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12月6日发(作者：令狐冬易)

校考新绛县《绛州太平会商号捐资碑》阴摘丁金龙薛野要：2015年新绛县刊布一通没有具体纪年的清代《绛州太平会商号捐资碑》，本文以古今志书的对其时代做了考证，认为该碑镌刻时间在清代道记载、纪年清楚的同类捐施碑和碑文中货币述辞为依据，光年至光绪年间。同时，对太平会和碑文也做了一些考证和校勘。关键词：新绛县绛州商号捐资碑太平会任永兴新绛县，古称绛州。隋朝开皇三年（583年）将绛州一直就是山州治迁至今县城，历唐宋元明清，明清时期，作为水旱西南部政治、经济、文化重镇。码头的绛州城，是晋南一带的工商都会和货物运转中枢。1994年新绛县被国务院命名为国家历史绛州城内的商业活文化名城[1]。然而，即使是清代，动，史志中也缺乏详细的记载[2]。2015年新绛县刊《绛州太平会布182件现存清代碑石，其中有一通[3]商号捐资碑》，为深入了解清代绛州城内的商业文。下文中商号前的数字，指太平碑某排的行位数，括号中的数字表示刊印葫芦碑碑文的页码数和商号花名所在页面的行数[4]。太平碑碑文第一排有七个商号出现在葫芦庙：（266-8）碑刻上（下文省称）4、泰和盐店。5、义盛东（266-4）。6、任永兴（266-2）。7、隆昌协（268-3）。10、晋丰隆（268-3）。11、仁义合（266-8）。12、三星号（268-3）。（268-7）第二排有九个商号：14、东晋升。15、（268-26）（268-30）和顺明。16、广聚和。17、祥盛魁（268-5）（266-9）（266-9）。18、大生泰。19、广兴丰。（268-30）（268-3）20、玉成恒。22、集义生。23、永茂合（268-35）。情况提供了新资料。本文对这通捐资碑做了一些粗浅的考证，以期有助于新绛县历史文化名城的建设和研究。一、太平碑镌刻于清代晚期的三组证据根据碑文整理者介绍，《绛州太平会商号捐资碑》（以下简称太平碑）“立石时间不详，推测为清代，现存新绛县城贡院街33号院”。“石右侧残缺，残宽56厘米，高115厘米、碑文横分10排，每排行3—4字，。存13行，楷书”碑刻笔者将碑刻抄文与刊印的拓片图做了比照，除了6行具体捐钱数的记录以外，商业字号共有122家。其中，名号完整的110家、残存的9家、全缺的4家。将所有商号按排编号，一一与新绛县清称葫芦庙碑）施财商号花名比对后，确认太平碑（1874年）碑（以下简同治十三年《重修葫芦庙记》110家名号完整的商家中，有63个商号（占比（268-7）第三排六个商号：28、永裕魁。29、德（268-27）茂合（266-10）。30、广祥公。31、义盛合（268-2）（266-（268-30）。34、遇魁通。35、永昌正10）。第四排六个商号：42、广兴诚（268-7）。43、聚隆公（268-30）。44、永和兴（268-26）。45、日升栋8）。（一）63家商号见于清同治十三年（1874年）（268-28）（268-29）（268-。46、广裕魁。49、正泰合（268-29）第五排四个商号：58、广盛魁。59、采（268-34）芝玉（268-27）。60、聚盛公。61、万兴合（268-17）。（268-16）第六排八个商号：64、二合公。65、昆（268-13）源和（268-13）。66、耀兴永。67、正盛丰（268-29）。69、正兴和（268-10）。70、广盛统（268-（268-12）第七排七个商号：77、广聚堂。78、顺22）。71、永寿堂（268-34）。75、三盛和（268-19）。出现在葫芦庙碑刻上，具体名目条列于下57.27%）78（268-28）昌和（268-28）。82、四合皮店。83、顺德合（268-26）（268-（268-21）。84、济泰永。85、永盛芳（268-17）35）。87、万顺和。第八排七个商号：89、诚盛义（268-10）。91、德清是作为商号名字在使用。当代志书记载任永兴，咸丰年间由蒲州来绛，初以油担串街行商，资本渐店名为蒲坂任永兴。清多，遂租赁门面、柜台坐商。光绪年间极盛时，附设永兴钱铺、永兴油店及杂货店。宣统三年衰落。民国元年李通等人盘结任永兴，重新开业；民国3年店铺，改为“同裕任永兴”（1914年）再次倒闭[6]。