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3月11日发(作者：业丽泽)
2008 年第 2 期
( 总第 100 期)
厦 门 特 区 党 校 学 报
Journal of the Party School of CPC Xiamen Municipal Committee
No.2, 2008
General No.100
“大跃进”时期, 浮夸风遍及全国, 是导致
1959 年到 1961 年我国国民经济严重困难的重要原
因之一。探析浮夸风的危害、成因, 从中吸取教
训, 对今天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大有裨益。
一、 “ 大跃进”时期浮夸风的危害
“大跃进”时期的浮夸风持续时间前后长达 3
年之久, 涉及的地域和行业的范围比较广泛, 浮夸
的程度非常惊人, 参与浮夸和相信浮夸的人员非常
多, 给党、国家和全国人民带来巨大的危害。
( 一) 导致了一系列重大决策的失误
浮夸风作为一种腐败现象, 是一种主观主义、
形式主义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 它与党的实事求
是的思想路线是根本对立的。而浮夸风的蔓延反过
来又使我党在指导思想上进一步偏离实事求是这一
正确的轨道, 直接导致了一系列重大决策的失误。
首先, 根据浮夸风的数据编制的年度计划和第
二个五年计划, 各项指标都远远脱离实际, 根本无
法实现。在“大跃进”运动取得“巨大成绩”的
“大好形势”下, 在高产“卫星”的鼓动下, 1958
年 8 月北戴河会议决定: 1959 年粮食产量指标
8000- 10000 亿斤, 棉花产量指标 9000- 10000 万
担, 钢产量指标 2700- 3000 万吨。“二五”计划,
粮食产量 15000 亿斤, 棉花产量 15000 万担, 分别
高出第一本帐 ( 1956 年党的八大建议“二五”计
划期末 1962 年粮食产量 5000 亿斤, 棉花产量 4800
万担) 三倍和三倍多。第一次郑州会议经过讨论,
曾写出 《十五年社会主义建设纲要四十条 ( 初
稿) 》, 要求到 1972 年全国平均粮食亩产达 5000-
10000 斤, 棉花亩产达到 500- 1000 斤,
[1](P714- 715)
钢
产量达到 4 亿吨。[1](P734)
这些严重脱离实际的高指
标, 完全超出了国民经济正常发展所能达到的增长
速度, 理所当然地要落空。
其次, 高指标、高估产带来了高征购。1958
年 12 月 10 日发表的八届六中全会公报宣布: 今年
“大跃进” 时期浮夸风的历史解读
赵 付 科1
于 艳 艳2
(1 .曲阜师范大学 政治学院, 山东 日照 276826;
2.山东经济学院 社会发展学院, 山东 济南 25001 4)
[摘 要] “大跃进” 时期的浮夸风导致了一系列重大决策的失误, 严重影响了党和政
府的形象。因此, 必须积
极发展党内民主, 以党内民主推进人民民主; 必须正确把握解放思想与实事求是的关
系; 必须进一步完善干部
考核制度; 必须进一步完善统计管理体制, 依法统计; 必须坚持和发扬党的调查研究
的优良传统。
[关键词]大跃进; 浮夸风; 危害; 成因; 启示
[中图分类号]D65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1673- 5684 ( 2008) 02- 0023- 05
[收稿日期] 2008- 03- 27
[作者简介]赵付科 ( 1977- ) , 男, 山东沂水人, 曲阜师范大学政治与社会发展学院博
士生, 山东财政学院政法学院讲师, 从事中
共党史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
于艳艳 ( 1978- ) , 女, 山东滨州人, 山东经济学院社会发展学院讲师, 硕士, 从事马
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
23 · ·粮食产量将达到 7500 亿斤左右。由于高估产, 使
中央认为粮食问题“已经基本解决” 。以此为基础,
1958 年的粮食征购量定为 1175 亿斤, 比 1957 年
的征购粮 960 亿斤增长了 22.3% , 粮食征购量占粮
食 总 产 量 的 比 重 由 1957 年 的 24.6% 提 高 到 了
29.4% 。[2](P234- 235)
但事后经落实, 1958 年粮食产量
仅为 4000 亿斤, 仅比上年增长 2.5% 。[1](P734)
显然
1958 年的粮食征购量是明显偏大的。由于征了过
