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2月14日发(作者：成飞兰)

曾国藩与李鸿章的比较研究

曾国藩和李鸿章，是中国晚清历史天空中闪耀着熠熠光辉的双子星座，无人能出其右。

曾国藩，被誉为“中兴第一名臣”、“大清圣哲”。他创办洋务，不愧为洋务派领袖；著作丰富，可当之为学者，其研究与文辞，无异于文人；治军有方，调配得宜，堪与名优兵家相媲美；拥兵而不自重，善权变而又谦退，足见道德修养功夫之深，鞠躬尽瘁，以身作则，不为青天；治家有道，关怀子弟，亦为后人楷模。

李鸿章，虽然曾是曾国藩的学生，但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他在晚清政治舞台上纵横捭阖，其时间之长、涉及领域之广、所做事情之多，是任何同时代的政治家都无法比拟的，以至于当时的外国人几于见有李鸿章，不见有中国。梁启超曾在《李鸿章传》中写道：“吾敬李鸿章之才，吾惜李鸿章之识，吾悲李鸿章之遇。„„李鸿章为中国近四十年第一流紧要人物。„„李鸿章，忠臣也，儒臣也，政治家也，外交家也。李鸿章必为数千年中国历史上一人物，无可疑也；李鸿章必为十九世纪世界历史上一人物，无可疑也。”

他们之所以有如此巨大的成就，在于他们都拥有一套为人处世、做事为官的绝学，这使得他们能从芸芸众生之中脱颖而出，成就其丰功伟业。这些绝学是他们历经官场磨难之后精心提炼出来的，是他们对人生沉浮进退、得失成败的一番深刻总结。同时，也表达了他们对中国五千年传统智慧的独特应用，体现了他们对变幻莫测的人生现实的深刻感悟。这些绝学不但指出了为人处世应该遵循的原则，也指明了一条达到内圣外王的道路，对于今天那些想建功立业的人来说，仍有着十分积极的参考和借鉴价值。

尽管曾国藩、李鸿章离开我们已有百年之远了，他们的成功经验仍然是我们在这个时代走向成功、成就卓越的智慧来源和处世法宝。朋友们，让我们一起充分汲取他们的绝学精华，并创造性地运用于实践，一起来创造我们的传奇人生，成就无愧于这个伟大时代的功业吧！

曾国藩的修身养性之要：

志趣高低决定人生成败

曾国藩认为：“凡人才高下，视其志趣。卑者安流俗庸陋之规，而日趋污下；高者慕往哲隆盛之规，而日即高明。贤否智愚，所由区也。”这话的意思是说，人才的高下，主要根据他的志趣高下来确定。志向低的人安于现状，摆不脱世俗陋规的束缚，因而让人觉得越来越卑污。志向远大的人仰慕古圣先贤，因此一天一天地高明起来。人才的优劣和智愚，就从此开始区别开了。

立志固然很重要，但立什么样的志则是更深一层次的境界，志向的高低决定一个人能成就什么样的事业，拥有什么样的人生。曾国藩深知自己是靠一种不流于俗的雄心壮志而卓立于群的，因此，他不仅反复向子弟灌输立志的重要，而且还常常具体地指点他们如何立志、立什么样的志。他在家信中说：

“君子立志，应有包融世间一切人和一切物的胸怀，有内以圣人道德为体、外以王者仁政为用的功业，然后才能对得起父母的生养，不愧为天地之间的一个完人。因此君子所忧虑的是德行不修炼，学问不精通。所以，当顽民得不到教化时，他们就深深忧虑；当蛮夷入侵中原时，他们就深深忧虑；当小人在位贤才受害时，他们就深深忧虑；当天下百姓得不到自己的恩泽时，他们就深深忧虑；这真是所谓悲天悯人啊！所有这一切才是君子所要忧虑的，至于一己之屈伸，一家之饥饱，肚俗之荣辱、贵贱和毁誉，君子从来就无暇顾及。”

二十岁前的曾国藩，其实胸中并没有这样远大的“内圣外王”（成就自己，就是所谓“内圣”；成就外物，即济民利物，也就是“外王”。）的高尚志趣。道光十年，其父觉得自己的才质不及儿子，自己所知的尽教完了，就把曾国藩送到衡阳汪觉鹿先生处学习了一年。此举令曾国藩眼界大开，助长了一些锐意进取的精神。特别是又回到本县涟滨书院就读时，曾国藩得到了师长刘元堂先生的欣赏。