表明在太平碑捐资花名中，任永兴排序靠前，盛协（268-27）。92、同会园（268-1）。94、长乐园（268-29）（268-（268-27）。95、兴盛成。96、三义协（268-3）11）。98、一心成。（268-12）第九排六个商号：102、永安远。103、翰兴斋（268-11）。104、三兴郭（268-30）。106、楫兴成（268-26）。109、丰成永（268-27）。111、忠德合（269-3，参阅下述碑文校疑）。第十排三个商号：114、合义顺（268-26）。116、一心诚（269-2）。118、二合油店（268-12，参阅下述碑文校疑）。太平碑刻文中9个商家名号字不全，有四家与葫芦庙碑镌刻商号存在同名的可能，具体是：碑文第二排“阴顺昌”，可对应葫芦碑碑文里的“裕顺昌（268-43）、通顺昌（268-29）；第五排“永盛（阴268-29”，可对应永盛合）、永盛魁（（268-29266）、永盛段）；第十排（269-5“阴阴）、斋”永盛德，可对应积金斋（268-12）、聚仙斋（268-29）、长春斋（268-33）、博古斋（268-40）；第十排“丰阴永”，对应丰成永（268-27）。此外，太平碑捐施花名前三位：日升当、洪泰当、协盛当，不见于葫芦庙碑。不过，葫芦庙碑施财花名中，排列靠前的有“城内当行”、“城外当行”，这应该是包括了多家当铺。上述太平碑和葫芦庙碑镌刻60多家同名商号的情况说明，太平碑镌刻时间，接近于同治十三年（1874年）葫芦庙碑镌刻时间。（二）镌记了新绛县著名的“任永兴”前文太平碑第一排镌刻的“任永兴(266-2)”，清光绪五年（1879年）《直隶绛州志》“寓贤”篇记，字永兴。永济人。贾于绛，铢积得千金。临终嘱其子全盛，谓绛有善举，当以相助。后值绛城重建书院，全盛即出此金，倡捐大工始基，士林至今赖之”。同书“艺文”篇《重建东雍书院碑》，也记载了“任永兴捐银一千增廓地址”和东雍书院于咸丰辛酉（1861年）至同治癸亥（1863年）重建的史实[5]。从这两处记载看，咸丰辛酉年（1861年）任永兴本人已经去世。去世前，已积累有一定的资财。捐银助建书院，让任永兴获得了较大的社会声望。同治十三年（1874年）葫芦庙碑镌刻的“任永兴”，新绛县已具备一定的商业地位或社会声望。由此推测，太平碑镌刻的时间，应该在任永兴发展的兴盛期，结合古今志书的记载看，这段兴盛期应该在同治光绪年间，这是太平碑镌刻于清代晚期的第二组证据。（三）碑文中货币述辞的时代特点太平碑反映货币的述辞“捐钱”某某文、“捐洋”某某文，也具有时代特征。钱，指制钱，即民间常说的铜钱。“洋”当指非本土的洋钱或大洋，洋钱洋物品的逐渐流行，是在鸦片战争之后。查阅新绛县现存182件清代石刻的内容，最早镌刻铜钱的石刻为道光三年（1823年）《重修延寿洞记》；最早镌记捐施“洋”钱的石刻为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创建庙前照墙记》[7]。以此作参照，太平碑有很大可能不会早于道光时期。至于太平碑120余笔捐资全部使用（或记作）铜钱，也符合道光中后期货币流通领域的银荒现象[8]。综合考虑上述三组证据，太平碑镌刻于清代晚期，应无疑义。进一步推测，则镌刻时间早不过清代道光后期，晚不过清光绪时期。二、关于太平会太平会是什么样的组织？捐资的具体用途是什么？碑文未作说明。葫芦庙碑也镌记“西关同心会”、“顺城闾合心会”、“合义会”、“仁义会”、“三合会”，对其性质，碑文里没有线索，可能它们在当时都属于不言自明的“物事”。查新绛县其他清代碑刻，有7种名目的“会”，碑文中有详略不一的说明，它们分别是：乾隆六年（1741年）乐利庄白衣神会、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县城葫芦庙贰钱会、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阎家庄新庙圣母神会、乾隆六十年（1795年）站里村关帝庙统协会、道光十一年（1831年）裴社村（关帝）神会、咸丰九年（1859年）县城葫芦庙钱会、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阳王村状元会[9]。