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5月30日发(作者：官芷烟)
三教融通思想产生的原因
佛教在中国的传播与发展,始终与中国固有的以儒、道为代表的思想文化发生着密切的
关系,有冲突,更有磨合以致相互融合的复杂关系,儒、释、道三教在冲突中融合,在融合中发
展,这构成了汉代以后中国思想文化发展的重要内容。正如日本学者所说“佛教传来以后的
中国宗教史,是儒、道、佛三教的交涉史' ,正是在三教之间的相互冲突和融合中,源远流长的
中国思想文化吸纳新的内容与养料,经过数千年的递擅演变最终形成了“三教合一”的基本
格局。
佛教所以能够为中国传统文化所接纳,使佛教作为一种外来文化最终能在中国生根、开
花、结果,三教之间实现融通,其原因主要在于:
第一,中国传统文化强大的包容性
中国传统文化面对佛教的传播、发展表现出极强的包容性禾一}同化力。中国文化经过
长期的发展,已经逐步走向成熟。两汉时虽“独尊儒术”,但并不能真正做到“罢黔百家”,
而且在儒家内部也分化为不同的学派,文化的多元性正是其生命力所在。中华文化犹如大海,
它是不会拒绝江河的汇入的,有了这种恢宏之气,是能够正视自身和外外来文化的长短
优劣,取寸之长补尺之短,而不会视外来文化为洪水猛兽。历史上多次发生的文化交流和碰撞,
充分表明了这一点。
第二,佛教方面表现出较强的适应性和调和性
外来佛教传入中国后,一方面十分注意依附迎合中国传统的思想文化,另一方面也在努
1
力调和与儒、道思想矛盾的同时,不断地援儒、道入佛,并极力论证佛教与儒、道在根本上的
一致性,从多方面拉进三者之间距离,积极倡导三教一致论,从而使儒、释、道三教关系
趋于融合。
佛教与中国传统文化之间的融合,是双方按自己的模式去建构、塑造、规范对方,并相互
吸收、相互促进,最终创造出民族化的中国佛教和融汇了佛教思想成果的中国传统文化的新
型态。
三教融通的表现
一、三教融通关系论说
佛教初传之时,中土的人们对它了解甚浅,常把它与当时人们所熟悉的黄老之学、神仙方
术混为一谈,并用儒家观点阐释佛陀。如袁宏《后汉纪》中介绍说:
佛者,汉言觉,将以觉悟群生也。其教以修善慈心为主,不杀生,专务清净。其精者号为沙
门。沙门者,汉言息心,盖息意去欲,而归于无为也。……故所贵行善修道,以炼精神而不已;以
至无为而得为佛也。
《牟子理惑论》中言佛:
佛者,号谧也。犹名三皇神、五帝圣也。佛乃道德之元祖,神明之宗绪。佛之言觉也,忧
惚变化,分身散体,或存或亡,能小能大,能圆能方,能老能少,能隐能彰。蹈火不烧,履刃不伤,在
污不辱,在祸无殃,欲行则飞,坐则扬光,故号为佛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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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汉代,佛教初来乍到,人地两生,中国社会对它甚是陌生。为了便于认识与了解,人们便
把它同当时所熟知的文化相联系,如将它与当时流行的黄老之学相提并论,所谓“诵黄老之微
言,尚浮屠之仁祠”,并把佛教看作是盛行于当时的方术中的一种,把佛陀看作如儒家三皇五
圣一样的神仙,或者是道家的元祖,可以飞行变化、超越生死、分身百亿。对于佛教的教义,
同样以儒道的思想来进行比附。《牟子理惑论》中说:
问曰:“何谓之为道,道何类也?”牟子曰:“道之言导也,导人致于无为。牵之无前,引之
无后;举之无上,抑之无下;视之无形,听之无声;四表为大,蜿蜒其外;毫厘为细,间关其内,故谓之
道。”
问曰:“孔子以五经为道教,可拱而诵履而行。今子说道虚无忧惚,不见其意,不指其事,何
与圣人言异乎?”牟子曰:“不可以所习为重,所希为轻,或于外类失于中情。立事不失道德,
犹调弦不失宫商。天道法四时,人道法五常。老子曰:`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可以为天下母,吾不
