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4月6日发(作者：公良凝莲)
《文心雕龙·宗经》篇云：“《书》实记言，而训诂茫昧，通乎《尔雅》，则文
意晓然”，“《尚书》则览文如诡，而寻理既畅”。
[1]P75
由此可知，早在刘勰时
代，《书》因其文本为上古语言的诘屈聱牙而遮蔽了其览文如诡、寻理既畅的文
学性接受之史实已经被人们有所认识。但追溯至先秦时期，《左传》、《国语》、
《论语》、《墨子》、《孟子》、《荀子》等传世先秦文献以及郭店战国楚墓竹
简、上博竹书等出土文献，均有不少称说《书》文的现象，一些历史人物能够随
口称引《书》文，清华简更是有多篇《书》文出现，这些史实足以说明：《书》
在先秦时期相当长的时间内早已经成为社会文化阶层最基本的经典读物，贵族子
弟、新兴诸子门徒几乎都接受过《书》教，故他们对《书》之语言文本比较熟悉，
这种现象自然会影响到先秦诸子们的散文创作观念及其撰作手法。若是在这层意
义上来看，先秦诸子散文、历史散文，均应是在散文之祖《书》的熏染下产生的，
故《书》在先秦散文观念及散文创作中理应始终占据着主流影响地位。但碍于《书》
之文本的艰涩以及意识形态的左右，近半个世纪以来，文学界对其多望而却步，
将其拱手让给了哲学、史学、文字学等学科，在众多中国文学史的撰写过程中，
往往以几十字或一二百字略过，致使《书》的文学性及其在文学史上的应有地位
远未得以深层揭示。本文拟就《书》在中国早期文学史中的主流地位问题作一系
统梳理，尚祈方家同仁指正。
一、早期《书》篇在上古文学发展史中的主流地位摭谈。
我们不否认今天见到的今文《尚书》与早期《书》篇的原始面貌已有了一定
的差异，确曾在其长期流传过程中被人润色加工过。但除少量篇章为战国晚出外，
其主体部分仍然是西周末期史官搜缀古往、以古为鉴意识的产物。如果从文化史
的角度来说，自数以千计的早期《书》篇陆续由史官写成之日起，就始终成为商
周时期王官之学的主要内容之一，成为史官赞治、乐正造士的主要文献工具，并
逐渐上升到传统文化的主流地位，与《诗经》、《礼》、《乐》一起，构成了春
秋及其之前社会所共同依托的传统文化基础的核心，在战国时期又进一步成为一
些诸子创派立说所共同依据的传统文化背景。
若从文学发展史的角度来看，《书》是我国上古政治历史的一面镜子，除《禹
贡》个别篇章除外，其文本主要为记言形式的语录体，非为文而作，但恰是在大
量的语录之中蕴含了形象，其文本再现的历史只是真实历史政治的一种曲折反
映。作为赞治、造士工具之使用的《书》，同《诗》一样，事实上一开始就占据
着我国上古文学发展史中的主流地位。概括而言，原因有二：
首先，《书》之六式“典、谟、训、诰、誓、命”是上古散文体表述的主要
表现形式，故编纂《书》的众多资料理应是上古文字存在的主要表现形式。散文
不同于诗歌，散文起始于实用。上古时期，特别是殷商、西周时期，学在官府，
文化为史官所垄断，制书、读书、掌书、用书是史官之职，而殷周历代史官所制、
所读、所掌、所用之书，是殷商、西周时期文字存在的主要形式，是后来编纂《书》
的主要资料来源。
编纂《书》的资料，按其功用的不同，主要包括典、谟、训、诰、誓、命六类，
这六类正是史官文化中的主流，代表着上古文化存在样式的主体模式。从文学视
角看，六类几乎囊括了上古散文文体的主要表现形式，从出土文献称说《诗》多
不称篇名而直接称《诗》云，而称说《书》则很少直接称说《书》云，而是直称
篇名的状况来看，《尚书》篇目的标题典、谟、训、诰、誓、命等理应为早期文
体学意义上的类分表现形式，与同时期的其它典籍相比，其成熟度也较高。
典，主要记上古帝王之事，以叙事为其主要的表达方式，所记内容多为上古
帝王的嘉言懿行，28篇今文《尚书》中的《尧典》、《洪范》、《吕刑》当属
于此列。《尚书·多士》篇有“惟殷先人，有策有典”之说，《左传》谓楚左史
倚相能读“《三坟》、《五典》、《八索》、《九丘》”，
[2]P1340
《国语》申叔时
论教太子曾提到“教之训典”。
[3]P528
这些史料记载足以说明“典”这种样式当为
早期史官所掌之书较为常见的模式之一。
谟，主要叙述上古君臣之间的嘉言善政，以对话形式行文，28篇今文《尚书》
中仅有《皋陶谟》一篇属于“谟”体，晚《书》25篇中的《大禹谟》亦属于此
体。“谟”是一种独特的文体，在文献中不常见。但两者的相关文本在先秦传世
文献《左传》、《国语》及出土文献《成之闻之》中均有称说。
训，此体记载重臣训诫君上之语，属于语录体叙述模式，28篇今文《尚书》中
的《高宗肜日》当属于此体，晚《书》25篇中的《伊训》，《逸周书》中的《度
训》、《常训》、《命训》、《时训》，《左传》所称引的《夏训》，以及清华
简中的《宝训》等都有应属于此体。可见“训”亦为早期史官所掌之书较为常见
的样式之一。
诰，为上级对下级的指示或统治者对臣民的讲话，起着传载王言、晓谕群下
的重要作用，诸多商盘周诰均应属此类，多为史官对统治者主要言论的实录，古
奥朴拙。28篇今文《尚书》中的《康诰》、《大诰》、《酒诰》、《召诰》、
《洛诰》、《盘庚》、《梓材》、《多士》、《多方》、《无逸》、《君奭》、
《立政》等12篇，《左传》所称引的《盘庚之诰》，《墨子》所称引的《仲虺
之告》、《汤诰》，郭店战国楚墓竹简《缁衣》所称引的《尹吉》，均为此体。
“诰”类亦是早期史官所掌之书最为主要的存在样式之一。
誓，《周礼·秋官》曰：“誓，用于军旅。”《墨子·非命上》曰：“所以整师
旅，进退师徒者，誓也。”
[4]P165
可见，“誓”主要是指君王诸侯在征伐交战前夕
率队誓师之辞，28篇今文《尚书》中的《甘誓》、《汤誓》、《牧誓》、《费
誓》、《秦誓》，先秦文献常称引的《太誓》均为此体。“誓”类亦是早期史官
所掌之书最为主要的样式之一。
命，是古代帝王奖励或册封臣下所宣布的命辞，从出土的铜器铭文来看，周
代策命一类的文献特别多，28篇今文《尚书》中的《顾命》、《文侯之命》当
属于此体，晚《书》25篇中的《说命》、《冏命》、《微子之命》、《毕命》、
《蔡仲之命》，以及出土文献中的《祭公》篇亦为此类。“命”类亦是早期史官
所掌之书最为主要的样式之一。
其次，从我们可以看到的仅存28篇较为可信《书》篇的文学艺术性来看，构
成《书》编纂的早期《书》篇资料，同样也理应是比较成熟的散文，在叙事、论
证、结构、塑形等多个层面都表现出了一定的艺术性，确实代表着那个时代散文
体文学的最高艺术成就。晚《书》25篇历经一千余年的考辩，为后人所伪已成
定谳，《泰誓》3篇的真实性也多受到质疑，其余30篇，即今文《尚书》28篇
的文本在长期流传过程中，虽有润色、加工，文字亦有讹误，但其远源于春秋之
前的时代，当是无可否认的史实。现存28篇今文《尚书》（29篇中的《泰誓》
除外）基本上属于未曾伤筋动骨的上古《书》篇。宏观上看，今文28篇的文学
艺术性已经相当成熟，但不同时代的作品，其文学艺术特性又不尽相同：
众多甲骨文、铜器铭文的出土与研究成果，已经征实了我国文化早在殷商时
期已经相当成熟，这就使得《尚书·多士》篇所记周公旦对殷商遗民“惟殷先人，
有策有典”的训诫和《墨子·贵义》篇所说“昔者，周公旦朝读《书》百篇，夕
见漆十士”的文献记载有了一定的实物依托。今文28篇中的《汤誓》、《盘庚》、
《高宗肜日》、《西伯戡黎》、《微子》5篇属于《商书》，《商书》一类文本
所体现的共同特点是大量形象比喻修辞格的应用，如《汤誓》中的“时日曷丧？
予及汝皆亡！”《微子》中的“今殷其沦丧，若涉大水，其无津涯”。特别是《盘
