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1月22日发(作者：隋菱凡)
20世纪上半叶金陵大学的两次拍摄日全食电影查考
[摘 要] 查考20世纪上半叶金陵大学两次受中国日食观测委员会的派遣，跟随我国天文观测队进行拍摄日全食电影的经过。上篇通过查阅《宇宙》杂志刊登的《北海道队日食观测报告》、魏学仁撰写的《摄制日食影片的经过》等文献及1936年《日食》彩色影片，厘清了1936年金陵大学魏学仁赴日本北海道拍摄日食电影的经过，以及北海道日食电影拍摄者、拍摄电影机、色彩片种等情况。下篇通过查阅张钰哲撰写的《临洮观测日食之经过》、《世纪长镜头》中临洮航空日食电影的镜头片段，以及1941年《日食》彩色、黑白影片，厘清了1941年金陵大学理学院潘澄侯、胡玉章、区永祥长途跋涉赴甘肃临洮拍摄日食电影的经过。
[关键词] 中国日食观测委员会； 日食观测北海道队； 临洮； 日食观测西北队； 日食电影
[中图分类号] G40-057 [文献标志码] A
[作者简介] 赵惠康（1954―），男，浙江绍兴人。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从事医学教育技术学、中国科教电影史论研究。E-mail：zhaohk1970@。
2009年7月22日，上海，9点36分至9点41分，是21世纪范围最大、食延时间最长一次的日全食。我国著名天文科普作家卞毓麟（2010年度中国科技进步二等奖获得者）在文汇报上发表了题为《守望5分钟的壮观》整版报道，详细介绍了这次日全食的经过，以及日全食的来龙去脉，并且回顾了整个20世纪与我国有关的7次日全食的简况。其中刊登的一张摄于1941年“日食观测西北队（TOTAL ECLIPSE OF SUN
SEPTEMBER 21.1941）”[1]的早年旧照片，激发我们重新投入查考20世纪上半叶金陵大学两次受中国日食观测委员会的派遣，跟随我国天文观测队进行拍摄日全食电影的经过。亦是我们追溯教育电影历史渊源，缅怀前辈英绩，传承教育电影事业，并为纪念临洮日食观测70周年所献上的一份礼物。为此，查阅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日食观测委员会编印的《民国二十五年六月十九日日全食观测报告》、《宇宙》杂志刊登的《北海道队日食观测报告》、魏学仁撰写的《摄制日食影片的经过》、中国日食观测委员会编印的《民国三十年九月二十一日日全食观测报告》、张钰哲撰写的《临洮观测日食之经过》等文献报告，找到有关这两次日全食电影拍摄经过的详细图文资料，以及中国电影资料馆幸存下来当年北海道拍摄的《日食》彩色、
黑白影片，临洮拍摄的《日食》彩色、黑白影片等资料。70年后的今天，这些影片仍旧十分清晰，实属弥足珍贵。全文综合梳理出1936年金陵大学理学院魏学仁受中国日食观测委员会派遣赴日本北海道拍摄日食电影经过，以及1941年同样受中国日食观测委员会派遣，金陵大学理学院潘澄侯、胡玉章、区永祥赴甘肃临洮拍摄日全食电影的经过。厘清了这两次日全食电影的拍摄者，所用的电影机，所用的胶片，拍摄黑白和彩色影片等情况，并认为是日食观测队全体队员共同努力的结果，也是当时国民政府当局、军事部队、社会各界大力支持的结果。还认为金陵大学这两次拍摄日全食电影，开创了中国教育电影史诸多先河，挖掘的许多图文资料有的还是新中国成立60多年以来首次重见天日。全文分为上下两篇，以飨读者。
――1936年日食观测北海道队
拍摄日全食电影经过（上篇）
一、1934年，成立中国日食观测
委员会是两次日食电影的缘起
根据天文预测，1936年6月19日将在中苏边境以及日本北海道区域发生日全食；1941年9月21日又有日全食将经过中国中西部八省（市、地区），这是中国天文学者一次难得的观测日全食现象的大好机会，
同时预料届时世界各国天文学者将会派人来华观测（笔者注：实际情况是到了1941年，中国抗日战争进入艰苦相持阶段，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故世界各国无人来华）。1934年9月，在余青松（1897―1978年，留美博士）所长亲自设计主持下，中国紫金山天文台建立，当时条件设备堪称亚洲第一。余青松上任第一件大事就是着手安排两年后赴北海道观测日食事宜。同时，中国日食观测委员会于“1934年11月19日9时在南京紫金山天文台举行成立会。中国物理学会，中央研究院天文研究所、气象研究所、物理研究所，北平研究院物理研究所，国立中山大学天文台，青岛市气象台，国立清华大学研究院和私立金陵大学理学院等十团体机关组成之……公推中央研究院院长蔡元培为会长”。[2]但建议成立中国日食观测委员会的发起人则是高鲁（1877―1947年，留欧博士），他1922年出任中央观象台台长、1928年出任中央研究院天文研究所首任所长，早在1934年之前，就多次提议成立中国日食观测委员会。张钰哲语：“斯会初由高鲁先生提倡复经。”[3]高鲁先生利用他的身份地位，积极呼吁，多方筹措经费，全力支持20世纪上半叶中国天文学界的两次日全食观测活动。包括下篇提到的临洮日食观测时，呼吁国民政府最高当局借调军用飞机升空
拍摄日全食电影事宜。
中国日食观测委员会“第一届常委会于1936年4月17日16时在南京首都饭店举行。决定推选专员前往苏联及日本参加观测本年6月19日之日全食，每国各两人，嗣后决定余青松、陈遵妫为赴日本观测队代表，张钰哲、李珩为赴苏联观测队代表”。[4]实际上，后来北海道观测队共有6人，而苏联伯力观测队依旧2人。
金陵大学理学院魏学仁（1899―1987年，留美博士）参加北海道拍摄日全食电影事宜，也有自叙记载：“（1936年）五月中旬，张钰哲先生到我家里来，说他准备到俄国伯力去摄取日冕照片，并且告诉我中国日食观测委员会有意要找我参加观测。我一向校务忙碌，原来难以分身前往，但是这次日食是教育影片很好的资料，而教育电影又是我近几年来努力的一种工作，所以虽在公私栗六（忙碌）之中，仍然愿意接受中国日食观测委员会的聘请，参加我国北海道观测队前往摄制日食影片。”[5]1936年的中国，能够拍摄教育电影的只有寥寥几家，如上海大夏大学、无锡江苏省立教育学院、金陵大学等，其中金陵大学理学院则更胜一筹，有魏学仁、孙明经等专人司职，自备电影机，并已有拍摄教育电影的实践经验。更何况，当
时国民政府教育部、中央研究院、金陵大学、紫金山天文台都在南京，人员之间相互熟悉，各自情况也都了解，应该说这是金陵大学魏学仁赴北海道拍摄日食电影的优先条件。《中央日报》当年6月3日和21日也分别刊登两条消息：“日食观测队赴日人员今出发除余陈两人外加派魏学仁张钰哲李珩时日可到伯力”，[6]“我观测日食队观测大获成功”。[7]张钰哲、李珩一行于1936年6月上旬经海参威抵达伯力（即现今俄罗斯的哈巴罗夫斯克，位于黑龙江、乌苏里江会合口东岸的一座中等城市），由于阴天下雨，无果而返。所以，当1941年甘肃临洮日食观测时，张钰哲已身为天文研究所所长、临洮日食观测西北队队长，因此，他一定要竭尽全力拿到观测日食照片、日食电影等资料，决不能再重蹈伯力覆辙。
二、1936年，日食观测北海道队
拍摄日全食电影经过的查考
（一）北海道队日食电影主要拍摄者为魏学仁、邹仪新、沈?v。日全食拍摄时，余青松、冯简也接手或帮助过
1936年，中国日食观测北海道队队员共6人：余青松、陈遵妫（1901―1991年，留日硕士）作为中央研究院天文研究所代表；魏学仁虽然是金陵大学理
学院院长，但仍以中国日食观测委员会所派代表之身份参加；邹仪新（1905―？，留日博士）当时正在东京天文台留学，但仍作为国立中山大学天文台代表；沈?v（1899―1983，留日博士）是上海自然科学研究所研究员，恰好从欧洲考察返程途中，顺道经过北海道来观测日食。同时，魏学仁、邹仪新、沈?v都已经是中国日食观测委员会委员。陈遵妫还兼任日食观测队干事和翻译，他还是《宇宙》杂志主编，在该杂志民国二十五年九月、日食专号（上）刊登的《北海道队日食观测报告》中，将此次日食电影3位主要拍摄者、拍摄经过、拍摄所用电影机、电影胶片等情况，都作了认真详细的记载，也为后人留下了一份翔实可靠的历史文献。所以，北海道日全食电影3位主要拍摄者是魏学仁、邹仪新、沈?v。日全食拍摄时，余青松、冯简（1896―1962年，留美博士）也接手或帮助过。“至于摄取电影之工作，则由邹女士担任。此种分工合作之工作日必练习数次，盖恐临时周章贲事故也。魏君摄取电影，沈君摄取颜色电影，冯君则助魏君计时，事前全队六人，共同练习，亦有数次。”[8]邹仪新在1941年出版的《国立中山大学天文台第二次日食观测报告》中回述1936年北海道日食观测时拍摄35公厘（毫米，下同）电影情况：“本人承本台（中山大
学天文台）之派，偕同中央研究院天文研究所余、陈二代表赴日本北部之北海道枝幸村。值天气晴朗，如意观测。当时本人所担任者：食前为一切野外工作之数理计算，食时则以远镜定初亏与复圆时刻，及摄全食始末之活动电影。”[9]
北海道整个日全食时间约2个小时，3部电影机。从所记录情况看，邹仪新主要用35公厘蔡司电影机拍摄，期间，余青松也接手拍摄过。魏学仁主要是拍摄16公厘的黑白电影，期间冯简也帮助过，沈?v则是主要拍摄16公厘彩色电影。我们从上面陈遵妫、邹仪新的记载，再从魏学仁的致谢中都看到了基本相同的记载情况：“这次摄取日食影片蒙观测队诸君协助之处很多。于是冯先生帮助我们摄取无色影片。同时还有沈?v先生原来奉上海自然科学研究所之派，赴欧考察天文，适于这时事毕返国；于是顺路到北海道观测日食，沈先生对于我国摄取彩色影片颇多帮助。我们对冯沈两先生谨致十二分谢意。关于仪器方面上海大华科学仪器公司与上海及东京柯达公司，或协同设计制造，或将贵重的出品借用，也是我们所非常感激的。”[10]本文下面所查考文献及解释《日食》电影过程中都还会交叉看到魏学仁、邹仪新、沈?v等当年拍摄日食电影时的情况。沈?v1946年从沪赴台出任台湾
大学理学院院长，直至1983年在台北台大附属医院逝世。冯简同样在战后出任台湾大学电机系教授。1962年因心脏病骤发猝死于台大讲台。由于政治时局种种局限，半个多世纪以来，我们没有看到有关他们两人在这方面留下的记载情况。
（二）1936年拍摄北海道日食电影：1部35公厘德制蔡司摄影机；2部美制柯达特式（Cine Kodak
Special）16公厘摄影机，其中1部采用1935年刚发明的柯达彩色反转片
1936年北海道拍摄日食电影所用电影机，陈遵妫当时记载：“至于摄取电影之机，则系借用上海礼和洋行之三十五公厘电影机，初拟将其连接于一百二十七公厘之小远镜上，以期日像增大；试验结果，知不合用，逐不用小远镜，仅用所借之电影机直接摄之。”[11]陈遵妫50余年后在1989年出版的《中国天文学史》第四册，就1936年日全食观测一节中注释；“拍摄电影的三（十）五毫米电影机是借德国礼和洋行的，另外两具电影机是用金陵大学理学院的”。[12]
魏学仁在当年《摄制日食影片的经过》中也明确使用了两部美制柯达16毫米电影机进行日食电影拍摄，其中一部用的是新上市不久的柯达彩色反转片（Kodak Chrome），所以说即使摄制成功，也只有一套
日食电影片子而已，因为柯达彩色反转片无法拷贝。“至于摄影机，是用柯达公司特式的（Cine Kodak
