影响其表现形式(张振等, 2020)。

良好社会适应的关键在于,人们在冲突事件

发生后仍能有效修复并维持重要的人际关系。自

我扩张模型认为自我扩张动机是一种基本动机,

它促使个体去发展与维持亲密关系,而且个体也

会从亲密关系中获取他人的资源、观念或认同等

以实现自我扩张,因此,亲密关系使得双方存在

较强的自我融合和重叠,形成强烈的善意期望和

积极偏爱(赖晓璐, 刘学兰, 黎莉, 2018)。价值关

系理论强调,修复并维持有价值的人际关系能够

带来更长远的利益,具有自然进化上的优势性

(McCullough, Kurzban, & Tabak, 2013)。灵长类动

物和人类研究均表明亲社会行为多存在于基因相

关的亲属之间,能够极大地增进彼此的进化适宜

性(Rand & Nowak, 2013)。现实生活中人们并非

无差别地付诸规范执行,而是依据双方的关系亲

密性表现出明显的“人情效应”(徐杰等, 2017;

McAuliffe & Dunham, 2016),即相比于亲密性较远

的个体(如陌生人),人们更愿意宽容并回避与

亲密他人(如家人或朋友)之间的利益冲突(王

珍珍, 蒋文明, 2016; Campanhã, Minati, Fregni, &

Boggio, 2011; Fatfouta, Meshi, Merkl, & Heekeren,

2018; Wu, Zhang, Zhang, & Tian, 2015)。因此,人

际亲密性是调节人际冲突情境中公平规范执行的

重要因素。

另外,资产分配任务是一种牵涉多人利益的

相依情景,参与者的亲社会性直接影响其对相依

情景的感知、判断和行为。亲社会性是指个体指

向他人的积极情绪、态度和行为(Ruci, van Allen, &

Zelenski, 2018),在经济博弈任务中则表现为对他

人利益的关注程度,可以通过诚实−谦逊性、社会

价值取向等概念来量化,被视为解释人类合作与

冲突行为的动机因素(张振, 张帆, 原胜, 郭丰波, 王

收稿日期:2019–10–12

*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项目(20YJC190030);河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2019CJY030);河南省软科学研

究计划项目(1);河南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2020-ZDJH-152);河南师范大学博士科研启动基金(QD18043);

河南师范大学青年科学基金(2019QK31)。

通讯作者:张 振,E-mail:***************.cn。

419

420心理与行为研究第 18 卷

益文, 2015; Thielmann & Böhm, 2016)。相较于低亲

社会性者,高亲社会性者更在意他人利益,追求

合作共赢,倾向于选择回避冲突或接纳不公提议

(Hilbig, Thielmann, Wührl, & Zettler, 2015;