头粮, 造成群众生活极度困难。因食物缺乏、营养
不良, 相当普遍的发生浮肿病, 不少农村因饥馑死
亡人数增加。
再次, 放手发动全民大办钢铁。由于农业大规
模的浮夸, 造成了对 1958 年粮棉等农产品产量盲
目乐观的估计, 由此产生了今后我国农业生产将不
是以百分之几, 而是以百分之几十的速度年复一年
地增长的错误判断, 这一错误判断又引发了一个更
大的错误判断, 以为我国农业问题解决了, 粮食吃
不完。从这个错误判断出发作出的一个重大的错误
决策, 就是用农业逼工业, 把全党工作重心转移到
工业首先是钢铁上来, 放手发动全民大炼钢铁。全
民大炼钢铁运动加剧了国民经济比例失调, 极大地
影响了农业生产。据统计, 1958 年同 1957 年比
较, 工农业产值的比例, 一下子由 56.7: 43.3 变为
65.7: 34.3, 全国从事农业生产劳动者人数同从事
工业生产劳动者人数的比例, 也由 13.8: 1 骤降为
3.5: 1。[1](P739)
由于抽调几千万农村劳动力搞“小、
土、群” , 使本来丰收在望的粮食作物和其他农产
品因缺少劳动力收获而烂在地里, 丰产却没有丰
收。
( 二) 严重影响了党和政府的形象
首先, 严重影响了党在人民心中的形象。“大
跃进”时期, 一些省级和地方干部说了不少假话,
个别干部除说假话外, 还公开鼓吹讲假话, 搞浮
夸。“大跃进”的“功臣”柯庆施就主张: 共产党
员不说三分大话不算数, 有三分大话七分可靠就
行。1958 年 4 月 7 日, 国务院 《关于召开全国农
业社会主义建设先进单位代表会议的通知》 规定,
凡是在 1 年内达到或超过全国农业发展纲要所提出
的粮棉生产指标, 或者在 1 年内基本消除水灾和旱
灾的县 ( 市) , 都可以派代表参加年底在北京召开
的代表会议。事实上, 这些指标根本是无法完成
的, 这类会议只能鼓励浮夸。[3]
而且, “大跃进”
时期, 大多数高估产、放卫星的干部都受到了鼓
励, 得到了表彰, 使一些弄虚作假的人出尽了风
头。浮夸风严重违反了党的实事求是原则, 与党的
优良传统和作风格格不入, 严重损害了党在人民心
中的形象。
其次, 严重损害了中国的国际形象。“大跃
进”时期, 当时的传媒以浮夸的统计数字为依据,
报道了我国的小麦等作物的产量超过了美国, 某些
工业产品的质量超过了发达国家, 而实际上有的只
是缩小了差距, 有的甚至还是拉大了差距。当得知
徐水县建立“共产主义试点”后, 赫鲁晓夫立即派
塔斯社记者来中国察看, 听了记者的汇报后, 赫鲁
晓夫嘲笑: 中国的共产主义是喝大锅清水汤, 苏联
是吃土豆烧牛肉。[4]
在此之前, 中国在国际舞台上
一贯说话算数, 威望很高, 但是遍及全国的浮夸风
在一定程度上严重地损害了中国的国际形象。
二、 “ 大跃进”时期浮夸风的成因
“大跃进”时期导致浮夸风泛滥的最根本原因
在于“左”倾错误的指导, 具体而言, 有以下几个
方面的因素。
( 一) 一系列的反右运动严重抑止了民主, 窒
息了不同声音的发表
从 1957 年夏开始, 毛泽东领导全党开展了反
右派运动, 但运动被严重扩大化。在反右斗争中,
绝大多数被打成的右派分子的, 很多是因为敢讲真
话或提了意见。事后查明, 全国 55 万多所谓的右
派分子差不多都是以此而蒙难的, 开了“以言获
罪”的先河。由于害怕“祸从口出” , 使得人们从
此不敢讲话, 尤其是不敢讲与领导人意见不符的真
话。反右派运动还没结束, 反“反冒进”运动又接
踵而来。从八届三中全会到南宁会议、成都会议、
八大二次会议, 反“反冒进”的浪潮一浪高过一
浪。庐山会议又错误地发动了对彭德怀等人的批
判, 并在全国开展了反右倾。
这一连串的反右斗争沉重打击了一大批坚持原
则, 坚持真理, 敢于向党反映情况, 提出批评和意
政治学研究 赵付科 于艳艳 “ 大跃进” 时期浮夸风的历史解读
24 · ·2008 年第 2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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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urnal of the Party School of CPC Xiamen Municipal Committee
No.2, 2008
General No.100
见的同志; 严重损害了党内从中央到基层的民主生
活的集体领导的原则, 在全国上下形成强大的政治
压力, 造成了沉闷的政治环境。不仅一般的干部和
群众难以发表不同的看法, 就连中央的很多领导同
志也难以表达自己的真实想法 。邓小平在回忆