Special），这种摄影机式样精巧，机构灵敏，且是我们习用的老牌子。摄制日食照片或电影，皆须应用摄远镜头（Telephoto Lens）。我国市场中所有的最大摄远镜头，为柯达公司之F4.5之六寸镜头。这种镜头是专为小型影片即十六毫米影片用的。彩色电影是现在科学界的新发明。但是彩色的日食影片，尚没有人摄制过。我们这次决定了同时也尝试这种彩色日食影片的摄制。这种彩色影片，还有一种限制，就是不能复制副本。即令摄制成功，也只有原来底片一套而已。”[13]《北海道队日食观测报告》插图第二图（如图1所示）是一张中国日食观测北海道队全体参加者6人都在观测现场的实景照片，自右至左依次是余青松、陈遵妫、邹仪新、沈?v、魏学仁、冯简。图中邹仪新手持的电影机我们还能较清楚地分辨出是35公厘电影机大小样式，而魏学仁手持的电影机则明显要比邹仪新的那台要小，即16公厘电影机，为柯达公司30年代产16毫米特式（特殊）型手持式（Cine Kodak Special）电影摄影机，是当时一款流行的为学校、科研机构所用的电影机，操作简单，携带使用方便。这张照片也为我们提供了具体电影机实物的参照依据。上海的“老克
拉”①臧增嘉先生（系沪上名门望族后裔，太外公为同盟会会员，上海一代名医，至今家中仍高挂孙中山先生亲笔题词，也是我国第一次放映电影家族的后代。臧一生迷恋电影，秉烛之年，热情不减，至今家中仍收藏有各个年代的电影机和近百部旧时影片。）曾经手头就有这样一部电影机，发条驱动，分为8格、16格、32格、48格、64格5档快慢速摄影，标准卡口镜头接口，可更换25F、50F、75F等不同焦距的镜头。在今天的上海旧货市场，说不定还能淘到这种样式的电影机呢。北海道日食电影遗憾的是没有看到第3架电影机照片资料。
（三）日食观测北海道队拍摄日全食电影时具体细节清晰可见
1936年6月19日下午观测拍摄日全食电影经过也是精确到分秒。实际拍摄过程中余青松所长也接手拍摄其中一部分，从当时记载中看得很清楚。（1）13时6分36秒半，由遵妫叫“预备”，青松准备摄取电影；8分25秒半，再叫“到”，青松开始摄取电影，同时邹女士用冯君之小远镜，眼视初亏时刻，而以停表定之。（2）14时19分27秒半，遵妫叫“预备”，19分57秒半叫“开始”，是时邹女士即转动电影机，青松由肉眼视日光全消之时即食既之际，口中叫“到”，
同时开始摄影工作，遵妫立即开始口数零一，零二……邹女士亦放大镜头口径并开慢其摇动速度。遵妫数至113左右，青松眼视日光发见即生光之时，口中叫“到”，邹女士遂增快其速度。至22分10秒，遵妫叫“到”，邹女士停止其工作。诸人遂喜形于色，聚谈各人所见之现象。（3）15时26分34秒，遵妫有叫“预备”，青松逐摄取复圆电影，邹女士亦用小远镜测复圆之时刻。观测工作，于兹告终。[14]邹仪新也详细叙述当年北海道拍摄时具体电影摄影技术情景：“据上次民廿五年全食之个人经验，日食活动电影片在全食前10s开始摄制取影机较小光圈，即每秒摄片16张，迨全食产生，立即放大光圈，俾进光量增加，并每秒8张”。[15]1936年五彩影片《日食》中有一个画面可以清楚地看到邹仪新手持电影机情景，并能看清电影机的基本模样，为我们确认德制蔡司35公厘电影摄影机型号、款式提供依据。今天我们若需要进一步查考，赴德国耶拿（Jena）60年代重新设立的艾森伯格厂（Eisenberg）的卡尔?蔡司（Carl Zeiss）光学产品陈列室，那里一定能够找到原机型。
（四）《北海道队日食观测报告》记载日冕照片张数，3部日食电影片种、色彩
陈遵妫在《北海道队日食观测报告》总结时就有
关日食摄影照片、电影机、片种、色彩，拍摄用镜头以及天文望远摄影等情况都作了具体清晰的记载：“(八)我队观测之结果 我国此次派观测队之目的有三，一为摄取日食，一为摄取电影以增进民众智识，一为筹备民国三十年九月二十一日我国所见日食之参考。就第一点言之，此次共摄日冕四枚，普通三枚，露光时间为一秒，五秒，十秒；紫外线片一枚，露光时间三十秒。前者以露光五秒者为最佳，一秒者有云，而日冕不完全，十秒者因留声机转动不灵，甚明朗；后者因阴云之故而失败。余等摄取日冕，本拟测量其光度，因阴云不能达到目的，但可得知此次日冕呈五角形之状。”[16]在该文报告插页中第一幅图中的日冕照片，五角形之形状十分相像，异常美观。“就第二点言之，共摄电影三组，一为三十五公厘，一为十六公厘，一为最新之颜色片，亦系十六公厘。前二片均已洗出，成绩甚佳；大者能见及金星，尤为难得，小者自初亏以至复圆之现象，均能毕见无遗。颜色一片已寄美国显像，当亦成功。第一组系用最大镜头，焦点距75公厘，F3.5,日像0.7公厘。于食前十秒起，以一定速度开始摇动，至食既减为原有速度之半，至生光又恢复原有速度至其后十秒为止。此组之镜，比第二组小而视野大，太阳小，且所用之底片感光速度亦速，
故露光时间反长，而日冕之像大，且金星亦在片内。有遇阴云于研究上虽无价值，但电影中反觉美观。”[17]在此，我们看到陈遵妫将当年拍摄3部日食电影素材的影片数量、尺寸、大小、色彩等记得一清二楚。甚至把邹仪新所用的电影机的镜头为75公厘的中焦电影镜头，最大的光圈值能开到F3.5等此架电影机镜头的最大通光量都交代得十分清楚。从这些泛黄的字里行间，深深感悟到像陈遵妫等老一辈科学家们那种严谨治学、一丝不苟的科学研究态度，它就像不管埋藏多久的金子，一旦挖掘出来，仍旧闪闪发光。
（五）中央电视台《世纪长镜头》展现1936年《日食》彩色影片片段
2003年3月7日《江南时报》披露：金陵大学60余部“中国最早期电影资料片惊现石城”[18]始末。一石激起千层浪，随着2005年百年中国电影诞辰纪念活动时间的临近，这批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早年教育科学电影，受到各方关注，尤其是在中国高校影视教育领域。张同道教授团队通过不懈的努力，率先从中国电影资料馆馆藏的原金陵大学理学院影音部魏学仁、孙明经等所拍摄的几十部影片中间，将其中有关影片编辑成12集电视专题纪录片《世纪长镜头――胶片上的记忆》，[19]在央视1套、10套以及央视英语、法语
等国际频道播映，引起广泛反响。第一集《带摄影机的旅人》中播映了当年北海道日食彩色电影的片段，70年后的今天，仍精彩无比，使我们目睹了当年日冕时的壮观景象。《日食》也为我们今天的考证留下了最好的文字注脚。影片中“中国日食观测委员会会长蔡元培，与秘书长高鲁，及观测组主任余青松，会商观测计划”电影字幕，言明1936年北海道日食观察事宜，受到了当时中国最高科学机构组织和领导人的重视。蔡元培（1868―1940年）时任中央研究院院长（类似今天中国科学院）并亲自担任中国日食观测委员会会长，一同会商日食观测工作计划，可见其重视程度。因为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派遣天文观测队赴国外考察。《日食》字幕还清楚地告知：“本片摄于日本北海道，系十六毫米五彩影片摄成。为全世（界）仅有之日蚀彩片”（如图2所示）短短30余字，凸现的是当时贫穷落后的中国社会经济与先进的教育电影并存的状况。1935年，柯达公司将刚发明的彩色胶片投放市场，1936年6月，在中国北海道天文观测队摄影机中就已经采用这种新宠儿进行拍摄，拍摄结果十分完美，成为世界上第一部彩色日食电影。从《日食》落款中：“民国二十五年之日食 中国日食观测委员会 中国教育电影协会 合制”看到魏学仁虽为金陵大学理学院院
长，但是以中国日食观测委员会委员身份参加北海道日食电影拍摄工作，影片出品时，还代表着当时中国教育电影协会，应该是教育电影领域最高学术组织机构了。1936年北海道彩色《日食》影片现藏于中国电影资料馆。
三、1936年9月，蔡元培欣然题词，以致鼓励
1936年，日食观测北海道队、日食观测伯力队前往国外进行天文观测、拍摄《日食》自然科学电影，在中国历史上也是创举。当年9月中国日食观测委员会编纂专辑《民国二十五年六月十九日日全食观测报告》，蔡元培欣然题词，以致鼓励。全文如下：“中国日食观测委员会由九个团体发起，经一年的组织，最后又得数月的筹备，前往日俄观测两队人员均得如期出发到达，而后得所在国政府优待及吾国使领馆各方的援助，方克有良好结果，留下重大纪念。自今以后可以合（和）国内外成绩从事研讨，其有裨于天文及地球物理与其他电磁学术者何可胜道。诸君备历艰辛，尤望继续努力，依总理遗教，迎头赶上，方不负历年的经营，兹值报告书成，特书此以志不忘。廿五年九月蔡元培。”[20]
四、孙明经在《回顾我国早期的电化教育》中
提及北海道日全食电影、临洮日全食电影
1983年，孙明经（1911―1992年）在《回顾我国早期的电化教育》一文中写道：“如1936年日全食，中国天文学家去西伯利亚的伯力和日本北海道观测，金陵大学理学院院长魏学仁（物理系光学专业教授）曾参加观测队前往日本北海道拍摄了该次日全食的彩色电影。我国科学界观测日全食，拍摄彩色电影这还是第一次，而其他国家的观测队都未曾拍彩色片。事后影音部又制成《日食原理》教学片一本，片中插入了该次拍摄的日全食景象。”
“1９４１年９月，在我国有更好的一次观测日全食现象的机会，日食从新疆开始，斜贯全国人口最密集的地区，到福建出海。这次金大理学院又派潘澄侯教授、物理系讲师胡玉章和影专助教区永祥随天文学家们前往甘肃临洮县拍摄，其中有一部分是在飞机上拍摄的。”[21]这是“文革”以后国内最早提及金陵大学两次拍摄日全食电影记载。孙明经作为魏学仁同事，作为同时代人，据孙健三先生回忆，在南京时，他还积极参与1936年北海道那次日食电影拍摄前的模拟试验：“为拍摄1936年北海道日全食电影，孙明经在当时也积极进行过拍摄试验。在夜晚，即将一间房间用棉被全部遮黑，只露出电影机镜头对向夜空，并计算好三脚架的倾斜角度，进行模拟拍摄。”①1940
年至1941年，孙明经在美国纽约、好莱坞等地考察教育电影，所以无暇参与甘肃临洮日全食电影工作。另外，笔者在2009年《金陵大学的三位联合国中国委员、顾问与教育电影》一文中就已经提出《回顾我国早期的电化教育》是孙明经晚年集一生经历所撰写的一篇最重要文章。高度概括了中国近半个世纪的电影教育、电化教育的简况以及金陵大学教育电影近30年的史实，详细记录了国内主要参与者包括政府电影机构、专职官员、教育电影专家学者、师生等情况，中国教育电影重要历史进程，以及金陵大学全部电影目录等，已成为今天研究中国教育电影史及金陵大学教育电影史的一篇必读的文献指南。
沧桑巨变，宇宙浩瀚。2009年7月所迎来21世纪最长的一次日全食，在当今影视传媒手段已飞跃进步的时代，人类甚至已经可以进入太空进行真正的航天航空摄影。但当我看到1936年北海道五彩日食影片，看到从地面遥摄那原始的震撼人心的日全食壮观镜头画面，仍不免为之动情。因为那是魏学仁、邹仪新、沈?v等中国科学家、电影专家为中国天文学史、中国教育电影史留下的一份极其珍贵的影像资料，亦更是全世界第一部出自中国人之手的彩色日食电影，我们为之自豪。余青松、陈遵妫的《北海道队日食观测报
告》、魏学仁的《摄制日食影片的经过》等历史文献，历经磨难，保存至今，使我们能够图文并茂读解并观摩当年北海道日食电影的精彩镜头和详实的文字记载。今天，既是我们重温当年中国日食观察委员会暨金陵大学拍摄日食电影经过之情景，也是我们学习先辈励精图治、科学救国精神的一次难得机会。日食观测发起人高鲁先生及日食观测北海道队余青松、陈遵妫、魏学仁、邹仪新、沈?v、冯简等科学家也将随着本文而重现光辉，以此表达我们的敬仰缅怀之情。
――1941年甘肃临洮日食观测西北队
拍摄日全食电影经过（下篇）
五、1941年日全食的观测是自明代四
百年之后在我国的一次难逢机会
江晓原编著的《中国天文学会往事》附录胡继勤之《日全食观测义意》（义意，旧时用法，现代汉语为意义）开篇：“本年九月二十一日，日全食之蚀带横贯我国境内，所经过地方历新、青、甘、陕、鄂、赣、闽、浙八省，主要县份亦凡百余（一百一十二县）。全程长达四千公里，越时八十五分钟。此难得之机会，最为各国天文学家所重视；且横经我国腹部而近中午之日全蚀，四百年仅得二次。据明史所载，上次之日蚀在一五四二年八月十一日，即明嘉靖二十一年七月