李鸿章的根本准则

李鸿章的一生，几乎与晚清政局相始终。他权倾朝野，名扬中西，近代史上很多重要的内政外交活动都与他的名字相关联。他购买和制造武器舰船，改编陆军并组建海军，他力排众议，置机器、聘洋匠，兴办大机器工业，从而使资本主义的幼苗破天荒地植根于中国土地，虽难成参天之势，却也显示出勃勃生机；抵御外侮的战守之策，相当长的时间内由他谋述，而战败求和乞降之任，又总是落在他的肩上。那么，他从事的一系列活动，是否有一个始终如一的准则呢？如果有，这个准则又是什么？对此，百多年来可谓歧见纷呈。

我认为，终李鸿章一生，其政治活动的根本准则就是一切服从清王朝封建专制统治。在李鸿章那里，爱新觉罗氏的江山是天经地义的，封建的三纲五伦也是万古不替的。

凡是李鸿章认为有利于清王朝的事情，他向来热衷，不遗余力。当他认识到镇压农民起义使用新式枪炮更为得力，而抵御外侮继续摆弄刀矛弓箭又绝对行不通的时候，他即购军火、办企业、建海军；当他懂得了“富强相因”的道理时，他又大力发展民用企业。应该说，李氏的心血并没有白白耗费。农民反封建起义虽未完全偃旗息鼓，但毕竟高潮已经过去；轮船招商局打破了外轮公司的一统天下；镇南关——谅山大捷清政府在中法战争中做到了军事上“不败”或略胜一筹；„„无怪乎那拉氏不无感激地说：“无鸿章，无清朝”！

凡是李鸿章认为有损于清王朝统治的事情，他向不参与，甚至坚决反对。戊戌维新运动，政治上的最高目标是开国会、设议院、行君主立宪之制，而这显然有悖于李鸿章的根本准则，故他从未参与其间。义和团兴起之后，那拉氏衔私愤加以利用，对八国同时宣战。李鸿章深知此举会动摇清朝统治，乃有视宣战为“矫旨”，拒不北上勤王而参与“东南互保”之举。

李鸿章对战与和的态度

李鸿章在中外矛盾冲突中所持态度同样是为了清王朝的封建统治。

李鸿章对中外矛盾冲突所持基本态度是求和。马嘉理案发生，朝野主战言论鼎沸一时，李鸿章则认为，事关大局，应“相机操纵，委曲求全，设法妥结”。中法战争爆发前，他也认为只有会商解决才是“息事宁人经久之计”。类似言论，不胜枚举。应该承认，清政府在两次鸦片战争中的惨败结局，已经有力地证明反动的封建专制制度与落后的封建自然经济是无力抵御资本主义国家的进攻的。只要中外这种悬殊的力量对比不改变，轻言战事只能给清王朝带来新的屈辱与灾难。所以从根本上说，战争对清王朝总是利少害多的。要想改变中外的这种差距，必须“师夷长技”。然而，若学习西方刚刚起步而未见规模，战争肯定也不会把胜利带给清政府。李鸿章对此是有清醒认识的。他说：“处今时势，外须和戎，内须变法”，因为中国面对的是“数千年来未有之强敌”，“不变通则战守皆不足恃”。可见，李鸿章的求和不是目的，而是争取和平环境来“自强”、“求富”，更好地实现“中体西用”。

曾国藩生活极有规律，每天很早就起床查营，然后在黎明时分与幕僚共进早餐，或谈一天工作安排或随意谈天说地。初到曾国藩幕时，比较懒散的李鸿章很不适应这种规律、刻板的生活，深以为苦。一天早晨，他以头痛为名想多睡一会儿，但曾国藩知道他是装病多睡，所以几次派人请李鸿章起来一起吃饭，最后告李必须所有幕僚全都到齐才开饭，李鸿章匆忙披衣“踉跄前往”。曾国藩吃饭时一言不发，饭后严肃地教训他说:“少荃，既入我幕，我有言相告，此处所尚，惟一‘诚’字而已。”说罢生气地拂袖而去，李鸿章“为之悚然”。曾国藩素知李鸿章“才气不羁”，故对他要求格外严格，尽力雕琢，陶冶其性情，培养其道德。许多年后，李鸿章对人回忆说:“在营中时，我老师总要等我辈大家同时吃饭；饭罢后，即围坐谈论，证经论史，娓娓不倦，都是于学问经济有益实用的话。吃一顿饭，胜过上一回课。”