Karagonlar & Kuhlman, 2013)。近年来,多个研究

检验了亲社会性对冲突情景下人情效应的影响,

所获结果却存在分歧。有研究认为亲社会性与狭

隘利他性是协同进化的(Rusch, 2014),发现亲社

会者更在意亲密关系的维持与修复,并竭力回避

与亲密他人产生冲突(袁博等, 2014; Aaldering,

Greer, van Kleef, & De Dreu, 2013)。但是,

Thielmann和Böhm(2016)并未发现亲社会性对冲

突情景中人情效应的影响,相反亲社会者的合作

性是跨越群体界限的。该研究认为亲社会者的合

作性应该是具有普遍性的,不应受限于人际亲密

性的影响,而更易于孕育群际合作。通过对上述

文献的分析,本研究认为亲社会性的界定方式和

实验任务的特征可能是结论不一致的原因。一方

面,依据个体在单次囚徒困境博弈或三优势测量

中的抉择,以简单的二元分类尺度来界定亲社会

者和亲自我者,可能会削弱结果的有效性(张振,

张帆, 黄亮, 袁博, 王益文, 2014);另一方面,采用

群际囚徒困境博弈或懦夫博弈等同时性博弈操纵

人际冲突时,个体对他人的互惠预期和自身偏好

会交互影响其行为决策,导致无法区分亲社会性

的独立效应(Everett, Faber, & Crockett, 2015)。

为解决上述争议并澄清亲社会性对冲突解决

情景中人情效应的作用机制,当前研究采用诚实−

谦逊性量表来筛选高、低亲社会者,检验其与家

人、朋友或路人完成最后通牒博弈时的行为差

异。诚实−谦逊性是HEXACO模型在大五人格模型

基础上发展的一种人格维度,是指个体在可能遭

受剥削的危险情景中选择合作的倾向性,反映了

一种积极主动的合作性,并且是度量亲社会性的

有效指标之一(Ashton, Lee, & De Vries, 2014)。最

后通牒博弈是继时性互动的典型范式,常被用来

模拟人际冲突、谈判和反应性攻击等情景(Liu &

Pelowski, 2014)。该任务由提议者和反应者共同完

成,其中提议者提出如何与反应者分享金钱的提

议,随后反应者选择接受或拒绝提议;若接受,

则双方获得金钱,若拒绝,则双方均无收益。诚

实−谦逊性量表和最后通牒博弈的联合使用,在一

定程度上能够克服先前研究中的不足:其一,采

用连续尺度的诚实−谦逊性来度量并筛选高、低亲

社会者能够有效降低粗糙的二分方法导致的组内

误差,增强研究结论的真实有效性;其二,最后

通牒博弈的继时性使得反应者直接对提议者的决

策做出反应,并且要求反应者报告其对提议者的

事先互惠预期,进而实现互惠预期和社会偏好的

有效分离。依据价值关系理论(McCullough et al.,

2013)和人际冲突中人情效应的实证研究(王珍

珍, 蒋文明, 2016; Campanhã et al., 2011; Fatfouta et al.,

2018; Wu et al., 2015),本研究预期公平规范执行

也存在人情效应,并据此提出假设1:相比于非亲

密他人,个体更愿意包容亲密他人的不当或挑衅

行为,接受更多的不公提议。同时,考虑到亲社

会性和狭隘利他性是协同进化的(Rusch, 2014),

且多数研究表明亲社会性能够提升冲突解决中人

情效应的强度(袁博等, 2014; Aaldering et al.,

2013),本研究提出假设2:相比于低诚实−谦逊

者,高诚实–谦逊者更关注有价值的亲密关系,愿

意接受其提供的不公提议。

2 方法

2.1 被试

采用Ashton和Lee(2009)编制的HEXACO-

60中文版量表中的诚实−谦逊性子量表测量487名

大学生,剔除未完成测试的受测者47人,最终有

效问卷440份,其中男生109名,女生331名,平

均年龄20.23±1.34岁。诚实−谦逊性量表共计10个

题项,包含诚意、公平、贪婪回避和谦逊四个子

成分,每个子成分至少含2个题项。量表采用李克

特5点计分,从1表示“极不同意”到5表示“非

常同意”,总均分越高表示亲社会性越强。当前

样本中该量表的Cronbach α系数为0.76。依据总均

分进行排序,并将排序的前后15%为标准来界定

高分组(高于4.10)和低分组(低于2.90),然后

招募高、低诚实−谦逊者各43人参与实验。高分组

中男生5名,女生38名,平均年龄20.05±1.17

岁;低分组中男生16名,女生27名,平均年龄20.35±

1.36岁。高分组和低分组被试的诚实−谦逊性得分

分别为4.43±0.21和2.49±0.27,独立样本t检验发

现高分组显著高于低分组,t(84)=36.97,p<0.001。

2.2 实验设计

采用2(诚实−谦逊性:高分组、低分

组)×3(人际亲密性:家人、朋友、路人)×

2(提议不公性:高不公提议、低不公提议)的混

合实验设计。诚实−谦逊性为被试间变量,人际亲

第 3 期齐春辉 等:诚实−谦逊性和人际亲密性对公平规范执行的影响421

密性和提议不公性为被试内变量。鉴于提议不公

性反映了双方收益的不均等程度,本研究将其作

为人际冲突程度的一种度量,即高不公提议反映

了强烈的人际冲突,低不公提议反映了较弱的人

际冲突。因变量为被试对同伴的分配预期和接受

提议的概率。

2.3 实验材料与工具

2.3.1 人际亲密性操作与检验

参考前人研究(Campanhã et al., 2011; Fatfouta

et al., 2018),人际亲密性分为家人、朋友和路人

三种条件。具体而言,要求被试想象:当其作为

反应者,与家人、朋友或路人共同完成最后通牒

博弈时,如何应对对方提供的分配提议。同时,

采用Aron,Aron和Smollan(1992)发展的人际关

系亲密度量表(Inclusion of Other in the Self Scale,

IOS)评定受测者感知到的人际亲密性,进而检验

人际亲密性操纵的有效性。该量表通过两个环间

的重叠度来反映人际亲密性,从完全不重叠的1分

逐渐过渡到近似重叠的7分。

2.3.2 最后通牒任务

参考Haselhuhn和Mellers(2005)的实验任

务,本研究中最后通牒任务为策略互动博弈。研

究者告知被试最后通牒任务的具体规则,要求其

作为反应者,指出若提议者从10元中分给自己

2元或4元时,自己接受提议的概率分别是多少

(范围为0%~100%)。依据双方所得金钱的相对

多寡,将受测者得到2元的提议定义为高不公提

议,而受测者得到4元的提议定义为低不公提议。

2.4 实验程序

所有被试均通过纸笔测验来完成实验。被试

首先填写个人的基本信息,然后分别与不同人际

亲密性的同伴完成策略性最后通牒博弈。被试在

每种互动条件依次需要作答下述四个问题,即,

评定互动双方的人际亲密性,预估互动同伴给予

的分配金额,以及分别回答自己接受对方提供的

2元或4元提议的可能性。

3 结果

3.1 操纵检验

鉴于诚实−谦逊性高分组和低分组被试的性别

存在较大差异,本研究将性别作为协变量纳入所

有的统计分析中。对人际关系亲密度评分进行

2(诚实−谦逊性)×3(人际亲密性)的协方差分

析,结果发现人际亲密性的主效应显著,F(2,

166)=553.69,p<0.001,η

2

p

=0.87;事后比较表明,

受测者对家人的亲密度评分(6.15±0.13)显著高于

其对朋友(4.77±0.14)和路人(1.47±0.07)的亲密

度评分,ps<0.001,而对朋友的亲密度评分又显著

高于路人,p<0.001。诚实−谦逊性分组的主效应显

著,F(1, 83)=6.19,p<0.05,η

2

p

=0.07,事后比较表

明诚实−谦逊性高分组的人际关系亲密度评分

(4.34±0.12)显著高于低分组(3.91±0.12)。诚实−

谦逊性分组和人际亲密性的交互作用并不显著。

由于三种互动条件下人际关系亲密度评分均存在

显著差异,因此人际亲密性变量操纵是有效的。

3.2 分配预期

鉴于高、低诚实−谦逊者在人际关系亲密度评

定上存在显著差异,因此本研究将三种人际关系

亲密度评分作为协变量纳入随后的统计分析。对

分配预期进行2(诚实−谦逊性)×3(人际亲密

性)的协方差分析,结果发现仅人际亲密性的主

效应显著,F(2, 160)=95.69,p<0.001,η

2

p

=0.55,事

后比较表明,受测者对家人的分配预期(6.22±

0.28元)显著高于其对朋友(4.41±0.18元)和路

人的分配预期(2.11±0.21元),ps<0.001,而对朋

友的分配预期又显著高于路人,p<0.001。其他效

应均不显著。

3.3 接受概率

对接受概率进行2(诚实−谦逊性)×3(人际

亲密性)×2(提议不公性)的协方差分析,结果

发现人际亲密性的主效应显著,F(2, 160)=36.94,

p<0.001,η

2

p

=0.32,事后比较表明,受测者对家人

所提提议的接受概率(81.05%±2.20%)显著高于其

对朋友(65.08%±2.74%)和路人所提提议的接受概

率(52.94%±3.70%),ps<0.001,而对朋友所提提

议的接受概率又显著高于路人,p<0.01。提议不公

性的主效应显著,F(1, 80)=98.81,p<0.001,

η

2

p

=0.55,表现为高不公提议的接受概率(58.11%±

2.66%)显著低于低不公提议(74.60%±2.12%)。

人际亲密性与提议不公性的交互作用显著,F(2,

160)=3.48,p<0.05,η

2

p

=0.04,简单效应分析发

现,高不公提议上人际亲密性的主效应显著,F(2,

79)=26.19,p<0.001,表现为家人互动时高不公提

议的接受概率(74.80%±2.87%)显著高于朋友互动

(55.87%±3.29%)和路人互动(43.66%±4.09%),

ps<0.001,且朋友互动时的接受概率显著高于路人

互动,p<0.01;低不公提议上人际亲密性的主效应

也显著,F(2, 79)=19.78,p<0.001,表现为家人互动

422心理与行为研究第 18 卷

时低不公提议的接受概率(87.30%±1.89%)显著高

于朋友互动(74.29%±2.61%)和路人互动(62.21%±

3.68%),ps<0.001,且朋友互动时的接受概率又

显著高于路人互动,p<0.001。

更为重要的是,诚实−谦逊性、人际亲密性和

提议不公性存在线性显著的交互作用,F

linear

(1,

80)=4.39,p<0.05,η

2

p

=0.05。进一步分析发现,对

诚实−谦逊性高分组而言,遭遇高不公提议时人际

亲密性主效应显著,F(2, 79)=12.76,p<0.001,表现

为家人互动时高不公提议的接受概率(74.23%±

4.24%)显著高于朋友互动(54.80%±4.86%)和路

人互动(42.05%±6.05%),ps<0.001,且朋友互动

时的接受概率边缘显著高于路人互动,p=0.052;

低不公提议上人际亲密性的主效应也显著,F(2,

79)=5.88,p<0.01,表现为家人互动(85.15%±

2.80%)和朋友互动时低不公提议的接受概率

(75.48%±3.86%)显著高于路人互动(64.92%±

5.43%),ps<0.05,但前两者间无显著差异,

p>0.05。对于诚实−谦逊性低分组而言,高不公提

议上人际亲密性的主效应显著,F(2, 79)=11.22,

p<0.001,表现为家人互动时高不公提议的接受概

率(75.37%±4.24%)显著高于朋友互动(56.95%±

4.86%)和路人互动(45.27%±6.04%),ps<0.01,

但后两者之间差异不显著,p>0.05;低不公提议上

人际亲密性的主效应也显著,F(2, 79)=13.00,

p<0.001,表现为家人互动时低不公提议的接受概

率(89.46%±2.80%)显著高于朋友互动(73.10%±

3.86%)和路人互动(59.50%±5.44%),ps<0.001,

且朋友互动时的接受概率又显著高于路人互动,

p<0.01。详见图1。

100

90

80

(

%

)

70

60

50

40

30

20

10

0

低诚实−谦逊者

家人互动

朋友互动

路人互动

100

90

80

(

%

)