根据碑文记载，这些会以修建和管理79“任世宏，神庙为号召，攒钱集资、营利生息，所获收益，或建庙修台，或“调理神事”，或演戏酬神，其性质属于合会[10]，也就是民间小规模经济互助组织，参加者按期交款，轮流使用。因为常常借助神的名义运作，所以，地方金融志书中，有时称其为“神会”[11]。太平会，也应为合会之一种，其成员为绛州城街面或某条街面的全体商号。至于“太平会各号捐资”的用途，虽然史料阙如，但总归以修建庙宇或从事其他“公益事业”最有可能。三、碑文校疑太平碑文第九排商号“忠德和”、第十排商号“三合油店”，抄文与刊印拓片对照，“忠德和”应为“忠德合”，“三合油店”应为“二合油店”,葫芦庙碑中也镌刻“忠德合”与“二合油店”。太平碑文中货币用辞，一例为“捐钱八千文”，其他五例记作“捐洋”，数额从“阴千一百八十文”至八百文不等。新绛县其他清代碑刻中，不计太平碑，银子单位有两、钱、分、厘；“（铜）钱”的单位为文、吊[12]；“洋钱”和“洋”单位为“元”[13]。可以说，凡称“文”，就指“（铜）钱”,即新绛县民间常说的麻钱。“钱”“洋”语义不同，计量单位也不同。太平碑刻辞“捐钱”、“捐洋”所用货币单位均为“文”，这一点令人费解。新绛县其他清代碑刻，未发现第二例以“文”计“洋”的例子，翻查附近盐湖区[14]和绛县[15]刊布的现存清代石刻，也未找到以“文”计“洋”例。太平碑“捐洋”述辞是否为误抄，刊印拓片模糊，不敢遽下结论，存疑待考。此外，太平碑横文第二排，最后两行文字全部剥泐，缺文标识仅开列了一行。四、历史文化价值太平碑发现于新绛县城，太平会“阖街”各商号应当位于绛州城内。这110余家商号，经营性质清楚的有三个当铺、泰和盐店、山成油店、四合皮店、三合油店等；有一些根据商家字号的文化意蕴，可做出推测，例如履盛祥、永寿堂、回春堂、同会园、长乐园、阴盛园、估升恒、楫兴成等商号，或许分别和靴鞋铺、医药行业、饭店、估衣店、水运有关。还有一些则可以通过其他资料获知，例如前述的任永兴商号。再例，太平碑镌刻的“翰兴斋”，应当是清代绛州著名的书墨庄[16]110余家商号，搜集更多史料开展研究，。总言之，围绕这可进一步80丰富清晚期绛州城内经济活动内容，为同时代相邻州县比较研究创造新条件。最后，笔者要说，本文对《绛州太平会商号捐资碑》的考证免不了有肤浅和不妥之处，还望批评指正。———————————————[1]新绛县志编纂委员会《新绛县志》，山西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1~2页。[2]例如光绪五年（1879）（清）李焕扬、张于铸纂修的，笔者参考了2007年运城市地方志办公室的排印本。[3]王国杰主编《三晋石刻大全·运城市新绛卷》，三晋出版社，2015年，第309页。以下注释简记为《石刻新绛卷》，或者直接开列页数。[4]葫芦庙碑碑文，参见前述《石刻新绛卷》第266~269页。文中266页的页面行数，从捐资花名行列第一排开始计数；胡芦庙位于“绛城之正中”，捐资花名商号，粗略统计有303家，包括了绛州城内外、运城、解州、蒲州、河津、稷山、曲沃、猗氏、万邑（万泉）、绛县以及陕西郃阳等地的商家和个人。[5]（清）李焕扬、张于铸纂修《直隶绛州志》，光绪五年（1879）版。笔者参阅的运城市地方志办公室2007年排印本，第216页，第332页。[6]前述《新绛县志》，第426页。[7]《石刻新绛卷》，第105~316页，第214页、236页。[8]彭泽益《十九世纪五十至七十年代清朝财政危机和财政搜刮的加剧》，《历史学》1979年第2期，第131~151页。[9]7种名目的“会”，分别见于第147页、155页、181~182页、190页、228页、252页、283~284页。新绛县清代石刻中未作说明的“会”，另有嘉庆十八年站里村关帝庙兴盛会和五月十三老会（204页）；咸丰四年王村广善会（247页）、光绪三十二年石家庄村火神会（289页）。[10]罗竹凤主编《汉语大词典（第三卷）》，汉语大词典出版社，1989年，第156页。[11]运城地区金融志编纂委员会《运城地区金融志》，海潮出版社，1999年，第4~5页。[12]仅见“施制钱一吊”一例,第289页；未见镌刻的述辞；乾隆二十二年（1757）《福胜寺新建牌坊记》刻“赵烈捐钱五钱”，误，核对拓片，应为“赵□烈捐银五（下转第58页）《直隶绛州志》“贯”古学集刊》第13辑。