在曾幕，李鸿章不仅仅是起草文牍，而是参与重要军机。如1860年9月，英法联军攻占天津，直逼北京城下，咸丰皇帝在逃往热河途中命孤驻祁门的曾国藩派湘军精锐鲍超部北

上救援。接到命令后，曾国藩左右为难，举棋不定。北上“勤王”责无旁贷，如不北上护主，将被责为天下罪人；但此时正是剿杀太平军的关键时刻，一旦抽掉精锐，于战局大有影响，而且这时正值徽州失守、祁门危急之时。曾国藩急得几个晚上不能入眠，于是令下属每人提一方案，结果几乎都主张北上“勤王”，但只有李鸿章力排众议，不同意调兵北上。

李鸿章认为英法联军已在北京城下，破城而入只是朝夕之事，调兵北上保卫京城已毫无意义；而且英法联军侵略最终将“金帛议和”了事，真正威胁清王朝的还是太平军。李鸿章比清廷更早看出这一点，眼光确非寻常。他进一步论述湘军镇压太平军是关系“天下安危”之事，对北上驶援应“按兵请旨”，静观局势变化。经过仔细权衡，曾认为李说确有道理，于是采用此议。

他上疏朝廷表示愿意北上，但提出鲍超人生地不熟“断不能至”，所以请朝廷在胡林翼和自己之间“酌派一人进京护卫根本”，其实是在拖延时间，因为往返奏报大约需要一个月的时间。果然不出所料，不久就接到“和议”已成，不必北援的命令。此事使曾对李更加器重。

李鸿章对曾虽以师相待，但他毕竟是极有主见之人，经常因固执己见而时有冲突，曾有几次想离曾而去。1860年曾国藩升任两江总督、并决定将大营迁往安徽祁门时，李鸿章认为祁门地势如同“釜底”，没有进退余地，从战略上看移营至此十分危险。在太平军攻击下，的确险情不断，李鸿章等人一再要求移师他处。而曾国藩坚持己见，甚至对李鸿章等人说:“诸君如胆怯，可各散去”。不久，双方又因李元度事件矛盾再起，更加尖锐，终导致李鸿章负气出走。

早在1853年曾国藩筹建湘军时，正在湖南做教谕的李元度就入曾幕，参赞军务。在湘军最初屡打败仗的艰苦岁月中，曾得到李元度的有力支持。当年湘军在江西战场数度为太平军大败，曾国藩两次想跳水自杀，李元度将其劝阻，可谓曾的恩人。在曾国藩的举荐下，李元度升任徽宁池太广道，驻防徽州。但由于他不听曾国藩的命令，打了败仗，徽州城为太平军所克，祁门更加危险。李元度乱中逃生，在浙赣边界游荡一段时间后又回到曾幕，但并不束身待罪，而是不久又径自离去。凡此种种，曾国藩决定具疏弹劾，以申军纪。李鸿章却率众人坚决反对，认为李元度在曾国藩最困难时期有恩于曾，这些年不少人借故离去，但李元度对曾的支持和忠诚始终不渝，因此指责曾国藩现在是忘恩负义。曾国藩则认为私情不能代替军纪，坚持弹劾。最后，李鸿章坦率对曾国藩说:“果必奏劾，门生不敢拟稿。”曾国藩回答说:“我自属稿。”李鸿章表示:“若此，则门生亦将告辞，不能留待矣。”曾国藩生气地说:“听君之便。”于是李鸿章扬长而去，离开曾幕，前往江西准备独自闯荡一番。此事使曾大为恼火，认为李鸿章不明大义，不达事理，在自己困难时借故离去，得出“此君难与共患难”之结论。

此事也使李鸿章愤怒异常，他对人说自己原认为曾国藩为豪杰之士，能容纳不同意见、各种人物，“今乃知非也”。李鸿章在江西并不顺利，而经过胡林翼、沈葆桢等人的调和，曾国藩还是听从了李鸿章的建议离开祁门移师东流。李鸿章其实也想再回曾国藩幕，在曾国藩进攻安庆连获胜仗后，便写信致贺。以曾的历练，一眼便知此是回心转意的试探，便捐弃前