“大跃进”运动得以发动的情况时曾指出: 当时有
许多领导人没有表示看法或反对, 根本原因是“在
那个条件下, 真实情况是难以反对。 ”[5](P206- 309)
类似
将数亩庄稼并到一亩以发射高产“卫星”的做法,
在全国各地比比皆是, 但是很少有人愿意或敢于去
揭露真相。
( 二) 忽视和不尊重科学, 违背客观规律, 造
成了唯意志论的大肆张扬
在“大跃进”运动的发动过程中, 毛泽东多次
指出: “科学家不科学” , 要破除对科学家的迷信,
并说知识分子其实“最无知” 。[6]
由于反右派斗争
对知识分子的沉重打击, 再加上“大跃进”的狂热
气氛, 毛泽东这一论述, 客观上导致了“知识无用
论”的抬头。当时有不少省级以上领导同志在报刊
上发表文章, 有的批驳“粮食增产有限论” , 认为
粮食亩产可以达到三、四千斤以至 1 万斤。[7]
有的
则说自己亲眼看到了亩产 100 万斤番薯, 60 万斤
甘蔗, 5 万斤水稻的“事实” 。[8]
由于相信了各地上报的统计数字, 党的机关报
《人民日报》 发表大量社论, 也大批所谓“条件
论” 、“机械论” 、“悲观论”和“农业增产论” ,
并提出了“人有多大胆, 地有多大产” , “只怕想
不到, 不怕做不到”等带有极端唯意志论色彩的口
号。[9]
甚至宣称现在“我国粮食要增产多少, 是能
够由我国人民按照自己的需要来决定的” , “只要
我们需要, 要生产多少就可以生产多少粮食出来” 。
[10]
这些带有极端唯意志论色彩宣传, 进一步助长
了实际工作中的虚报浮夸倾向。
( 三) 统计工作为政治服务, 无法可依, 导致
了统计数据的严重失真
1958 年初, 统计领域也开始搞“大跃进” , 反
对教条主义, 提倡“八仙过海, 各显神通” 。[11](P107)
6 月召开的全国统计工作现场会议又提出了统计工
作“为政治服务”的方针, 要求“政治运动开展到
哪里, 统计工作就要跟到哪里” , “党政领导需要
什么, 就统计什么” , 又提出全党全民办统计。[11]
(P107)
1959 年 11 月国家统计局召开的省市统计局长
会议甚至提出“对统计数字的准确性, 要虚心考虑
各方面的意见, 特别是党的领导的意见, 不能单纯
从统计数据出发” 。[11](P118)
这一系列做法严重违背了
统计工作严肃的科学性和相对的独立性的特点。所
以, 统计人员为了紧跟形势, 不惜虚报夸大统计数
据; 各级党委直接插手统计, 扣压、修改统计数
据; 各级主管部门随意下发报表, 造成报表满天
飞, 数出多门。这样致使统计数据严重失真, 统计
工作不仅丧失了有效的服务和监督功能, 反而成为
浮夸的一条重要渠道。
( 四) 不健全的干部制度, 促使了大批干部造
假
在“大跃进”运动中, 干部的提拔和任免是由
上级直接决定的, 不少干部只对上级负责, 为上级
服务。上级把指标压下来, 下级不敢不“切实完
成” 。当时虽然提出了以又红又专作为干部考核的
标准, 但是由于强调政治是统帅是灵魂, 又强调
“外行领导内行” , 所以实际上是重政治标准而轻业
务标准。而当时的政治标准的最主要的内容就是是
否拥护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是否完成上级任务。对
那些完不成上级指标任务的干部, 被视作业务能力
差, 更被视作跟不上大跃进形势甚至不拥护大跃
进, 将分别视情况给予警告、记过、撤职留任、留
党察看、撤职、开除党籍等处分。[1](P729)
而当时的
指标一般都高得无法实现, 再加上当时监督机制很
不健全, 导致省市级干部作假, 基层干部浮夸也就
在所难免。
( 五) 主观主义、官僚主义盛行, 偏离了调查
研究的优良传统
在民主革命时期, 毛泽东创造了“没有调查就
没有发言权” , “没有正确的调查同样没有发言
权” ; 调查研究要深入实际, 获得第一手的资料,
调查在先, 结论在后; 调查切忌走马观花, 道听途
说; 调查不要被表面现象和次要问题所迷惑, 要抓
住主要矛盾和事物的本质等一整套马克思主义的调
查研究的理论与方法。“大跃进”时期, 主观主
25 · ·义、官僚主义盛行, 严重偏离了党在革命战争年代
形成的调查研究的优良传统, 违背了毛泽东创造的
调查研究的理论、原则和方法。当时, 很多干部一
般不大注意调查研究, 一些干部虽做过一些调查,
但是调查时没有做到深入细致, 而是走马观花, 满
足于听下面干部的汇报, 而下面的许多干部喜欢报
喜不报忧, 甚至为达到升迁的目的而造假情况, 因
而没有获得真实可靠的第一手资料, 而是被一些表
面现象所迷惑。“这一年 ( 1958 年—— —作者注)
通过报纸、广播放了那么多‘高产卫星’ , 可是,
当时省以上领导机关却没有任何一位负责干部对任