[11]曾亿丹《洛阳发现郑开明二年墓》，《考古》1978年第3期。·浙江卷》，科学出[12]张柏主编《中国出土瓷器全集版社，2008年，第91页。《隋[13]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咸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考古与文物》元威夫妇墓发掘简报》2012年第1期。[17]陕西省考古研究所《西安西郊陕棉十厂唐壁画墓清理简报》，《考古与文物》2002年第1期。《浙江绍兴县西晋[18]绍兴市文物管理处考古组墓》，《文物》1987年第5期。[19]马鞍山市博物馆《马鞍山市马钢二钢厂东晋谢，《江汉考古》沈家族墓群发掘简报》2012年第3期。[20]宋百川、刘凤君《山东大学基建工地出土古代陶瓷器》，《山东大学文科论文集刊》1980年。[21]张柏主编《中国出土瓷器全集·陕西卷》，科学出版社，2008年。[22]陕西省考古研究所《北周宇文俭墓清理发掘简报》，《考古与文物》2001年第3期。，《考古》[23]刘建国《江苏镇江唐墓》1985年第2期。，《考古[24]北京市文物工作队《辽韩佚墓发掘报告》学报》1984年第3期。·北京卷》，科学出[25]张柏主编《中国出土瓷器全集版社，2008年，第101页。，《华[26]偃师商城博物馆《河南偃师唐墓发掘报告》夏考古》1995年第1期。，沈[27]沈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法库红花岭辽墓》《沈阳考古文集》第1集，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编科学出版社，2007年，第139～148页。[28]张柏主编《中国出土瓷器全集·山西卷》，科学出版社，2008年，第50页。·陕西卷》，科学出[29]张柏主编《中国出土瓷器全集版社，2008年，第140页。·陕西卷》，科学出[30]张柏主编《中国出土瓷器全集版社，2008年，第108页。，《文[31]丁祖春《四川省什邡县出土的宋代瓷器》物》1978年第4期。·卷12》[32]王莉英主编《中国陶瓷全集，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99年，第107页。·卷14》[33]汪庆正主编《中国陶瓷全集，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99年，第189页。[34]江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江西清江隋墓发掘简报》，《考古》1960年第1期。[35]宿白《白沙宋墓》，文物出版社，2002年，第38页。[36]汪庆正主编《中国陶瓷全集14：清上》，上海人民第216页。美术出版社，2000年，[37]广东省博物馆《广东始兴晋—唐墓发掘报告》，第2辑，《考古学集刊》1982年。[38]孙机、刘家琳《记一组邢窑茶具及同出的瓷人像》，《文物》1990年第4期。[39]大同市考古研究所《山西大同东风里辽代壁画墓发掘简报》，《文物》2013年第10期。此壁画墓的起居图中有手捧唾壶的侍者，说明其仍有承接漱口水的作用。山西博物院）（作者工作单位：（上接第80页），钱”第154页。[13]仅见两例，文中已述一例。另一例为清光绪三十，“施洋”二年（1906）《重修三天圣庙并复兴火神会事碣》“施银”和“施制钱”，数额有“一元”和“两元”，另刻第289页。[14]张培莲主编《三晋石刻大全·运城市盐湖区卷》，三晋出版社，2011年，第213~425页，200件石刻，209篇碑文。，[15]柴广胜主编《三晋石刻大全·运城市绛县卷》三晋出版社，2014年，第147~469页，302件石刻。《翰兴斋书墨庄》，《新[16]郭明霞口述，张力新整理，中国人民政绛文史资料（第六期）：历史文化名城专辑》第治协商会议新绛县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印，278~280页。该书无时间标识，推测出版日期为1993年。（作者工作单位：运城市文物工作站）58