嫌，写信邀其回营。李鸿章在江西混了七八个月后，这匹“好马”也吃“回头草”，再回曾幕。

事实证明，对李鸿章而言再回曾幕绝对正确。回营不久，曾就派他回家乡组建淮军、驶援上海，稍后又任江苏巡抚，开始了他的“一生事业”。江苏巡抚是两江总督曾国藩的部下，但在事关自己重大利益时李则并不完全服从、相让。如1862年无为等地吃紧，曾国藩扣留了淮军新建的九个营增强防卫，但李鸿章却再三坚持要将这九营送到上海。最后曾国藩只得同意，并写信给李希望他能谅解。

当然，在许多方面李也对曾有体谅。如1863年底李鸿章的淮军攻克苏州后，朝廷命令他率部前往南京增援正在攻打“天京”的曾国荃部。接到命令后，李鸿章却一直以种种理由迁延不前，以致受到朝廷的严责。倒是曾国藩理解李鸿章的用心，他为之辩护说:“李鸿章平日任事最勇，进兵最速，此次会攻金陵，稍涉迟滞，盖绝无世俗避嫌之意，殆有让功之心，而不欲居其名。”因为湘军已将“天京”团团围住，曾国荃独占全功之心又切，不愿让他人分功。而曾国藩颇有为难之处，作为两江总督的他有责任命李鸿章速往，但如此一来又使胞弟大不满意。李鸿章深谅曾国藩的困难，所以甘冒被朝廷责备之险而一再拖延，不使曾为难。

从很多地方也可看出，虽然在有关自己的切身利益时李更注重维护自己的利益，但曾、李关系大体不错，特别是在与朝廷争地方利益、与顽固派斗争时总能互相配合。甚至在李鸿章的晚年，曾国藩逝世已久，李仍十分敬佩地对人谈起曾国藩:“我老师文正公那真是大人先生，现在这些大人先生简直都是秕糠，我一扫而空之。”“别人都晓得我前半部的功业是老师提挈的，似乎讲到洋务老师还不如我内行，不知我办一辈子外交，没有闹出乱

子，都是我老师一言指示之力。”曾国藩这一“言”即与洋人打交道的关节就在一“诚”字。原来，在李鸿章接替曾做直隶总督、将要参与外交时，他曾向曾国藩请教，没想到曾国藩先问他有什么主意，他只好回答说:“门生也没有打什么主意，我想与洋人交涉，不管什么，我只同他打痞子腔。”曾国藩沉默良久，然后缓缓问道:“呵！痞子腔，痞子腔，我不懂得如何打法，你试打与我听听。”李鸿章知道曾对此非常不以为然，急忙说:“门生信口胡说，错了，还求老师指教。”曾国藩只是以手捋须，很久才盯着李鸿章教训他说就是一个“诚”字。李鸿章接着坦率地对人说:“我碰了这钉子，受了这一番教训，脸上着实下不去，然回心想想，我老师的话，实在有理，是颠扑不破的，我心中有了把握，急忙应曰:‘是！是!门生准奉老师训示办理。’后来办理交涉，不论英俄德法，我只捧着这个锦囊，用一个诚字，同他相对，果然没有差错，且有很收大效的时候。古人谓一言可以终身行，真有此理，要不是我老师学问经济，如何能如此一语破的呢？”

不论曾国藩所说与外国打交道只用一“诚”字对不对，也不管李鸿章是否真的按曾氏所说行事，以李此时的地位之高与他人谈起曾来仍一口一个“我老师”、并毫不讳言曾对自己的批评，足见他对曾的敬重、足见他们关系的不一般。

毛泽东年青时，曾对曾国藩倾服备至，现藏韶山纪念馆的光绪年间版《曾国藩家书》中，数卷扉页上都有毛泽东手书的“咏之珍藏”。他曾说：曾国藩建立的功业和文章思想都可以为后世取法。认为曾编纂的《经史百家杂钞》“孕群籍而抱方有”，是国学的入门书。曾国藩治军最重视精神教育，毛泽东一生很注意这点。曾“爱民为治兵第一要义”。毛建立红军之初便制定了《三大纪律，八项注意》。