何一颗‘卫星’的真实性做过认真的调查。 ”[1](P750)
1958 年, 毛泽东在给安徽负责人的一封信中更是
写到: “沿途一望, 生气蓬勃” ,
[12](P420)
从而进一步
助长了浮夸。
三、历史的启迪与思考
( 一) 必须积极发展党内民主, 以党内民主推
进人民民主
“大跃进”期间, 无论在党内, 还是在人民群
众中, 民主生活都遭到了严重的破坏。干部、党员
和群众, 不能说不同的、反对的意见, 使得人们不
敢对高指标提出异议, 不敢去揭穿浮夸。这是一个
沉痛的教训。因此, 必须积极发展党内民主。党内
民主是党的生命。只有发展党内民主, 才能在全党
形成认真学习的风气、民主讨论的风气、积极探索
的风气和求真务实的风气, 广大党员才能敞开思
想、畅所欲言, 才能敢讲真话、讲实话、讲心里
话, 才能充分表达新的见解、新的观点、新的思
想, 才能形成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因此, 必须以
保障党员民主权利为基础, 以完善党的代表大会制
度和党的委员会制度为重点, 从改革体制、机制入
手, 建立健全充分反映党员和党组织意愿的党内民
主制度。同时, 要以党内民主推进人民民主, 进一
步扩大社会主义民主, 允许并鼓励人们讲真话, 允
许并鼓励人们对党和政府的决策和计划提出意见和
建议。
( 二) 必须正确把握解放思想与实事求是的关
系
“大跃进”期间, 毛泽东要求大家敢想、敢说、
敢做, 要从束手束脚的现象中解放出来, 并且作出
了“破除迷信、解放思想”的号召。这一号召尽管
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鼓励人们创造发明的积极作
用, 但是在当时急于求成思想已占主导地位的情况
下, “破除迷信” , 实际上是破除了科学; “解放
思想” , 实际上是鼓励了浮夸。[13](P54)
这一口号直接
助长了高指标、浮夸风等的发展与蔓延。因此, 必
须正确把握解放思想与实事求是的关系。人们所以
要解放思想, 是由于头脑中的一些传统观念和思维
模式脱离了客观实际, 禁锢了思想, 束缚了手脚。
不解放思想, 更新观念, 就不能克服主观与客观之
间的矛盾, 就不能正确地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同
时, 解放思想又必须以实事求是为基本立足点。只
有同实事求是相联系, 与实事求是相统一的解放思
想, 才是科学的解放思想, 它同超越客观实际的主
观主义的解放思想, 有着根本的区别。“大跃进”
时期的“破除迷信、解放思想”实际上就是没有正
确把握住解放思想与实事求是的关系, 是超越客观
实际的主观主义的解放思想, 不是科学的解放思
想, 所以很容易步入主观唯意志论的歧途。
( 三) 必须进一步完善统计管理体制, 依法统
计
“大跃进”时期, “全党全民办统计”等做法
严重违反了统计工作的规律, 致使统计数据严重失
真, 浮夸盛行。这些问题的出现, 既与当时的统计
制度有关, 又与当时没有明确的统计法规有关。因
此, 要根除浮夸风, 必须进一步完善统计管理体
制, 严格依法统计。要建立起科学的统计管理体
制, 保障统计机构和统计人员独立行使职权, 尽可
能减少行政干预, 把统计工作建立在准确可靠的基
础上; 建立合理的统计制度, 建立科学的统计指标
预算体系, 严格管理统计调查项目, 避免业务主管
部门随意发统计报表、多头向下, 造成“报表乱
飞” 、“数出多门”的混乱状况。同时, 要扩大对
《统计法》 的宣传教育, 让广大干部充分认识浮夸
风的严重危害性, 提高统计法制意识, 严格依法统
计, 彻底扭转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纠的倾
向, 严格按照 《统计法》 办事, 对于虚报、瞒报、
伪造、篡改统计资料和侵犯统计机构、统计人员行
政治学研究 赵付科 于艳艳 “ 大跃进” 时期浮夸风的历史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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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neral No.100
使职权的违法行为, 要给予行政处分, 直至依法追
究刑事责任。
( 四) 必须进一步完善干部考核制度
英国思想家培根曾经说过: 一次不公正的审
判, 其恶果甚至超过十次犯罪。若没有一个客观的
标准, 对某些消极现象的约束力, 社会上往往就会
产生一种“趋同效应”而群起效尤。“大跃进”时