庚》篇，更是将比喻修辞格运用得圆润娴熟，在不长的文本内运用了一系列的比
喻，如“若颠木之有由蘖，天其永我命于兹新邑”，“若火之燎于原，不可向迩”，
“若射之有志”，“予若观火，予亦拙谋作，乃逸。若罔在纲，有条不紊；若农
服田，力穑乃有秋”，“若乘舟，汝弗济，臭厥载”等，陈柱先生在其《中国散
文史》中曾指出：“古书中善譬喻当以此篇为权舆。”
[5]P19
这些比喻文本中的日、
大水、津涯、颠木、由蘖、火、原、志、网、纲、田、舟等“象”是集体无意识
的积淀，是上古的文化原型，是超越个体的集体意像，是文学创作主体意识潜在
的“器”。
《国语·晋语》有“阳人有夏、商之嗣典”的记载，但从考古学视角来看，
目前还未发现夏代有典、册之文，今文28篇中的《尧典》、《皋陶谟》、《禹
贡》、《甘誓》4篇虽属于《虞夏书》，但其成文时间可能不在虞夏时期。《甘
誓》篇在4篇中最为简短，从其文风看，还未沾染后世礼乐文化的印痕，其排比
语句显示出了军旅之誓的肃杀之势，如“左不攻于左，汝不恭命；右不攻于右，
汝不恭命；御非其马之正，汝不恭命。”似乎还带有人类早期野蛮的习性，学界
普遍认为《甘誓》篇成书较早，大概得其实。但具体能早到何时，目前还难以定
论。从“粤若稽古”及地理概念来看，《尧典》、《皋陶谟》、《禹贡》3篇显
然是后人所追记，王国维在其《古史新证》中说：“《虞夏书》中，如《尧典》、
《皋陶谟》、《禹贡》，„„文字稍显平易简洁，或系后世重编。然至少亦必为
周初人所作。”
[6]P3
其说大致符合事实。此三篇文本所体现的共同特点是：叙事
艺术的成功运用，如《尧典》采用了总分结合的叙述结构，纲举目张，脉络清晰，
以禅让为全文枢纽，过渡自然。《皋陶谟》采用了平行叙事的结构模式，全文可
分为禹与皋陶、舜与禹、舜与夔之间的对话，全文洋溢着君臣和睦的民主气氛，
而在对话语言中刻画出了不同身份和不同性格的人物形象。《禹贡》采用了总、
分、总的叙述模式，全文以禹“奠高山大川”引入，接着分述九州的风土物产，
进贡路线，治山导水，制定五服制度，最后以“禹赐玄圭，告厥成功”收尾，各
部分间照应紧密，行文整齐中见错落，语言精审而不乏绵密，体系庞大而内容详
实。
先秦文献称引《洪范》之文多谓其为《商书》，而今传版本《洪范》却在《周
书》之内，根据其文本所载武王访箕子，箕子陈洪范九畴一事来判断，其事发生
在殷周之际，其成文应略微滞后一些，在西周初期为是。单就《洪范》篇而言，
其艺术特征不同于其它《商书》，而与可能成文于西周初期的《虞夏书》的文学
艺术特征相似，散韵结合的语言风格以及谨严完整的结构艺术，是其重要的文学
特征。《洪范》在细述九畴之时，用韵极密，第二畴、第五畴、第六畴、第七畴、
第八畴均为韵语，其用韵的规律多合于《诗经》，读来朗朗上口，极富韵律感，
根据出土西周金文多用韵语的特点，亦可以判断《洪范》当为《周书》，在成文
之前，曾经过一段口诵的过渡时期。《洪范》全文由序、总纲、细目三部分组成，
其序似乎为整理者所加，除序外，全文亦同《尧典》一样，采用了总分结合的叙
述结构，文脉清晰，构思严谨。
出于西周史官之手的《金縢》、《顾命》两篇，在叙事艺术方面已与成篇于
殷商末期、西周初期的篇目不同，《金縢》紧紧围绕核心人物周公组织材料，把
平铺直叙与传奇情节紧密结合，成功地塑造了周公忠而被谤，信而见疑，终被尊
信的耆老形象。故无论是人物塑形，还是传奇叙事，正像谭家健先生所说的那样，
《金縢》都“堪称我国最早的微型历史小说。”
[7]P315
《顾命》则以事件为中心组
织材料，细腻地描摹了成王托孤之时的细节，接下来极尽铺陈之能事，有条不紊
地再现了成王丧礼及康王即位大典的宏大场面，难怪王国维曰：“质而重，文而
不失其情。”
[8]P50
成篇于西周史官之手的诰类篇章，其最明显的文学成就当推其论辩艺术。如《酒
诰》、《多士》、《多方》、《君奭》、《立政》、《召诰》诸篇的以史立论，
《无逸》、《多方》、《吕刑》诸篇的对比立论，《梓材》的比喻论证，《康诰》、
《酒诰》的引用论证等均具有鲜明的特色。诸诰多种论证方法的交互使用，为其
后一度曾繁盛的论辩文、诸子散文的产生创造了条件，准备了经验。成功的塑形
艺术也是西周诸诰的重要特点，周公诸诰从不同侧面塑造了周公作为伟大政治家
的形象，作为一位成功的文学人物塑形，周公展现在读者面前的不仅仅是一位忠
诚王室、鞠躬尽瘁的老臣，坚毅果断的统帅，而且还是一位励精图治、制礼作乐、
鉴戒垂教的文化巨人。诸诰多种塑形方法的交互使用，为其后一度曾繁盛的历史
散文的产生创造了条件，准备了经验。
总之，夏、商、周时期是文、史、哲三位一体的时代，虽还没有独立的文学
观念产生，却有文学创作之事实。正是在这一时期，我们的先民创造了用文字表
达情感、描述事物的最基本的语言形式。单就散文文体的发展来看，早期散文经
历了由片言只语到成段成篇的漫长发展过程，在殷商甲骨卜辞和铜器铭文中已经
蕴育了散文文体的萌芽。早期《书》篇中的殷、周文诰，结构层次分明，行文多
有生动比喻，立论鲜明，已经是较为成熟的散文，这些《书》篇当是我国早期散
文形成的重要标志。即使按照现代文学是语言的艺术和现代文体学的观点来审
视，以文辞见长的史官所制作的各种《书》篇，其目的虽然不是今天意义上的为
艺术而艺术的文学创作，但就其见人、见事、见物的文本表现形式，篇章较为完
整的结构，论述语义的层次分明，典、谟、训、诰、誓、命等文体的区别与使用，
以及文本所使用的最基本的艺术表现手法和修辞方式来讲，谁也不能将其剔除在
早期的文学作品之外。
二、《书》在先秦文学发展史中的主流影响地位摭谈。
中国文学发展始终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一开始就与政治教化有着直接的联
系，正是在史官“掌官书以赞治”、乐正“顺《诗》、《书》、《礼》、《乐》
以造士”的传统承传中，逐渐形成了文以载道、文以明道的主流文学功能论和现
实主义的文学创作传统。这一鲜明的民族文学特色是与《诗》、《书》在早期文
学发展史实际存在状况中所占据的主流地位分不开的，也是与儒家早期《诗》教、
《书》教活动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书》确曾在中国早期文学发展史中扮演了重
要的角色。
从先秦文献征引《书》的情况可知，《书》在其初步汇编之后，便一直成为
文化阶层的必读书，他们不仅从《书》中接受了治政理民的经验教训，文物典章
规程，而且还继承了其行文构篇的体式，塑形立论修辞的表现艺术。自老子始，
先秦诸子以文载道传统的形成，恰是渊源于《书》的政事之纪，其组织文章的方
法亦多源于《书》，《书》成为诸子创作模仿的范本。如果没有《书》一类（包
括《逸周书》）早期资料创作经验的积累和影响，要想产生像先秦诸子散文那样
的文学艺术成就，是根本不可能的事。《书》在先秦文学发展史中的主流影响，
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层面：
《书》对先秦语录体散文的影响。先秦语录体散文的典型代表是《论语》，
其显著特征体现在以对话形式表述思想或叙事方面。其实，《论语》的这一特
征，并非孔子及其弟子所创，而是渊源于《书》。从《书》始，中经《论语》
的承传，发展至《墨子》、《孟子》的长篇大论，语录体散文在先秦时期一直
是以一种独特的文章样式存在着，其间亦体现了一定的发展性，但以《书》所
开创的对话式体式却一直是其基本特征。记言虽为《书》的根本特征，但所记