2024年2月14日发(作者：成飞兰)

曾国藩与李鸿章的比较研究

曾国藩和李鸿章，是中国晚清历史天空中闪耀着熠熠光辉的双子星座，无人能出其右。

曾国藩，被誉为“中兴第一名臣”、“大清圣哲”。他创办洋务，不愧为洋务派领袖；著作丰富，可当之为学者，其研究与文辞，无异于文人；治军有方，调配得宜，堪与名优兵家相媲美；拥兵而不自重，善权变而又谦退，足见道德修养功夫之深，鞠躬尽瘁，以身作则，不为青天；治家有道，关怀子弟，亦为后人楷模。

李鸿章，虽然曾是曾国藩的学生，但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他在晚清政治舞台上纵横捭阖，其时间之长、涉及领域之广、所做事情之多，是任何同时代的政治家都无法比拟的，以至于当时的外国人几于见有李鸿章，不见有中国。梁启超曾在《李鸿章传》中写道：“吾敬李鸿章之才，吾惜李鸿章之识，吾悲李鸿章之遇。„„李鸿章为中国近四十年第一流紧要人物。„„李鸿章，忠臣也，儒臣也，政治家也，外交家也。李鸿章必为数千年中国历史上一人物，无可疑也；李鸿章必为十九世纪世界历史上一人物，无可疑也。”

他们之所以有如此巨大的成就，在于他们都拥有一套为人处世、做事为官的绝学，这使得他们能从芸芸众生之中脱颖而出，成就其丰功伟业。这些绝学是他们历经官场磨难之后精心提炼出来的，是他们对人生沉浮进退、得失成败的一番深刻总结。同时，也表达了他们对中国五千年传统智慧的独特应用，体现了他们对变幻莫测的人生现实的深刻感悟。这些绝学不但指出了为人处世应该遵循的原则，也指明了一条达到内圣外王的道路，对于今天那些想建功立业的人来说，仍有着十分积极的参考和借鉴价值。

尽管曾国藩、李鸿章离开我们已有百年之远了，他们的成功经验仍然是我们在这个时代走向成功、成就卓越的智慧来源和处世法宝。朋友们，让我们一起充分汲取他们的绝学精华，并创造性地运用于实践，一起来创造我们的传奇人生，成就无愧于这个伟大时代的功业吧！

曾国藩的修身养性之要：

志趣高低决定人生成败

曾国藩认为：“凡人才高下，视其志趣。卑者安流俗庸陋之规，而日趋污下；高者慕往哲隆盛之规，而日即高明。贤否智愚，所由区也。”这话的意思是说，人才的高下，主要根据他的志趣高下来确定。志向低的人安于现状，摆不脱世俗陋规的束缚，因而让人觉得越来越卑污。志向远大的人仰慕古圣先贤，因此一天一天地高明起来。人才的优劣和智愚，就从此开始区别开了。

立志固然很重要，但立什么样的志则是更深一层次的境界，志向的高低决定一个人能成就什么样的事业，拥有什么样的人生。曾国藩深知自己是靠一种不流于俗的雄心壮志而卓立于群的，因此，他不仅反复向子弟灌输立志的重要，而且还常常具体地指点他们如何立志、立什么样的志。他在家信中说：

“君子立志，应有包融世间一切人和一切物的胸怀，有内以圣人道德为体、外以王者仁政为用的功业，然后才能对得起父母的生养，不愧为天地之间的一个完人。因此君子所忧虑的是德行不修炼，学问不精通。所以，当顽民得不到教化时，他们就深深忧虑；当蛮夷入侵中原时，他们就深深忧虑；当小人在位贤才受害时，他们就深深忧虑；当天下百姓得不到自己的恩泽时，他们就深深忧虑；这真是所谓悲天悯人啊！所有这一切才是君子所要忧虑的，至于一己之屈伸，一家之饥饱，肚俗之荣辱、贵贱和毁誉，君子从来就无暇顾及。”

二十岁前的曾国藩，其实胸中并没有这样远大的“内圣外王”（成就自己，就是所谓“内圣”；成就外物，即济民利物，也就是“外王”。）的高尚志趣。道光十年，其父觉得自己的才质不及儿子，自己所知的尽教完了，就把曾国藩送到衡阳汪觉鹿先生处学习了一年。此举令曾国藩眼界大开，助长了一些锐意进取的精神。特别是又回到本县涟滨书院就读时，曾国藩得到了师长刘元堂先生的欣赏。