70

60

50

40

30

20

10

0

高诚实−谦逊者

家人互动

朋友互动

路人互动

高不公提议低不公提议

提议不公性

高不公提议低不公提议

提议不公性

图 1 高、低诚实−谦逊者与家人、朋友和路人互动时对两种不公提议的接受概率

3.4 分配预期与接受概率的相关和回归分析

对高、低诚实−谦逊者,本研究分别将三种互

动时的分配预期与两种提议的接受概率进行了相

关和回归分析,其中分配预期为自变量,提议接

受概率为因变量。结果发现,高诚实−谦逊者与家

人互动时的分配预期与高不公提议的接受概率呈

显著正相关,r=0.36,p<0.05,表现为分配预期越

高,高不公提议的接受概率就越高,分配预期解

释了12.6%的变异,F(1, 42)=5.92,p<0.05,回归方

程为y=3.62x+50.42(见图2A)。相较而言,低诚

实−谦逊者与路人互动时的分配预期与高不公提议

的接受概率呈显著负相关,r=−0.31,p<0.05,表现

为分配预期越高,高不公提议的接受概率越低,

分配预期解释率9.4%的变异,F(1, 42)=4.24,

p<0.05,回归方程为y=−6.25x+58.58(见图2B)。

其他相关均不显著。

4 讨论

当前研究结果发现,在最后通牒博弈建构

的人际冲突情景中,分配预期和接受概率存在

显著的人情效应,即随着互动双方人际亲密性

的增强,人们预期对方会给予自己更多金钱,

更愿意接受对方提供的不公提议。分配预期的

人情效应与前人研究相一致(Wu et al., 2015),

Wu等发现人们对朋友的分配预期要显著高于陌

生人的分配预期。这种结果在一定程度上符合

自我扩张模型的观点(赖晓璐等, 2018),即人

们与亲密他人存在更紧密的自我融合和重叠,

使其预期亲密他人会更加善待自己。同时,公

平规范执行的人情效应也与先前研究相一致

(Campanhã et al., 2011; Fatfouta et al., 2018),并且

支持了价值关系理论(McCullough et al., 2013),

第 3 期齐春辉 等:诚实−谦逊性和人际亲密性对公平规范执行的影响423

即人际亲密性能够影响人际冲突的解决方式。

随着人际亲密性由路人提升到朋友,再提升到

家人,人们接受不公提议的可能性越来越高。

因此,有价值的亲密关系能够影响个体对挑

衅、违规等冲突情景的感知与判断,进而调节

冲突情景中的公平规范执行。

B

100

(

%

)

90

80

70

60

50

40

30

20

10

0

02468

路人互动时的分配预期

10

y=−6.25x+58.58

低诚实−谦逊者

A

100

(

%

)

90

80

70

60

50

40

30

20

10

0

02

高诚实−谦逊者

y=3.62x+50.42

468

家人互动时的分配预期

10

图 2 高、低诚实−谦逊者(A、B)中分配预期与高不公提议接受概率的显著相关

更重要的是,亲社会性能够调节公平规范执

行中的人情效应。一方面,高、低诚实−谦逊者的

公平规范执行均受人际亲密性的调节,存在明显

的人情效应,该结果再次印证了价值关系理论的

观点(McCullough et al., 2013)。鉴于修复并维持

有价值的亲密关系能够强化彼此的进化优势和繁

衍几率,因此人们更愿意以包容与和解的方式解

决其与亲密他人之间的人际冲突。另一方面,相

比低诚实−谦逊者,高诚实−谦逊者在资产分配冲

突情景中更在意亲密他人的利益,存在相对更强

的人情效益。首先,高诚实−谦逊者比低诚实−谦

逊者存在更亲密的人际关系评分,虽然该差异无

法影响随后的公平规范执行,但是仍然在一定程

度上说明高诚实−谦逊者对亲密关系的感知更为紧

密。其次,当面临较弱的利益冲突时,高诚实−谦

逊者没有区别化地对待家人和朋友,而是会将两

者划归为同一类别,对两者均付诸相比路人更少

的规范执行。而当遭遇强烈的利益冲突时,高诚

实−谦逊者表现出随人际亲密性增强而逐级递减地

付诸规范执行,表明其能够依据关系亲密性做出

有序的差别性反应,有效地识别与区别对待家

人、朋友和路人。换言之,高诚实−谦逊者会随着

冲突程度的加剧,有意识地将朋友与家人相剥

离,更为注重维持与自我融合更紧密的直系亲属

的亲密关系。最后,当遭遇较弱的利益冲突时,

低诚实−谦逊者呈现出随人际亲密性提升而逐级递

减地付诸规范执行,表明其能够有效地识别与区

分家人、朋友及路人,并依据双方的亲密关系做

出有序且差异化的反应。相反,当遭遇强烈的利

益冲突时,低诚实−谦逊者非但没有维持规范执行

的差序格局,反而将朋友与路人划分为相同的亲

密范畴,对两者付诸相比家人更多的规范执行。

也就是说,低诚实−谦逊者会随着冲突程度的提高,

有意识地将朋友与路人相融合,倾向于淡化或漠

视亲密友谊的长远价值,表现出较弱的人情效应。

另外,虽然高、低诚实−谦逊者在高不公提议

上的接受率无差异,但是鉴于高诚实−谦逊者比低

诚实−谦逊者存在更强的合作预期(Pletzer et al.,

2018),遭遇不公提议时存在更强的预期违背和负

性情绪体验(McAuliffe & Dunham, 2016),因此从

解决认知冲突程度上来讲,高诚实−谦逊者也更为

重视亲密关系。一篇综述指出,公平规范执行中

存在普遍的内群体偏爱现象,即人们更愿意容忍

与接纳内群体成员的不公提议,强调此内群体偏

爱既源自于群体认同诱发的内群体积极评价,又

源自于维持群体凝聚力,提升群体进化适应性的

长远考虑(张振等, 2020)。这些结果在一定程度

上支持了亲社会性和狭隘性协同进化的观点

(Rusch, 2014),即亲社会者更愿意与亲密的内群

体成员发生协作行为,而非普遍意义上无条件合

作(Aaldering et al., 2013)。再者,鉴于心理推理

加工和自我控制能力有益于人际冲突的和平解决

(Fatfouta et al., 2018),而亲社会性可以显著正向

预测心理推理能力与自我控制资源(董军等, 2018;

张振等, 2019),因此高诚实−谦逊者更善于合理化

亲密他人的挑衅与违规行为,并克服潜在的负性

424心理与行为研究第 18 卷

情绪和报复动机,最终更愿意采取合作性方式来

解决人际冲突。

相关与回归分析结果表明,高、低诚实−谦逊

者在与家人或路人互动时使用两种迥异的反应策

略。高诚实−谦逊者与家人存在更紧密的自我融

合,使其对家人存在更积极的认知评价与预期,

更在意维持这种亲密关系。当遭遇家人提供不公

提议时,高诚实−谦逊者倾向于使用感性直觉的认

知策略来处理挑衅产生的冲突,高分配预期意味

着越积极的评价与偏爱,从而越愿意容忍并接纳

不公提议(王珍珍, 蒋文明, 2016; Campanhã et al.,

2011)。相较而言,低诚实−谦逊者与路人存在较

差的自我重叠性,对路人存在更低的互惠预期,

并且无法与路人建构与维持有价值的关系。当与

路人发生利益冲突时,低诚实−谦逊者更愿意采用

理性计算的认知策略处理人际冲突,高分配预期

容易导致更大的预期违背,从而使其更多地诉诸

公平规范执行(Wu et al., 2015)。

5 结论

高、低诚实–谦逊者在付诸公平规范执行时均

会受到人际亲密性的影响,但高诚实–谦逊者更在

意维持有价值的人际关系,愿意宽容重要他人的

违规行为。

参 考 文 献

董军, 付淑英, 王洋, 李曌宇, 杨绍峰, 齐春辉. (2018). 自我控制对大学生

人际信任的影响: 多重中介效应分析.

心理与行为研究

, 16(2), 225–

230.

赖晓璐, 刘学兰, 黎莉. (2018). 亲密关系中的自我扩张.

心理科学进展

,

26(12), 2170–2179.

王珍珍, 蒋文明. (2016). 公平加工的情境依赖性: 来自行为的证据.

心理

与行为研究

, 14(5), 600–604, 646.

徐杰, 孙向超, 董悦, 汪祚军, 李伟强, 袁博. (2017). 人情与公正的抉择: 社

会距离对第三方干预的影响.

心理科学

, 40(5), 1175–1181.

杨邵峰, 齐春辉, 张志超, 张振. (2018). 价值取向对自我他人决策时公平

规范执行的影响.

心理与行为研究

, 16(6), 834–840.

袁博, 张振, 沈英伦, 黄亮, 李颖, 王益文. (2014). 价值取向与社会距离影

响经济决策的合作与冲突行为: Chicken Game的证据.

心理科学

,

37(4), 962–967.

张振, 齐春辉, 王洋, 赵辉, 王小新, 高晓雷. (2020). 内群体偏爱或黑羊效

应? 经济博弈中公平规范执行的群体偏见.