之言多为诰、誓、命、训一类的政用程序文辞，仅有《皋陶谟》、《西伯戡黎》、
《微子》、《洛诰》诸篇以记人物对话之言为主，《尧典》中的一部分也具有
这一特点。《尧典》中的帝尧与放齐、驩兜、四岳，帝舜与十二牧、四岳、皋
陶、伯禹等君臣间“克谐”式的对话，展现出了上慕贤而下尽忠的理想治政蓝
本；《西伯戡黎》篇于祖伊与纣王之间形神毕肖的极富个性化的对话语言之中，
再现了祖伊的忠诚与焦虑、商纣王的狂悖虚妄；《微子》篇于微子与父师、少
师之间悲恸哀怨的问答之中，充分描摹出殷商在即将灭亡之际，忠臣耆老们各
自矛盾复杂的内心世界；《洛诰》篇全文为周公与成王之间的对话记录，各自
语言极具个性特色，周公之语，敦睦温厚，成王之语，激越昂扬。以上诸篇所
表现出的这种君臣间或臣子间的一问一答，形式灵活，简洁晓畅，于率意言谈
之中具现了人物的身份、神情、个性和心态，是其它语体形式所难以胜任的。
《论语》直接继承了上述《书》篇的表述样式，只不过《论语》是若干片断对
话的篇章集合体，这些断片之间不是贯通的，不像《书》篇对话的记录那样，一
事一记，不蔓不枝，文意晓畅，而是“孔子应答弟子、时人及弟子相与言而接闻
于夫子之语也”，当时弟子各有所记，“门人相与辑而论纂”，故文路难以贯通，
但其表述方式，却与《书》是一致的。《论语》中的对话，与《书》篇相比，其
句式更为灵活，论辩的成分也有所加强，恰体现了语录体由《书》对话记事式的
风格向《墨子》、《孟子》对话论辩式风格过渡时期的特点。《墨子》一书各篇
并不全是语录体，但属于语录体的部分每段起始处均以“子墨子曰”形式表述，
这与《书》篇中“王若曰”、“微子若曰”等表述样式是一致的，“子墨子曰”
正是“王若曰”、“微子若曰”表述形式的遗存。《墨子》中属于语录体的各篇，
不仅从表述形式上对《书》的对话语录样式进行了接受，而且其对话亦是围绕某
一主题而展开，多是一题一记，不蔓不枝，亦体现出了对《书》对话式语录体的
模仿。只不过《墨子》语录体各篇，不再像《书》篇以对话语录来记事，而是以
对话式语录来为其论辨服务。《孟子》充分体现了对《论语》体式的继承，其各
章的篇幅虽然比《书》和《论语》的对话语录加长了，但其表述样式并没有发
生质的变化，《孟子》各章间的联系并没有一定的逻辑关系，同《论语》一样，
积章而成篇，篇名只是摘取第一句中的几个字而已，并没有实际的题意，而不
像《书》和《墨子》那样，篇各有题，题各命意。《孟子》亦体现出了对话论
辩式的风格特点。
《书》对诸子政论文的影响。章学诚在其《文史通义·诗教上》云：“至
战国而文章之变尽，至战国而著述之事专，至战国而后世之体备”，“其源皆
出于‘六艺’。”
[9]P60
《书》作为其前已成熟散文的历史存在，有别于《诗》作
为成熟诗歌的历史存在，二者都应是战国各类文体的源泉。《诗》、《书》有
别于《礼》、《乐》、《易》、《春秋》的历史存在，《礼》、《乐》虽与《诗》、
《书》一样，很早就已传播开来，但其以践行为主，《易》、《春秋》传播开
来要晚于《诗》、《书》，在战国时期，其影响也远未有《诗》、《书》的影
响面宽，故在对散体文的影响方面，《书》所起的作用最大。文章起于实用，
春秋战国之际，诸强争雄图霸，面对战乱不断的社会现实，诸子百家展开争鸣，
横议之风盛行，诸子从不同层面寻求治政图强之术，故先秦诸子散文成就最大
者当推其政论文。而《书》原本政事之记，其目的一起始便着眼于赞治。而且
部分《书》篇已经体现出了较强的政论色彩，正如子夏所明言：“《书》之论
事也，若日月之代明，若星辰之错行。”今人张啸虎也认为“《尚书》中所见
的誓词、文告、训诰之类，有的已形成论理的结构，周详的思想内容，并且带
有激烈的感情，富于形象的语言，已经是相当完备的政论文献。”
[10]P8
概括地讲，《书》对诸子政论文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被当
作政论的权威证据广泛征引。《墨子》、《孟子》、《荀子》以及出土文献《成
之闻之》等文本中广泛援《书》以入论，有的甚至是每段一引，足见《书》对先
秦诸子论政的巨大影响，如《墨子》征引《书》多达43条，《孟子》引《书》
多达29条，《荀子》引《书》亦有23条之多，其它诸子也多有援《书》以入论
的现象。诸子征引《书》文，言之凿凿，说明当时《书》已经被看作极具权威的
经典，依《书》立言已被文化阶层普遍接受。二是为诸子质实政论文风的先导。
《书》之篇章多成于史官之手，所录多为实事，语言质实，态度谨严不苟，结构
严整，不蔓不枝，极富真情实感，实为现实主义文学传统的早期典范，除个别诸
子外，周秦诸子政论文虽风格各异，但其基本的创作原则均未超出《书》所奠定
的以真情实感为底蕴的现实主义创作原则，篇篇均为文学佳构。三是对诸子灵活
论证方法的开启。《书》篇运用了许多论证方法，诸诰往往陈古史引古谚，以史
证说，申诉利弊，实《墨子》、《孟子》、《韩非子》援史入论取法之渊薮；诸
誓多正反对比，语气或犀利或诡秘，层层申诉厉害，极富感染力，亦被诸子议政
所效法；至于《书》篇所熟练运用的比喻、旁衬、排比等多种文学艺术手法，在
诸子议政论辩之中亦多能找到影子。
《书》对先秦历史散文的影响。早期《书》篇不仅是语录体、政论体散文
之祖，于历史散文亦然。《尚书》本身就是历史的再现，但其风格又不同于《春
秋》之史的简括。章学诚在其《文史通义·书教下》云：“《尚书》圆而神，
其于史也，可谓天之至矣。”
[9]P51
“夫史为记事之书，事万变而不齐，史文屈曲
而适如其事，则必因事命篇，不为常例所拘，而后能起讫自如，无一言之遗或
益也。此《尚书》之所以神明变化，不可方物。”
[9]P52
《孔丛子》中的《论书》
篇亦曰：“《书》之记事也，远而不阔，近而不迫，志尽而不怨，辞顺而不谄。”
[11]P361
二则文献所言可谓是对《书》文之风格推崇备至，其说虽未必尽妥，但也
基本概括了《书》作为记史之文的主要特征。这些特征多为后世史传文学所接
受，周秦史传文学直承《书》，其间多有因承关系。从文献征引来看，《书》
很早就已按《夏书》、《商书》、《周书》分类，而且各篇亦以时间先后为序
编次，实为后世编年体史书的滥觞。其后的《春秋》及《左氏传》以时次史，
按《春秋》体例而言，百国《春秋》也有以时次史的可能，《国语》中各国史
料的编次亦以历史为序。《书》记史无一空言，有言必措诸事，《书》记言之
特征早为周秦时人所共识，《国语》、《左传》、《战国策》、《春秋事语》、
《战国纵横家书》均直接继承了这一传统，多以人物言论记史。再者，《书》
各篇一事一议，不蔓不枝，结构完整，对先秦历史叙事散文的产生更有着直接
影响。《尧典》、《顾命》、《洪范》以及周公诸诰，其叙事方法以及展现人
物的独特方式，于史传文学走向成熟功不可没；而其在《大诰》、《金縢》、
《洛诰》等多篇文本中塑造周公形象的方法，亦为《国语》、《战国策》所继
承，至《晏子春秋》，更是集一人言行于全书，成功地塑造了晏婴形象，正是
在这一前后承继过程中，逐渐孕育出了汉代司马迁撰写《史记》所用“互见法”
的成熟。
三、《书》在当今话语文学史中的地位问题摭谈。
《书》是我国早期散文成熟样式得以形成的重要标志，曾与代表诗歌体最早
成熟样式的《诗》一起，占据着春秋之前文学中的主流地位，是谁也无法否认的
历史存在。《书》与《诗》一起，早在春秋前期就已在诸侯国的王公大臣之间传
播，在孔子之后，更成为诸子文人必读之书，成为诸子创派立说所依托的传统文
化基础，曾对诸子散文的产生发生过重要影响，亦是不争之史实。但综观已有话