己酉之日蚀，其机会之难逢可知。”[22]这段日食简述，堪称经典，从40年代陈遵妫开始引用，连贯数十年，包括2009年卞毓麟《守望5分钟的壮观》里介绍20世纪中国7次日全食时，在讲到1941年甘肃临洮日全食时也是引用了这段资料。总之，其一，1941年日全食是自明代四百年之后在我国的一次难逢机会；其二，当时我国已有余青松、张钰哲等一批从欧美日诸国留学归来的天文学家并已建立国立紫金山天文台，有一定的天文观测手段和实际经验，加之国民政府当局、社会各界的大力支持。这些，都促成了中国日食观测委员会成立，并着手实施1941年9月在中国境内的日食观测工作。
另外，附录胡继勤之《日全食观测义意》。其注释为：“原载《大公报》1941年9月19日。作者胡继勤，1927年生。”[23]上海图书馆印影版申版《大公报》当日并没有这篇文章。只有20日有一篇介绍性文章《明天日全食，副标题为：四百年一见的天空奇观》。所以胡的文章是否是在香港《大公报》登载有待进一步考证。另外，作者胡继勤，1927年生，显然是有误，因为若是1927年生，那么1941年笔者才14岁，不太可能写出这样的文章来。
六、1941年，甘肃临洮日食观测
西北队拍摄日全食电影经过
（一）参加临洮日食观测西北队队员共有12人，在临洮日食观测现场为10人
参加1941年临洮日食观测西北队队员共有12人，实际在临洮日食观测现场为10人。张钰哲(1902―1986年，留美博士)记载：“参加观测工作者，天文研究所方面派有张钰哲、李珩、陈遵妫、李国鼎、龚树模等五人；金陵大学理学院，则派潘澄侯、胡玉章、区永祥三位；代表中国天文学会前来参加者，则有高鲁、陈秉仁二君。此外又拟向中央大学方面借用精细之仪器，特请该校物理系派研究生高叔哿（通嘉）负责护运，并协助观测工作。”[24]按照预定计划，加上魏学仁，共12人。但是，魏学仁虽身为观测队副队长（队长为张钰哲），“处拟与潘李诸君联袂飞兰；后以金陵大学重庆分校，遭敌弹炸毁须办理善后，不克脱身，临洮之行，终作罢议，队中同人，咸以未得魏君之亲临指导为憾。”[25]这样，赶赴临洮日食观测西北队队员为11人，其中高鲁（时任中央监委）抵达兰州后，因为临时要陪同自己顶头上司中央监察院于右任院长观赏日食，所以没有到临洮。“因次日（22日）在兰有监考之职责，因亦随于院长赴七道岭（距离兰州20余公里处），稍作磁力观测，中止来临。”[26]这
样到临洮日食观测现场实际为10人。江晓原编著《中国天文学会往事》载有一张在临洮泰山庙日食观测现场10人合影照片（如图3所示）。站立者自左而右依次为：左一龚树模、左二李国鼎、左三陈遵妫、左四张钰哲、左五陈秉仁、左六李珩、左七潘澄侯、左八胡玉章。前排蹲下的左右2人，分别是高叔哿和区永祥。陈遵妫之女陈永汶著《行走天穹》中也用了这张照片。这为我们70年后的今天查考临洮日食观测及拍摄日食电影情况留下了参加者的历史印迹。
（二）临洮日食电影，两架电影机安置观测现场，一架电影机安置轻轰炸机上，凌空拍摄，其中一部拍摄Kodak krome彩色电影
张钰哲在《临洮观测日食之经过》一文中将金陵大学理学院为这次临洮日食拍摄电影的派遣人员、所携带电影机数量以及拍摄黑白、彩色片种和冲洗地方都记载得十分清楚。有关借助空军轻轰炸机凌空拍摄日食电影事宜，也有清楚记载。“第六项为日食电影。由金陵大学理学院教育电影部潘澄侯、胡玉祥、区永祥三君担任拍摄。电影机共三具，两具安设于观测场所之内，一用五彩之Kodak krome片，一用普通影片。第三具之电影机，则由区永祥，携带空军拨借之轻轰炸机内，凌空工作。其目的本在预防阴天时，飞升云
层之上，拍摄日食电影；今幸遇晴朗；乃改为摄取月影奔越地面情形及翘首仰天之观众。此等影片，冲洗手续，稍微特殊，即非五彩片，亦须用Reversal方法，初拟送马尼喇（今译马尼拉）冲洗，刻以战事发生，闻将改寄印度孟买办理云”。[27]今天，当年随机升空成为中国航拍日食第一人的区永祥在《世纪长镜头――胶片上的记忆》纪录片中，亲身回顾了当年临洮日食航拍时的情景：“我是上飞机上拍的，那时候我年轻啊，他们老的就让我上去，我说没有关系，试试看，那就到了飞机上面，把我那个摄影机放在飞机上面，机关枪（的位置）放上去（后）就拍。”[28]《世纪长镜头――胶片上的记忆》留下了区永祥人生中为中国教育电影事业所拍的一个精彩镜头。区永祥当年航拍的临洮古城，田舍纵横，残堡断垣，也都在胶片上凝固为中国历史的一个瞬间。
张钰哲还进一步说明临洮拍摄日食电影所用电影机系金陵大学理学院的自备设备：“金陵大学理学院摄制日食电影之器材，半系该校教育电影部之设备。但远景镜头及彩色胶片，则以观测日食特为增购。该校所得中国日食观测委员会之补助，先后共计国币五千元及美金八十元”。[29]这里实际上已经清楚地交代了此次临洮日食电影是借用了金陵大学理学院的电影
机。所增购的长焦镜头及柯达Kodak krome彩色反转片是中国日食观测委员会资助的。至于金大理学院的16公厘柯达特式电影机（卡口转接长焦镜头）以及柯达Kodak krome彩色反转片等使用情况，上篇魏学仁在1936年北海道《摄制日食影片的经过》一文中已经交代得十分清楚，这里不再赘述。
（三）临洮日食观测筹备会议上提出预备飞机升空观测拍摄电影
关于1941年9月，临洮日食观测派遣军用飞机进行升空拍摄日食电影情况，在1941年3月，中国日食观测委员会在商议组织准备如何进行临洮日食观测方法时，已经提出希望军方派机以供观测队员升空观测并拍摄日食电影。从陈遵妫《中国天文学史》中看到：“第四届常会于1941年3月5日16时在重庆中央研究院办事处举行。出席代表有高鲁、吴有训、张钰哲、丁西林、竺可桢、李书华、张云、魏学仁8人。主席李书华。通过决议十二案中，主要有：请张钰哲兼观测组主任，决定观测队组织办法，并定名为：‘中国日食观测委员会西北观测队’及‘中国日食观测委员会东南观测队’；请中央广播电台担任日食时期附近的报时工作；请教育部转航空委员会于观测队所在地各预备飞机一架以供队员升空观测用；推举国立中央
研究院朱骝先院长、教育部陈立夫部长为本会名誉会长等。”[30]当时设想福建崇安队、甘肃临洮队各预备一架飞机供这次日食观测之用。实际情况是临洮日食观测动用了轻轰炸机升空拍摄日食电影。今天看来，张钰哲是极力主张借用飞机升空观测并拍摄日食电影。上篇已说，1936年张钰哲赴伯力那次日食观测因天阴沉，无果而返。所以，这次临洮日食观测，万一天气不佳，那么飞机升空冲破云层观测并拍摄电影总比无果而返要好。更何况此时张钰哲已是天文研究所所长并兼任整个日食观测组主任、日食观测西北队队长，肩上所负压力是很大的。张发自肺腑的切身感受：“日食云遮，天文学界本不以为怪。如英国剑桥大学天文教授Stratton君，曾七度远征，携大批仪器，以观测日食，而遭阴雨之梗以致功败垂成者，竟达六次之多。但世人之不察者多。既事耕耘，必且苟责收获。”[31]此次，临洮日食观测，“值此全国正在艰苦抗战期中，吾人仍能获有研究日食之机缘，方当感激之不暇，然政府与中央研究院方面，对于此次日食之观测，均极重视，凡经费运输等问题，咸允给充分之协助及便利。际兹干戈偏地，各国天文学者，多不克前来观测，故为此次日食稍留科学记录之责任，端在我辈。”[32]从这些字里行间，我们可以看到当年张钰哲竭尽全力，
背水一战，一定要拿到临洮日食观测天文学资料以及有关日食照片、日食电影资料。似乎只有这样，才能对得起国际天文学界，对得起抗战期间从国家政府到各个机构多方鼎力相助。所以，路途遥远何足畏，天价运费压倒谁，凌空观测拍日食，四百年端在我辈。我们从张钰哲等老一辈科学家们身上，看到了他们为了祖国的科学事业那种坚韧不拔的奋斗精神。
（四）部分观测摄影队员、电影器材及借调飞机也是颇费周折，于日食前一天总算飞抵临洮
因为中央研究院天文研究所1938年已从南京西迁至昆明，所以天文研究所张钰哲带队6月30日（陈遵妫语6月29日）从昆明凤凰山天文台出发。金陵大学1937年12月从南京西迁成都华西坝，但在重庆设有分校。所以潘澄侯等从重庆候机出发。高鲁、李珩（1898―1989年，留法博士，时任华西协和大学理学院院长兼天文研究所研究员）则从蓉（成都）飞至兰州。这次日食观测西北队队员是从几个地方分头出发，到兰州集中，再赴临洮。综观下文张钰哲记载，我们看到当年部分观测摄影队员、电影器材及借调飞机事宜也是行程艰难，颇费周折，于9月20日日食前一天总算飞抵临洮。“观测所需要之电影器材及照相材料等，吾人初来西北时，多未携带。本拟俟潘澄侯李
国鼎两君，随后由飞机带兰（州）。不料渠等从八月中旬起，即在渝（重庆）侯机，经月尚无缘乘搭。临洮重庆双方之观测人员，咸焦急万状。直至九月十八日，方获腾空莅兰。因期限之迫促及汽车之抛锚堪虞也，留兰之胡玉章队员乃偕潘李二君，于十九日早乘滑竿（《世纪长镜头》中有一个孙明经乘坐滑竿实景镜头）来临洮；盖如是则两日内定可到达，恰能赶上廿一日上午之观测工作。出发之时，大雨如注，诸人均抱牺牲精神，乃冒雨首途；行约八公里，路愈滑，不能进，轿夫等宁失此大好买卖，而折回兰州。潘李二君，在渝时数度赴机场，即曾饱尝灌顶没胫之滋味，早已甘心淋雨而不辞；但眼看功亏一篑。临洮竟成海上三山，可望而不可即，懊恼之情，可以意会。”[33]
“初我（张钰哲）侪曾请政府派机，协助凌空观测；在临洮奉毛总指挥邦初铣电嘱迳与兰州李司令接洽。高曙青先生在兰，曾为飞机事，四出奔走，曾蒙司令长官朱绍良鼎力赞助，特电陈委座，准于派机协助。此时在兰诸队员，以计穷路绝，乃亦乞援于曙青先生；复承设法商请兰州空军李司令派教练机及轻轰炸机各一架，于九月廿日午后，送潘李胡三队员及摄影器材等，由兰垣飞临洮。李君国鼎所乘者，为教练机，下午三时，即行到达；潘胡二君，杳无消息，颇
代担心。当步兵学校之讲演完毕，已六点半钟，始闻隆隆机声；航空站长胡汉能先生时亦在座，急返机场照料，果系潘胡二君到达。盖渠等所乘机曾绕道陇西，少作勾留，然后飞临洮，抵机场时，天色昏暗，盘旋数匝，始行降落。”[34]此处，略作解释。“初我（张钰哲）侪曾请政府派机，协助凌空观测；在临洮奉毛总指挥邦初铣电嘱迳与兰州李司令接洽。”前面已提及是指张钰哲在1941年3月筹备会议上就已经提出请求政府届时派遣飞机供升空观测日食事宜。“铣电”旧时电报代码，规定指代16日。已在临洮的张钰哲9月16日接到时任国民政府空军总指挥毛邦初的电报，请张钰哲直接与在兰州空军李司令接洽联系。由于临洮远离省城兰州，故请“高鲁（字曙青）先生在兰，曾为飞机事，四出奔走，曾蒙司令长官朱绍良鼎力赞助，特电陈委座，准于派机协助。”[35]最终通过1940年时任国民党陕甘宁边区总司令朱绍良鼎力相助，并特地为此事电告蒋介石，经蒋介石批准，才准予派遣空军轻型轰炸机一架，协助升空拍摄日食电影。1941年，中国抗日战争已进入艰苦相持阶段，并由于二战爆发后太平洋航线经常受阻，很多美援武器装备难以运达中国。此时中国战斗机、轰炸机等经过淞沪会战、南京保卫战、武汉空战等已经大量损失，军用飞机、航
空汽油十分稀缺、宝贵。在战争状态情况下，要抽调一架轰炸机用于天文科学考察，拍摄日食电影，即使是今天看来也是一件非同寻常的事情。所以，临洮航空日食电影更显得弥足珍贵了。《世纪长镜头――胶片上的记忆》临洮日食影片中有一个飞行员从飞机上下来的镜头画面，我们还能依稀判断这像是一架当年的美制空军教练机（如图4所示），也符合张钰哲上面提到派教练机及轻轰炸机各一架记载。
（五）柯达伊士曼天文望远照相机拍摄临洮日食照片