期浮夸风盛行的一个重要原因, 就是由于当时的制
度特别是干部考核制度有问题。那些坚持实事求
是, 怀疑高目标和高指标, 主张积极稳妥、综合平
衡的干部, 被视为“观潮派” 、“秋后算帐派”和
“保守派” , 受到批评和打击; 而那些唱高调、说大
话、弄虚作假搞浮夸的干部却反而得到提拔和重
用。目前, 我国的干部政绩考核上仍然存在很多偏
差, 有些地方的领导干部人为夸大政绩, 大搞“数
字注水” , “官出数字, 数字出官”现象屡见不鲜,
“政绩工程” 、“形象工程”成为一种明显的社会现
象。出现上述现象, 除了一些领导干部主观原因
外, 更重要的是, 与干部考核制度的不完善有关。
因此, 必须进一步完善干部考核制度, 要在全面考
核领导干部德、能、勤、绩、廉情况的基础上, 注
重考核工作实绩, 坚持用辩证的观点改进考核办
法; 在考核指标设置上, 要全面反映经济、社会和
人的发展情况, 不能片面地用经济指标考核领导干
部的政绩; 要强化刚性要求, 坚持用规范、统一的
标准衡量每一位被考核对象的政绩; 要把考核结果
和选拔任用干部紧密结合起来。
( 五) 必须坚持和发扬调查研究的优良传统
重视和坚持调查研究, 是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
的基本要求, 是党保持同人民群众密切联系的重要
渠道, 也是我们党的基本工作方法和优良传统。但
是, 在 1958 年, 我们党在领导经济建设的过程中,
却明显地偏离了这一优良传统。很多干部“满足于
看纸上的报告, 听口头的汇报, 下去的时候也是走
马观花, 不求甚解” , “以感想代替政策” 。[14](P282)
眼下, 也有一部分干部每有上级下来检查工作时,
总喜欢搞浮夸, 目的是为了骗取上级领导的好感,
为自己的仕途铺路。而有些上级领导也习惯于听听
汇报, 看看材料, 不深入实际去察看, 使这些爱说
大话、喜欢吹牛的人有机可乘, 蒙混过关。因此,
必须坚持和发扬党的调查研究的优良传统。党的干
部, 特别是高级领导干部必须以身作则, 走出办公
室, 深入基层, 深入调查, 深入到人民群众中去,
真正做到“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 , “不做认真
的调查同样没有发言权” 。
[参考文献]
[1]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 下卷) [M].北京: 人
民出版社, 1997.
[2]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大事记( 1949- 1980) [M].北京: 中国
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4.
[3]黄根兰.试析大跃进时期浮夸风的成因[J].当代世界与社会
主义, 1995,( 4) .
[4]刘明钢.试析 “大跃进” 时期浮夸风的危害[J].武汉教育学院
学报, 1999,( 2) .
[5]邓小平文选 ( 第 2 卷) [M].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3.
[6]王玉贵.反右派斗争对 “大跃进” 运动的影响[J].史学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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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陶铸.驳 “粮食增产有限论” [J].红旗, 1958,( 5) .
[8]人民日报[N].1959- 9- 26.
[9]人民日报[N].1958- 8- 27.
[10]人民日报[N].1958- 7- 3.
[11]王一夫.新中国统计史[M].北京: 中国统计出版社, 1995.
[12]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 第 7 册) [M].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
社, 1992.
[13]谢春涛.大跃进狂澜[M].郑州: 河南人民出版社, 1994.
[14]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注释本[M].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83.