心理科学进展

, 28(2),

329–339.

张振, 齐春辉, 杨邵峰, 赵智军, 高晓雷, 熊建萍. (2019). 价值取向对大一

新生普遍信任的影响: 多重中介效应分析.

心理与行为研究

, 17(1),

63–67, 90.

张振, 张帆, 黄亮, 袁博, 王益文. (2014). 决策中社会价值取向的理论与测

评方法.

心理科学进展

, 22(1), 48–56.

张振, 张帆, 原胜, 郭丰波, 王益文. (2015). 社会价值取向滑块测验中文版

的测量学分析.

心理与行为研究

, 13(3), 404–409.

Aaldering, H., Greer, L. L., van Kleef, G. A., & De Dreu, C. K. W. (2013).

Interest (mis) alignments in representative negotiations: Do pro-social

agents fuel or reduce inter-group conflict? Organizational Behavior

and Human Decision Processes, 120(2), 240–250, doi: 10.1016/j.

obhdp.2012.06.001.

Aron, A., Aron, E. N., & Smollan, D. (1992). Inclusion of other in the self

scale and the structure of interpersonal closeness.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63(4), 596–612, doi: 10.1037/

0022-3514.63.4.596.

Ashton, M. C., & Lee, K. (2009). The HEXACO-60: A short measure of the

major dimensions of personality.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ssessment,

91(4), 340–345, doi: 10.1080/35878.

Ashton, M. C., Lee, K., & De Vries, R. E. (2014). The HEXACO honesty-

humility, agreeableness, and emotionality factors: A review of research

and theory.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Review, 18(2),

139–152, doi: 10.1177/1838.

Campanhã, C., Minati, L., Fregni, F., & Boggio, P. S. (2011). Responding to

unfair offers made by a friend: Neuroelectrical activity changes in the

anterior medial prefrontal cortex. Journal of Neuroscience, 31(43),

15569–15574, doi: 10.1523/JNEUROSCI.1253-11.2011.

Everett, J. A. C., Faber, N. S., & Crockett, M. (2015). Preferences and

beliefs in ingroup favoritism. Frontiers in Behavioral Neuroscience, 9,

15.

Fatfouta, R., Meshi, D., Merkl, A., & Heekeren, H. R. (2018). Accepting

unfairness by a significant other is associated with reduced connectivity

between medial prefrontal and dorsal anterior cingulate cortex. Social

Neuroscience, 13(1), 61–73, doi: 10.1080/17470919.2016.1252795.

Haselhuhn, M. P., & Mellers, B. A. (2005). Emotions and cooperation in

economic games. Cognitive Brain Research, 23(1), 24–33, doi:

10.1016/inres.2005.01.005.

Hilbig, B. E., Thielmann, I., Wührl, J., & Zettler, I. (2015). From honesty-

humility to fair behavior-benevolence or a (blind) fairness norm?

Personality and Individual Differences, 80, 91–95, doi: 10.1016/j.

paid.2015.02.017.

Karagonlar, G., & Kuhlman, D. M. (2013). The role of social value

orientation in response to an unfair offer in the ultimatum game.

Organizational Behavior and Human Decision Processes, 120(2),

228–239, doi: 10.1016/.2012.07.006.

第 3 期齐春辉 等:诚实−谦逊性和人际亲密性对公平规范执行的影响

Personality, 32(1), 62–83, doi: 10.1002/per.2139.

425

Liu, T., & Pelowski, M. (2014). Clarifying the interaction types in two-

person neuroscience research. Frontiers in Human Neuroscience, 8,

276.

McAuliffe, K., & Dunham, Y. (2016). Group bias in cooperative norm

enforcement. Philosophical Transactions of the Royal Society B:

Biological Sciences, 371(1686), 20150073, doi: 10.1098/rstb.

2015.0073.

McAuliffe, K., & Dunham, Y. (2017). Fairness overrides group bias in

children’s second-party punishment.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Psychology: General, 146(4), 485–494, doi: 10.1037/xge0000244.

McAuliffe, K., Blake, P. R., Steinbeis, N., & Warneken, F. (2017). The

developmental foundations of human fairness. Nature Human

Behaviour, 1(2), 42, doi: 10.1038/s41562-016-0042.

McCullough, M. E., Kurzban, R., & Tabak, B. A. (2013). Cognitive systems

for revenge and forgiveness. Behavioral and Brain Sciences, 36(1),

1–15, doi: 10.1017/S0140525X11002160.

Pletzer, J. L., Balliet, D., Joireman, J., Kuhlman, D. M., Voelpel, S. C., &

van Lange, P. A. (2018). Social value orientation, expectations, and

cooperation in social dilemmas: A meta-analysis. European Journal of

Rand, D. G., & Nowak, M. A. (2013). Human cooperation. Trends in

Cognitive Sciences, 17(8), 413–425, doi: 10.1016/.2013.06.003.

Ruci, L., van Allen, Z. M., & Zelenski, J. M. (2018). Pro-social personality

traits, helping behavior, and ego-depletion: Is helping really easier for

the dispositionally pro-social? Personality and Individual Differences,

120, 32–39, doi: 10.1016/.2017.08.013.

Rusch, H. (2014). The evolutionary interplay of intergroup conflict and

altruism in humans: A review of parochial altruism theory and

prospects for its extension. Proceedings of the Royal Society B:

Biological Sciences, 281(1794), 20141539, doi: 10.1098/rspb.

2014.1539.

Thielmann, I., & Böhm, R. (2016). Who does (not) participate in intergroup

conflict? Social Psychological and Personality Science, 7(8), 778–787,

doi: 10.1177/194855.

Wu, Y., Zhang, M. Y., Zhang, C., & Tian, X. H. (2015). Fairness-related

behaviour modulation by friendship is moderated by American primes

in Chinese participants. Asian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 18(4),

299–310, doi: 10.1111/ajsp.12111.

The Effect of Honesty-Humility and Interpersonal Closeness on Fairness Norm Enforcement

QI Chunhui, ZHANG Zhen

(Faculty of Education, Henan Normal University, Xinxiang 453007)

Abstract

The present study explored whether individuals’ prosociality and interpersonal closeness have an interactive impact on fairness

norm enforcement. A mixed design of a 2 (prosociality: high/low honesty-humility) × 3 (interpersonal closeness: family/friend/

stranger) × 2 (unfairness: high/low unfair offer) was used. Forty-three high honesty-humility students and forty-three low honesty-

humility students participated as responders with family, friend, or stranger in the two-party ultimatum game. As the interpersonal

closeness increasing, individuals’ expectation became higher, and more likely to accept unfair offers. All participants’ fairness norm

enforcement was influenced by prosociality and interpersonal closeness, but those with high levels of honesty-humility showed a

more significant effect of interpersonal closeness. In conclusion, prosocial individuals are more concerned about maintaining

valuable relationships even after a conflict and are willing to forgive norm violation from significant others.

Key words honesty-humility, interpersonal closeness, fairness norm enforcement, ultimatum game.