《民国三十年九月二十一日日全食观测报告》开头插页中有两张临洮日食照片。第一张是自初亏至复圆十八个“葫芦串”日食全过程照片。对拍摄者来说，天文学专业知识及照相摄影技术要求都很高，如9月的临洮太阳纬度、方位、角度等。前面北海道日食观测时，为临时定做一个天文望远镜的木质支架，因高度、角度等问题使魏学仁伤透脑筋，可见其重要性。由于陈遵妫已熟练掌握这项技能，所以临洮日食摄影仍然由他担任。陈遵妫遗稿写道：“9时30分初亏，12时20分复圆，历时两小时五十分钟，我的任务和上次在日本观测时一样，用仪器跟踪日食期间的太阳，每隔十分钟拍摄一次。对我来说，这已是驾轻就熟的
事了。”[36]张钰哲则将其所用摄影设备、镜头开大口径、焦距、曝光时间包括拍摄者等一一详细记录在案：“第五项为日食现象，自始至终逐步变化之摄影。仪器用Ｅａｓｔｍａｎ Ｖｉｅｗ Ｃａｍｅｒａ Ｆ:４５ ｆ＝２１ｃｍ．。对准日食期间太阳经天之部位，自初亏至复圆间，每隔十分钟，露光一次，露光时间为百分之一秒，焦距光孔比为４.5。惟全食之像，露光一秒。结果为一串十八个太阳之像，从初亏起，所呈之钩，渐次变细，经全食然后逐步复原。惟第三次摄影时，恰遇浮云，暂蔽卿辉；故此像在底片上异常黯淡，而其近傍云影，则显然可见。司每十分钟露光一次之任者，为队员陈君遵妫。”[37]
临洮观测日食所拍摄到日冕等照片，张钰哲抵渝（陪都重庆）时：“即以送至朱家骅（字骝先，1941年9月时任中央研究院代院长）院长处，并报告观测经过。蒙朱院长嘱备放大之日食照片三帧，俟便中上呈 委座。”[38]可见当时对日食观测重视程度。
七、中国电影资料馆收藏临洮
《日食》彩色、黑白影片
中国电影资料馆保存下来了1941年临洮《日食》彩色、黑白影片。今天看来很有可能是孙明经在1952年随着全国高校院系调整，携带着金陵大学影音部全
部电影影片、电影摄影放映等教学设备北迁北京，参与北京电影学校及后来的北京电影学院创建工作时一起所带来的。临洮《日食》彩色、黑白影片，包括前面提到的1936年北海道《日食》影片，应该说全都是当年金陵大学影音部遗留至今的。2004年张同道编导《世纪长镜头――胶片上的记忆》电视纪录片时，曾经从中国电影资料馆收藏的临洮《日食》彩色、黑白影片中摘录编辑其中部分影片镜头。孙健三手头现有一个临洮《日食》黑白影片14分钟长度的DVD版本。
八、中央广播电台实况广播临洮日食观测
20世纪40年代无线电技术是当时主要通讯传播手段。冯简（字君策）早年留学于美国康奈尔大学，学无线电通信工程。抗战时期，担任中央广播电台台长和重庆大学工学院院长，在重庆主持建设我国第一座35千瓦短波电台。这座电台除天线外，全部设备装于地下。在整个抗战期间，日机不断对重庆狂轰滥炸，而The Voice of China坚持对全世界广播，从未中断，影响很大。冯简兴趣广泛，热衷于天文学研究，自备天文望远镜。1936年还设法参与日本北海道日食观测。这次又奔赴临洮日食观测，并亲自用国语、英语作现场广播，将我国临洮日食观测实况传播到世界各地。张钰哲记载：“中央广播电台台长冯君策，曾参加民国
廿五年之日食观测。于天文之兴趣极浓，自备有四寸口径望远镜。廿一日清晨，冯君即偕工匠携电线电话，至泰山庙装设。其广播方法，系以有线电话通兰州；经无线电转渝（重庆），然后由中央无线电台广播。闻与英国国家广播公司（ＢＢＣ）及美国ＲＣＡ公司，均取得联络。广播时刻，分为三次。初亏时之广播，系从九时半至九时四十分。全食时之广播，则从十时四十分至十一时。复圆时之广播，则自十二时十分至十二时二十分。（观测队）尚有队员李珩及中央社记者沈宗琳参加广播。”[39]当时《中央日报》第二天进行详细报道：“万人空巷 争看日全食 临洮观测结果圆满
闽北天阴稍有遗憾。”[40]这次是临洮日食观测西北队获得圆满成功，而邹仪新所率领其四位学生组成的福建崇安东南观测队，一则势单力薄人员少设备差；再则崇安日食时下雨，所以无果而返。但是临洮《日食》黑白影片开头仍旧将其两队同时字幕列表，不以成败论英雄，一同对待。中国日食观测委员会编印的《民国三十年九月二十一日日全食观测报告》中照样有邹仪新总结的《国立中山大学第二次临洮日食观测报告》。
九、临洮日食观测、日食电影圆满收获
是国民政府当局、军事部队、学术机
构以及社会各界大力支持的结果
如果说1936年日食观测北海道队日食观测圆满成功，并成功拍摄到全世界第一部日食彩色电影，那是日食观测北海道队六人精心准备，紧密配合，以及精湛的专业水平等集中体现的话，那么1941年临洮日食观测、日食电影圆满收获则应该是国民政府当局、军事部队、学术机构以及社会各界大力支持，包括临洮日食观测西北队全体队员自身不懈努力，多方共同通力合作所促成的结果。
（一）《临洮观测日食之经过》记载政府当局、教育研究机构、公路交通等部门大力支持
张钰哲虽说是留美博士，喝过多年洋墨水，但在他求学的20世纪初那个年代，毕竟还受到了中国传统文化教育和熏陶，“知恩图报”、“喝水不忘掘井人”儒佛思想观念，贯穿全文。上至最高当局，下至无名壮丁轿夫，只要帮助过这次临洮日食观测活动的人，无论官职大小、地位高低，无论是赫赫有名的或是默默无闻的，他都随着这次临洮日食观测活动时间进程而一一记录在案，铭记在心。张钰哲撰写的《临洮观测日食之经过》，全文约一万八千余字数，粗略统计，涉及这次临洮日食观测活动的除了前面已经提到的国民政府最高当局、空军总指挥部等之外，还涉及教育部、经济部资源委员会、中央研究院、省教育厅、金陵、
齐鲁、华西大学，以及当时大后方最重要的交通命脉即西南、西北公路管理局等各级政府职能机构。记载中有名有姓的六十余人，例如：陈立夫（时任教育部部长）、朱家骅（时任中央研究院代院长）、李书华（1940年3月蔡元培逝世后，继任中国日食观测委员会会长）、傅斯年（时任中央研究院总干事）、叶企孙（时任中央研究院总干事）、郭有守（时任1946年赴法，出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一任教育处处长）、郑通和（时任甘肃省教育厅厅长）、陈裕光（时任金陵大学校长）、刘世传（时任齐鲁大学校长）、张凌高（时任华西协和大学校长）。这当中有7人后来在1947年都当选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中国委员，包括张钰哲本人。
日食观测西北队在临洮期间，受到当时临洮县朱门县长、临洮乡村师范学校王福隆校长、甘肃农职学校李自发校长、甘肃步兵学校石允扑教务处长等悉心照料，包括安排观测场地、食宿生活，甚至安保等工作。甘肃省档案馆保存一份当年国立中央研究院致函甘肃省政府的公函：请省府转达临洮县政府于该队到达时，对于寻觅住所勘座观测地点等事宜予以安排照应，即是今天我们一个很好的佐证。电函中本月寒日是指当年8月14日，实际情况是提前了，日食观测队8月10日即从兰州驱车赴临洮，一百余公里路程，当
天就抵达临洮县。日食观测队返程时，沿途进行宣传、演讲、放映有关日食等科教电影，受到包括利用中英庚款建造的甘肃省科学教育馆袁翰青（建国初期，担任中华全国科学技术普及协会副秘书长、商务印书馆总编辑）馆长等接待并下榻于该馆。
（二）中央研究院追加日食观测经费，并获得免费运输，藉此乃敢于启程
抗战爆发后，中国东部铁路线大多陷于敌手，西南大后方的汽车运输又因沿海口岸的相继陷落失去进口燃料的渠道。1939年、1940年中国西南区域的公路交通运输几乎陷于瘫痪，不得不又重新组织起人拉马驮的驿运。当时甚至有“一滴汽油一滴血”、“一加仑汽油一两黄金（16两制）”之说，汽油之昂贵可见一斑。因为，当时中国只有甘肃玉门油田能生产少量汽油，对全国来说，是杯水车薪，远远不够。加之当时汽车几乎都是国外进口，包括维修零部件也需进口。早期走滇缅公路，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改由空运，从印度加尔各答等地飞越珠穆朗玛山脉、横断山脉后到达西南成都、重庆，即著名的“驼峰航线”，运费非常昂贵。所以：“抗战期间，旅运费之诚有出人意表者。则昆明临洮间之往返，只就车费一项而论，已需八万元之巨款，食宿脚夫等费尚不与焉。回忆廿五年以三
千元之微资，竟能派两路赴海外作观测者，诚不可同日而语唉。今以日食观测委员会所补助六千元之旅运费，较之诚如杯水车薪；即以中央研究院先后指拨三万二仟元之日食观测费而论，所差亦复至巨。行路之难，一至于斯，殊堪浩叹。幸赖中央研究院对此大力支持。先就日食观测已有之预算开支、不敷之时，可以设法追加。一面代向资源委员会甘肃油矿局，请求渝（重庆）兰（州）间免费运输之协助。一万二千余里之日食观测长征，藉此乃敢于启程。”[41]就是在这样处于全国抗战状态，汽车、汽油等军需物资极度匮乏、运费奇昂的情况下，时任中央研究院代院长的朱家骅（后改任教育部部长多年），以及总干事傅斯年（字孟真）仍然对这次临洮天文观测研究倾力支持，追加经费，免除运费，多方请求协商等，日食观测之“长征”藉此乃敢于启程。
（三）观测队员，路途艰险，栉风沐雨，头顶时常冒着日机轰炸，43天抵达临洮
1941年6月29日清晨，在张钰哲率领下，临洮日食观测西北队部分队员，携带装箱仪器，乘着一辆卡车（当时，就是有这辆卡车和汽油供应也是非常之不容易了），从昆明凤凰山天文台出发，沿途历经曲靖、筑匀（都匀）、盘江、贵阳、遵义、重庆、成都、广元、
宁羌、褒城、沔（勉）县、天水，长途颠簸，经兰州休整并几路人马集合后，终于在8月10日抵达临洮县城。单程就达三千余公里汽车里程。前后整整43天左右行程。“今则公路为唯一之交通线，因必须携带多件之仪器行李，卡车亦变为唯一可资利用之交通工具。仪器木箱安放于卡车下层，上铺行李，观测人员即以之为坐垫焉。语其位置高则高。然爬高者跌重，观沿途覆辙翻车之踵接，诚令人怵目惊心，不能自己。至于栉风沐雨，熏烈日，冒尘沙，犹其余事焉。”[42]沿途期间，承蒙西南公路管理处处长薛次莘、西北公路管理处处长凌鸿勋等交通公路部门官员尽力相助，包括夜临褒城县城（今为勉县褒城镇），汽车损坏，经西北公路局褒城木炭车厂厂长严少泉等大力支持，日夜抢修汽车赶时间等。
一路上，头顶还时常冒着日机轰炸的危险：“车抵盘旋贵阳，曾数遇空袭之警，只有向郊外遥奔，以避之耳。抵渝郊，于距海棠溪十三公里处，所遭之空袭情形，较为紧张；人躲桥下，车停路旁，二十七架之敌机，嗡嗡然掠顶而过，继以轰然一声震耳欲聋，幸无其他（仪器）之损害。”“计留临洮期间，遭警报者，凡前后五次；八月底之空袭，敌机两架盘旋上空，投弹十余枚，只见田野之中，烟尘云涌。孰谓荒村僻
县，便得高枕哉。幸间关数千里西来之观测仪器，尚未遭荼毒，聊引以自慰。”[43]最后一句话也是有所指的。因为在6月中旬，几年前早已预定的一架大型日食观测地平镜，由美国海运到香港，重庆派出的专机抵达香港后，地平镜却在香港太平码头商务印书馆码头仓库遭日机炸毁。所以，张钰哲自语，观测仪器从数千公里之外的昆明西来临洮，尚未遭遇到日机的炸毁，也算幸运的了。
当年龚树模的硕士论文《在日本轰炸机阴影下的中国日食观测》中详细记录当年从昆明至临洮一路上饱尝风餐露宿之艰苦和多次遭遇日机空袭的情形。看到无辜生灵涂炭，惨不忍睹的现状，更是激发日食观测西北队队员报效祖国的决心。
光阴似箭，转眼70年。2011年5月，今天的临洮县石琳县长前来我处，就2011年9月21日临洮县民众将举办纪念大会，缅怀当年日食观测活动事宜进行相互交流（在这之前，石琳县长还率队数次前往北京孙健三先生家访问）。我们将已经查询到的有关临洮日食观测珍贵资料全部复印后赠送临洮县，希望当年临洮日食观测人与事以及凝固在胶片上的临洮日食景象全部留载史册。
（本文承蒙上海图书馆近代文献研究室以及
周天媛、章素绢等老师的鼎力相助，在此一并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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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1月22日发(作者：隋菱凡)