( 责任编辑: 牛 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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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大跃进”时期浮夸风的危害
“大跃进”时期的浮夸风持续时间前后长达 3
年之久, 涉及的地域和行业的范围比较广泛, 浮夸
的程度非常惊人, 参与浮夸和相信浮夸的人员非常
多, 给党、国家和全国人民带来巨大的危害。
( 一) 导致了一系列重大决策的失误
浮夸风作为一种腐败现象, 是一种主观主义、
形式主义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 它与党的实事求
是的思想路线是根本对立的。而浮夸风的蔓延反过
来又使我党在指导思想上进一步偏离实事求是这一
正确的轨道, 直接导致了一系列重大决策的失误。
首先, 根据浮夸风的数据编制的年度计划和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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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好形势”下, 在高产“卫星”的鼓动下, 1958
年 8 月北戴河会议决定: 1959 年粮食产量指标
8000- 10000 亿斤, 棉花产量指标 9000- 10000 万
担, 钢产量指标 2700- 3000 万吨。“二五”计划,
粮食产量 15000 亿斤, 棉花产量 15000 万担, 分别
高出第一本帐 ( 1956 年党的八大建议“二五”计
划期末 1962 年粮食产量 5000 亿斤, 棉花产量 4800
万担) 三倍和三倍多。第一次郑州会议经过讨论,
曾写出 《十五年社会主义建设纲要四十条 ( 初
稿) 》, 要求到 1972 年全国平均粮食亩产达 5000-
10000 斤, 棉花亩产达到 500- 1000 斤,
[1](P714- 715)
钢
产量达到 4 亿吨。[1](P734)
这些严重脱离实际的高指
标, 完全超出了国民经济正常发展所能达到的增长
速度, 理所当然地要落空。
其次, 高指标、高估产带来了高征购。1958
年 12 月 10 日发表的八届六中全会公报宣布: 今年
“大跃进” 时期浮夸风的历史解读
赵 付 科1
于 艳 艳2
(1 .曲阜师范大学 政治学院, 山东 日照 276826;
2.山东经济学院 社会发展学院, 山东 济南 25001 4)
[摘 要] “大跃进” 时期的浮夸风导致了一系列重大决策的失误, 严重影响了党和政
府的形象。因此, 必须积
极发展党内民主, 以党内民主推进人民民主; 必须正确把握解放思想与实事求是的关
系; 必须进一步完善干部
考核制度; 必须进一步完善统计管理体制, 依法统计; 必须坚持和发扬党的调查研究
的优良传统。
[关键词]大跃进; 浮夸风; 危害; 成因; 启示
[中图分类号]D65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1673- 5684 ( 2008) 02- 0023- 05
[收稿日期] 2008- 03- 27
[作者简介]赵付科 ( 1977- ) , 男, 山东沂水人, 曲阜师范大学政治与社会发展学院博
士生, 山东财政学院政法学院讲师, 从事中
共党史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
于艳艳 ( 1978- ) , 女, 山东滨州人, 山东经济学院社会发展学院讲师, 硕士, 从事马
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
23 · ·粮食产量将达到 7500 亿斤左右。由于高估产, 使
中央认为粮食问题“已经基本解决” 。以此为基础,
1958 年的粮食征购量定为 1175 亿斤, 比 1957 年
的征购粮 960 亿斤增长了 22.3% , 粮食征购量占粮
食 总 产 量 的 比 重 由 1957 年 的 24.6% 提 高 到 了
29.4% 。[2](P234- 235)
但事后经落实, 1958 年粮食产量
仅为 4000 亿斤, 仅比上年增长 2.5% 。[1](P734)
显然
1958 年的粮食征购量是明显偏大的。由于征了过
头粮, 造成群众生活极度困难。因食物缺乏、营养
不良, 相当普遍的发生浮肿病, 不少农村因饥馑死
亡人数增加。
再次, 放手发动全民大办钢铁。由于农业大规
模的浮夸, 造成了对 1958 年粮棉等农产品产量盲
目乐观的估计, 由此产生了今后我国农业生产将不
是以百分之几, 而是以百分之几十的速度年复一年
地增长的错误判断, 这一错误判断又引发了一个更
大的错误判断, 以为我国农业问题解决了, 粮食吃
不完。从这个错误判断出发作出的一个重大的错误
决策, 就是用农业逼工业, 把全党工作重心转移到
工业首先是钢铁上来, 放手发动全民大炼钢铁。全