知其名,强字之曰道。'道之为物,居家可以事亲,宰国可以治民,独立可.以治身。履而行之充乎
天地,_废而不用消而不离,子不解之,.何异之有乎之”
为了更好的解释佛之道,佛教徒将它与道家思想扯上关系,认为佛之道是引导人们去追
求无为的,与道家“澹泊无为”之道相同,其后又将老子自然之道稍加修改,将佛道二者统归
于儒家修齐治平的社会功用中来。作者认为佛道与老子自然无为之道及其儒家的五常之道
虽然在形式上存在差异,但它们最终的社会功用是一致的,即“居家可以事亲,宰国可以治民,
独立可以治身”,所以佛教虽是外来的宗教,但它与儒、道一样,其存在和发展是合理而且必
要的。《牟子理惑论》针对当时社会上对佛教所表示的怀疑与反对,站在佛教的立场上广泛
征引糯、道思想来为佛教辩护,试图论证佛教与传统的儒、道思想并无二致,从而拉近三教之
间距离,使本土的人们能够顺利的接受佛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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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牟子理惑论》提出儒、释、道三教一致论以来,三教一致的观点在三教关系论中一
直占有重要的地位。佛教支持者们在不同时机,从不同的角度用三教一致、三教融合的思想
为佛教在中土的发展开拓道路、提供帮助。两晋及南北朝时期,三教并重、三教一致的观点
更加频繁地被名士、佛教徒私}道士提出。东晋名士孙绰著《喻道论》,用道家无为解释佛教:
“夫佛也者,体道者也。道也者,导物者也,应感顺通,无为而无不为者也。无为,故虚寂自
然,无不为,故神化万物”
其后更是将儒释二家相等同,特别强调“儒佛一家”说，
如言:“周孔即佛,佛即周孔,盖外内名之耳。故在皇为皇,在王为王。佛者梵语,晋训`觉'
也,`觉'之为义,悟物之谓,犹孟柯以圣人为先觉,其旨一也。应世轨物,盖亦随时。周孔救极弊,
佛教明其本耳,共为首尾,其致不殊。……故逆寻者,每见其二:顺通者,无往不一。”儒家学说是
当时社会思想的主导,因此,调用儒佛之间的关系对于佛教思想在中土的传播、发展有着极大
的帮助。除此,晋宋之际的宗炳在《明佛论》中提出:
教化之发,各指所应,……儒以弘仁,道在抑动,皆已抚教得崖,莫匪尔极矣。虽慈良无为,与
佛说通流。而法身泥渔,无与尽言,故不明耳。且凡称无为而无不为者,与夫法身无形普入一
切者,岂不同致哉?是以孔老如来虽三训殊路,而习善共辙也。
宗炳认为儒、释、道三教虽因“各指所应”,在教化的言论与形式上有所不同,但实际的
社会功用却是相同的,即均同归于善,在此,三教一致论再次被明确提出。
南齐时张融在《门律》中指出:“道也与佛,逗极无二,寂然不动,致本则同,感而遂通,逢迹
成异。”认为佛与道虽因“殊时故不同其风,异世故不一其义”,然而两者迹异却本同,也即是
4
本同而末异之论。张融本身是道教信徒,但他力主佛道之间“同源定本”,本根相同,在他临
终时遗命“左手执《孝经》、《老子》,右手执《小品》、《法华经》”足见他对三教思想的重
视,并倡导三教并重。
梁武帝崇信佛教,是融合三教关系的集大成者,他以皇帝的身份提出了“三教同源”说,
力主融合儒释道三教,以助于王化。他曾作《述三教诗》:
少时学周孔,弱冠穷六经。孝义连方册,仁怒满丹青。践言贵去伐,为善在好生。中复观
道书,有名与无名。妙术镂金版,真言隐上清。密行遗阴德,显证在长龄。晚年开释卷,犹月映
众星。苦集始觉知,因果方昭明。不毁帷平等,至理归无生。分别根难一,执着性易惊。穷源
无二圣,测善非三英。
从自述学习儒、道到崇佛的过程,梁武帝表达了对三教的看法,他认为三教是同源的。除
此,梁武帝还依据当时的伪经《清净法行经》作《舍事李老道法诏》说:“老子、周公、孔子
等,虽是如来弟子,而化迹既邪,止是世间之善,不能革凡成圣。',他认为老子、周公和孔子是如