语文学史的相关表述，重《诗》轻《书》的现象似乎已经形成了一种编纂传统，
与《诗》在已有话语文学史领域所占据的主流地位相比，《书》在已有话语文学
史中却处在末流地位。近百年来，描述我国古代文学发展史的著作多不胜数，单
就其影响甚大者言之，在叙述上古文学史时似乎已经形成了一条循循相因的惯
例，言《诗》时无不欲究其详，言《书》时则简而又简，甚或阙而不论，这种状
况与《书》在早期文学发展史的实际存在状况所具有的主流地位，以及对诸子散
文的主流影响地位不相对应，明显地发生了错位。重新确立《书》在上古话语文
学发展史中的应有地位，使之与文学发展史的实际存在状况中早期《书》篇所具
有的主流地位相一致，与《书》篇所产生的主流影响地位相一致，是当下中国先
秦文学史研究最为重要的命题之一。
造成《书》在上古文学发展史实际存在状况中的主流地位与已有话语文学发
展史中的非主流地位的错位，其原因是多方面的，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与《书》之文本自身的问题有关。由于年代久远，《书》属于古文中的古文，
其文本艰涩难读，佶屈聱牙，不少学者望而却步，很难被文学史编撰者在时间仓
促的情况下细心研究，而《书》学界又多将研究重心放在众多《书》学疑案的考
辨上，很少有人对《书》的文学特性进行全面观照，即使有个别关注者，也因受
传统《书》学界将《书》认定为是藏于密室的上古文书档案，直到孔子时期才得
以整理面世之观点的影响，而始终未能将《书》放在上古文学发展史的宏观层面
上统盘考虑。二是与自清代以来近二百年间的《书》之真伪的考辨有关。首先是
阎百诗、惠定宇等在吴棫、朱熹、吴澄等前人考辩的基础上，将东晋梅赜所献古
文《尚书》的25篇判为伪书，接后龚自珍、魏源等清代今文学派又将东汉马、
郑古文《尚书》指认为伪，再往后发展到以顾颉刚为代表的古史辨派，继承传统
辨伪的已有成果，断言《尧典》、《皋陶谟》、《禹贡》决是战国至秦汉的伪作，
《甘誓》、《汤誓》、《高宗肜日》、《西伯戡黎》、《微子》、《牧誓》、《金
縢》、《无逸》、《君奭》、《立政》、《顾命》、《洪范》等12篇也都不似
古文，决是东周间的作品，只有《盘庚》等13篇可以信以为真，而何定生又指
出《康诰》、《梓材》、《召诰》、《洛诰》、《吕刑》、《多士》、《费誓》
都不是当时的记录，李泰棻在《盘庚正伪》里将《盘庚》指为西周宋人所作，陈
梦家则认为是战国时代的拟作，在其《尚书通论》里认为伏生所传的今文29篇
都是秦博士所更定的官本，已经掺入了秦并天下后的制度，至于《大诰》一篇仍
有人疑其为西周后半期的作品。辨来辨去，篇篇皆伪，按这些辨伪者的标准，我
们今天看到的58篇的大部分都是孔子以后的伪作。故因《书》的真伪问题而株连
到《书》之文本的文学性的真实度问题，文学史的编撰者往往因其真伪难辨而采
取阙疑的态度处理之。三是与文学史的编撰传统有关。我国近现代意义上的文学
史编撰是在古史辨派学风盛行的学术大背景下起步的，因《书》的真伪问题难辨，
致使早期文学史的编撰者采取阙疑从略的处理态度，而继后文学史的编撰者又多
以早期已有文学史为参照物。再加上建国后以阶级分析的观点来观照一切文学作
品的做法曾一度流行，五经除《诗》因其具有讽谏意义且以诗歌为表现形式被纳
入文学研究视野外，包括《书》在内的其余各经因包含有封建思想而被逐步排斥
出文学研究视域。而20世纪90年代以来，文学史编撰者又多因文学史教材的急
需更新，迫于时间仓促的压力而急就之。
不论什么原因，世传文献和出土文献所征实下的《书》在上古时期文学史的
实际存在状况中的主流地位，以及对诸子散文所产生的主流影响地位，迫切需要
我们在新的文学史撰写过程中予以充分地观照。这种观照必须是全方位的，应充
分考虑以下几点：
首先，不仅要将今文《尚书》的28篇纳入文学史话语范畴，而且要将所谓
的晚《书》中的25篇和《逸周书》中的71篇纳入文学史的话语视野。张舜徽先
生曾说：“今观所存伪《书》数十篇，其中格言名训甚多，必前有所承，非作伪
者所能臆造，固明甚。”
[12]P4
今人王世舜、杨善群、郑杰文、张岩等一批学者以
及化名为“离扬”的一位学者已经开始对阎百诗以来所取得的晚《书》辨伪成果
进行反思，提出了不少晚《书》来源于先秦时期的新观点和新史料。至于《逸周
书》，不论其结集时间在何时，其部分文本来源于先秦也当是无疑的。故虽然
28篇、25篇和71篇在长期传播中都曾有过不同程度的整理润色，但其文义结构
并未有根本性地改变，被已有话语文学史重点强调的先秦诸子散文，哪一部又不
是在长期传播过程中被不同程度地整理润色过呢？既然文学史的编撰者能把经
后世整理润色过的先秦诸子散文纳入文学史话语范畴，为何在事实文学发展史上
要早于先秦诸子散文，且曾一度是时代文学发展主流的《书》一类的作品，却又
弃之不问，熟视无睹呢？
其次，要把《书》一类的文学史料提升到与《诗》同等重要的地位予以观照。
《诗》代表的是我国上古时期诗歌文体的成熟表现形式，但并不能代表所有上古
文学文体的成熟表现形式。作为后世文学意义中的散文文体的早期成熟表现形
式，正是《书》、《逸周书》一类的作品；其中，又以《书》最为典型。故在文
体学发展史意义上，《书》“实非原始档案”，实与《诗》具有同等重要的文学
文献学价值，在话语先秦文学史的撰写过程中，决不能厚此薄彼，重《诗》而轻
《书》。
再者，要充分考虑到《书》一类文献在传统文学母题和传统文学艺术创作手
法等方面的肇始之功。《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可以兴，
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书》又何尝不是如此！《六誓》可以观义，《五
诰》可以观仁，《甫刑》可以观戒，《洪范》可以观度，《禹贡》可以观事，《皋
陶谟》可以观治，《尧典》可以观美，而且又可以使人“疏通知远”。就25篇
所谓的晚《书》而言，亦是如此，正如清代庄存与所说的那样，“《大禹谟》废，
‘人心’‘道心’之旨、‘杀不辜宁失不经’之诫亡矣；《太甲》废，‘俭德永
图’之训坠矣；《仲虺之诰》废，‘谓人末己若’之诫亡矣；《说命》废，‘股
耾良臣’启沃之谊丧矣；《旅獒》废，‘不宝异物贱用物’之诫亡矣；《冏命》
废，‘左右前后皆正人’之美失矣”，
[13]P141-143
晚《书》各篇亦都包含有许多重
要的哲学母题，在我国早期有关政论文、史传文的发展中，也具有肇始之功。至
于在《书》一类文献中所运用的叙议结合、语录文体、以对话塑造典型人物、话
中话的复杂表现形式、比喻排比等文艺创作表现手法等，在我国文学创作史上同
样具有导夫先路之功。
总之，在已有话语文学史的基础上重写文学发展史是当下古典文学研究的主
要课题之一，曾一度在我国文学肇始阶段占据散文体文学主流地位的《书》一类
元典，已经是较为成熟的文体表现形式，是先于先秦诸子散文且对先秦诸子散文、
历史散文发生过重大影响的早期散文文体的代表，在当下及今后重写古典文学史
的过程中，必须还其在上古文学发展史实际存在状况中的主流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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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孔建会