2023年12月6日发(作者：令狐冬易)

校考新绛县《绛州太平会商号捐资碑》阴摘丁金龙薛野要：2015年新绛县刊布一通没有具体纪年的清代《绛州太平会商号捐资碑》，本文以古今志书的对其时代做了考证，认为该碑镌刻时间在清代道记载、纪年清楚的同类捐施碑和碑文中货币述辞为依据，光年至光绪年间。同时，对太平会和碑文也做了一些考证和校勘。关键词：新绛县绛州商号捐资碑太平会任永兴新绛县，古称绛州。隋朝开皇三年（583年）将绛州一直就是山州治迁至今县城，历唐宋元明清，明清时期，作为水旱西南部政治、经济、文化重镇。码头的绛州城，是晋南一带的工商都会和货物运转中枢。1994年新绛县被国务院命名为国家历史绛州城内的商业活文化名城[1]。然而，即使是清代，动，史志中也缺乏详细的记载[2]。2015年新绛县刊《绛州太平会布182件现存清代碑石，其中有一通[3]商号捐资碑》，为深入了解清代绛州城内的商业文。下文中商号前的数字，指太平碑某排的行位数，括号中的数字表示刊印葫芦碑碑文的页码数和商号花名所在页面的行数[4]。太平碑碑文第一排有七个商号出现在葫芦庙：（266-8）碑刻上（下文省称）4、泰和盐店。5、义盛东（266-4）。6、任永兴（266-2）。7、隆昌协（268-3）。10、晋丰隆（268-3）。11、仁义合（266-8）。12、三星号（268-3）。（268-7）第二排有九个商号：14、东晋升。15、（268-26）（268-30）和顺明。16、广聚和。17、祥盛魁（268-5）（266-9）（266-9）。18、大生泰。19、广兴丰。（268-30）（268-3）20、玉成恒。22、集义生。23、永茂合（268-35）。情况提供了新资料。本文对这通捐资碑做了一些粗浅的考证，以期有助于新绛县历史文化名城的建设和研究。一、太平碑镌刻于清代晚期的三组证据根据碑文整理者介绍，《绛州太平会商号捐资碑》（以下简称太平碑）“立石时间不详，推测为清代，现存新绛县城贡院街33号院”。“石右侧残缺，残宽56厘米，高115厘米、碑文横分10排，每排行3—4字，。存13行，楷书”碑刻笔者将碑刻抄文与刊印的拓片图做了比照，除了6行具体捐钱数的记录以外，商业字号共有122家。其中，名号完整的110家、残存的9家、全缺的4家。将所有商号按排编号，一一与新绛县清称葫芦庙碑）施财商号花名比对后，确认太平碑（1874年）碑（以下简同治十三年《重修葫芦庙记》110家名号完整的商家中，有63个商号（占比（268-7）第三排六个商号：28、永裕魁。29、德（268-27）茂合（266-10）。30、广祥公。31、义盛合（268-2）（266-（268-30）。34、遇魁通。35、永昌正10）。第四排六个商号：42、广兴诚（268-7）。43、聚隆公（268-30）。44、永和兴（268-26）。45、日升栋8）。（一）63家商号见于清同治十三年（1874年）（268-28）（268-29）（268-。46、广裕魁。49、正泰合（268-29）第五排四个商号：58、广盛魁。59、采（268-34）芝玉（268-27）。60、聚盛公。61、万兴合（268-17）。（268-16）第六排八个商号：64、二合公。65、昆（268-13）源和（268-13）。66、耀兴永。67、正盛丰（268-29）。69、正兴和（268-10）。70、广盛统（268-（268-12）第七排七个商号：77、广聚堂。78、顺22）。71、永寿堂（268-34）。75、三盛和（268-19）。出现在葫芦庙碑刻上，具体名目条列于下57.27%）78（268-28）昌和（268-28）。82、四合皮店。83、顺德合（268-26）（268-（268-21）。84、济泰永。85、永盛芳（268-17）35）。87、万顺和。第八排七个商号：89、诚盛义（268-10）。91、德清是作为商号名字在使用。当代志书记载任永兴，咸丰年间由蒲州来绛，初以油担串街行商，资本渐店名为蒲坂任永兴。清多，遂租赁门面、柜台坐商。光绪年间极盛时，附设永兴钱铺、永兴油店及杂货店。宣统三年衰落。民国元年李通等人盘结任永兴，重新开业；民国3年店铺，改为“同裕任永兴”（1914年）再次倒闭[6]。表明在太平碑捐资花名中，任永兴排序靠前，盛协（268-27）。92、同会园（268-1）。