来的弟子,实际是说道、儒二教发源于佛教,这就首先肯定了“三教同源'夕,并在此基础上,随
即提高了佛教的地位。关于南北朝时期三教同源的论说主要产生在佛教与道教之间,道教依
据《庄子·德充符》、《礼记·曾子问》以及晋道士王浮伪造的《老子化胡经》等,认为孔子问
礼于老耽,老子又西越流沙化胡,为佛之师,从而使道教成为儒、佛之源,在肯定三教同源的基
础上抬高了道教的地位;而佛教方面则依据伪经《清净法行经》,把佛教作为儒、道二教的起
源。可见,佛道二教造伪经都有三教融合的现实功效,但其思想的动机不仅仅在于融合三教,
更多的还有对于抬高本教地位的思考。梁武帝是融合三教关系卓有成绩的统治者,他在把佛
教儿乎抬高到国教地位的同时,又崇信道教,拜茅山道士陶弘景为师,“国家每有吉凶征讨大
事,无不前以咨询”,除此,他出于世俗社会统治的考虑,又承认“联思阐治纲,每敦儒术”,他曾
亲临国子学讲经策试,并著有大量儒学著作,如《周易讲疏》、《周易大义》、《尚书大义》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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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他在抬高佛教的同时又兼顾了儒、道二家的社会政治功用,不仅使佛教得到了极大的发
展,也促进了儒释
道三教的进一步融合。
隋唐时期佛教与儒、道两家形成三足鼎立之势,三教在各自的发展过程中更加注重相互
补充与相互融合性,理论上呈现出进一步融合的趋势。隋以前虽有人提出过“三教一致”、“三
教同源”的思想,但都不是站在儒家立场上提出来的。在隋代,王通站在儒家的立场上提出了
“三教可一”的主张,希望以儒家学说来调和佛、道二教。在《文中子》记载了一段王通与
程元对话,论述“三教可一”的思想:
程元曰:“三教何如?”子曰:“政恶多门久矣尸曰:“废之何如?”子曰:“非尔所及也。
真君、建德之事适足推波助澜、纵风止燎尔。”子读《洪范说议》,曰:“三教于是乎可一矣。”
程元、魏征进曰:“何谓也?”子曰:“使民不倦。”
王通认为一个国家教多则政出多门,于统治不利。他反对政出多门,主张统一教化,即只
推行一种教化,实行思想统一。可知王通所说的“三教一”就是用权义并举的方法来处理好
三教关系,使三教得以统一,从而保证国家的政治稳固与经济繁荣,以求达到天下大治的局
面。
唐代著名的文学家和哲学家柳宗元也认为,释门“盖本于孝敬,而后积以重德,归于空无”;
“浮屠诚有不可斥者,往往与《易》、《论语》合,……不与孔子异道'。在他看来,佛教也是尊崇
孝道的,它的思想常常与《易》、《论语》的思想相契合,故而佛教与孔子学说的旨归并不是矛
盾的,并能够融合在一起。正因为儒释有其融合的地方,柳宗元才能在入世与出世中寻找儒释
理论上的交汇点,在儒家士大夫身上体现出释家的思想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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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佛教方面看,隋唐时期出现的中国化的佛教各个宗派,也都是在调和融合中国传统儒、
道思想的基础上创立的。这个时期,不少佛教思想家在融合吸收传统思想的同时提出了三教
融合、三教一致的观点。例如中唐名僧神清认为,“释宗以因果,老氏以虚无,仲尼以礼乐,沿
浅以泊深,藉微而为著,各适当时之器,相资为美”,他在肯定三教各自教理特点的基础上力主
三者的融合,以“相资为美”,以求达到相互促进、共同发展的结果。比神清稍晚一些的名僧
宗密对三教的功用、特点、异同也作了精到的分析,并肯定三教,主张兼采三教、会通释与儒