民大炼钢铁运动加剧了国民经济比例失调, 极大地
影响了农业生产。据统计, 1958 年同 1957 年比
较, 工农业产值的比例, 一下子由 56.7: 43.3 变为
65.7: 34.3, 全国从事农业生产劳动者人数同从事
工业生产劳动者人数的比例, 也由 13.8: 1 骤降为
3.5: 1。[1](P739)
由于抽调几千万农村劳动力搞“小、
土、群” , 使本来丰收在望的粮食作物和其他农产
品因缺少劳动力收获而烂在地里, 丰产却没有丰
收。
( 二) 严重影响了党和政府的形象
首先, 严重影响了党在人民心中的形象。“大
跃进”时期, 一些省级和地方干部说了不少假话,
个别干部除说假话外, 还公开鼓吹讲假话, 搞浮
夸。“大跃进”的“功臣”柯庆施就主张: 共产党
员不说三分大话不算数, 有三分大话七分可靠就
行。1958 年 4 月 7 日, 国务院 《关于召开全国农
业社会主义建设先进单位代表会议的通知》 规定,
凡是在 1 年内达到或超过全国农业发展纲要所提出
的粮棉生产指标, 或者在 1 年内基本消除水灾和旱
灾的县 ( 市) , 都可以派代表参加年底在北京召开
的代表会议。事实上, 这些指标根本是无法完成
的, 这类会议只能鼓励浮夸。[3]
而且, “大跃进”
时期, 大多数高估产、放卫星的干部都受到了鼓
励, 得到了表彰, 使一些弄虚作假的人出尽了风
头。浮夸风严重违反了党的实事求是原则, 与党的
优良传统和作风格格不入, 严重损害了党在人民心
中的形象。
其次, 严重损害了中国的国际形象。“大跃
进”时期, 当时的传媒以浮夸的统计数字为依据,
报道了我国的小麦等作物的产量超过了美国, 某些
工业产品的质量超过了发达国家, 而实际上有的只
是缩小了差距, 有的甚至还是拉大了差距。当得知
徐水县建立“共产主义试点”后, 赫鲁晓夫立即派
塔斯社记者来中国察看, 听了记者的汇报后, 赫鲁
晓夫嘲笑: 中国的共产主义是喝大锅清水汤, 苏联
是吃土豆烧牛肉。[4]
在此之前, 中国在国际舞台上
一贯说话算数, 威望很高, 但是遍及全国的浮夸风
在一定程度上严重地损害了中国的国际形象。
二、 “ 大跃进”时期浮夸风的成因
“大跃进”时期导致浮夸风泛滥的最根本原因
在于“左”倾错误的指导, 具体而言, 有以下几个
方面的因素。
( 一) 一系列的反右运动严重抑止了民主, 窒
息了不同声音的发表
从 1957 年夏开始, 毛泽东领导全党开展了反
右派运动, 但运动被严重扩大化。在反右斗争中,
绝大多数被打成的右派分子的, 很多是因为敢讲真
话或提了意见。事后查明, 全国 55 万多所谓的右
派分子差不多都是以此而蒙难的, 开了“以言获
罪”的先河。由于害怕“祸从口出” , 使得人们从
此不敢讲话, 尤其是不敢讲与领导人意见不符的真
话。反右派运动还没结束, 反“反冒进”运动又接
踵而来。从八届三中全会到南宁会议、成都会议、
八大二次会议, 反“反冒进”的浪潮一浪高过一
浪。庐山会议又错误地发动了对彭德怀等人的批
判, 并在全国开展了反右倾。
这一连串的反右斗争沉重打击了一大批坚持原
则, 坚持真理, 敢于向党反映情况, 提出批评和意
政治学研究 赵付科 于艳艳 “ 大跃进” 时期浮夸风的历史解读
24 · ·2008 年第 2 期
( 总第 100 期)
厦 门 特 区 党 校 学 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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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2, 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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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的同志; 严重损害了党内从中央到基层的民主生
活的集体领导的原则, 在全国上下形成强大的政治
压力, 造成了沉闷的政治环境。不仅一般的干部和
群众难以发表不同的看法, 就连中央的很多领导同
志也难以表达自己的真实想法 。邓小平在回忆
“大跃进”运动得以发动的情况时曾指出: 当时有
许多领导人没有表示看法或反对, 根本原因是“在
那个条件下, 真实情况是难以反对。 ”[5](P206- 309)
类似
将数亩庄稼并到一亩以发射高产“卫星”的做法,
在全国各地比比皆是, 但是很少有人愿意或敢于去
揭露真相。
( 二) 忽视和不尊重科学, 违背客观规律, 造
成了唯意志论的大肆张扬
在“大跃进”运动的发动过程中, 毛泽东多次
指出: “科学家不科学” , 要破除对科学家的迷信,
并说知识分子其实“最无知” 。[6]
由于反右派斗争
对知识分子的沉重打击, 再加上“大跃进”的狂热
气氛, 毛泽东这一论述, 客观上导致了“知识无用
论”的抬头。当时有不少省级以上领导同志在报刊
上发表文章, 有的批驳“粮食增产有限论” , 认为
粮食亩产可以达到三、四千斤以至 1 万斤。[7]
有的
则说自己亲眼看到了亩产 100 万斤番薯, 60 万斤