2024年4月16日发(作者:裘秋翠)

心理与行为研究

2020,18(3):419~425

Studies of Psychology and Behavior

诚实−谦逊性和人际亲密性对公平规范执行的影响

*

齐春辉 张 振

(河南师范大学教育学部,新乡 453007)

摘 要 采用2(诚实−谦逊性:高分组、低分组)×3(人际亲密性:家人、朋友、路人)×2(提议不公性:高不

公提议、低不公提议)的混合实验设计,考察人际冲突情境下诚实−谦逊性与公平规范执行中人情效应的关系。

研究结果发现,随着人际亲密性的增强,人们对互动同伴的互惠预期越高,更倾向于接受不公提议;高、低诚

实−谦逊者付诸公平规范执行时均会考量双方彼此的人际亲密性,但高诚实−谦逊者存在更强的人情效应。结果

表明,高诚实−谦逊者更在意维持有价值的人际关系,愿意宽容重要他人的违规行为。

关键词 诚实−谦逊性,人际亲密性,公平规范执行,最后通牒博弈。

分类号 B844.2

1 引言

社会规范是指导与约束人们在社会交互中如

何表现的行为标准,并通过奖善惩恶来维持其效

用(McAuliffe & Dunham, 2017)。尊重和遵循社会

规范会促进人际合作,而忽视与违背社会规范则

会导致人际冲突。资源分配情景是受社会规范影

响的重要领域之一,同时资源分配的不均衡性也

是诱发人际冲突的重要原因之一。人们遭遇不公

情景时自愿付出利益来惩罚违规者的意愿与行为

被定义为公平规范执行(杨邵峰, 齐春辉, 张志超,

张振, 2018)。研究发现,人们具有强烈的公平偏

好,极度厌恶不公分配结果,并且愿意付诸公平

规范执行(McAuliffe, Blake, Steinbeis, & Warneken,

2017)。学界普遍将公平规范执行视为偏离经济人

假设的偏好行为,从认知、情绪和动机角度来阐

述其发生机制,并强调情境因素和人格因素能够

交互影响其表现形式(张振等, 2020)。

良好社会适应的关键在于,人们在冲突事件

发生后仍能有效修复并维持重要的人际关系。自

我扩张模型认为自我扩张动机是一种基本动机,

它促使个体去发展与维持亲密关系,而且个体也

会从亲密关系中获取他人的资源、观念或认同等

以实现自我扩张,因此,亲密关系使得双方存在

较强的自我融合和重叠,形成强烈的善意期望和

积极偏爱(赖晓璐, 刘学兰, 黎莉, 2018)。价值关

系理论强调,修复并维持有价值的人际关系能够

带来更长远的利益,具有自然进化上的优势性

(McCullough, Kurzban, & Tabak, 2013)。灵长类动

物和人类研究均表明亲社会行为多存在于基因相

关的亲属之间,能够极大地增进彼此的进化适宜

性(Rand & Nowak, 2013)。现实生活中人们并非

无差别地付诸规范执行,而是依据双方的关系亲

密性表现出明显的“人情效应”(徐杰等, 2017;

McAuliffe & Dunham, 2016),即相比于亲密性较远

的个体(如陌生人),人们更愿意宽容并回避与

亲密他人(如家人或朋友)之间的利益冲突(王

珍珍, 蒋文明, 2016; Campanhã, Minati, Fregni, &

Boggio, 2011; Fatfouta, Meshi, Merkl, & Heekeren,

2018; Wu, Zhang, Zhang, & Tian, 2015)。因此,人

际亲密性是调节人际冲突情境中公平规范执行的

重要因素。

另外,资产分配任务是一种牵涉多人利益的

相依情景,参与者的亲社会性直接影响其对相依

情景的感知、判断和行为。亲社会性是指个体指

向他人的积极情绪、态度和行为(Ruci, van Allen, &

Zelenski, 2018),在经济博弈任务中则表现为对他

人利益的关注程度,可以通过诚实−谦逊性、社会

价值取向等概念来量化,被视为解释人类合作与

冲突行为的动机因素(张振, 张帆, 原胜, 郭丰波, 王

收稿日期:2019–10–12

*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项目(20YJC190030);河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2019CJY030);河南省软科学研

究计划项目(1);河南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2020-ZDJH-152);河南师范大学博士科研启动基金(QD18043);

河南师范大学青年科学基金(2019QK31)。

通讯作者:张 振,E-mail:***************.cn。

419

420心理与行为研究第 18 卷

益文, 2015; Thielmann & Böhm, 2016)。相较于低亲

社会性者,高亲社会性者更在意他人利益,追求

合作共赢,倾向于选择回避冲突或接纳不公提议

(Hilbig, Thielmann, Wührl, & Zettler, 2015;