道。他认为从理论成果看,三教有高低之别。儒道“二教惟权,佛兼权实。策万行、惩恶劝善,
同归于治,则三教皆可遵行;推万法、穷理尽性,至于本源,则佛教方为决了”;从社会功用看,
三教有同有异:“孔、老、释迎皆是至圣,随时应物,设教殊途,内外相资,共利群庶。'他认为三
者相同之处在于三教之祖都是至圣者,能感应万物,造福苍生,不同之处在于儒家学说“是治
国养亲忠教之至道”,佛、道二家学说是“修身慎祸仁让之宗源”,因此,儒、释、道三教在
社会政治和个人修行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理应遵三教而行。
总之,隋唐时期,从儒家与佛教方面,都有对于三教融合所做出的努力,无论是出于政治稳
固的考虑抑或是推行佛教、促成其发展的要求,这些行为都从实际效果上促进了三教关系的
发展,也为隋唐佛教文化的趋于鼎盛提供了有利条件。
入宋以后,儒释道三教之间的相互影响和相互渗透日益加深,随着新儒学的出现和一!被
定于一尊,儒释道三教终于形成了绵延千年之久的以儒家为本位的三教合一思潮。宋代以后,
以心性论为主要哲学基础的三教合一逐渐成为中国思想文化发展的主流。儒释道三教从早
期
强调“三教一致”,到唐代的“三教鼎立”、“三教融合”,进而发展为入宋以后思想上的
“三教合一”,这标志着儒、释、道三教经过长期的冲突与交融,最终在中国这块土地上找到
了它们发展的最佳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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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5月30日发(作者：官芷烟)
三教融通思想产生的原因
佛教在中国的传播与发展,始终与中国固有的以儒、道为代表的思想文化发生着密切的
关系,有冲突,更有磨合以致相互融合的复杂关系,儒、释、道三教在冲突中融合,在融合中发
展,这构成了汉代以后中国思想文化发展的重要内容。正如日本学者所说“佛教传来以后的
中国宗教史,是儒、道、佛三教的交涉史' ,正是在三教之间的相互冲突和融合中,源远流长的
中国思想文化吸纳新的内容与养料,经过数千年的递擅演变最终形成了“三教合一”的基本
格局。
佛教所以能够为中国传统文化所接纳,使佛教作为一种外来文化最终能在中国生根、开
花、结果,三教之间实现融通,其原因主要在于:
第一,中国传统文化强大的包容性
中国传统文化面对佛教的传播、发展表现出极强的包容性禾一}同化力。中国文化经过
长期的发展,已经逐步走向成熟。两汉时虽“独尊儒术”,但并不能真正做到“罢黔百家”,
而且在儒家内部也分化为不同的学派,文化的多元性正是其生命力所在。中华文化犹如大海,
它是不会拒绝江河的汇入的,有了这种恢宏之气,是能够正视自身和外外来文化的长短
优劣,取寸之长补尺之短,而不会视外来文化为洪水猛兽。历史上多次发生的文化交流和碰撞,
充分表明了这一点。
第二,佛教方面表现出较强的适应性和调和性
外来佛教传入中国后,一方面十分注意依附迎合中国传统的思想文化,另一方面也在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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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调和与儒、道思想矛盾的同时,不断地援儒、道入佛,并极力论证佛教与儒、道在根本上的
一致性,从多方面拉进三者之间距离,积极倡导三教一致论,从而使儒、释、道三教关系
趋于融合。
佛教与中国传统文化之间的融合,是双方按自己的模式去建构、塑造、规范对方,并相互
吸收、相互促进,最终创造出民族化的中国佛教和融汇了佛教思想成果的中国传统文化的新
型态。
三教融通的表现
一、三教融通关系论说