2024年4月6日发(作者：公良凝莲)
《文心雕龙·宗经》篇云：“《书》实记言，而训诂茫昧，通乎《尔雅》，则文
意晓然”，“《尚书》则览文如诡，而寻理既畅”。
[1]P75
由此可知，早在刘勰时
代，《书》因其文本为上古语言的诘屈聱牙而遮蔽了其览文如诡、寻理既畅的文
学性接受之史实已经被人们有所认识。但追溯至先秦时期，《左传》、《国语》、
《论语》、《墨子》、《孟子》、《荀子》等传世先秦文献以及郭店战国楚墓竹
简、上博竹书等出土文献，均有不少称说《书》文的现象，一些历史人物能够随
口称引《书》文，清华简更是有多篇《书》文出现，这些史实足以说明：《书》
在先秦时期相当长的时间内早已经成为社会文化阶层最基本的经典读物，贵族子
弟、新兴诸子门徒几乎都接受过《书》教，故他们对《书》之语言文本比较熟悉，
这种现象自然会影响到先秦诸子们的散文创作观念及其撰作手法。若是在这层意
义上来看，先秦诸子散文、历史散文，均应是在散文之祖《书》的熏染下产生的，
故《书》在先秦散文观念及散文创作中理应始终占据着主流影响地位。但碍于《书》
之文本的艰涩以及意识形态的左右，近半个世纪以来，文学界对其多望而却步，
将其拱手让给了哲学、史学、文字学等学科，在众多中国文学史的撰写过程中，
往往以几十字或一二百字略过，致使《书》的文学性及其在文学史上的应有地位
远未得以深层揭示。本文拟就《书》在中国早期文学史中的主流地位问题作一系
统梳理，尚祈方家同仁指正。
一、早期《书》篇在上古文学发展史中的主流地位摭谈。
我们不否认今天见到的今文《尚书》与早期《书》篇的原始面貌已有了一定
的差异，确曾在其长期流传过程中被人润色加工过。但除少量篇章为战国晚出外，
其主体部分仍然是西周末期史官搜缀古往、以古为鉴意识的产物。如果从文化史
的角度来说，自数以千计的早期《书》篇陆续由史官写成之日起，就始终成为商
周时期王官之学的主要内容之一，成为史官赞治、乐正造士的主要文献工具，并
逐渐上升到传统文化的主流地位，与《诗经》、《礼》、《乐》一起，构成了春
秋及其之前社会所共同依托的传统文化基础的核心，在战国时期又进一步成为一
些诸子创派立说所共同依据的传统文化背景。
若从文学发展史的角度来看，《书》是我国上古政治历史的一面镜子，除《禹
贡》个别篇章除外，其文本主要为记言形式的语录体，非为文而作，但恰是在大
量的语录之中蕴含了形象，其文本再现的历史只是真实历史政治的一种曲折反
映。作为赞治、造士工具之使用的《书》，同《诗》一样，事实上一开始就占据
着我国上古文学发展史中的主流地位。概括而言，原因有二：
首先，《书》之六式“典、谟、训、诰、誓、命”是上古散文体表述的主要
表现形式，故编纂《书》的众多资料理应是上古文字存在的主要表现形式。散文
不同于诗歌，散文起始于实用。上古时期，特别是殷商、西周时期，学在官府，
文化为史官所垄断，制书、读书、掌书、用书是史官之职，而殷周历代史官所制、
所读、所掌、所用之书，是殷商、西周时期文字存在的主要形式，是后来编纂《书》
的主要资料来源。
编纂《书》的资料，按其功用的不同，主要包括典、谟、训、诰、誓、命六类，
这六类正是史官文化中的主流，代表着上古文化存在样式的主体模式。从文学视
角看，六类几乎囊括了上古散文文体的主要表现形式，从出土文献称说《诗》多
不称篇名而直接称《诗》云，而称说《书》则很少直接称说《书》云，而是直称
篇名的状况来看，《尚书》篇目的标题典、谟、训、诰、誓、命等理应为早期文
体学意义上的类分表现形式，与同时期的其它典籍相比，其成熟度也较高。
典，主要记上古帝王之事，以叙事为其主要的表达方式，所记内容多为上古
帝王的嘉言懿行，28篇今文《尚书》中的《尧典》、《洪范》、《吕刑》当属
于此列。《尚书·多士》篇有“惟殷先人，有策有典”之说，《左传》谓楚左史
倚相能读“《三坟》、《五典》、《八索》、《九丘》”，
[2]P1340
《国语》申叔时
论教太子曾提到“教之训典”。
[3]P528
这些史料记载足以说明“典”这种样式当为
早期史官所掌之书较为常见的模式之一。
谟，主要叙述上古君臣之间的嘉言善政，以对话形式行文，28篇今文《尚书》
中仅有《皋陶谟》一篇属于“谟”体，晚《书》25篇中的《大禹谟》亦属于此
体。“谟”是一种独特的文体，在文献中不常见。但两者的相关文本在先秦传世
文献《左传》、《国语》及出土文献《成之闻之》中均有称说。
训，此体记载重臣训诫君上之语，属于语录体叙述模式，28篇今文《尚书》中
的《高宗肜日》当属于此体，晚《书》25篇中的《伊训》，《逸周书》中的《度
训》、《常训》、《命训》、《时训》，《左传》所称引的《夏训》，以及清华
简中的《宝训》等都有应属于此体。可见“训”亦为早期史官所掌之书较为常见
的样式之一。
诰，为上级对下级的指示或统治者对臣民的讲话，起着传载王言、晓谕群下
的重要作用，诸多商盘周诰均应属此类，多为史官对统治者主要言论的实录，古
奥朴拙。28篇今文《尚书》中的《康诰》、《大诰》、《酒诰》、《召诰》、
《洛诰》、《盘庚》、《梓材》、《多士》、《多方》、《无逸》、《君奭》、
《立政》等12篇，《左传》所称引的《盘庚之诰》，《墨子》所称引的《仲虺
之告》、《汤诰》，郭店战国楚墓竹简《缁衣》所称引的《尹吉》，均为此体。
“诰”类亦是早期史官所掌之书最为主要的存在样式之一。
誓，《周礼·秋官》曰：“誓，用于军旅。”《墨子·非命上》曰：“所以整师
旅，进退师徒者，誓也。”
[4]P165
可见，“誓”主要是指君王诸侯在征伐交战前夕
率队誓师之辞，28篇今文《尚书》中的《甘誓》、《汤誓》、《牧誓》、《费
誓》、《秦誓》，先秦文献常称引的《太誓》均为此体。“誓”类亦是早期史官
所掌之书最为主要的样式之一。
命，是古代帝王奖励或册封臣下所宣布的命辞，从出土的铜器铭文来看，周
代策命一类的文献特别多，28篇今文《尚书》中的《顾命》、《文侯之命》当
属于此体，晚《书》25篇中的《说命》、《冏命》、《微子之命》、《毕命》、
《蔡仲之命》，以及出土文献中的《祭公》篇亦为此类。“命”类亦是早期史官
所掌之书最为主要的样式之一。
其次，从我们可以看到的仅存28篇较为可信《书》篇的文学艺术性来看，构
成《书》编纂的早期《书》篇资料，同样也理应是比较成熟的散文，在叙事、论
证、结构、塑形等多个层面都表现出了一定的艺术性，确实代表着那个时代散文
体文学的最高艺术成就。晚《书》25篇历经一千余年的考辩，为后人所伪已成
定谳，《泰誓》3篇的真实性也多受到质疑，其余30篇，即今文《尚书》28篇
的文本在长期流传过程中，虽有润色、加工，文字亦有讹误，但其远源于春秋之
前的时代，当是无可否认的史实。现存28篇今文《尚书》（29篇中的《泰誓》
除外）基本上属于未曾伤筋动骨的上古《书》篇。宏观上看，今文28篇的文学
艺术性已经相当成熟，但不同时代的作品，其文学艺术特性又不尽相同：
众多甲骨文、铜器铭文的出土与研究成果，已经征实了我国文化早在殷商时
期已经相当成熟，这就使得《尚书·多士》篇所记周公旦对殷商遗民“惟殷先人，
有策有典”的训诫和《墨子·贵义》篇所说“昔者，周公旦朝读《书》百篇，夕
见漆十士”的文献记载有了一定的实物依托。今文28篇中的《汤誓》、《盘庚》、
《高宗肜日》、《西伯戡黎》、《微子》5篇属于《商书》，《商书》一类文本
所体现的共同特点是大量形象比喻修辞格的应用，如《汤誓》中的“时日曷丧？
予及汝皆亡！”《微子》中的“今殷其沦丧，若涉大水，其无津涯”。特别是《盘
庚》篇，更是将比喻修辞格运用得圆润娴熟，在不长的文本内运用了一系列的比