20世纪上半叶金陵大学的两次拍摄日全食电影查考
[摘 要] 查考20世纪上半叶金陵大学两次受中国日食观测委员会的派遣，跟随我国天文观测队进行拍摄日全食电影的经过。上篇通过查阅《宇宙》杂志刊登的《北海道队日食观测报告》、魏学仁撰写的《摄制日食影片的经过》等文献及1936年《日食》彩色影片，厘清了1936年金陵大学魏学仁赴日本北海道拍摄日食电影的经过，以及北海道日食电影拍摄者、拍摄电影机、色彩片种等情况。下篇通过查阅张钰哲撰写的《临洮观测日食之经过》、《世纪长镜头》中临洮航空日食电影的镜头片段，以及1941年《日食》彩色、黑白影片，厘清了1941年金陵大学理学院潘澄侯、胡玉章、区永祥长途跋涉赴甘肃临洮拍摄日食电影的经过。
[关键词] 中国日食观测委员会； 日食观测北海道队； 临洮； 日食观测西北队； 日食电影
[中图分类号] G40-057 [文献标志码] A
[作者简介] 赵惠康（1954―），男，浙江绍兴人。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从事医学教育技术学、中国科教电影史论研究。E-mail：zhaohk1970@。
2009年7月22日，上海，9点36分至9点41分，是21世纪范围最大、食延时间最长一次的日全食。我国著名天文科普作家卞毓麟（2010年度中国科技进步二等奖获得者）在文汇报上发表了题为《守望5分钟的壮观》整版报道，详细介绍了这次日全食的经过，以及日全食的来龙去脉，并且回顾了整个20世纪与我国有关的7次日全食的简况。其中刊登的一张摄于1941年“日食观测西北队（TOTAL ECLIPSE OF SUN
SEPTEMBER 21.1941）”[1]的早年旧照片，激发我们重新投入查考20世纪上半叶金陵大学两次受中国日食观测委员会的派遣，跟随我国天文观测队进行拍摄日全食电影的经过。亦是我们追溯教育电影历史渊源，缅怀前辈英绩，传承教育电影事业，并为纪念临洮日食观测70周年所献上的一份礼物。为此，查阅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日食观测委员会编印的《民国二十五年六月十九日日全食观测报告》、《宇宙》杂志刊登的《北海道队日食观测报告》、魏学仁撰写的《摄制日食影片的经过》、中国日食观测委员会编印的《民国三十年九月二十一日日全食观测报告》、张钰哲撰写的《临洮观测日食之经过》等文献报告，找到有关这两次日全食电影拍摄经过的详细图文资料，以及中国电影资料馆幸存下来当年北海道拍摄的《日食》彩色、
黑白影片，临洮拍摄的《日食》彩色、黑白影片等资料。70年后的今天，这些影片仍旧十分清晰，实属弥足珍贵。全文综合梳理出1936年金陵大学理学院魏学仁受中国日食观测委员会派遣赴日本北海道拍摄日食电影经过，以及1941年同样受中国日食观测委员会派遣，金陵大学理学院潘澄侯、胡玉章、区永祥赴甘肃临洮拍摄日全食电影的经过。厘清了这两次日全食电影的拍摄者，所用的电影机，所用的胶片，拍摄黑白和彩色影片等情况，并认为是日食观测队全体队员共同努力的结果，也是当时国民政府当局、军事部队、社会各界大力支持的结果。还认为金陵大学这两次拍摄日全食电影，开创了中国教育电影史诸多先河，挖掘的许多图文资料有的还是新中国成立60多年以来首次重见天日。全文分为上下两篇，以飨读者。
――1936年日食观测北海道队
拍摄日全食电影经过（上篇）
一、1934年，成立中国日食观测
委员会是两次日食电影的缘起
根据天文预测，1936年6月19日将在中苏边境以及日本北海道区域发生日全食；1941年9月21日又有日全食将经过中国中西部八省（市、地区），这是中国天文学者一次难得的观测日全食现象的大好机会，
同时预料届时世界各国天文学者将会派人来华观测（笔者注：实际情况是到了1941年，中国抗日战争进入艰苦相持阶段，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故世界各国无人来华）。1934年9月，在余青松（1897―1978年，留美博士）所长亲自设计主持下，中国紫金山天文台建立，当时条件设备堪称亚洲第一。余青松上任第一件大事就是着手安排两年后赴北海道观测日食事宜。同时，中国日食观测委员会于“1934年11月19日9时在南京紫金山天文台举行成立会。中国物理学会，中央研究院天文研究所、气象研究所、物理研究所，北平研究院物理研究所，国立中山大学天文台，青岛市气象台，国立清华大学研究院和私立金陵大学理学院等十团体机关组成之……公推中央研究院院长蔡元培为会长”。[2]但建议成立中国日食观测委员会的发起人则是高鲁（1877―1947年，留欧博士），他1922年出任中央观象台台长、1928年出任中央研究院天文研究所首任所长，早在1934年之前，就多次提议成立中国日食观测委员会。张钰哲语：“斯会初由高鲁先生提倡复经。”[3]高鲁先生利用他的身份地位，积极呼吁，多方筹措经费，全力支持20世纪上半叶中国天文学界的两次日全食观测活动。包括下篇提到的临洮日食观测时，呼吁国民政府最高当局借调军用飞机升空
拍摄日全食电影事宜。
中国日食观测委员会“第一届常委会于1936年4月17日16时在南京首都饭店举行。决定推选专员前往苏联及日本参加观测本年6月19日之日全食，每国各两人，嗣后决定余青松、陈遵妫为赴日本观测队代表，张钰哲、李珩为赴苏联观测队代表”。[4]实际上，后来北海道观测队共有6人，而苏联伯力观测队依旧2人。
金陵大学理学院魏学仁（1899―1987年，留美博士）参加北海道拍摄日全食电影事宜，也有自叙记载：“（1936年）五月中旬，张钰哲先生到我家里来，说他准备到俄国伯力去摄取日冕照片，并且告诉我中国日食观测委员会有意要找我参加观测。我一向校务忙碌，原来难以分身前往，但是这次日食是教育影片很好的资料，而教育电影又是我近几年来努力的一种工作，所以虽在公私栗六（忙碌）之中，仍然愿意接受中国日食观测委员会的聘请，参加我国北海道观测队前往摄制日食影片。”[5]1936年的中国，能够拍摄教育电影的只有寥寥几家，如上海大夏大学、无锡江苏省立教育学院、金陵大学等，其中金陵大学理学院则更胜一筹，有魏学仁、孙明经等专人司职，自备电影机，并已有拍摄教育电影的实践经验。更何况，当
时国民政府教育部、中央研究院、金陵大学、紫金山天文台都在南京，人员之间相互熟悉，各自情况也都了解，应该说这是金陵大学魏学仁赴北海道拍摄日食电影的优先条件。《中央日报》当年6月3日和21日也分别刊登两条消息：“日食观测队赴日人员今出发除余陈两人外加派魏学仁张钰哲李珩时日可到伯力”，[6]“我观测日食队观测大获成功”。[7]张钰哲、李珩一行于1936年6月上旬经海参威抵达伯力（即现今俄罗斯的哈巴罗夫斯克，位于黑龙江、乌苏里江会合口东岸的一座中等城市），由于阴天下雨，无果而返。所以，当1941年甘肃临洮日食观测时，张钰哲已身为天文研究所所长、临洮日食观测西北队队长，因此，他一定要竭尽全力拿到观测日食照片、日食电影等资料，决不能再重蹈伯力覆辙。
二、1936年，日食观测北海道队
拍摄日全食电影经过的查考
（一）北海道队日食电影主要拍摄者为魏学仁、邹仪新、沈?v。日全食拍摄时，余青松、冯简也接手或帮助过
1936年，中国日食观测北海道队队员共6人：余青松、陈遵妫（1901―1991年，留日硕士）作为中央研究院天文研究所代表；魏学仁虽然是金陵大学理
学院院长，但仍以中国日食观测委员会所派代表之身份参加；邹仪新（1905―？，留日博士）当时正在东京天文台留学，但仍作为国立中山大学天文台代表；沈?v（1899―1983，留日博士）是上海自然科学研究所研究员，恰好从欧洲考察返程途中，顺道经过北海道来观测日食。同时，魏学仁、邹仪新、沈?v都已经是中国日食观测委员会委员。陈遵妫还兼任日食观测队干事和翻译，他还是《宇宙》杂志主编，在该杂志民国二十五年九月、日食专号（上）刊登的《北海道队日食观测报告》中，将此次日食电影3位主要拍摄者、拍摄经过、拍摄所用电影机、电影胶片等情况，都作了认真详细的记载，也为后人留下了一份翔实可靠的历史文献。所以，北海道日全食电影3位主要拍摄者是魏学仁、邹仪新、沈?v。日全食拍摄时，余青松、冯简（1896―1962年，留美博士）也接手或帮助过。“至于摄取电影之工作，则由邹女士担任。此种分工合作之工作日必练习数次，盖恐临时周章贲事故也。魏君摄取电影，沈君摄取颜色电影，冯君则助魏君计时，事前全队六人，共同练习，亦有数次。”[8]邹仪新在1941年出版的《国立中山大学天文台第二次日食观测报告》中回述1936年北海道日食观测时拍摄35公厘（毫米，下同）电影情况：“本人承本台（中山大
学天文台）之派，偕同中央研究院天文研究所余、陈二代表赴日本北部之北海道枝幸村。值天气晴朗，如意观测。当时本人所担任者：食前为一切野外工作之数理计算，食时则以远镜定初亏与复圆时刻，及摄全食始末之活动电影。”[9]
北海道整个日全食时间约2个小时，3部电影机。从所记录情况看，邹仪新主要用35公厘蔡司电影机拍摄，期间，余青松也接手拍摄过。魏学仁主要是拍摄16公厘的黑白电影，期间冯简也帮助过，沈?v则是主要拍摄16公厘彩色电影。我们从上面陈遵妫、邹仪新的记载，再从魏学仁的致谢中都看到了基本相同的记载情况：“这次摄取日食影片蒙观测队诸君协助之处很多。于是冯先生帮助我们摄取无色影片。同时还有沈?v先生原来奉上海自然科学研究所之派，赴欧考察天文，适于这时事毕返国；于是顺路到北海道观测日食，沈先生对于我国摄取彩色影片颇多帮助。我们对冯沈两先生谨致十二分谢意。关于仪器方面上海大华科学仪器公司与上海及东京柯达公司，或协同设计制造，或将贵重的出品借用，也是我们所非常感激的。”[10]本文下面所查考文献及解释《日食》电影过程中都还会交叉看到魏学仁、邹仪新、沈?v等当年拍摄日食电影时的情况。沈?v1946年从沪赴台出任台湾
大学理学院院长，直至1983年在台北台大附属医院逝世。冯简同样在战后出任台湾大学电机系教授。1962年因心脏病骤发猝死于台大讲台。由于政治时局种种局限，半个多世纪以来，我们没有看到有关他们两人在这方面留下的记载情况。
（二）1936年拍摄北海道日食电影：1部35公厘德制蔡司摄影机；2部美制柯达特式（Cine Kodak
Special）16公厘摄影机，其中1部采用1935年刚发明的柯达彩色反转片
1936年北海道拍摄日食电影所用电影机，陈遵妫当时记载：“至于摄取电影之机，则系借用上海礼和洋行之三十五公厘电影机，初拟将其连接于一百二十七公厘之小远镜上，以期日像增大；试验结果，知不合用，逐不用小远镜，仅用所借之电影机直接摄之。”[11]陈遵妫50余年后在1989年出版的《中国天文学史》第四册，就1936年日全食观测一节中注释；“拍摄电影的三（十）五毫米电影机是借德国礼和洋行的，另外两具电影机是用金陵大学理学院的”。[12]
魏学仁在当年《摄制日食影片的经过》中也明确使用了两部美制柯达16毫米电影机进行日食电影拍摄，其中一部用的是新上市不久的柯达彩色反转片（Kodak Chrome），所以说即使摄制成功，也只有一套
日食电影片子而已，因为柯达彩色反转片无法拷贝。“至于摄影机，是用柯达公司特式的（Cine Kodak