佛教初传之时,中土的人们对它了解甚浅,常把它与当时人们所熟悉的黄老之学、神仙方
术混为一谈,并用儒家观点阐释佛陀。如袁宏《后汉纪》中介绍说:
佛者,汉言觉,将以觉悟群生也。其教以修善慈心为主,不杀生,专务清净。其精者号为沙
门。沙门者,汉言息心,盖息意去欲,而归于无为也。……故所贵行善修道,以炼精神而不已;以
至无为而得为佛也。
《牟子理惑论》中言佛:
佛者,号谧也。犹名三皇神、五帝圣也。佛乃道德之元祖,神明之宗绪。佛之言觉也,忧
惚变化,分身散体,或存或亡,能小能大,能圆能方,能老能少,能隐能彰。蹈火不烧,履刃不伤,在
污不辱,在祸无殃,欲行则飞,坐则扬光,故号为佛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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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汉代,佛教初来乍到,人地两生,中国社会对它甚是陌生。为了便于认识与了解,人们便
把它同当时所熟知的文化相联系,如将它与当时流行的黄老之学相提并论,所谓“诵黄老之微
言,尚浮屠之仁祠”,并把佛教看作是盛行于当时的方术中的一种,把佛陀看作如儒家三皇五
圣一样的神仙,或者是道家的元祖,可以飞行变化、超越生死、分身百亿。对于佛教的教义,
同样以儒道的思想来进行比附。《牟子理惑论》中说:
问曰:“何谓之为道,道何类也?”牟子曰:“道之言导也,导人致于无为。牵之无前,引之
无后;举之无上,抑之无下;视之无形,听之无声;四表为大,蜿蜒其外;毫厘为细,间关其内,故谓之
道。”
问曰:“孔子以五经为道教,可拱而诵履而行。今子说道虚无忧惚,不见其意,不指其事,何
与圣人言异乎?”牟子曰:“不可以所习为重,所希为轻,或于外类失于中情。立事不失道德,
犹调弦不失宫商。天道法四时,人道法五常。老子曰:`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可以为天下母,吾不
知其名,强字之曰道。'道之为物,居家可以事亲,宰国可以治民,独立可.以治身。履而行之充乎
天地,_废而不用消而不离,子不解之,.何异之有乎之”
为了更好的解释佛之道,佛教徒将它与道家思想扯上关系,认为佛之道是引导人们去追
求无为的,与道家“澹泊无为”之道相同,其后又将老子自然之道稍加修改,将佛道二者统归
于儒家修齐治平的社会功用中来。作者认为佛道与老子自然无为之道及其儒家的五常之道
虽然在形式上存在差异,但它们最终的社会功用是一致的,即“居家可以事亲,宰国可以治民,
独立可以治身”,所以佛教虽是外来的宗教,但它与儒、道一样,其存在和发展是合理而且必
要的。《牟子理惑论》针对当时社会上对佛教所表示的怀疑与反对,站在佛教的立场上广泛
征引糯、道思想来为佛教辩护,试图论证佛教与传统的儒、道思想并无二致,从而拉近三教之
间距离,使本土的人们能够顺利的接受佛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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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牟子理惑论》提出儒、释、道三教一致论以来,三教一致的观点在三教关系论中一
直占有重要的地位。佛教支持者们在不同时机,从不同的角度用三教一致、三教融合的思想
为佛教在中土的发展开拓道路、提供帮助。两晋及南北朝时期,三教并重、三教一致的观点
更加频繁地被名士、佛教徒私}道士提出。东晋名士孙绰著《喻道论》,用道家无为解释佛教:
“夫佛也者,体道者也。道也者,导物者也,应感顺通,无为而无不为者也。无为,故虚寂自
然,无不为,故神化万物”
其后更是将儒释二家相等同,特别强调“儒佛一家”说，
如言:“周孔即佛,佛即周孔,盖外内名之耳。故在皇为皇,在王为王。佛者梵语,晋训`觉'