喻，如“若颠木之有由蘖，天其永我命于兹新邑”，“若火之燎于原，不可向迩”，
“若射之有志”，“予若观火，予亦拙谋作，乃逸。若罔在纲，有条不紊；若农
服田，力穑乃有秋”，“若乘舟，汝弗济，臭厥载”等，陈柱先生在其《中国散
文史》中曾指出：“古书中善譬喻当以此篇为权舆。”
[5]P19
这些比喻文本中的日、
大水、津涯、颠木、由蘖、火、原、志、网、纲、田、舟等“象”是集体无意识
的积淀，是上古的文化原型，是超越个体的集体意像，是文学创作主体意识潜在
的“器”。
《国语·晋语》有“阳人有夏、商之嗣典”的记载，但从考古学视角来看，
目前还未发现夏代有典、册之文，今文28篇中的《尧典》、《皋陶谟》、《禹
贡》、《甘誓》4篇虽属于《虞夏书》，但其成文时间可能不在虞夏时期。《甘
誓》篇在4篇中最为简短，从其文风看，还未沾染后世礼乐文化的印痕，其排比
语句显示出了军旅之誓的肃杀之势，如“左不攻于左，汝不恭命；右不攻于右，
汝不恭命；御非其马之正，汝不恭命。”似乎还带有人类早期野蛮的习性，学界
普遍认为《甘誓》篇成书较早，大概得其实。但具体能早到何时，目前还难以定
论。从“粤若稽古”及地理概念来看，《尧典》、《皋陶谟》、《禹贡》3篇显
然是后人所追记，王国维在其《古史新证》中说：“《虞夏书》中，如《尧典》、
《皋陶谟》、《禹贡》，„„文字稍显平易简洁，或系后世重编。然至少亦必为
周初人所作。”
[6]P3
其说大致符合事实。此三篇文本所体现的共同特点是：叙事
艺术的成功运用，如《尧典》采用了总分结合的叙述结构，纲举目张，脉络清晰，
以禅让为全文枢纽，过渡自然。《皋陶谟》采用了平行叙事的结构模式，全文可
分为禹与皋陶、舜与禹、舜与夔之间的对话，全文洋溢着君臣和睦的民主气氛，
而在对话语言中刻画出了不同身份和不同性格的人物形象。《禹贡》采用了总、
分、总的叙述模式，全文以禹“奠高山大川”引入，接着分述九州的风土物产，
进贡路线，治山导水，制定五服制度，最后以“禹赐玄圭，告厥成功”收尾，各
部分间照应紧密，行文整齐中见错落，语言精审而不乏绵密，体系庞大而内容详
实。
先秦文献称引《洪范》之文多谓其为《商书》，而今传版本《洪范》却在《周
书》之内，根据其文本所载武王访箕子，箕子陈洪范九畴一事来判断，其事发生
在殷周之际，其成文应略微滞后一些，在西周初期为是。单就《洪范》篇而言，
其艺术特征不同于其它《商书》，而与可能成文于西周初期的《虞夏书》的文学
艺术特征相似，散韵结合的语言风格以及谨严完整的结构艺术，是其重要的文学
特征。《洪范》在细述九畴之时，用韵极密，第二畴、第五畴、第六畴、第七畴、
第八畴均为韵语，其用韵的规律多合于《诗经》，读来朗朗上口，极富韵律感，
根据出土西周金文多用韵语的特点，亦可以判断《洪范》当为《周书》，在成文
之前，曾经过一段口诵的过渡时期。《洪范》全文由序、总纲、细目三部分组成，
其序似乎为整理者所加，除序外，全文亦同《尧典》一样，采用了总分结合的叙
述结构，文脉清晰，构思严谨。
出于西周史官之手的《金縢》、《顾命》两篇，在叙事艺术方面已与成篇于
殷商末期、西周初期的篇目不同，《金縢》紧紧围绕核心人物周公组织材料，把
平铺直叙与传奇情节紧密结合，成功地塑造了周公忠而被谤，信而见疑，终被尊
信的耆老形象。故无论是人物塑形，还是传奇叙事，正像谭家健先生所说的那样，
《金縢》都“堪称我国最早的微型历史小说。”
[7]P315
《顾命》则以事件为中心组
织材料，细腻地描摹了成王托孤之时的细节，接下来极尽铺陈之能事，有条不紊
地再现了成王丧礼及康王即位大典的宏大场面，难怪王国维曰：“质而重，文而
不失其情。”
[8]P50
成篇于西周史官之手的诰类篇章，其最明显的文学成就当推其论辩艺术。如《酒
诰》、《多士》、《多方》、《君奭》、《立政》、《召诰》诸篇的以史立论，
《无逸》、《多方》、《吕刑》诸篇的对比立论，《梓材》的比喻论证，《康诰》、
《酒诰》的引用论证等均具有鲜明的特色。诸诰多种论证方法的交互使用，为其
后一度曾繁盛的论辩文、诸子散文的产生创造了条件，准备了经验。成功的塑形
艺术也是西周诸诰的重要特点，周公诸诰从不同侧面塑造了周公作为伟大政治家
的形象，作为一位成功的文学人物塑形，周公展现在读者面前的不仅仅是一位忠
诚王室、鞠躬尽瘁的老臣，坚毅果断的统帅，而且还是一位励精图治、制礼作乐、
鉴戒垂教的文化巨人。诸诰多种塑形方法的交互使用，为其后一度曾繁盛的历史
散文的产生创造了条件，准备了经验。
总之，夏、商、周时期是文、史、哲三位一体的时代，虽还没有独立的文学
观念产生，却有文学创作之事实。正是在这一时期，我们的先民创造了用文字表
达情感、描述事物的最基本的语言形式。单就散文文体的发展来看，早期散文经
历了由片言只语到成段成篇的漫长发展过程，在殷商甲骨卜辞和铜器铭文中已经
蕴育了散文文体的萌芽。早期《书》篇中的殷、周文诰，结构层次分明，行文多
有生动比喻，立论鲜明，已经是较为成熟的散文，这些《书》篇当是我国早期散
文形成的重要标志。即使按照现代文学是语言的艺术和现代文体学的观点来审
视，以文辞见长的史官所制作的各种《书》篇，其目的虽然不是今天意义上的为
艺术而艺术的文学创作，但就其见人、见事、见物的文本表现形式，篇章较为完
整的结构，论述语义的层次分明，典、谟、训、诰、誓、命等文体的区别与使用，
以及文本所使用的最基本的艺术表现手法和修辞方式来讲，谁也不能将其剔除在
早期的文学作品之外。
二、《书》在先秦文学发展史中的主流影响地位摭谈。
中国文学发展始终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一开始就与政治教化有着直接的联
系，正是在史官“掌官书以赞治”、乐正“顺《诗》、《书》、《礼》、《乐》
以造士”的传统承传中，逐渐形成了文以载道、文以明道的主流文学功能论和现
实主义的文学创作传统。这一鲜明的民族文学特色是与《诗》、《书》在早期文
学发展史实际存在状况中所占据的主流地位分不开的，也是与儒家早期《诗》教、
《书》教活动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书》确曾在中国早期文学发展史中扮演了重
要的角色。
从先秦文献征引《书》的情况可知，《书》在其初步汇编之后，便一直成为
文化阶层的必读书，他们不仅从《书》中接受了治政理民的经验教训，文物典章
规程，而且还继承了其行文构篇的体式，塑形立论修辞的表现艺术。自老子始，
先秦诸子以文载道传统的形成，恰是渊源于《书》的政事之纪，其组织文章的方
法亦多源于《书》，《书》成为诸子创作模仿的范本。如果没有《书》一类（包
括《逸周书》）早期资料创作经验的积累和影响，要想产生像先秦诸子散文那样
的文学艺术成就，是根本不可能的事。《书》在先秦文学发展史中的主流影响，
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层面：
《书》对先秦语录体散文的影响。先秦语录体散文的典型代表是《论语》，
其显著特征体现在以对话形式表述思想或叙事方面。其实，《论语》的这一特
征，并非孔子及其弟子所创，而是渊源于《书》。从《书》始，中经《论语》
的承传，发展至《墨子》、《孟子》的长篇大论，语录体散文在先秦时期一直
是以一种独特的文章样式存在着，其间亦体现了一定的发展性，但以《书》所
开创的对话式体式却一直是其基本特征。记言虽为《书》的根本特征，但所记
之言多为诰、誓、命、训一类的政用程序文辞，仅有《皋陶谟》、《西伯戡黎》、