94、长乐园（268-29）（268-（268-27）。95、兴盛成。96、三义协（268-3）11）。98、一心成。（268-12）第九排六个商号：102、永安远。103、翰兴斋（268-11）。104、三兴郭（268-30）。106、楫兴成（268-26）。109、丰成永（268-27）。111、忠德合（269-3，参阅下述碑文校疑）。第十排三个商号：114、合义顺（268-26）。116、一心诚（269-2）。118、二合油店（268-12，参阅下述碑文校疑）。太平碑刻文中9个商家名号字不全，有四家与葫芦庙碑镌刻商号存在同名的可能，具体是：碑文第二排“阴顺昌”，可对应葫芦碑碑文里的“裕顺昌（268-43）、通顺昌（268-29）；第五排“永盛（阴268-29”，可对应永盛合）、永盛魁（（268-29266）、永盛段）；第十排（269-5“阴阴）、斋”永盛德，可对应积金斋（268-12）、聚仙斋（268-29）、长春斋（268-33）、博古斋（268-40）；第十排“丰阴永”，对应丰成永（268-27）。此外，太平碑捐施花名前三位：日升当、洪泰当、协盛当，不见于葫芦庙碑。不过，葫芦庙碑施财花名中，排列靠前的有“城内当行”、“城外当行”，这应该是包括了多家当铺。上述太平碑和葫芦庙碑镌刻60多家同名商号的情况说明，太平碑镌刻时间，接近于同治十三年（1874年）葫芦庙碑镌刻时间。（二）镌记了新绛县著名的“任永兴”前文太平碑第一排镌刻的“任永兴(266-2)”，清光绪五年（1879年）《直隶绛州志》“寓贤”篇记，字永兴。永济人。贾于绛，铢积得千金。临终嘱其子全盛，谓绛有善举，当以相助。后值绛城重建书院，全盛即出此金，倡捐大工始基，士林至今赖之”。同书“艺文”篇《重建东雍书院碑》，也记载了“任永兴捐银一千增廓地址”和东雍书院于咸丰辛酉（1861年）至同治癸亥（1863年）重建的史实[5]。从这两处记载看，咸丰辛酉年（1861年）任永兴本人已经去世。去世前，已积累有一定的资财。捐银助建书院，让任永兴获得了较大的社会声望。同治十三年（1874年）葫芦庙碑镌刻的“任永兴”，新绛县已具备一定的商业地位或社会声望。由此推测，太平碑镌刻的时间，应该在任永兴发展的兴盛期，结合古今志书的记载看，这段兴盛期应该在同治光绪年间，这是太平碑镌刻于清代晚期的第二组证据。（三）碑文中货币述辞的时代特点太平碑反映货币的述辞“捐钱”某某文、“捐洋”某某文，也具有时代特征。钱，指制钱，即民间常说的铜钱。“洋”当指非本土的洋钱或大洋，洋钱洋物品的逐渐流行，是在鸦片战争之后。查阅新绛县现存182件清代石刻的内容，最早镌刻铜钱的石刻为道光三年（1823年）《重修延寿洞记》；最早镌记捐施“洋”钱的石刻为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创建庙前照墙记》[7]。以此作参照，太平碑有很大可能不会早于道光时期。至于太平碑120余笔捐资全部使用（或记作）铜钱，也符合道光中后期货币流通领域的银荒现象[8]。综合考虑上述三组证据，太平碑镌刻于清代晚期，应无疑义。进一步推测，则镌刻时间早不过清代道光后期，晚不过清光绪时期。二、关于太平会太平会是什么样的组织？捐资的具体用途是什么？碑文未作说明。葫芦庙碑也镌记“西关同心会”、“顺城闾合心会”、“合义会”、“仁义会”、“三合会”，对其性质，碑文里没有线索，可能它们在当时都属于不言自明的“物事”。查新绛县其他清代碑刻，有7种名目的“会”，碑文中有详略不一的说明，它们分别是：乾隆六年（1741年）乐利庄白衣神会、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县城葫芦庙贰钱会、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阎家庄新庙圣母神会、乾隆六十年（1795年）站里村关帝庙统协会、道光十一年（1831年）裴社村（关帝）神会、咸丰九年（1859年）县城葫芦庙钱会、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阳王村状元会[9]。根据碑文记载，这些会以修建和管理79“任世宏，神庙为号召，攒钱集资、营利生息，所获收益，或建庙修台，或“调理神事”，或演戏酬神，其性质属于合会[10]，也就是民间小规模经济互助组织，参加者按期交款，轮流使用。