也,`觉'之为义,悟物之谓,犹孟柯以圣人为先觉,其旨一也。应世轨物,盖亦随时。周孔救极弊,
佛教明其本耳,共为首尾,其致不殊。……故逆寻者,每见其二:顺通者,无往不一。”儒家学说是
当时社会思想的主导,因此,调用儒佛之间的关系对于佛教思想在中土的传播、发展有着极大
的帮助。除此,晋宋之际的宗炳在《明佛论》中提出:
教化之发,各指所应,……儒以弘仁,道在抑动,皆已抚教得崖,莫匪尔极矣。虽慈良无为,与
佛说通流。而法身泥渔,无与尽言,故不明耳。且凡称无为而无不为者,与夫法身无形普入一
切者,岂不同致哉?是以孔老如来虽三训殊路,而习善共辙也。
宗炳认为儒、释、道三教虽因“各指所应”,在教化的言论与形式上有所不同,但实际的
社会功用却是相同的,即均同归于善,在此,三教一致论再次被明确提出。
南齐时张融在《门律》中指出:“道也与佛,逗极无二,寂然不动,致本则同,感而遂通,逢迹
成异。”认为佛与道虽因“殊时故不同其风,异世故不一其义”,然而两者迹异却本同,也即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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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同而末异之论。张融本身是道教信徒,但他力主佛道之间“同源定本”,本根相同,在他临
终时遗命“左手执《孝经》、《老子》,右手执《小品》、《法华经》”足见他对三教思想的重
视,并倡导三教并重。
梁武帝崇信佛教,是融合三教关系的集大成者,他以皇帝的身份提出了“三教同源”说,
力主融合儒释道三教,以助于王化。他曾作《述三教诗》:
少时学周孔,弱冠穷六经。孝义连方册,仁怒满丹青。践言贵去伐,为善在好生。中复观
道书,有名与无名。妙术镂金版,真言隐上清。密行遗阴德,显证在长龄。晚年开释卷,犹月映
众星。苦集始觉知,因果方昭明。不毁帷平等,至理归无生。分别根难一,执着性易惊。穷源
无二圣,测善非三英。
从自述学习儒、道到崇佛的过程,梁武帝表达了对三教的看法,他认为三教是同源的。除
此,梁武帝还依据当时的伪经《清净法行经》作《舍事李老道法诏》说:“老子、周公、孔子
等,虽是如来弟子,而化迹既邪,止是世间之善,不能革凡成圣。',他认为老子、周公和孔子是如
来的弟子,实际是说道、儒二教发源于佛教,这就首先肯定了“三教同源'夕,并在此基础上,随
即提高了佛教的地位。关于南北朝时期三教同源的论说主要产生在佛教与道教之间,道教依
据《庄子·德充符》、《礼记·曾子问》以及晋道士王浮伪造的《老子化胡经》等,认为孔子问
礼于老耽,老子又西越流沙化胡,为佛之师,从而使道教成为儒、佛之源,在肯定三教同源的基
础上抬高了道教的地位;而佛教方面则依据伪经《清净法行经》,把佛教作为儒、道二教的起
源。可见,佛道二教造伪经都有三教融合的现实功效,但其思想的动机不仅仅在于融合三教,
更多的还有对于抬高本教地位的思考。梁武帝是融合三教关系卓有成绩的统治者,他在把佛
教儿乎抬高到国教地位的同时,又崇信道教,拜茅山道士陶弘景为师,“国家每有吉凶征讨大
事,无不前以咨询”,除此,他出于世俗社会统治的考虑,又承认“联思阐治纲,每敦儒术”,他曾
亲临国子学讲经策试,并著有大量儒学著作,如《周易讲疏》、《周易大义》、《尚书大义》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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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他在抬高佛教的同时又兼顾了儒、道二家的社会政治功用,不仅使佛教得到了极大的发
展,也促进了儒释
道三教的进一步融合。
隋唐时期佛教与儒、道两家形成三足鼎立之势,三教在各自的发展过程中更加注重相互