李鸿章的根本准则

李鸿章的一生，几乎与晚清政局相始终。他权倾朝野，名扬中西，近代史上很多重要的内政外交活动都与他的名字相关联。他购买和制造武器舰船，改编陆军并组建海军，他力排众议，置机器、聘洋匠，兴办大机器工业，从而使资本主义的幼苗破天荒地植根于中国土地，虽难成参天之势，却也显示出勃勃生机；抵御外侮的战守之策，相当长的时间内由他谋述，而战败求和乞降之任，又总是落在他的肩上。那么，他从事的一系列活动，是否有一个始终如一的准则呢？如果有，这个准则又是什么？对此，百多年来可谓歧见纷呈。

我认为，终李鸿章一生，其政治活动的根本准则就是一切服从清王朝封建专制统治。在李鸿章那里，爱新觉罗氏的江山是天经地义的，封建的三纲五伦也是万古不替的。

凡是李鸿章认为有利于清王朝的事情，他向来热衷，不遗余力。当他认识到镇压农民起义使用新式枪炮更为得力，而抵御外侮继续摆弄刀矛弓箭又绝对行不通的时候，他即购军火、办企业、建海军；当他懂得了“富强相因”的道理时，他又大力发展民用企业。应该说，李氏的心血并没有白白耗费。农民反封建起义虽未完全偃旗息鼓，但毕竟高潮已经过去；轮船招商局打破了外轮公司的一统天下；镇南关——谅山大捷清政府在中法战争中做到了军事上“不败”或略胜一筹；„„无怪乎那拉氏不无感激地说：“无鸿章，无清朝”！

凡是李鸿章认为有损于清王朝统治的事情，他向不参与，甚至坚决反对。戊戌维新运动，政治上的最高目标是开国会、设议院、行君主立宪之制，而这显然有悖于李鸿章的根本准则，故他从未参与其间。义和团兴起之后，那拉氏衔私愤加以利用，对八国同时宣战。李鸿章深知此举会动摇清朝统治，乃有视宣战为“矫旨”，拒不北上勤王而参与“东南互保”之举。

李鸿章对战与和的态度

李鸿章在中外矛盾冲突中所持态度同样是为了清王朝的封建统治。

李鸿章对中外矛盾冲突所持基本态度是求和。马嘉理案发生，朝野主战言论鼎沸一时，李鸿章则认为，事关大局，应“相机操纵，委曲求全，设法妥结”。中法战争爆发前，他也认为只有会商解决才是“息事宁人经久之计”。类似言论，不胜枚举。应该承认，清政府在两次鸦片战争中的惨败结局，已经有力地证明反动的封建专制制度与落后的封建自然经济是无力抵御资本主义国家的进攻的。只要中外这种悬殊的力量对比不改变，轻言战事只能给清王朝带来新的屈辱与灾难。所以从根本上说，战争对清王朝总是利少害多的。要想改变中外的这种差距，必须“师夷长技”。然而，若学习西方刚刚起步而未见规模，战争肯定也不会把胜利带给清政府。李鸿章对此是有清醒认识的。他说：“处今时势，外须和戎，内须变法”，因为中国面对的是“数千年来未有之强敌”，“不变通则战守皆不足恃”。可见，李鸿章的求和不是目的，而是争取和平环境来“自强”、“求富”，更好地实现“中体西用”。

曾国藩生活极有规律，每天很早就起床查营，然后在黎明时分与幕僚共进早餐，或谈一天工作安排或随意谈天说地。初到曾国藩幕时，比较懒散的李鸿章很不适应这种规律、刻板的生活，深以为苦。一天早晨，他以头痛为名想多睡一会儿，但曾国藩知道他是装病多睡，所以几次派人请李鸿章起来一起吃饭，最后告李必须所有幕僚全都到齐才开饭，李鸿章匆忙披衣“踉跄前往”。曾国藩吃饭时一言不发，饭后严肃地教训他说:“少荃，既入我幕，我有言相告，此处所尚，惟一‘诚’字而已。”说罢生气地拂袖而去，李鸿章“为之悚然”。曾国藩素知李鸿章“才气不羁”，故对他要求格外严格，尽力雕琢，陶冶其性情，培养其道德。许多年后，李鸿章对人回忆说:“在营中时，我老师总要等我辈大家同时吃饭；饭罢后，即围坐谈论，证经论史，娓娓不倦，都是于学问经济有益实用的话。吃一顿饭，胜过上一回课。”