Special），这种摄影机式样精巧，机构灵敏，且是我们习用的老牌子。摄制日食照片或电影，皆须应用摄远镜头（Telephoto Lens）。我国市场中所有的最大摄远镜头，为柯达公司之F4.5之六寸镜头。这种镜头是专为小型影片即十六毫米影片用的。彩色电影是现在科学界的新发明。但是彩色的日食影片，尚没有人摄制过。我们这次决定了同时也尝试这种彩色日食影片的摄制。这种彩色影片，还有一种限制，就是不能复制副本。即令摄制成功，也只有原来底片一套而已。”[13]《北海道队日食观测报告》插图第二图（如图1所示）是一张中国日食观测北海道队全体参加者6人都在观测现场的实景照片，自右至左依次是余青松、陈遵妫、邹仪新、沈?v、魏学仁、冯简。图中邹仪新手持的电影机我们还能较清楚地分辨出是35公厘电影机大小样式，而魏学仁手持的电影机则明显要比邹仪新的那台要小，即16公厘电影机，为柯达公司30年代产16毫米特式（特殊）型手持式（Cine Kodak Special）电影摄影机，是当时一款流行的为学校、科研机构所用的电影机，操作简单，携带使用方便。这张照片也为我们提供了具体电影机实物的参照依据。上海的“老克
拉”①臧增嘉先生（系沪上名门望族后裔，太外公为同盟会会员，上海一代名医，至今家中仍高挂孙中山先生亲笔题词，也是我国第一次放映电影家族的后代。臧一生迷恋电影，秉烛之年，热情不减，至今家中仍收藏有各个年代的电影机和近百部旧时影片。）曾经手头就有这样一部电影机，发条驱动，分为8格、16格、32格、48格、64格5档快慢速摄影，标准卡口镜头接口，可更换25F、50F、75F等不同焦距的镜头。在今天的上海旧货市场，说不定还能淘到这种样式的电影机呢。北海道日食电影遗憾的是没有看到第3架电影机照片资料。
（三）日食观测北海道队拍摄日全食电影时具体细节清晰可见
1936年6月19日下午观测拍摄日全食电影经过也是精确到分秒。实际拍摄过程中余青松所长也接手拍摄其中一部分，从当时记载中看得很清楚。（1）13时6分36秒半，由遵妫叫“预备”，青松准备摄取电影；8分25秒半，再叫“到”，青松开始摄取电影，同时邹女士用冯君之小远镜，眼视初亏时刻，而以停表定之。（2）14时19分27秒半，遵妫叫“预备”，19分57秒半叫“开始”，是时邹女士即转动电影机，青松由肉眼视日光全消之时即食既之际，口中叫“到”，
同时开始摄影工作，遵妫立即开始口数零一，零二……邹女士亦放大镜头口径并开慢其摇动速度。遵妫数至113左右，青松眼视日光发见即生光之时，口中叫“到”，邹女士遂增快其速度。至22分10秒，遵妫叫“到”，邹女士停止其工作。诸人遂喜形于色，聚谈各人所见之现象。（3）15时26分34秒，遵妫有叫“预备”，青松逐摄取复圆电影，邹女士亦用小远镜测复圆之时刻。观测工作，于兹告终。[14]邹仪新也详细叙述当年北海道拍摄时具体电影摄影技术情景：“据上次民廿五年全食之个人经验，日食活动电影片在全食前10s开始摄制取影机较小光圈，即每秒摄片16张，迨全食产生，立即放大光圈，俾进光量增加，并每秒8张”。[15]1936年五彩影片《日食》中有一个画面可以清楚地看到邹仪新手持电影机情景，并能看清电影机的基本模样，为我们确认德制蔡司35公厘电影摄影机型号、款式提供依据。今天我们若需要进一步查考，赴德国耶拿（Jena）60年代重新设立的艾森伯格厂（Eisenberg）的卡尔?蔡司（Carl Zeiss）光学产品陈列室，那里一定能够找到原机型。
（四）《北海道队日食观测报告》记载日冕照片张数，3部日食电影片种、色彩
陈遵妫在《北海道队日食观测报告》总结时就有
关日食摄影照片、电影机、片种、色彩，拍摄用镜头以及天文望远摄影等情况都作了具体清晰的记载：“(八)我队观测之结果 我国此次派观测队之目的有三，一为摄取日食，一为摄取电影以增进民众智识，一为筹备民国三十年九月二十一日我国所见日食之参考。就第一点言之，此次共摄日冕四枚，普通三枚，露光时间为一秒，五秒，十秒；紫外线片一枚，露光时间三十秒。前者以露光五秒者为最佳，一秒者有云，而日冕不完全，十秒者因留声机转动不灵，甚明朗；后者因阴云之故而失败。余等摄取日冕，本拟测量其光度，因阴云不能达到目的，但可得知此次日冕呈五角形之状。”[16]在该文报告插页中第一幅图中的日冕照片，五角形之形状十分相像，异常美观。“就第二点言之，共摄电影三组，一为三十五公厘，一为十六公厘，一为最新之颜色片，亦系十六公厘。前二片均已洗出，成绩甚佳；大者能见及金星，尤为难得，小者自初亏以至复圆之现象，均能毕见无遗。颜色一片已寄美国显像，当亦成功。第一组系用最大镜头，焦点距75公厘，F3.5,日像0.7公厘。于食前十秒起，以一定速度开始摇动，至食既减为原有速度之半，至生光又恢复原有速度至其后十秒为止。此组之镜，比第二组小而视野大，太阳小，且所用之底片感光速度亦速，
故露光时间反长，而日冕之像大，且金星亦在片内。有遇阴云于研究上虽无价值，但电影中反觉美观。”[17]在此，我们看到陈遵妫将当年拍摄3部日食电影素材的影片数量、尺寸、大小、色彩等记得一清二楚。甚至把邹仪新所用的电影机的镜头为75公厘的中焦电影镜头，最大的光圈值能开到F3.5等此架电影机镜头的最大通光量都交代得十分清楚。从这些泛黄的字里行间，深深感悟到像陈遵妫等老一辈科学家们那种严谨治学、一丝不苟的科学研究态度，它就像不管埋藏多久的金子，一旦挖掘出来，仍旧闪闪发光。
（五）中央电视台《世纪长镜头》展现1936年《日食》彩色影片片段
2003年3月7日《江南时报》披露：金陵大学60余部“中国最早期电影资料片惊现石城”[18]始末。一石激起千层浪，随着2005年百年中国电影诞辰纪念活动时间的临近，这批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早年教育科学电影，受到各方关注，尤其是在中国高校影视教育领域。张同道教授团队通过不懈的努力，率先从中国电影资料馆馆藏的原金陵大学理学院影音部魏学仁、孙明经等所拍摄的几十部影片中间，将其中有关影片编辑成12集电视专题纪录片《世纪长镜头――胶片上的记忆》，[19]在央视1套、10套以及央视英语、法语
等国际频道播映，引起广泛反响。第一集《带摄影机的旅人》中播映了当年北海道日食彩色电影的片段，70年后的今天，仍精彩无比，使我们目睹了当年日冕时的壮观景象。《日食》也为我们今天的考证留下了最好的文字注脚。影片中“中国日食观测委员会会长蔡元培，与秘书长高鲁，及观测组主任余青松，会商观测计划”电影字幕，言明1936年北海道日食观察事宜，受到了当时中国最高科学机构组织和领导人的重视。蔡元培（1868―1940年）时任中央研究院院长（类似今天中国科学院）并亲自担任中国日食观测委员会会长，一同会商日食观测工作计划，可见其重视程度。因为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派遣天文观测队赴国外考察。《日食》字幕还清楚地告知：“本片摄于日本北海道，系十六毫米五彩影片摄成。为全世（界）仅有之日蚀彩片”（如图2所示）短短30余字，凸现的是当时贫穷落后的中国社会经济与先进的教育电影并存的状况。1935年，柯达公司将刚发明的彩色胶片投放市场，1936年6月，在中国北海道天文观测队摄影机中就已经采用这种新宠儿进行拍摄，拍摄结果十分完美，成为世界上第一部彩色日食电影。从《日食》落款中：“民国二十五年之日食 中国日食观测委员会 中国教育电影协会 合制”看到魏学仁虽为金陵大学理学院院
长，但是以中国日食观测委员会委员身份参加北海道日食电影拍摄工作，影片出品时，还代表着当时中国教育电影协会，应该是教育电影领域最高学术组织机构了。1936年北海道彩色《日食》影片现藏于中国电影资料馆。
三、1936年9月，蔡元培欣然题词，以致鼓励
1936年，日食观测北海道队、日食观测伯力队前往国外进行天文观测、拍摄《日食》自然科学电影，在中国历史上也是创举。当年9月中国日食观测委员会编纂专辑《民国二十五年六月十九日日全食观测报告》，蔡元培欣然题词，以致鼓励。全文如下：“中国日食观测委员会由九个团体发起，经一年的组织，最后又得数月的筹备，前往日俄观测两队人员均得如期出发到达，而后得所在国政府优待及吾国使领馆各方的援助，方克有良好结果，留下重大纪念。自今以后可以合（和）国内外成绩从事研讨，其有裨于天文及地球物理与其他电磁学术者何可胜道。诸君备历艰辛，尤望继续努力，依总理遗教，迎头赶上，方不负历年的经营，兹值报告书成，特书此以志不忘。廿五年九月蔡元培。”[20]
四、孙明经在《回顾我国早期的电化教育》中
提及北海道日全食电影、临洮日全食电影
1983年，孙明经（1911―1992年）在《回顾我国早期的电化教育》一文中写道：“如1936年日全食，中国天文学家去西伯利亚的伯力和日本北海道观测，金陵大学理学院院长魏学仁（物理系光学专业教授）曾参加观测队前往日本北海道拍摄了该次日全食的彩色电影。我国科学界观测日全食，拍摄彩色电影这还是第一次，而其他国家的观测队都未曾拍彩色片。事后影音部又制成《日食原理》教学片一本，片中插入了该次拍摄的日全食景象。”
“1９４１年９月，在我国有更好的一次观测日全食现象的机会，日食从新疆开始，斜贯全国人口最密集的地区，到福建出海。这次金大理学院又派潘澄侯教授、物理系讲师胡玉章和影专助教区永祥随天文学家们前往甘肃临洮县拍摄，其中有一部分是在飞机上拍摄的。”[21]这是“文革”以后国内最早提及金陵大学两次拍摄日全食电影记载。孙明经作为魏学仁同事，作为同时代人，据孙健三先生回忆，在南京时，他还积极参与1936年北海道那次日食电影拍摄前的模拟试验：“为拍摄1936年北海道日全食电影，孙明经在当时也积极进行过拍摄试验。在夜晚，即将一间房间用棉被全部遮黑，只露出电影机镜头对向夜空，并计算好三脚架的倾斜角度，进行模拟拍摄。”①1940
年至1941年，孙明经在美国纽约、好莱坞等地考察教育电影，所以无暇参与甘肃临洮日全食电影工作。另外，笔者在2009年《金陵大学的三位联合国中国委员、顾问与教育电影》一文中就已经提出《回顾我国早期的电化教育》是孙明经晚年集一生经历所撰写的一篇最重要文章。高度概括了中国近半个世纪的电影教育、电化教育的简况以及金陵大学教育电影近30年的史实，详细记录了国内主要参与者包括政府电影机构、专职官员、教育电影专家学者、师生等情况，中国教育电影重要历史进程，以及金陵大学全部电影目录等，已成为今天研究中国教育电影史及金陵大学教育电影史的一篇必读的文献指南。
沧桑巨变，宇宙浩瀚。2009年7月所迎来21世纪最长的一次日全食，在当今影视传媒手段已飞跃进步的时代，人类甚至已经可以进入太空进行真正的航天航空摄影。但当我看到1936年北海道五彩日食影片，看到从地面遥摄那原始的震撼人心的日全食壮观镜头画面，仍不免为之动情。因为那是魏学仁、邹仪新、沈?v等中国科学家、电影专家为中国天文学史、中国教育电影史留下的一份极其珍贵的影像资料，亦更是全世界第一部出自中国人之手的彩色日食电影，我们为之自豪。余青松、陈遵妫的《北海道队日食观测报
告》、魏学仁的《摄制日食影片的经过》等历史文献，历经磨难，保存至今，使我们能够图文并茂读解并观摩当年北海道日食电影的精彩镜头和详实的文字记载。今天，既是我们重温当年中国日食观察委员会暨金陵大学拍摄日食电影经过之情景，也是我们学习先辈励精图治、科学救国精神的一次难得机会。日食观测发起人高鲁先生及日食观测北海道队余青松、陈遵妫、魏学仁、邹仪新、沈?v、冯简等科学家也将随着本文而重现光辉，以此表达我们的敬仰缅怀之情。
――1941年甘肃临洮日食观测西北队
拍摄日全食电影经过（下篇）
五、1941年日全食的观测是自明代四
百年之后在我国的一次难逢机会
江晓原编著的《中国天文学会往事》附录胡继勤之《日全食观测义意》（义意，旧时用法，现代汉语为意义）开篇：“本年九月二十一日，日全食之蚀带横贯我国境内，所经过地方历新、青、甘、陕、鄂、赣、闽、浙八省，主要县份亦凡百余（一百一十二县）。全程长达四千公里，越时八十五分钟。此难得之机会，最为各国天文学家所重视；且横经我国腹部而近中午之日全蚀，四百年仅得二次。据明史所载，上次之日蚀在一五四二年八月十一日，即明嘉靖二十一年七月