补充与相互融合性,理论上呈现出进一步融合的趋势。隋以前虽有人提出过“三教一致”、“三
教同源”的思想,但都不是站在儒家立场上提出来的。在隋代,王通站在儒家的立场上提出了
“三教可一”的主张,希望以儒家学说来调和佛、道二教。在《文中子》记载了一段王通与
程元对话,论述“三教可一”的思想:
程元曰:“三教何如?”子曰:“政恶多门久矣尸曰:“废之何如?”子曰:“非尔所及也。
真君、建德之事适足推波助澜、纵风止燎尔。”子读《洪范说议》,曰:“三教于是乎可一矣。”
程元、魏征进曰:“何谓也?”子曰:“使民不倦。”
王通认为一个国家教多则政出多门,于统治不利。他反对政出多门,主张统一教化,即只
推行一种教化,实行思想统一。可知王通所说的“三教一”就是用权义并举的方法来处理好
三教关系,使三教得以统一,从而保证国家的政治稳固与经济繁荣,以求达到天下大治的局
面。
唐代著名的文学家和哲学家柳宗元也认为,释门“盖本于孝敬,而后积以重德,归于空无”;
“浮屠诚有不可斥者,往往与《易》、《论语》合,……不与孔子异道'。在他看来,佛教也是尊崇
孝道的,它的思想常常与《易》、《论语》的思想相契合,故而佛教与孔子学说的旨归并不是矛
盾的,并能够融合在一起。正因为儒释有其融合的地方,柳宗元才能在入世与出世中寻找儒释
理论上的交汇点,在儒家士大夫身上体现出释家的思想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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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佛教方面看,隋唐时期出现的中国化的佛教各个宗派,也都是在调和融合中国传统儒、
道思想的基础上创立的。这个时期,不少佛教思想家在融合吸收传统思想的同时提出了三教
融合、三教一致的观点。例如中唐名僧神清认为,“释宗以因果,老氏以虚无,仲尼以礼乐,沿
浅以泊深,藉微而为著,各适当时之器,相资为美”,他在肯定三教各自教理特点的基础上力主
三者的融合,以“相资为美”,以求达到相互促进、共同发展的结果。比神清稍晚一些的名僧
宗密对三教的功用、特点、异同也作了精到的分析,并肯定三教,主张兼采三教、会通释与儒
道。他认为从理论成果看,三教有高低之别。儒道“二教惟权,佛兼权实。策万行、惩恶劝善,
同归于治,则三教皆可遵行;推万法、穷理尽性,至于本源,则佛教方为决了”;从社会功用看,
三教有同有异:“孔、老、释迎皆是至圣,随时应物,设教殊途,内外相资,共利群庶。'他认为三
者相同之处在于三教之祖都是至圣者,能感应万物,造福苍生,不同之处在于儒家学说“是治
国养亲忠教之至道”,佛、道二家学说是“修身慎祸仁让之宗源”,因此,儒、释、道三教在
社会政治和个人修行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理应遵三教而行。
总之,隋唐时期,从儒家与佛教方面,都有对于三教融合所做出的努力,无论是出于政治稳
固的考虑抑或是推行佛教、促成其发展的要求,这些行为都从实际效果上促进了三教关系的
发展,也为隋唐佛教文化的趋于鼎盛提供了有利条件。
入宋以后,儒释道三教之间的相互影响和相互渗透日益加深,随着新儒学的出现和一!被
定于一尊,儒释道三教终于形成了绵延千年之久的以儒家为本位的三教合一思潮。宋代以后,
以心性论为主要哲学基础的三教合一逐渐成为中国思想文化发展的主流。儒释道三教从早
期
强调“三教一致”,到唐代的“三教鼎立”、“三教融合”,进而发展为入宋以后思想上的
“三教合一”,这标志着儒、释、道三教经过长期的冲突与交融,最终在中国这块土地上找到
了它们发展的最佳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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