在曾幕，李鸿章不仅仅是起草文牍，而是参与重要军机。如1860年9月，英法联军攻占天津，直逼北京城下，咸丰皇帝在逃往热河途中命孤驻祁门的曾国藩派湘军精锐鲍超部北

上救援。接到命令后，曾国藩左右为难，举棋不定。北上“勤王”责无旁贷，如不北上护主，将被责为天下罪人；但此时正是剿杀太平军的关键时刻，一旦抽掉精锐，于战局大有影响，而且这时正值徽州失守、祁门危急之时。曾国藩急得几个晚上不能入眠，于是令下属每人提一方案，结果几乎都主张北上“勤王”，但只有李鸿章力排众议，不同意调兵北上。

李鸿章认为英法联军已在北京城下，破城而入只是朝夕之事，调兵北上保卫京城已毫无意义；而且英法联军侵略最终将“金帛议和”了事，真正威胁清王朝的还是太平军。李鸿章比清廷更早看出这一点，眼光确非寻常。他进一步论述湘军镇压太平军是关系“天下安危”之事，对北上驶援应“按兵请旨”，静观局势变化。经过仔细权衡，曾认为李说确有道理，于是采用此议。

他上疏朝廷表示愿意北上，但提出鲍超人生地不熟“断不能至”，所以请朝廷在胡林翼和自己之间“酌派一人进京护卫根本”，其实是在拖延时间，因为往返奏报大约需要一个月的时间。果然不出所料，不久就接到“和议”已成，不必北援的命令。此事使曾对李更加器重。

李鸿章对曾虽以师相待，但他毕竟是极有主见之人，经常因固执己见而时有冲突，曾有几次想离曾而去。1860年曾国藩升任两江总督、并决定将大营迁往安徽祁门时，李鸿章认为祁门地势如同“釜底”，没有进退余地，从战略上看移营至此十分危险。在太平军攻击下，的确险情不断，李鸿章等人一再要求移师他处。而曾国藩坚持己见，甚至对李鸿章等人说:“诸君如胆怯，可各散去”。不久，双方又因李元度事件矛盾再起，更加尖锐，终导致李鸿章负气出走。

早在1853年曾国藩筹建湘军时，正在湖南做教谕的李元度就入曾幕，参赞军务。在湘军最初屡打败仗的艰苦岁月中，曾得到李元度的有力支持。当年湘军在江西战场数度为太平军大败，曾国藩两次想跳水自杀，李元度将其劝阻，可谓曾的恩人。在曾国藩的举荐下，李元度升任徽宁池太广道，驻防徽州。但由于他不听曾国藩的命令，打了败仗，徽州城为太平军所克，祁门更加危险。李元度乱中逃生，在浙赣边界游荡一段时间后又回到曾幕，但并不束身待罪，而是不久又径自离去。凡此种种，曾国藩决定具疏弹劾，以申军纪。李鸿章却率众人坚决反对，认为李元度在曾国藩最困难时期有恩于曾，这些年不少人借故离去，但李元度对曾的支持和忠诚始终不渝，因此指责曾国藩现在是忘恩负义。曾国藩则认为私情不能代替军纪，坚持弹劾。最后，李鸿章坦率对曾国藩说:“果必奏劾，门生不敢拟稿。”曾国藩回答说:“我自属稿。”李鸿章表示:“若此，则门生亦将告辞，不能留待矣。”曾国藩生气地说:“听君之便。”于是李鸿章扬长而去，离开曾幕，前往江西准备独自闯荡一番。此事使曾大为恼火，认为李鸿章不明大义，不达事理，在自己困难时借故离去，得出“此君难与共患难”之结论。

此事也使李鸿章愤怒异常，他对人说自己原认为曾国藩为豪杰之士，能容纳不同意见、各种人物，“今乃知非也”。李鸿章在江西并不顺利，而经过胡林翼、沈葆桢等人的调和，曾国藩还是听从了李鸿章的建议离开祁门移师东流。李鸿章其实也想再回曾国藩幕，在曾国藩进攻安庆连获胜仗后，便写信致贺。以曾的历练，一眼便知此是回心转意的试探，便捐弃前