因为常常借助神的名义运作，所以，地方金融志书中，有时称其为“神会”[11]。太平会，也应为合会之一种，其成员为绛州城街面或某条街面的全体商号。至于“太平会各号捐资”的用途，虽然史料阙如，但总归以修建庙宇或从事其他“公益事业”最有可能。三、碑文校疑太平碑文第九排商号“忠德和”、第十排商号“三合油店”，抄文与刊印拓片对照，“忠德和”应为“忠德合”，“三合油店”应为“二合油店”,葫芦庙碑中也镌刻“忠德合”与“二合油店”。太平碑文中货币用辞，一例为“捐钱八千文”，其他五例记作“捐洋”，数额从“阴千一百八十文”至八百文不等。新绛县其他清代碑刻中，不计太平碑，银子单位有两、钱、分、厘；“（铜）钱”的单位为文、吊[12]；“洋钱”和“洋”单位为“元”[13]。可以说，凡称“文”，就指“（铜）钱”,即新绛县民间常说的麻钱。“钱”“洋”语义不同，计量单位也不同。太平碑刻辞“捐钱”、“捐洋”所用货币单位均为“文”，这一点令人费解。新绛县其他清代碑刻，未发现第二例以“文”计“洋”的例子，翻查附近盐湖区[14]和绛县[15]刊布的现存清代石刻，也未找到以“文”计“洋”例。太平碑“捐洋”述辞是否为误抄，刊印拓片模糊，不敢遽下结论，存疑待考。此外，太平碑横文第二排，最后两行文字全部剥泐，缺文标识仅开列了一行。四、历史文化价值太平碑发现于新绛县城，太平会“阖街”各商号应当位于绛州城内。这110余家商号，经营性质清楚的有三个当铺、泰和盐店、山成油店、四合皮店、三合油店等；有一些根据商家字号的文化意蕴，可做出推测，例如履盛祥、永寿堂、回春堂、同会园、长乐园、阴盛园、估升恒、楫兴成等商号，或许分别和靴鞋铺、医药行业、饭店、估衣店、水运有关。还有一些则可以通过其他资料获知，例如前述的任永兴商号。再例，太平碑镌刻的“翰兴斋”，应当是清代绛州著名的书墨庄[16]110余家商号，搜集更多史料开展研究，。总言之，围绕这可进一步80丰富清晚期绛州城内经济活动内容，为同时代相邻州县比较研究创造新条件。最后，笔者要说，本文对《绛州太平会商号捐资碑》的考证免不了有肤浅和不妥之处，还望批评指正。———————————————[1]新绛县志编纂委员会《新绛县志》，山西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1~2页。[2]例如光绪五年（1879）（清）李焕扬、张于铸纂修的，笔者参考了2007年运城市地方志办公室的排印本。[3]王国杰主编《三晋石刻大全·运城市新绛卷》，三晋出版社，2015年，第309页。以下注释简记为《石刻新绛卷》，或者直接开列页数。[4]葫芦庙碑碑文，参见前述《石刻新绛卷》第266~269页。文中266页的页面行数，从捐资花名行列第一排开始计数；胡芦庙位于“绛城之正中”，捐资花名商号，粗略统计有303家，包括了绛州城内外、运城、解州、蒲州、河津、稷山、曲沃、猗氏、万邑（万泉）、绛县以及陕西郃阳等地的商家和个人。[5]（清）李焕扬、张于铸纂修《直隶绛州志》，光绪五年（1879）版。笔者参阅的运城市地方志办公室2007年排印本，第216页，第332页。[6]前述《新绛县志》，第426页。[7]《石刻新绛卷》，第105~316页，第214页、236页。[8]彭泽益《十九世纪五十至七十年代清朝财政危机和财政搜刮的加剧》，《历史学》1979年第2期，第131~151页。[9]7种名目的“会”，分别见于第147页、155页、181~182页、190页、228页、252页、283~284页。新绛县清代石刻中未作说明的“会”，另有嘉庆十八年站里村关帝庙兴盛会和五月十三老会（204页）；咸丰四年王村广善会（247页）、光绪三十二年石家庄村火神会（289页）。[10]罗竹凤主编《汉语大词典（第三卷）》，汉语大词典出版社，1989年，第156页。[11]运城地区金融志编纂委员会《运城地区金融志》，海潮出版社，1999年，第4~5页。[12]仅见“施制钱一吊”一例,第289页；未见镌刻的述辞；乾隆二十二年（1757）《福胜寺新建牌坊记》刻“赵烈捐钱五钱”，误，核对拓片，应为“赵□烈捐银五（下转第58页）《直隶绛州志》“贯”古学集刊》第13辑。[11]曾亿丹《洛阳发现郑开明二年墓》，《考古》1978年第3期。