Karagonlar & Kuhlman, 2013)。近年来,多个研究

检验了亲社会性对冲突情景下人情效应的影响,

所获结果却存在分歧。有研究认为亲社会性与狭

隘利他性是协同进化的(Rusch, 2014),发现亲社

会者更在意亲密关系的维持与修复,并竭力回避

与亲密他人产生冲突(袁博等, 2014; Aaldering,

Greer, van Kleef, & De Dreu, 2013)。但是,

Thielmann和Böhm(2016)并未发现亲社会性对冲

突情景中人情效应的影响,相反亲社会者的合作

性是跨越群体界限的。该研究认为亲社会者的合

作性应该是具有普遍性的,不应受限于人际亲密

性的影响,而更易于孕育群际合作。通过对上述

文献的分析,本研究认为亲社会性的界定方式和

实验任务的特征可能是结论不一致的原因。一方

面,依据个体在单次囚徒困境博弈或三优势测量

中的抉择,以简单的二元分类尺度来界定亲社会

者和亲自我者,可能会削弱结果的有效性(张振,

张帆, 黄亮, 袁博, 王益文, 2014);另一方面,采用

群际囚徒困境博弈或懦夫博弈等同时性博弈操纵

人际冲突时,个体对他人的互惠预期和自身偏好

会交互影响其行为决策,导致无法区分亲社会性

的独立效应(Everett, Faber, & Crockett, 2015)。

为解决上述争议并澄清亲社会性对冲突解决

情景中人情效应的作用机制,当前研究采用诚实−

谦逊性量表来筛选高、低亲社会者,检验其与家

人、朋友或路人完成最后通牒博弈时的行为差

异。诚实−谦逊性是HEXACO模型在大五人格模型

基础上发展的一种人格维度,是指个体在可能遭

受剥削的危险情景中选择合作的倾向性,反映了

一种积极主动的合作性,并且是度量亲社会性的

有效指标之一(Ashton, Lee, & De Vries, 2014)。最

后通牒博弈是继时性互动的典型范式,常被用来

模拟人际冲突、谈判和反应性攻击等情景(Liu &

Pelowski, 2014)。该任务由提议者和反应者共同完

成,其中提议者提出如何与反应者分享金钱的提

议,随后反应者选择接受或拒绝提议;若接受,

则双方获得金钱,若拒绝,则双方均无收益。诚

实−谦逊性量表和最后通牒博弈的联合使用,在一

定程度上能够克服先前研究中的不足:其一,采

用连续尺度的诚实−谦逊性来度量并筛选高、低亲

社会者能够有效降低粗糙的二分方法导致的组内

误差,增强研究结论的真实有效性;其二,最后

通牒博弈的继时性使得反应者直接对提议者的决

策做出反应,并且要求反应者报告其对提议者的

事先互惠预期,进而实现互惠预期和社会偏好的

有效分离。依据价值关系理论(McCullough et al.,

2013)和人际冲突中人情效应的实证研究(王珍

珍, 蒋文明, 2016; Campanhã et al., 2011; Fatfouta et al.,

2018; Wu et al., 2015),本研究预期公平规范执行

也存在人情效应,并据此提出假设1:相比于非亲

密他人,个体更愿意包容亲密他人的不当或挑衅

行为,接受更多的不公提议。同时,考虑到亲社

会性和狭隘利他性是协同进化的(Rusch, 2014),

且多数研究表明亲社会性能够提升冲突解决中人

情效应的强度(袁博等, 2014; Aaldering et al.,

2013),本研究提出假设2:相比于低诚实−谦逊

者,高诚实–谦逊者更关注有价值的亲密关系,愿

意接受其提供的不公提议。

2 方法

2.1 被试

采用Ashton和Lee(2009)编制的HEXACO-

60中文版量表中的诚实−谦逊性子量表测量487名

大学生,剔除未完成测试的受测者47人,最终有

效问卷440份,其中男生109名,女生331名,平

均年龄20.23±1.34岁。诚实−谦逊性量表共计10个

题项,包含诚意、公平、贪婪回避和谦逊四个子

成分,每个子成分至少含2个题项。量表采用李克

特5点计分,从1表示“极不同意”到5表示“非

常同意”,总均分越高表示亲社会性越强。当前

样本中该量表的Cronbach α系数为0.76。依据总均

分进行排序,并将排序的前后15%为标准来界定

高分组(高于4.10)和低分组(低于2.90),然后

招募高、低诚实−谦逊者各43人参与实验。高分组

中男生5名,女生38名,平均年龄20.05±1.17

岁;低分组中男生16名,女生27名,平均年龄20.35±

1.36岁。高分组和低分组被试的诚实−谦逊性得分

分别为4.43±0.21和2.49±0.27,独立样本t检验发

现高分组显著高于低分组,t(84)=36.97,p<0.001。

2.2 实验设计

采用2(诚实−谦逊性:高分组、低分

组)×3(人际亲密性:家人、朋友、路人)×

2(提议不公性:高不公提议、低不公提议)的混

合实验设计。诚实−谦逊性为被试间变量,人际亲

第 3 期齐春辉 等:诚实−谦逊性和人际亲密性对公平规范执行的影响421

密性和提议不公性为被试内变量。鉴于提议不公

性反映了双方收益的不均等程度,本研究将其作

为人际冲突程度的一种度量,即高不公提议反映

了强烈的人际冲突,低不公提议反映了较弱的人

际冲突。因变量为被试对同伴的分配预期和接受

提议的概率。

2.3 实验材料与工具

2.3.1 人际亲密性操作与检验

参考前人研究(Campanhã et al., 2011; Fatfouta

et al., 2018),人际亲密性分为家人、朋友和路人

三种条件。具体而言,要求被试想象:当其作为

反应者,与家人、朋友或路人共同完成最后通牒

博弈时,如何应对对方提供的分配提议。同时,

采用Aron,Aron和Smollan(1992)发展的人际关

系亲密度量表(Inclusion of Other in the Self Scale,

IOS)评定受测者感知到的人际亲密性,进而检验

人际亲密性操纵的有效性。该量表通过两个环间

的重叠度来反映人际亲密性,从完全不重叠的1分

逐渐过渡到近似重叠的7分。

2.3.2 最后通牒任务

参考Haselhuhn和Mellers(2005)的实验任

务,本研究中最后通牒任务为策略互动博弈。研

究者告知被试最后通牒任务的具体规则,要求其

作为反应者,指出若提议者从10元中分给自己

2元或4元时,自己接受提议的概率分别是多少

(范围为0%~100%)。依据双方所得金钱的相对

多寡,将受测者得到2元的提议定义为高不公提

议,而受测者得到4元的提议定义为低不公提议。

2.4 实验程序

所有被试均通过纸笔测验来完成实验。被试

首先填写个人的基本信息,然后分别与不同人际

亲密性的同伴完成策略性最后通牒博弈。被试在

每种互动条件依次需要作答下述四个问题,即,

评定互动双方的人际亲密性,预估互动同伴给予

的分配金额,以及分别回答自己接受对方提供的

2元或4元提议的可能性。

3 结果

3.1 操纵检验

鉴于诚实−谦逊性高分组和低分组被试的性别

存在较大差异,本研究将性别作为协变量纳入所

有的统计分析中。对人际关系亲密度评分进行

2(诚实−谦逊性)×3(人际亲密性)的协方差分

析,结果发现人际亲密性的主效应显著,F(2,

166)=553.69,p<0.001,η

2

p

=0.87;事后比较表明,

受测者对家人的亲密度评分(6.15±0.13)显著高于

其对朋友(4.77±0.14)和路人(1.47±0.07)的亲密

度评分,ps<0.001,而对朋友的亲密度评分又显著

高于路人,p<0.001。诚实−谦逊性分组的主效应显

著,F(1, 83)=6.19,p<0.05,η

2

p

=0.07,事后比较表

明诚实−谦逊性高分组的人际关系亲密度评分

(4.34±0.12)显著高于低分组(3.91±0.12)。诚实−

谦逊性分组和人际亲密性的交互作用并不显著。

由于三种互动条件下人际关系亲密度评分均存在

显著差异,因此人际亲密性变量操纵是有效的。

3.2 分配预期

鉴于高、低诚实−谦逊者在人际关系亲密度评

定上存在显著差异,因此本研究将三种人际关系

亲密度评分作为协变量纳入随后的统计分析。对

分配预期进行2(诚实−谦逊性)×3(人际亲密

性)的协方差分析,结果发现仅人际亲密性的主

效应显著,F(2, 160)=95.69,p<0.001,η

2

p

=0.55,事

后比较表明,受测者对家人的分配预期(6.22±

0.28元)显著高于其对朋友(4.41±0.18元)和路

人的分配预期(2.11±0.21元),ps<0.001,而对朋

友的分配预期又显著高于路人,p<0.001。其他效

应均不显著。

3.3 接受概率

对接受概率进行2(诚实−谦逊性)×3(人际

亲密性)×2(提议不公性)的协方差分析,结果

发现人际亲密性的主效应显著,F(2, 160)=36.94,

p<0.001,η

2

p

=0.32,事后比较表明,受测者对家人

所提提议的接受概率(81.05%±2.20%)显著高于其

对朋友(65.08%±2.74%)和路人所提提议的接受概

率(52.94%±3.70%),ps<0.001,而对朋友所提提

议的接受概率又显著高于路人,p<0.01。提议不公

性的主效应显著,F(1, 80)=98.81,p<0.001,

η

2

p

=0.55,表现为高不公提议的接受概率(58.11%±

2.66%)显著低于低不公提议(74.60%±2.12%)。

人际亲密性与提议不公性的交互作用显著,F(2,

160)=3.48,p<0.05,η

2

p

=0.04,简单效应分析发

现,高不公提议上人际亲密性的主效应显著,F(2,

79)=26.19,p<0.001,表现为家人互动时高不公提

议的接受概率(74.80%±2.87%)显著高于朋友互动

(55.87%±3.29%)和路人互动(43.66%±4.09%),

ps<0.001,且朋友互动时的接受概率显著高于路人

互动,p<0.01;低不公提议上人际亲密性的主效应

也显著,F(2, 79)=19.78,p<0.001,表现为家人互动

422心理与行为研究第 18 卷

时低不公提议的接受概率(87.30%±1.89%)显著高

于朋友互动(74.29%±2.61%)和路人互动(62.21%±

3.68%),ps<0.001,且朋友互动时的接受概率又

显著高于路人互动,p<0.001。

更为重要的是,诚实−谦逊性、人际亲密性和

提议不公性存在线性显著的交互作用,F

linear

(1,

80)=4.39,p<0.05,η

2

p

=0.05。进一步分析发现,对

诚实−谦逊性高分组而言,遭遇高不公提议时人际

亲密性主效应显著,F(2, 79)=12.76,p<0.001,表现

为家人互动时高不公提议的接受概率(74.23%±

4.24%)显著高于朋友互动(54.80%±4.86%)和路

人互动(42.05%±6.05%),ps<0.001,且朋友互动

时的接受概率边缘显著高于路人互动,p=0.052;

低不公提议上人际亲密性的主效应也显著,F(2,

79)=5.88,p<0.01,表现为家人互动(85.15%±

2.80%)和朋友互动时低不公提议的接受概率

(75.48%±3.86%)显著高于路人互动(64.92%±

5.43%),ps<0.05,但前两者间无显著差异,

p>0.05。对于诚实−谦逊性低分组而言,高不公提

议上人际亲密性的主效应显著,F(2, 79)=11.22,

p<0.001,表现为家人互动时高不公提议的接受概

率(75.37%±4.24%)显著高于朋友互动(56.95%±

4.86%)和路人互动(45.27%±6.04%),ps<0.01,

但后两者之间差异不显著,p>0.05;低不公提议上

人际亲密性的主效应也显著,F(2, 79)=13.00,

p<0.001,表现为家人互动时低不公提议的接受概

率(89.46%±2.80%)显著高于朋友互动(73.10%±

3.86%)和路人互动(59.50%±5.44%),ps<0.001,

且朋友互动时的接受概率又显著高于路人互动,

p<0.01。详见图1。

100

90

80

(

%

)

70

60

50

40

30

20

10

0

低诚实−谦逊者

家人互动

朋友互动

路人互动

100

90

80

(

%

)