《微子》、《洛诰》诸篇以记人物对话之言为主，《尧典》中的一部分也具有
这一特点。《尧典》中的帝尧与放齐、驩兜、四岳，帝舜与十二牧、四岳、皋
陶、伯禹等君臣间“克谐”式的对话，展现出了上慕贤而下尽忠的理想治政蓝
本；《西伯戡黎》篇于祖伊与纣王之间形神毕肖的极富个性化的对话语言之中，
再现了祖伊的忠诚与焦虑、商纣王的狂悖虚妄；《微子》篇于微子与父师、少
师之间悲恸哀怨的问答之中，充分描摹出殷商在即将灭亡之际，忠臣耆老们各
自矛盾复杂的内心世界；《洛诰》篇全文为周公与成王之间的对话记录，各自
语言极具个性特色，周公之语，敦睦温厚，成王之语，激越昂扬。以上诸篇所
表现出的这种君臣间或臣子间的一问一答，形式灵活，简洁晓畅，于率意言谈
之中具现了人物的身份、神情、个性和心态，是其它语体形式所难以胜任的。
《论语》直接继承了上述《书》篇的表述样式，只不过《论语》是若干片断对
话的篇章集合体，这些断片之间不是贯通的，不像《书》篇对话的记录那样，一
事一记，不蔓不枝，文意晓畅，而是“孔子应答弟子、时人及弟子相与言而接闻
于夫子之语也”，当时弟子各有所记，“门人相与辑而论纂”，故文路难以贯通，
但其表述方式，却与《书》是一致的。《论语》中的对话，与《书》篇相比，其
句式更为灵活，论辩的成分也有所加强，恰体现了语录体由《书》对话记事式的
风格向《墨子》、《孟子》对话论辩式风格过渡时期的特点。《墨子》一书各篇
并不全是语录体，但属于语录体的部分每段起始处均以“子墨子曰”形式表述，
这与《书》篇中“王若曰”、“微子若曰”等表述样式是一致的，“子墨子曰”
正是“王若曰”、“微子若曰”表述形式的遗存。《墨子》中属于语录体的各篇，
不仅从表述形式上对《书》的对话语录样式进行了接受，而且其对话亦是围绕某
一主题而展开，多是一题一记，不蔓不枝，亦体现出了对《书》对话式语录体的
模仿。只不过《墨子》语录体各篇，不再像《书》篇以对话语录来记事，而是以
对话式语录来为其论辨服务。《孟子》充分体现了对《论语》体式的继承，其各
章的篇幅虽然比《书》和《论语》的对话语录加长了，但其表述样式并没有发
生质的变化，《孟子》各章间的联系并没有一定的逻辑关系，同《论语》一样，
积章而成篇，篇名只是摘取第一句中的几个字而已，并没有实际的题意，而不
像《书》和《墨子》那样，篇各有题，题各命意。《孟子》亦体现出了对话论
辩式的风格特点。
《书》对诸子政论文的影响。章学诚在其《文史通义·诗教上》云：“至
战国而文章之变尽，至战国而著述之事专，至战国而后世之体备”，“其源皆
出于‘六艺’。”
[9]P60
《书》作为其前已成熟散文的历史存在，有别于《诗》作
为成熟诗歌的历史存在，二者都应是战国各类文体的源泉。《诗》、《书》有
别于《礼》、《乐》、《易》、《春秋》的历史存在，《礼》、《乐》虽与《诗》、
《书》一样，很早就已传播开来，但其以践行为主，《易》、《春秋》传播开
来要晚于《诗》、《书》，在战国时期，其影响也远未有《诗》、《书》的影
响面宽，故在对散体文的影响方面，《书》所起的作用最大。文章起于实用，
春秋战国之际，诸强争雄图霸，面对战乱不断的社会现实，诸子百家展开争鸣，
横议之风盛行，诸子从不同层面寻求治政图强之术，故先秦诸子散文成就最大
者当推其政论文。而《书》原本政事之记，其目的一起始便着眼于赞治。而且
部分《书》篇已经体现出了较强的政论色彩，正如子夏所明言：“《书》之论
事也，若日月之代明，若星辰之错行。”今人张啸虎也认为“《尚书》中所见
的誓词、文告、训诰之类，有的已形成论理的结构，周详的思想内容，并且带
有激烈的感情，富于形象的语言，已经是相当完备的政论文献。”
[10]P8
概括地讲，《书》对诸子政论文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被当
作政论的权威证据广泛征引。《墨子》、《孟子》、《荀子》以及出土文献《成
之闻之》等文本中广泛援《书》以入论，有的甚至是每段一引，足见《书》对先
秦诸子论政的巨大影响，如《墨子》征引《书》多达43条，《孟子》引《书》
多达29条，《荀子》引《书》亦有23条之多，其它诸子也多有援《书》以入论
的现象。诸子征引《书》文，言之凿凿，说明当时《书》已经被看作极具权威的
经典，依《书》立言已被文化阶层普遍接受。二是为诸子质实政论文风的先导。
《书》之篇章多成于史官之手，所录多为实事，语言质实，态度谨严不苟，结构
严整，不蔓不枝，极富真情实感，实为现实主义文学传统的早期典范，除个别诸
子外，周秦诸子政论文虽风格各异，但其基本的创作原则均未超出《书》所奠定
的以真情实感为底蕴的现实主义创作原则，篇篇均为文学佳构。三是对诸子灵活
论证方法的开启。《书》篇运用了许多论证方法，诸诰往往陈古史引古谚，以史
证说，申诉利弊，实《墨子》、《孟子》、《韩非子》援史入论取法之渊薮；诸
誓多正反对比，语气或犀利或诡秘，层层申诉厉害，极富感染力，亦被诸子议政
所效法；至于《书》篇所熟练运用的比喻、旁衬、排比等多种文学艺术手法，在
诸子议政论辩之中亦多能找到影子。
《书》对先秦历史散文的影响。早期《书》篇不仅是语录体、政论体散文
之祖，于历史散文亦然。《尚书》本身就是历史的再现，但其风格又不同于《春
秋》之史的简括。章学诚在其《文史通义·书教下》云：“《尚书》圆而神，
其于史也，可谓天之至矣。”
[9]P51
“夫史为记事之书，事万变而不齐，史文屈曲
而适如其事，则必因事命篇，不为常例所拘，而后能起讫自如，无一言之遗或
益也。此《尚书》之所以神明变化，不可方物。”
[9]P52
《孔丛子》中的《论书》
篇亦曰：“《书》之记事也，远而不阔，近而不迫，志尽而不怨，辞顺而不谄。”
[11]P361
二则文献所言可谓是对《书》文之风格推崇备至，其说虽未必尽妥，但也
基本概括了《书》作为记史之文的主要特征。这些特征多为后世史传文学所接
受，周秦史传文学直承《书》，其间多有因承关系。从文献征引来看，《书》
很早就已按《夏书》、《商书》、《周书》分类，而且各篇亦以时间先后为序
编次，实为后世编年体史书的滥觞。其后的《春秋》及《左氏传》以时次史，
按《春秋》体例而言，百国《春秋》也有以时次史的可能，《国语》中各国史
料的编次亦以历史为序。《书》记史无一空言，有言必措诸事，《书》记言之
特征早为周秦时人所共识，《国语》、《左传》、《战国策》、《春秋事语》、
《战国纵横家书》均直接继承了这一传统，多以人物言论记史。再者，《书》
各篇一事一议，不蔓不枝，结构完整，对先秦历史叙事散文的产生更有着直接
影响。《尧典》、《顾命》、《洪范》以及周公诸诰，其叙事方法以及展现人
物的独特方式，于史传文学走向成熟功不可没；而其在《大诰》、《金縢》、
《洛诰》等多篇文本中塑造周公形象的方法，亦为《国语》、《战国策》所继
承，至《晏子春秋》，更是集一人言行于全书，成功地塑造了晏婴形象，正是
在这一前后承继过程中，逐渐孕育出了汉代司马迁撰写《史记》所用“互见法”
的成熟。
三、《书》在当今话语文学史中的地位问题摭谈。
《书》是我国早期散文成熟样式得以形成的重要标志，曾与代表诗歌体最早
成熟样式的《诗》一起，占据着春秋之前文学中的主流地位，是谁也无法否认的
历史存在。《书》与《诗》一起，早在春秋前期就已在诸侯国的王公大臣之间传
播，在孔子之后，更成为诸子文人必读之书，成为诸子创派立说所依托的传统文
化基础，曾对诸子散文的产生发生过重要影响，亦是不争之史实。但综观已有话
语文学史的相关表述，重《诗》轻《书》的现象似乎已经形成了一种编纂传统，