·浙江卷》，科学出[12]张柏主编《中国出土瓷器全集版社，2008年，第91页。《隋[13]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咸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考古与文物》元威夫妇墓发掘简报》2012年第1期。[17]陕西省考古研究所《西安西郊陕棉十厂唐壁画墓清理简报》，《考古与文物》2002年第1期。《浙江绍兴县西晋[18]绍兴市文物管理处考古组墓》，《文物》1987年第5期。[19]马鞍山市博物馆《马鞍山市马钢二钢厂东晋谢，《江汉考古》沈家族墓群发掘简报》2012年第3期。[20]宋百川、刘凤君《山东大学基建工地出土古代陶瓷器》，《山东大学文科论文集刊》1980年。[21]张柏主编《中国出土瓷器全集·陕西卷》，科学出版社，2008年。[22]陕西省考古研究所《北周宇文俭墓清理发掘简报》，《考古与文物》2001年第3期。，《考古》[23]刘建国《江苏镇江唐墓》1985年第2期。，《考古[24]北京市文物工作队《辽韩佚墓发掘报告》学报》1984年第3期。·北京卷》，科学出[25]张柏主编《中国出土瓷器全集版社，2008年，第101页。，《华[26]偃师商城博物馆《河南偃师唐墓发掘报告》夏考古》1995年第1期。，沈[27]沈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法库红花岭辽墓》《沈阳考古文集》第1集，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编科学出版社，2007年，第139～148页。[28]张柏主编《中国出土瓷器全集·山西卷》，科学出版社，2008年，第50页。·陕西卷》，科学出[29]张柏主编《中国出土瓷器全集版社，2008年，第140页。·陕西卷》，科学出[30]张柏主编《中国出土瓷器全集版社，2008年，第108页。，《文[31]丁祖春《四川省什邡县出土的宋代瓷器》物》1978年第4期。·卷12》[32]王莉英主编《中国陶瓷全集，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99年，第107页。·卷14》[33]汪庆正主编《中国陶瓷全集，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99年，第189页。[34]江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江西清江隋墓发掘简报》，《考古》1960年第1期。[35]宿白《白沙宋墓》，文物出版社，2002年，第38页。[36]汪庆正主编《中国陶瓷全集14：清上》，上海人民第216页。美术出版社，2000年，[37]广东省博物馆《广东始兴晋—唐墓发掘报告》，第2辑，《考古学集刊》1982年。[38]孙机、刘家琳《记一组邢窑茶具及同出的瓷人像》，《文物》1990年第4期。[39]大同市考古研究所《山西大同东风里辽代壁画墓发掘简报》，《文物》2013年第10期。此壁画墓的起居图中有手捧唾壶的侍者，说明其仍有承接漱口水的作用。山西博物院）（作者工作单位：（上接第80页），钱”第154页。[13]仅见两例，文中已述一例。另一例为清光绪三十，“施洋”二年（1906）《重修三天圣庙并复兴火神会事碣》“施银”和“施制钱”，数额有“一元”和“两元”，另刻第289页。[14]张培莲主编《三晋石刻大全·运城市盐湖区卷》，三晋出版社，2011年，第213~425页，200件石刻，209篇碑文。，[15]柴广胜主编《三晋石刻大全·运城市绛县卷》三晋出版社，2014年，第147~469页，302件石刻。《翰兴斋书墨庄》，《新[16]郭明霞口述，张力新整理，中国人民政绛文史资料（第六期）：历史文化名城专辑》第治协商会议新绛县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印，278~280页。该书无时间标识，推测出版日期为1993年。（作者工作单位：运城市文物工作站）5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