己酉之日蚀，其机会之难逢可知。”[22]这段日食简述，堪称经典，从40年代陈遵妫开始引用，连贯数十年，包括2009年卞毓麟《守望5分钟的壮观》里介绍20世纪中国7次日全食时，在讲到1941年甘肃临洮日全食时也是引用了这段资料。总之，其一，1941年日全食是自明代四百年之后在我国的一次难逢机会；其二，当时我国已有余青松、张钰哲等一批从欧美日诸国留学归来的天文学家并已建立国立紫金山天文台，有一定的天文观测手段和实际经验，加之国民政府当局、社会各界的大力支持。这些，都促成了中国日食观测委员会成立，并着手实施1941年9月在中国境内的日食观测工作。
另外，附录胡继勤之《日全食观测义意》。其注释为：“原载《大公报》1941年9月19日。作者胡继勤，1927年生。”[23]上海图书馆印影版申版《大公报》当日并没有这篇文章。只有20日有一篇介绍性文章《明天日全食，副标题为：四百年一见的天空奇观》。所以胡的文章是否是在香港《大公报》登载有待进一步考证。另外，作者胡继勤，1927年生，显然是有误，因为若是1927年生，那么1941年笔者才14岁，不太可能写出这样的文章来。
六、1941年，甘肃临洮日食观测
西北队拍摄日全食电影经过
（一）参加临洮日食观测西北队队员共有12人，在临洮日食观测现场为10人
参加1941年临洮日食观测西北队队员共有12人，实际在临洮日食观测现场为10人。张钰哲(1902―1986年，留美博士)记载：“参加观测工作者，天文研究所方面派有张钰哲、李珩、陈遵妫、李国鼎、龚树模等五人；金陵大学理学院，则派潘澄侯、胡玉章、区永祥三位；代表中国天文学会前来参加者，则有高鲁、陈秉仁二君。此外又拟向中央大学方面借用精细之仪器，特请该校物理系派研究生高叔哿（通嘉）负责护运，并协助观测工作。”[24]按照预定计划，加上魏学仁，共12人。但是，魏学仁虽身为观测队副队长（队长为张钰哲），“处拟与潘李诸君联袂飞兰；后以金陵大学重庆分校，遭敌弹炸毁须办理善后，不克脱身，临洮之行，终作罢议，队中同人，咸以未得魏君之亲临指导为憾。”[25]这样，赶赴临洮日食观测西北队队员为11人，其中高鲁（时任中央监委）抵达兰州后，因为临时要陪同自己顶头上司中央监察院于右任院长观赏日食，所以没有到临洮。“因次日（22日）在兰有监考之职责，因亦随于院长赴七道岭（距离兰州20余公里处），稍作磁力观测，中止来临。”[26]这
样到临洮日食观测现场实际为10人。江晓原编著《中国天文学会往事》载有一张在临洮泰山庙日食观测现场10人合影照片（如图3所示）。站立者自左而右依次为：左一龚树模、左二李国鼎、左三陈遵妫、左四张钰哲、左五陈秉仁、左六李珩、左七潘澄侯、左八胡玉章。前排蹲下的左右2人，分别是高叔哿和区永祥。陈遵妫之女陈永汶著《行走天穹》中也用了这张照片。这为我们70年后的今天查考临洮日食观测及拍摄日食电影情况留下了参加者的历史印迹。
（二）临洮日食电影，两架电影机安置观测现场，一架电影机安置轻轰炸机上，凌空拍摄，其中一部拍摄Kodak krome彩色电影
张钰哲在《临洮观测日食之经过》一文中将金陵大学理学院为这次临洮日食拍摄电影的派遣人员、所携带电影机数量以及拍摄黑白、彩色片种和冲洗地方都记载得十分清楚。有关借助空军轻轰炸机凌空拍摄日食电影事宜，也有清楚记载。“第六项为日食电影。由金陵大学理学院教育电影部潘澄侯、胡玉祥、区永祥三君担任拍摄。电影机共三具，两具安设于观测场所之内，一用五彩之Kodak krome片，一用普通影片。第三具之电影机，则由区永祥，携带空军拨借之轻轰炸机内，凌空工作。其目的本在预防阴天时，飞升云
层之上，拍摄日食电影；今幸遇晴朗；乃改为摄取月影奔越地面情形及翘首仰天之观众。此等影片，冲洗手续，稍微特殊，即非五彩片，亦须用Reversal方法，初拟送马尼喇（今译马尼拉）冲洗，刻以战事发生，闻将改寄印度孟买办理云”。[27]今天，当年随机升空成为中国航拍日食第一人的区永祥在《世纪长镜头――胶片上的记忆》纪录片中，亲身回顾了当年临洮日食航拍时的情景：“我是上飞机上拍的，那时候我年轻啊，他们老的就让我上去，我说没有关系，试试看，那就到了飞机上面，把我那个摄影机放在飞机上面，机关枪（的位置）放上去（后）就拍。”[28]《世纪长镜头――胶片上的记忆》留下了区永祥人生中为中国教育电影事业所拍的一个精彩镜头。区永祥当年航拍的临洮古城，田舍纵横，残堡断垣，也都在胶片上凝固为中国历史的一个瞬间。
张钰哲还进一步说明临洮拍摄日食电影所用电影机系金陵大学理学院的自备设备：“金陵大学理学院摄制日食电影之器材，半系该校教育电影部之设备。但远景镜头及彩色胶片，则以观测日食特为增购。该校所得中国日食观测委员会之补助，先后共计国币五千元及美金八十元”。[29]这里实际上已经清楚地交代了此次临洮日食电影是借用了金陵大学理学院的电影
机。所增购的长焦镜头及柯达Kodak krome彩色反转片是中国日食观测委员会资助的。至于金大理学院的16公厘柯达特式电影机（卡口转接长焦镜头）以及柯达Kodak krome彩色反转片等使用情况，上篇魏学仁在1936年北海道《摄制日食影片的经过》一文中已经交代得十分清楚，这里不再赘述。
（三）临洮日食观测筹备会议上提出预备飞机升空观测拍摄电影
关于1941年9月，临洮日食观测派遣军用飞机进行升空拍摄日食电影情况，在1941年3月，中国日食观测委员会在商议组织准备如何进行临洮日食观测方法时，已经提出希望军方派机以供观测队员升空观测并拍摄日食电影。从陈遵妫《中国天文学史》中看到：“第四届常会于1941年3月5日16时在重庆中央研究院办事处举行。出席代表有高鲁、吴有训、张钰哲、丁西林、竺可桢、李书华、张云、魏学仁8人。主席李书华。通过决议十二案中，主要有：请张钰哲兼观测组主任，决定观测队组织办法，并定名为：‘中国日食观测委员会西北观测队’及‘中国日食观测委员会东南观测队’；请中央广播电台担任日食时期附近的报时工作；请教育部转航空委员会于观测队所在地各预备飞机一架以供队员升空观测用；推举国立中央
研究院朱骝先院长、教育部陈立夫部长为本会名誉会长等。”[30]当时设想福建崇安队、甘肃临洮队各预备一架飞机供这次日食观测之用。实际情况是临洮日食观测动用了轻轰炸机升空拍摄日食电影。今天看来，张钰哲是极力主张借用飞机升空观测并拍摄日食电影。上篇已说，1936年张钰哲赴伯力那次日食观测因天阴沉，无果而返。所以，这次临洮日食观测，万一天气不佳，那么飞机升空冲破云层观测并拍摄电影总比无果而返要好。更何况此时张钰哲已是天文研究所所长并兼任整个日食观测组主任、日食观测西北队队长，肩上所负压力是很大的。张发自肺腑的切身感受：“日食云遮，天文学界本不以为怪。如英国剑桥大学天文教授Stratton君，曾七度远征，携大批仪器，以观测日食，而遭阴雨之梗以致功败垂成者，竟达六次之多。但世人之不察者多。既事耕耘，必且苟责收获。”[31]此次，临洮日食观测，“值此全国正在艰苦抗战期中，吾人仍能获有研究日食之机缘，方当感激之不暇，然政府与中央研究院方面，对于此次日食之观测，均极重视，凡经费运输等问题，咸允给充分之协助及便利。际兹干戈偏地，各国天文学者，多不克前来观测，故为此次日食稍留科学记录之责任，端在我辈。”[32]从这些字里行间，我们可以看到当年张钰哲竭尽全力，
背水一战，一定要拿到临洮日食观测天文学资料以及有关日食照片、日食电影资料。似乎只有这样，才能对得起国际天文学界，对得起抗战期间从国家政府到各个机构多方鼎力相助。所以，路途遥远何足畏，天价运费压倒谁，凌空观测拍日食，四百年端在我辈。我们从张钰哲等老一辈科学家们身上，看到了他们为了祖国的科学事业那种坚韧不拔的奋斗精神。
（四）部分观测摄影队员、电影器材及借调飞机也是颇费周折，于日食前一天总算飞抵临洮
因为中央研究院天文研究所1938年已从南京西迁至昆明，所以天文研究所张钰哲带队6月30日（陈遵妫语6月29日）从昆明凤凰山天文台出发。金陵大学1937年12月从南京西迁成都华西坝，但在重庆设有分校。所以潘澄侯等从重庆候机出发。高鲁、李珩（1898―1989年，留法博士，时任华西协和大学理学院院长兼天文研究所研究员）则从蓉（成都）飞至兰州。这次日食观测西北队队员是从几个地方分头出发，到兰州集中，再赴临洮。综观下文张钰哲记载，我们看到当年部分观测摄影队员、电影器材及借调飞机事宜也是行程艰难，颇费周折，于9月20日日食前一天总算飞抵临洮。“观测所需要之电影器材及照相材料等，吾人初来西北时，多未携带。本拟俟潘澄侯李
国鼎两君，随后由飞机带兰（州）。不料渠等从八月中旬起，即在渝（重庆）侯机，经月尚无缘乘搭。临洮重庆双方之观测人员，咸焦急万状。直至九月十八日，方获腾空莅兰。因期限之迫促及汽车之抛锚堪虞也，留兰之胡玉章队员乃偕潘李二君，于十九日早乘滑竿（《世纪长镜头》中有一个孙明经乘坐滑竿实景镜头）来临洮；盖如是则两日内定可到达，恰能赶上廿一日上午之观测工作。出发之时，大雨如注，诸人均抱牺牲精神，乃冒雨首途；行约八公里，路愈滑，不能进，轿夫等宁失此大好买卖，而折回兰州。潘李二君，在渝时数度赴机场，即曾饱尝灌顶没胫之滋味，早已甘心淋雨而不辞；但眼看功亏一篑。临洮竟成海上三山，可望而不可即，懊恼之情，可以意会。”[33]
“初我（张钰哲）侪曾请政府派机，协助凌空观测；在临洮奉毛总指挥邦初铣电嘱迳与兰州李司令接洽。高曙青先生在兰，曾为飞机事，四出奔走，曾蒙司令长官朱绍良鼎力赞助，特电陈委座，准于派机协助。此时在兰诸队员，以计穷路绝，乃亦乞援于曙青先生；复承设法商请兰州空军李司令派教练机及轻轰炸机各一架，于九月廿日午后，送潘李胡三队员及摄影器材等，由兰垣飞临洮。李君国鼎所乘者，为教练机，下午三时，即行到达；潘胡二君，杳无消息，颇
代担心。当步兵学校之讲演完毕，已六点半钟，始闻隆隆机声；航空站长胡汉能先生时亦在座，急返机场照料，果系潘胡二君到达。盖渠等所乘机曾绕道陇西，少作勾留，然后飞临洮，抵机场时，天色昏暗，盘旋数匝，始行降落。”[34]此处，略作解释。“初我（张钰哲）侪曾请政府派机，协助凌空观测；在临洮奉毛总指挥邦初铣电嘱迳与兰州李司令接洽。”前面已提及是指张钰哲在1941年3月筹备会议上就已经提出请求政府届时派遣飞机供升空观测日食事宜。“铣电”旧时电报代码，规定指代16日。已在临洮的张钰哲9月16日接到时任国民政府空军总指挥毛邦初的电报，请张钰哲直接与在兰州空军李司令接洽联系。由于临洮远离省城兰州，故请“高鲁（字曙青）先生在兰，曾为飞机事，四出奔走，曾蒙司令长官朱绍良鼎力赞助，特电陈委座，准于派机协助。”[35]最终通过1940年时任国民党陕甘宁边区总司令朱绍良鼎力相助，并特地为此事电告蒋介石，经蒋介石批准，才准予派遣空军轻型轰炸机一架，协助升空拍摄日食电影。1941年，中国抗日战争已进入艰苦相持阶段，并由于二战爆发后太平洋航线经常受阻，很多美援武器装备难以运达中国。此时中国战斗机、轰炸机等经过淞沪会战、南京保卫战、武汉空战等已经大量损失，军用飞机、航
空汽油十分稀缺、宝贵。在战争状态情况下，要抽调一架轰炸机用于天文科学考察，拍摄日食电影，即使是今天看来也是一件非同寻常的事情。所以，临洮航空日食电影更显得弥足珍贵了。《世纪长镜头――胶片上的记忆》临洮日食影片中有一个飞行员从飞机上下来的镜头画面，我们还能依稀判断这像是一架当年的美制空军教练机（如图4所示），也符合张钰哲上面提到派教练机及轻轰炸机各一架记载。
（五）柯达伊士曼天文望远照相机拍摄临洮日食照片