嫌，写信邀其回营。李鸿章在江西混了七八个月后，这匹“好马”也吃“回头草”，再回曾幕。

事实证明，对李鸿章而言再回曾幕绝对正确。回营不久，曾就派他回家乡组建淮军、驶援上海，稍后又任江苏巡抚，开始了他的“一生事业”。江苏巡抚是两江总督曾国藩的部下，但在事关自己重大利益时李则并不完全服从、相让。如1862年无为等地吃紧，曾国藩扣留了淮军新建的九个营增强防卫，但李鸿章却再三坚持要将这九营送到上海。最后曾国藩只得同意，并写信给李希望他能谅解。

当然，在许多方面李也对曾有体谅。如1863年底李鸿章的淮军攻克苏州后，朝廷命令他率部前往南京增援正在攻打“天京”的曾国荃部。接到命令后，李鸿章却一直以种种理由迁延不前，以致受到朝廷的严责。倒是曾国藩理解李鸿章的用心，他为之辩护说:“李鸿章平日任事最勇，进兵最速，此次会攻金陵，稍涉迟滞，盖绝无世俗避嫌之意，殆有让功之心，而不欲居其名。”因为湘军已将“天京”团团围住，曾国荃独占全功之心又切，不愿让他人分功。而曾国藩颇有为难之处，作为两江总督的他有责任命李鸿章速往，但如此一来又使胞弟大不满意。李鸿章深谅曾国藩的困难，所以甘冒被朝廷责备之险而一再拖延，不使曾为难。

从很多地方也可看出，虽然在有关自己的切身利益时李更注重维护自己的利益，但曾、李关系大体不错，特别是在与朝廷争地方利益、与顽固派斗争时总能互相配合。甚至在李鸿章的晚年，曾国藩逝世已久，李仍十分敬佩地对人谈起曾国藩:“我老师文正公那真是大人先生，现在这些大人先生简直都是秕糠，我一扫而空之。”“别人都晓得我前半部的功业是老师提挈的，似乎讲到洋务老师还不如我内行，不知我办一辈子外交，没有闹出乱

子，都是我老师一言指示之力。”曾国藩这一“言”即与洋人打交道的关节就在一“诚”字。原来，在李鸿章接替曾做直隶总督、将要参与外交时，他曾向曾国藩请教，没想到曾国藩先问他有什么主意，他只好回答说:“门生也没有打什么主意，我想与洋人交涉，不管什么，我只同他打痞子腔。”曾国藩沉默良久，然后缓缓问道:“呵！痞子腔，痞子腔，我不懂得如何打法，你试打与我听听。”李鸿章知道曾对此非常不以为然，急忙说:“门生信口胡说，错了，还求老师指教。”曾国藩只是以手捋须，很久才盯着李鸿章教训他说就是一个“诚”字。李鸿章接着坦率地对人说:“我碰了这钉子，受了这一番教训，脸上着实下不去，然回心想想，我老师的话，实在有理，是颠扑不破的，我心中有了把握，急忙应曰:‘是！是!门生准奉老师训示办理。’后来办理交涉，不论英俄德法，我只捧着这个锦囊，用一个诚字，同他相对，果然没有差错，且有很收大效的时候。古人谓一言可以终身行，真有此理，要不是我老师学问经济，如何能如此一语破的呢？”

不论曾国藩所说与外国打交道只用一“诚”字对不对，也不管李鸿章是否真的按曾氏所说行事，以李此时的地位之高与他人谈起曾来仍一口一个“我老师”、并毫不讳言曾对自己的批评，足见他对曾的敬重、足见他们关系的不一般。

毛泽东年青时，曾对曾国藩倾服备至，现藏韶山纪念馆的光绪年间版《曾国藩家书》中，数卷扉页上都有毛泽东手书的“咏之珍藏”。他曾说：曾国藩建立的功业和文章思想都可以为后世取法。认为曾编纂的《经史百家杂钞》“孕群籍而抱方有”，是国学的入门书。曾国藩治军最重视精神教育，毛泽东一生很注意这点。曾“爱民为治兵第一要义”。毛建立红军之初便制定了《三大纪律，八项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