70

60

50

40

30

20

10

0

高诚实−谦逊者

家人互动

朋友互动

路人互动

高不公提议低不公提议

提议不公性

高不公提议低不公提议

提议不公性

图 1 高、低诚实−谦逊者与家人、朋友和路人互动时对两种不公提议的接受概率

3.4 分配预期与接受概率的相关和回归分析

对高、低诚实−谦逊者,本研究分别将三种互

动时的分配预期与两种提议的接受概率进行了相

关和回归分析,其中分配预期为自变量,提议接

受概率为因变量。结果发现,高诚实−谦逊者与家

人互动时的分配预期与高不公提议的接受概率呈

显著正相关,r=0.36,p<0.05,表现为分配预期越

高,高不公提议的接受概率就越高,分配预期解

释了12.6%的变异,F(1, 42)=5.92,p<0.05,回归方

程为y=3.62x+50.42(见图2A)。相较而言,低诚

实−谦逊者与路人互动时的分配预期与高不公提议

的接受概率呈显著负相关,r=−0.31,p<0.05,表现

为分配预期越高,高不公提议的接受概率越低,

分配预期解释率9.4%的变异,F(1, 42)=4.24,

p<0.05,回归方程为y=−6.25x+58.58(见图2B)。

其他相关均不显著。

4 讨论

当前研究结果发现,在最后通牒博弈建构

的人际冲突情景中,分配预期和接受概率存在

显著的人情效应,即随着互动双方人际亲密性

的增强,人们预期对方会给予自己更多金钱,

更愿意接受对方提供的不公提议。分配预期的

人情效应与前人研究相一致(Wu et al., 2015),

Wu等发现人们对朋友的分配预期要显著高于陌

生人的分配预期。这种结果在一定程度上符合

自我扩张模型的观点(赖晓璐等, 2018),即人

们与亲密他人存在更紧密的自我融合和重叠,

使其预期亲密他人会更加善待自己。同时,公

平规范执行的人情效应也与先前研究相一致

(Campanhã et al., 2011; Fatfouta et al., 2018),并且

支持了价值关系理论(McCullough et al., 2013),

第 3 期齐春辉 等:诚实−谦逊性和人际亲密性对公平规范执行的影响423

即人际亲密性能够影响人际冲突的解决方式。

随着人际亲密性由路人提升到朋友,再提升到

家人,人们接受不公提议的可能性越来越高。

因此,有价值的亲密关系能够影响个体对挑

衅、违规等冲突情景的感知与判断,进而调节

冲突情景中的公平规范执行。

B

100

(

%

)

90

80

70

60

50

40

30

20

10

0

02468

路人互动时的分配预期

10

y=−6.25x+58.58

低诚实−谦逊者

A

100

(

%

)

90

80

70

60

50

40

30

20

10

0

02

高诚实−谦逊者

y=3.62x+50.42

468

家人互动时的分配预期

10

图 2 高、低诚实−谦逊者(A、B)中分配预期与高不公提议接受概率的显著相关

更重要的是,亲社会性能够调节公平规范执

行中的人情效应。一方面,高、低诚实−谦逊者的

公平规范执行均受人际亲密性的调节,存在明显

的人情效应,该结果再次印证了价值关系理论的

观点(McCullough et al., 2013)。鉴于修复并维持

有价值的亲密关系能够强化彼此的进化优势和繁

衍几率,因此人们更愿意以包容与和解的方式解

决其与亲密他人之间的人际冲突。另一方面,相

比低诚实−谦逊者,高诚实−谦逊者在资产分配冲

突情景中更在意亲密他人的利益,存在相对更强

的人情效益。首先,高诚实−谦逊者比低诚实−谦

逊者存在更亲密的人际关系评分,虽然该差异无

法影响随后的公平规范执行,但是仍然在一定程

度上说明高诚实−谦逊者对亲密关系的感知更为紧

密。其次,当面临较弱的利益冲突时,高诚实−谦

逊者没有区别化地对待家人和朋友,而是会将两

者划归为同一类别,对两者均付诸相比路人更少

的规范执行。而当遭遇强烈的利益冲突时,高诚

实−谦逊者表现出随人际亲密性增强而逐级递减地

付诸规范执行,表明其能够依据关系亲密性做出

有序的差别性反应,有效地识别与区别对待家

人、朋友和路人。换言之,高诚实−谦逊者会随着

冲突程度的加剧,有意识地将朋友与家人相剥

离,更为注重维持与自我融合更紧密的直系亲属

的亲密关系。最后,当遭遇较弱的利益冲突时,

低诚实−谦逊者呈现出随人际亲密性提升而逐级递

减地付诸规范执行,表明其能够有效地识别与区

分家人、朋友及路人,并依据双方的亲密关系做

出有序且差异化的反应。相反,当遭遇强烈的利

益冲突时,低诚实−谦逊者非但没有维持规范执行

的差序格局,反而将朋友与路人划分为相同的亲

密范畴,对两者付诸相比家人更多的规范执行。

也就是说,低诚实−谦逊者会随着冲突程度的提高,

有意识地将朋友与路人相融合,倾向于淡化或漠

视亲密友谊的长远价值,表现出较弱的人情效应。

另外,虽然高、低诚实−谦逊者在高不公提议

上的接受率无差异,但是鉴于高诚实−谦逊者比低

诚实−谦逊者存在更强的合作预期(Pletzer et al.,

2018),遭遇不公提议时存在更强的预期违背和负

性情绪体验(McAuliffe & Dunham, 2016),因此从

解决认知冲突程度上来讲,高诚实−谦逊者也更为

重视亲密关系。一篇综述指出,公平规范执行中

存在普遍的内群体偏爱现象,即人们更愿意容忍

与接纳内群体成员的不公提议,强调此内群体偏

爱既源自于群体认同诱发的内群体积极评价,又

源自于维持群体凝聚力,提升群体进化适应性的

长远考虑(张振等, 2020)。这些结果在一定程度

上支持了亲社会性和狭隘性协同进化的观点

(Rusch, 2014),即亲社会者更愿意与亲密的内群

体成员发生协作行为,而非普遍意义上无条件合

作(Aaldering et al., 2013)。再者,鉴于心理推理

加工和自我控制能力有益于人际冲突的和平解决

(Fatfouta et al., 2018),而亲社会性可以显著正向

预测心理推理能力与自我控制资源(董军等, 2018;

张振等, 2019),因此高诚实−谦逊者更善于合理化

亲密他人的挑衅与违规行为,并克服潜在的负性

424心理与行为研究第 18 卷

情绪和报复动机,最终更愿意采取合作性方式来

解决人际冲突。

相关与回归分析结果表明,高、低诚实−谦逊

者在与家人或路人互动时使用两种迥异的反应策

略。高诚实−谦逊者与家人存在更紧密的自我融

合,使其对家人存在更积极的认知评价与预期,

更在意维持这种亲密关系。当遭遇家人提供不公

提议时,高诚实−谦逊者倾向于使用感性直觉的认

知策略来处理挑衅产生的冲突,高分配预期意味

着越积极的评价与偏爱,从而越愿意容忍并接纳

不公提议(王珍珍, 蒋文明, 2016; Campanhã et al.,

2011)。相较而言,低诚实−谦逊者与路人存在较

差的自我重叠性,对路人存在更低的互惠预期,

并且无法与路人建构与维持有价值的关系。当与

路人发生利益冲突时,低诚实−谦逊者更愿意采用

理性计算的认知策略处理人际冲突,高分配预期

容易导致更大的预期违背,从而使其更多地诉诸

公平规范执行(Wu et al., 2015)。

5 结论

高、低诚实–谦逊者在付诸公平规范执行时均

会受到人际亲密性的影响,但高诚实–谦逊者更在

意维持有价值的人际关系,愿意宽容重要他人的

违规行为。

参 考 文 献

董军, 付淑英, 王洋, 李曌宇, 杨绍峰, 齐春辉. (2018). 自我控制对大学生

人际信任的影响: 多重中介效应分析.

心理与行为研究

, 16(2), 225–

230.