与《诗》在已有话语文学史领域所占据的主流地位相比，《书》在已有话语文学
史中却处在末流地位。近百年来，描述我国古代文学发展史的著作多不胜数，单
就其影响甚大者言之，在叙述上古文学史时似乎已经形成了一条循循相因的惯
例，言《诗》时无不欲究其详，言《书》时则简而又简，甚或阙而不论，这种状
况与《书》在早期文学发展史的实际存在状况所具有的主流地位，以及对诸子散
文的主流影响地位不相对应，明显地发生了错位。重新确立《书》在上古话语文
学发展史中的应有地位，使之与文学发展史的实际存在状况中早期《书》篇所具
有的主流地位相一致，与《书》篇所产生的主流影响地位相一致，是当下中国先
秦文学史研究最为重要的命题之一。
造成《书》在上古文学发展史实际存在状况中的主流地位与已有话语文学发
展史中的非主流地位的错位，其原因是多方面的，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与《书》之文本自身的问题有关。由于年代久远，《书》属于古文中的古文，
其文本艰涩难读，佶屈聱牙，不少学者望而却步，很难被文学史编撰者在时间仓
促的情况下细心研究，而《书》学界又多将研究重心放在众多《书》学疑案的考
辨上，很少有人对《书》的文学特性进行全面观照，即使有个别关注者，也因受
传统《书》学界将《书》认定为是藏于密室的上古文书档案，直到孔子时期才得
以整理面世之观点的影响，而始终未能将《书》放在上古文学发展史的宏观层面
上统盘考虑。二是与自清代以来近二百年间的《书》之真伪的考辨有关。首先是
阎百诗、惠定宇等在吴棫、朱熹、吴澄等前人考辩的基础上，将东晋梅赜所献古
文《尚书》的25篇判为伪书，接后龚自珍、魏源等清代今文学派又将东汉马、
郑古文《尚书》指认为伪，再往后发展到以顾颉刚为代表的古史辨派，继承传统
辨伪的已有成果，断言《尧典》、《皋陶谟》、《禹贡》决是战国至秦汉的伪作，
《甘誓》、《汤誓》、《高宗肜日》、《西伯戡黎》、《微子》、《牧誓》、《金
縢》、《无逸》、《君奭》、《立政》、《顾命》、《洪范》等12篇也都不似
古文，决是东周间的作品，只有《盘庚》等13篇可以信以为真，而何定生又指
出《康诰》、《梓材》、《召诰》、《洛诰》、《吕刑》、《多士》、《费誓》
都不是当时的记录，李泰棻在《盘庚正伪》里将《盘庚》指为西周宋人所作，陈
梦家则认为是战国时代的拟作，在其《尚书通论》里认为伏生所传的今文29篇
都是秦博士所更定的官本，已经掺入了秦并天下后的制度，至于《大诰》一篇仍
有人疑其为西周后半期的作品。辨来辨去，篇篇皆伪，按这些辨伪者的标准，我
们今天看到的58篇的大部分都是孔子以后的伪作。故因《书》的真伪问题而株连
到《书》之文本的文学性的真实度问题，文学史的编撰者往往因其真伪难辨而采
取阙疑的态度处理之。三是与文学史的编撰传统有关。我国近现代意义上的文学
史编撰是在古史辨派学风盛行的学术大背景下起步的，因《书》的真伪问题难辨，
致使早期文学史的编撰者采取阙疑从略的处理态度，而继后文学史的编撰者又多
以早期已有文学史为参照物。再加上建国后以阶级分析的观点来观照一切文学作
品的做法曾一度流行，五经除《诗》因其具有讽谏意义且以诗歌为表现形式被纳
入文学研究视野外，包括《书》在内的其余各经因包含有封建思想而被逐步排斥
出文学研究视域。而20世纪90年代以来，文学史编撰者又多因文学史教材的急
需更新，迫于时间仓促的压力而急就之。
不论什么原因，世传文献和出土文献所征实下的《书》在上古时期文学史的
实际存在状况中的主流地位，以及对诸子散文所产生的主流影响地位，迫切需要
我们在新的文学史撰写过程中予以充分地观照。这种观照必须是全方位的，应充
分考虑以下几点：
首先，不仅要将今文《尚书》的28篇纳入文学史话语范畴，而且要将所谓
的晚《书》中的25篇和《逸周书》中的71篇纳入文学史的话语视野。张舜徽先
生曾说：“今观所存伪《书》数十篇，其中格言名训甚多，必前有所承，非作伪
者所能臆造，固明甚。”
[12]P4
今人王世舜、杨善群、郑杰文、张岩等一批学者以
及化名为“离扬”的一位学者已经开始对阎百诗以来所取得的晚《书》辨伪成果
进行反思，提出了不少晚《书》来源于先秦时期的新观点和新史料。至于《逸周
书》，不论其结集时间在何时，其部分文本来源于先秦也当是无疑的。故虽然
28篇、25篇和71篇在长期传播中都曾有过不同程度的整理润色，但其文义结构
并未有根本性地改变，被已有话语文学史重点强调的先秦诸子散文，哪一部又不
是在长期传播过程中被不同程度地整理润色过呢？既然文学史的编撰者能把经
后世整理润色过的先秦诸子散文纳入文学史话语范畴，为何在事实文学发展史上
要早于先秦诸子散文，且曾一度是时代文学发展主流的《书》一类的作品，却又
弃之不问，熟视无睹呢？
其次，要把《书》一类的文学史料提升到与《诗》同等重要的地位予以观照。
《诗》代表的是我国上古时期诗歌文体的成熟表现形式，但并不能代表所有上古
文学文体的成熟表现形式。作为后世文学意义中的散文文体的早期成熟表现形
式，正是《书》、《逸周书》一类的作品；其中，又以《书》最为典型。故在文
体学发展史意义上，《书》“实非原始档案”，实与《诗》具有同等重要的文学
文献学价值，在话语先秦文学史的撰写过程中，决不能厚此薄彼，重《诗》而轻
《书》。
再者，要充分考虑到《书》一类文献在传统文学母题和传统文学艺术创作手
法等方面的肇始之功。《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可以兴，
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书》又何尝不是如此！《六誓》可以观义，《五
诰》可以观仁，《甫刑》可以观戒，《洪范》可以观度，《禹贡》可以观事，《皋
陶谟》可以观治，《尧典》可以观美，而且又可以使人“疏通知远”。就25篇
所谓的晚《书》而言，亦是如此，正如清代庄存与所说的那样，“《大禹谟》废，
‘人心’‘道心’之旨、‘杀不辜宁失不经’之诫亡矣；《太甲》废，‘俭德永
图’之训坠矣；《仲虺之诰》废，‘谓人末己若’之诫亡矣；《说命》废，‘股
耾良臣’启沃之谊丧矣；《旅獒》废，‘不宝异物贱用物’之诫亡矣；《冏命》
废，‘左右前后皆正人’之美失矣”，
[13]P141-143
晚《书》各篇亦都包含有许多重
要的哲学母题，在我国早期有关政论文、史传文的发展中，也具有肇始之功。至
于在《书》一类文献中所运用的叙议结合、语录文体、以对话塑造典型人物、话
中话的复杂表现形式、比喻排比等文艺创作表现手法等，在我国文学创作史上同
样具有导夫先路之功。
总之，在已有话语文学史的基础上重写文学发展史是当下古典文学研究的主
要课题之一，曾一度在我国文学肇始阶段占据散文体文学主流地位的《书》一类
元典，已经是较为成熟的文体表现形式，是先于先秦诸子散文且对先秦诸子散文、
历史散文发生过重大影响的早期散文文体的代表，在当下及今后重写古典文学史
的过程中，必须还其在上古文学发展史实际存在状况中的主流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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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孔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