《民国三十年九月二十一日日全食观测报告》开头插页中有两张临洮日食照片。第一张是自初亏至复圆十八个“葫芦串”日食全过程照片。对拍摄者来说，天文学专业知识及照相摄影技术要求都很高，如9月的临洮太阳纬度、方位、角度等。前面北海道日食观测时，为临时定做一个天文望远镜的木质支架，因高度、角度等问题使魏学仁伤透脑筋，可见其重要性。由于陈遵妫已熟练掌握这项技能，所以临洮日食摄影仍然由他担任。陈遵妫遗稿写道：“9时30分初亏，12时20分复圆，历时两小时五十分钟，我的任务和上次在日本观测时一样，用仪器跟踪日食期间的太阳，每隔十分钟拍摄一次。对我来说，这已是驾轻就熟的
事了。”[36]张钰哲则将其所用摄影设备、镜头开大口径、焦距、曝光时间包括拍摄者等一一详细记录在案：“第五项为日食现象，自始至终逐步变化之摄影。仪器用Ｅａｓｔｍａｎ Ｖｉｅｗ Ｃａｍｅｒａ Ｆ:４５ ｆ＝２１ｃｍ．。对准日食期间太阳经天之部位，自初亏至复圆间，每隔十分钟，露光一次，露光时间为百分之一秒，焦距光孔比为４.5。惟全食之像，露光一秒。结果为一串十八个太阳之像，从初亏起，所呈之钩，渐次变细，经全食然后逐步复原。惟第三次摄影时，恰遇浮云，暂蔽卿辉；故此像在底片上异常黯淡，而其近傍云影，则显然可见。司每十分钟露光一次之任者，为队员陈君遵妫。”[37]
临洮观测日食所拍摄到日冕等照片，张钰哲抵渝（陪都重庆）时：“即以送至朱家骅（字骝先，1941年9月时任中央研究院代院长）院长处，并报告观测经过。蒙朱院长嘱备放大之日食照片三帧，俟便中上呈 委座。”[38]可见当时对日食观测重视程度。
七、中国电影资料馆收藏临洮
《日食》彩色、黑白影片
中国电影资料馆保存下来了1941年临洮《日食》彩色、黑白影片。今天看来很有可能是孙明经在1952年随着全国高校院系调整，携带着金陵大学影音部全
部电影影片、电影摄影放映等教学设备北迁北京，参与北京电影学校及后来的北京电影学院创建工作时一起所带来的。临洮《日食》彩色、黑白影片，包括前面提到的1936年北海道《日食》影片，应该说全都是当年金陵大学影音部遗留至今的。2004年张同道编导《世纪长镜头――胶片上的记忆》电视纪录片时，曾经从中国电影资料馆收藏的临洮《日食》彩色、黑白影片中摘录编辑其中部分影片镜头。孙健三手头现有一个临洮《日食》黑白影片14分钟长度的DVD版本。
八、中央广播电台实况广播临洮日食观测
20世纪40年代无线电技术是当时主要通讯传播手段。冯简（字君策）早年留学于美国康奈尔大学，学无线电通信工程。抗战时期，担任中央广播电台台长和重庆大学工学院院长，在重庆主持建设我国第一座35千瓦短波电台。这座电台除天线外，全部设备装于地下。在整个抗战期间，日机不断对重庆狂轰滥炸，而The Voice of China坚持对全世界广播，从未中断，影响很大。冯简兴趣广泛，热衷于天文学研究，自备天文望远镜。1936年还设法参与日本北海道日食观测。这次又奔赴临洮日食观测，并亲自用国语、英语作现场广播，将我国临洮日食观测实况传播到世界各地。张钰哲记载：“中央广播电台台长冯君策，曾参加民国
廿五年之日食观测。于天文之兴趣极浓，自备有四寸口径望远镜。廿一日清晨，冯君即偕工匠携电线电话，至泰山庙装设。其广播方法，系以有线电话通兰州；经无线电转渝（重庆），然后由中央无线电台广播。闻与英国国家广播公司（ＢＢＣ）及美国ＲＣＡ公司，均取得联络。广播时刻，分为三次。初亏时之广播，系从九时半至九时四十分。全食时之广播，则从十时四十分至十一时。复圆时之广播，则自十二时十分至十二时二十分。（观测队）尚有队员李珩及中央社记者沈宗琳参加广播。”[39]当时《中央日报》第二天进行详细报道：“万人空巷 争看日全食 临洮观测结果圆满
闽北天阴稍有遗憾。”[40]这次是临洮日食观测西北队获得圆满成功，而邹仪新所率领其四位学生组成的福建崇安东南观测队，一则势单力薄人员少设备差；再则崇安日食时下雨，所以无果而返。但是临洮《日食》黑白影片开头仍旧将其两队同时字幕列表，不以成败论英雄，一同对待。中国日食观测委员会编印的《民国三十年九月二十一日日全食观测报告》中照样有邹仪新总结的《国立中山大学第二次临洮日食观测报告》。
九、临洮日食观测、日食电影圆满收获
是国民政府当局、军事部队、学术机
构以及社会各界大力支持的结果
如果说1936年日食观测北海道队日食观测圆满成功，并成功拍摄到全世界第一部日食彩色电影，那是日食观测北海道队六人精心准备，紧密配合，以及精湛的专业水平等集中体现的话，那么1941年临洮日食观测、日食电影圆满收获则应该是国民政府当局、军事部队、学术机构以及社会各界大力支持，包括临洮日食观测西北队全体队员自身不懈努力，多方共同通力合作所促成的结果。
（一）《临洮观测日食之经过》记载政府当局、教育研究机构、公路交通等部门大力支持
张钰哲虽说是留美博士，喝过多年洋墨水，但在他求学的20世纪初那个年代，毕竟还受到了中国传统文化教育和熏陶，“知恩图报”、“喝水不忘掘井人”儒佛思想观念，贯穿全文。上至最高当局，下至无名壮丁轿夫，只要帮助过这次临洮日食观测活动的人，无论官职大小、地位高低，无论是赫赫有名的或是默默无闻的，他都随着这次临洮日食观测活动时间进程而一一记录在案，铭记在心。张钰哲撰写的《临洮观测日食之经过》，全文约一万八千余字数，粗略统计，涉及这次临洮日食观测活动的除了前面已经提到的国民政府最高当局、空军总指挥部等之外，还涉及教育部、经济部资源委员会、中央研究院、省教育厅、金陵、
齐鲁、华西大学，以及当时大后方最重要的交通命脉即西南、西北公路管理局等各级政府职能机构。记载中有名有姓的六十余人，例如：陈立夫（时任教育部部长）、朱家骅（时任中央研究院代院长）、李书华（1940年3月蔡元培逝世后，继任中国日食观测委员会会长）、傅斯年（时任中央研究院总干事）、叶企孙（时任中央研究院总干事）、郭有守（时任1946年赴法，出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一任教育处处长）、郑通和（时任甘肃省教育厅厅长）、陈裕光（时任金陵大学校长）、刘世传（时任齐鲁大学校长）、张凌高（时任华西协和大学校长）。这当中有7人后来在1947年都当选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中国委员，包括张钰哲本人。
日食观测西北队在临洮期间，受到当时临洮县朱门县长、临洮乡村师范学校王福隆校长、甘肃农职学校李自发校长、甘肃步兵学校石允扑教务处长等悉心照料，包括安排观测场地、食宿生活，甚至安保等工作。甘肃省档案馆保存一份当年国立中央研究院致函甘肃省政府的公函：请省府转达临洮县政府于该队到达时，对于寻觅住所勘座观测地点等事宜予以安排照应，即是今天我们一个很好的佐证。电函中本月寒日是指当年8月14日，实际情况是提前了，日食观测队8月10日即从兰州驱车赴临洮，一百余公里路程，当
天就抵达临洮县。日食观测队返程时，沿途进行宣传、演讲、放映有关日食等科教电影，受到包括利用中英庚款建造的甘肃省科学教育馆袁翰青（建国初期，担任中华全国科学技术普及协会副秘书长、商务印书馆总编辑）馆长等接待并下榻于该馆。
（二）中央研究院追加日食观测经费，并获得免费运输，藉此乃敢于启程
抗战爆发后，中国东部铁路线大多陷于敌手，西南大后方的汽车运输又因沿海口岸的相继陷落失去进口燃料的渠道。1939年、1940年中国西南区域的公路交通运输几乎陷于瘫痪，不得不又重新组织起人拉马驮的驿运。当时甚至有“一滴汽油一滴血”、“一加仑汽油一两黄金（16两制）”之说，汽油之昂贵可见一斑。因为，当时中国只有甘肃玉门油田能生产少量汽油，对全国来说，是杯水车薪，远远不够。加之当时汽车几乎都是国外进口，包括维修零部件也需进口。早期走滇缅公路，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改由空运，从印度加尔各答等地飞越珠穆朗玛山脉、横断山脉后到达西南成都、重庆，即著名的“驼峰航线”，运费非常昂贵。所以：“抗战期间，旅运费之诚有出人意表者。则昆明临洮间之往返，只就车费一项而论，已需八万元之巨款，食宿脚夫等费尚不与焉。回忆廿五年以三
千元之微资，竟能派两路赴海外作观测者，诚不可同日而语唉。今以日食观测委员会所补助六千元之旅运费，较之诚如杯水车薪；即以中央研究院先后指拨三万二仟元之日食观测费而论，所差亦复至巨。行路之难，一至于斯，殊堪浩叹。幸赖中央研究院对此大力支持。先就日食观测已有之预算开支、不敷之时，可以设法追加。一面代向资源委员会甘肃油矿局，请求渝（重庆）兰（州）间免费运输之协助。一万二千余里之日食观测长征，藉此乃敢于启程。”[41]就是在这样处于全国抗战状态，汽车、汽油等军需物资极度匮乏、运费奇昂的情况下，时任中央研究院代院长的朱家骅（后改任教育部部长多年），以及总干事傅斯年（字孟真）仍然对这次临洮天文观测研究倾力支持，追加经费，免除运费，多方请求协商等，日食观测之“长征”藉此乃敢于启程。
（三）观测队员，路途艰险，栉风沐雨，头顶时常冒着日机轰炸，43天抵达临洮
1941年6月29日清晨，在张钰哲率领下，临洮日食观测西北队部分队员，携带装箱仪器，乘着一辆卡车（当时，就是有这辆卡车和汽油供应也是非常之不容易了），从昆明凤凰山天文台出发，沿途历经曲靖、筑匀（都匀）、盘江、贵阳、遵义、重庆、成都、广元、
宁羌、褒城、沔（勉）县、天水，长途颠簸，经兰州休整并几路人马集合后，终于在8月10日抵达临洮县城。单程就达三千余公里汽车里程。前后整整43天左右行程。“今则公路为唯一之交通线，因必须携带多件之仪器行李，卡车亦变为唯一可资利用之交通工具。仪器木箱安放于卡车下层，上铺行李，观测人员即以之为坐垫焉。语其位置高则高。然爬高者跌重，观沿途覆辙翻车之踵接，诚令人怵目惊心，不能自己。至于栉风沐雨，熏烈日，冒尘沙，犹其余事焉。”[42]沿途期间，承蒙西南公路管理处处长薛次莘、西北公路管理处处长凌鸿勋等交通公路部门官员尽力相助，包括夜临褒城县城（今为勉县褒城镇），汽车损坏，经西北公路局褒城木炭车厂厂长严少泉等大力支持，日夜抢修汽车赶时间等。
一路上，头顶还时常冒着日机轰炸的危险：“车抵盘旋贵阳，曾数遇空袭之警，只有向郊外遥奔，以避之耳。抵渝郊，于距海棠溪十三公里处，所遭之空袭情形，较为紧张；人躲桥下，车停路旁，二十七架之敌机，嗡嗡然掠顶而过，继以轰然一声震耳欲聋，幸无其他（仪器）之损害。”“计留临洮期间，遭警报者，凡前后五次；八月底之空袭，敌机两架盘旋上空，投弹十余枚，只见田野之中，烟尘云涌。孰谓荒村僻
县，便得高枕哉。幸间关数千里西来之观测仪器，尚未遭荼毒，聊引以自慰。”[43]最后一句话也是有所指的。因为在6月中旬，几年前早已预定的一架大型日食观测地平镜，由美国海运到香港，重庆派出的专机抵达香港后，地平镜却在香港太平码头商务印书馆码头仓库遭日机炸毁。所以，张钰哲自语，观测仪器从数千公里之外的昆明西来临洮，尚未遭遇到日机的炸毁，也算幸运的了。
当年龚树模的硕士论文《在日本轰炸机阴影下的中国日食观测》中详细记录当年从昆明至临洮一路上饱尝风餐露宿之艰苦和多次遭遇日机空袭的情形。看到无辜生灵涂炭，惨不忍睹的现状，更是激发日食观测西北队队员报效祖国的决心。
光阴似箭，转眼70年。2011年5月，今天的临洮县石琳县长前来我处，就2011年9月21日临洮县民众将举办纪念大会，缅怀当年日食观测活动事宜进行相互交流（在这之前，石琳县长还率队数次前往北京孙健三先生家访问）。我们将已经查询到的有关临洮日食观测珍贵资料全部复印后赠送临洮县，希望当年临洮日食观测人与事以及凝固在胶片上的临洮日食景象全部留载史册。
（本文承蒙上海图书馆近代文献研究室以及
周天媛、章素绢等老师的鼎力相助，在此一并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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