赖晓璐, 刘学兰, 黎莉. (2018). 亲密关系中的自我扩张.

心理科学进展

,

26(12), 2170–2179.

王珍珍, 蒋文明. (2016). 公平加工的情境依赖性: 来自行为的证据.

心理

与行为研究

, 14(5), 600–604, 646.

徐杰, 孙向超, 董悦, 汪祚军, 李伟强, 袁博. (2017). 人情与公正的抉择: 社

会距离对第三方干预的影响.

心理科学

, 40(5), 1175–1181.

杨邵峰, 齐春辉, 张志超, 张振. (2018). 价值取向对自我他人决策时公平

规范执行的影响.

心理与行为研究

, 16(6), 834–840.

袁博, 张振, 沈英伦, 黄亮, 李颖, 王益文. (2014). 价值取向与社会距离影

响经济决策的合作与冲突行为: Chicken Game的证据.

心理科学

,

37(4), 962–967.

张振, 齐春辉, 王洋, 赵辉, 王小新, 高晓雷. (2020). 内群体偏爱或黑羊效

应? 经济博弈中公平规范执行的群体偏见.

心理科学进展

, 28(2),

329–339.

张振, 齐春辉, 杨邵峰, 赵智军, 高晓雷, 熊建萍. (2019). 价值取向对大一

新生普遍信任的影响: 多重中介效应分析.

心理与行为研究

, 17(1),

63–67, 90.

张振, 张帆, 黄亮, 袁博, 王益文. (2014). 决策中社会价值取向的理论与测

评方法.

心理科学进展

, 22(1), 48–56.

张振, 张帆, 原胜, 郭丰波, 王益文. (2015). 社会价值取向滑块测验中文版

的测量学分析.

心理与行为研究

, 13(3), 404–409.

Aaldering, H., Greer, L. L., van Kleef, G. A., & De Dreu, C. K. W. (2013).

Interest (mis) alignments in representative negotiations: Do pro-social

agents fuel or reduce inter-group conflict? Organizational Behavior

and Human Decision Processes, 120(2), 240–250, doi: 10.1016/j.

obhdp.2012.06.001.

Aron, A., Aron, E. N., & Smollan, D. (1992). Inclusion of other in the self

scale and the structure of interpersonal closeness.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63(4), 596–612, doi: 10.1037/

0022-3514.63.4.596.

Ashton, M. C., & Lee, K. (2009). The HEXACO-60: A short measure of the

major dimensions of personality.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ssessment,

91(4), 340–345, doi: 10.1080/35878.

Ashton, M. C., Lee, K., & De Vries, R. E. (2014). The HEXACO honesty-

humility, agreeableness, and emotionality factors: A review of research

and theory.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Review, 18(2),

139–152, doi: 10.1177/1838.

Campanhã, C., Minati, L., Fregni, F., & Boggio, P. S. (2011). Responding to

unfair offers made by a friend: Neuroelectrical activity changes in the

anterior medial prefrontal cortex. Journal of Neuroscience, 31(43),

15569–15574, doi: 10.1523/JNEUROSCI.1253-11.2011.

Everett, J. A. C., Faber, N. S., & Crockett, M. (2015). Preferences and

beliefs in ingroup favoritism. Frontiers in Behavioral Neuroscience, 9,

15.

Fatfouta, R., Meshi, D., Merkl, A., & Heekeren, H. R. (2018). Accepting

unfairness by a significant other is associated with reduced connectivity

between medial prefrontal and dorsal anterior cingulate cortex. Social

Neuroscience, 13(1), 61–73, doi: 10.1080/17470919.2016.1252795.

Haselhuhn, M. P., & Mellers, B. A. (2005). Emotions and cooperation in

economic games. Cognitive Brain Research, 23(1), 24–33, doi:

10.1016/inres.2005.01.005.

Hilbig, B. E., Thielmann, I., Wührl, J., & Zettler, I. (2015). From honesty-

humility to fair behavior-benevolence or a (blind) fairness norm?

Personality and Individual Differences, 80, 91–95, doi: 10.1016/j.

paid.2015.02.017.

Karagonlar, G., & Kuhlman, D. M. (2013). The role of social value

orientation in response to an unfair offer in the ultimatum game.

Organizational Behavior and Human Decision Processes, 120(2),

228–239, doi: 10.1016/.2012.07.006.

第 3 期齐春辉 等:诚实−谦逊性和人际亲密性对公平规范执行的影响

Personality, 32(1), 62–83, doi: 10.1002/per.2139.

425

Liu, T., & Pelowski, M. (2014). Clarifying the interaction types in two-

person neuroscience research. Frontiers in Human Neuroscience, 8,

276.

McAuliffe, K., & Dunham, Y. (2016). Group bias in cooperative norm

enforcement. Philosophical Transactions of the Royal Society B:

Biological Sciences, 371(1686), 20150073, doi: 10.1098/rstb.

2015.0073.

McAuliffe, K., & Dunham, Y. (2017). Fairness overrides group bias in

children’s second-party punishment.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Psychology: General, 146(4), 485–494, doi: 10.1037/xge0000244.

McAuliffe, K., Blake, P. R., Steinbeis, N., & Warneken, F. (2017). The

developmental foundations of human fairness. Nature Human

Behaviour, 1(2), 42, doi: 10.1038/s41562-016-0042.

McCullough, M. E., Kurzban, R., & Tabak, B. A. (2013). Cognitive systems

for revenge and forgiveness. Behavioral and Brain Sciences, 36(1),

1–15, doi: 10.1017/S0140525X11002160.

Pletzer, J. L., Balliet, D., Joireman, J., Kuhlman, D. M., Voelpel, S. C., &

van Lange, P. A. (2018). Social value orientation, expectations, and

cooperation in social dilemmas: A meta-analysis. European Journal of

Rand, D. G., & Nowak, M. A. (2013). Human cooperation. Trends in

Cognitive Sciences, 17(8), 413–425, doi: 10.1016/.2013.06.003.

Ruci, L., van Allen, Z. M., & Zelenski, J. M. (2018). Pro-social personality

traits, helping behavior, and ego-depletion: Is helping really easier for

the dispositionally pro-social? Personality and Individual Differences,

120, 32–39, doi: 10.1016/.2017.08.013.

Rusch, H. (2014). The evolutionary interplay of intergroup conflict and

altruism in humans: A review of parochial altruism theory and

prospects for its extension. Proceedings of the Royal Society B:

Biological Sciences, 281(1794), 20141539, doi: 10.1098/rspb.

2014.1539.

Thielmann, I., & Böhm, R. (2016). Who does (not) participate in intergroup

conflict? Social Psychological and Personality Science, 7(8), 778–787,

doi: 10.1177/194855.

Wu, Y., Zhang, M. Y., Zhang, C., & Tian, X. H. (2015). Fairness-related

behaviour modulation by friendship is moderated by American primes

in Chinese participants. Asian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 18(4),

299–310, doi: 10.1111/ajsp.12111.

The Effect of Honesty-Humility and Interpersonal Closeness on Fairness Norm Enforcement

QI Chunhui, ZHANG Zhen

(Faculty of Education, Henan Normal University, Xinxiang 453007)

Abstract

The present study explored whether individuals’ prosociality and interpersonal closeness have an interactive impact on fairness

norm enforcement. A mixed design of a 2 (prosociality: high/low honesty-humility) × 3 (interpersonal closeness: family/friend/

stranger) × 2 (unfairness: high/low unfair offer) was used. Forty-three high honesty-humility students and forty-three low honesty-

humility students participated as responders with family, friend, or stranger in the two-party ultimatum game. As the interpersonal

closeness increasing, individuals’ expectation became higher, and more likely to accept unfair offers. All participants’ fairness norm

enforcement was influenced by prosociality and interpersonal closeness, but those with high levels of honesty-humility showed a

more significant effect of interpersonal closeness. In conclusion, prosocial individuals are more concerned about maintaining

valuable relationships even after a conflict and are willing to forgive norm violation from significant others.

Key words honesty-humility, interpersonal closeness, fairness norm enforcement, ultimatum ga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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