甘蔗, 5 万斤水稻的“事实” 。[8]
由于相信了各地上报的统计数字, 党的机关报
《人民日报》 发表大量社论, 也大批所谓“条件
论” 、“机械论” 、“悲观论”和“农业增产论” ,
并提出了“人有多大胆, 地有多大产” , “只怕想
不到, 不怕做不到”等带有极端唯意志论色彩的口
号。[9]
甚至宣称现在“我国粮食要增产多少, 是能
够由我国人民按照自己的需要来决定的” , “只要
我们需要, 要生产多少就可以生产多少粮食出来” 。
[10]
这些带有极端唯意志论色彩宣传, 进一步助长
了实际工作中的虚报浮夸倾向。
( 三) 统计工作为政治服务, 无法可依, 导致
了统计数据的严重失真
1958 年初, 统计领域也开始搞“大跃进” , 反
对教条主义, 提倡“八仙过海, 各显神通” 。[11](P107)
6 月召开的全国统计工作现场会议又提出了统计工
作“为政治服务”的方针, 要求“政治运动开展到
哪里, 统计工作就要跟到哪里” , “党政领导需要
什么, 就统计什么” , 又提出全党全民办统计。[11]
(P107)
1959 年 11 月国家统计局召开的省市统计局长
会议甚至提出“对统计数字的准确性, 要虚心考虑
各方面的意见, 特别是党的领导的意见, 不能单纯
从统计数据出发” 。[11](P118)
这一系列做法严重违背了
统计工作严肃的科学性和相对的独立性的特点。所
以, 统计人员为了紧跟形势, 不惜虚报夸大统计数
据; 各级党委直接插手统计, 扣压、修改统计数
据; 各级主管部门随意下发报表, 造成报表满天
飞, 数出多门。这样致使统计数据严重失真, 统计
工作不仅丧失了有效的服务和监督功能, 反而成为
浮夸的一条重要渠道。
( 四) 不健全的干部制度, 促使了大批干部造
假
在“大跃进”运动中, 干部的提拔和任免是由
上级直接决定的, 不少干部只对上级负责, 为上级
服务。上级把指标压下来, 下级不敢不“切实完
成” 。当时虽然提出了以又红又专作为干部考核的
标准, 但是由于强调政治是统帅是灵魂, 又强调
“外行领导内行” , 所以实际上是重政治标准而轻业
务标准。而当时的政治标准的最主要的内容就是是
否拥护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是否完成上级任务。对
那些完不成上级指标任务的干部, 被视作业务能力
差, 更被视作跟不上大跃进形势甚至不拥护大跃
进, 将分别视情况给予警告、记过、撤职留任、留
党察看、撤职、开除党籍等处分。[1](P729)
而当时的
指标一般都高得无法实现, 再加上当时监督机制很
不健全, 导致省市级干部作假, 基层干部浮夸也就
在所难免。
( 五) 主观主义、官僚主义盛行, 偏离了调查
研究的优良传统
在民主革命时期, 毛泽东创造了“没有调查就
没有发言权” , “没有正确的调查同样没有发言
权” ; 调查研究要深入实际, 获得第一手的资料,
调查在先, 结论在后; 调查切忌走马观花, 道听途
说; 调查不要被表面现象和次要问题所迷惑, 要抓
住主要矛盾和事物的本质等一整套马克思主义的调
查研究的理论与方法。“大跃进”时期, 主观主
25 · ·义、官僚主义盛行, 严重偏离了党在革命战争年代
形成的调查研究的优良传统, 违背了毛泽东创造的
调查研究的理论、原则和方法。当时, 很多干部一
般不大注意调查研究, 一些干部虽做过一些调查,
但是调查时没有做到深入细致, 而是走马观花, 满
足于听下面干部的汇报, 而下面的许多干部喜欢报
喜不报忧, 甚至为达到升迁的目的而造假情况, 因
而没有获得真实可靠的第一手资料, 而是被一些表
面现象所迷惑。“这一年 ( 1958 年—— —作者注)
通过报纸、广播放了那么多‘高产卫星’ , 可是,
当时省以上领导机关却没有任何一位负责干部对任
何一颗‘卫星’的真实性做过认真的调查。 ”[1](P750)
1958 年, 毛泽东在给安徽负责人的一封信中更是
写到: “沿途一望, 生气蓬勃” ,
[12](P420)
从而进一步
助长了浮夸。
三、历史的启迪与思考
( 一) 必须积极发展党内民主, 以党内民主推
进人民民主
“大跃进”期间, 无论在党内, 还是在人民群
众中, 民主生活都遭到了严重的破坏。干部、党员
和群众, 不能说不同的、反对的意见, 使得人们不
敢对高指标提出异议, 不敢去揭穿浮夸。这是一个
沉痛的教训。因此, 必须积极发展党内民主。党内
民主是党的生命。只有发展党内民主, 才能在全党
形成认真学习的风气、民主讨论的风气、积极探索
的风气和求真务实的风气, 广大党员才能敞开思
想、畅所欲言, 才能敢讲真话、讲实话、讲心里
话, 才能充分表达新的见解、新的观点、新的思
想, 才能形成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因此, 必须以
保障党员民主权利为基础, 以完善党的代表大会制
度和党的委员会制度为重点, 从改革体制、机制入
手, 建立健全充分反映党员和党组织意愿的党内民
主制度。同时, 要以党内民主推进人民民主, 进一
步扩大社会主义民主, 允许并鼓励人们讲真话, 允
许并鼓励人们对党和政府的决策和计划提出意见和
建议。
( 二) 必须正确把握解放思想与实事求是的关
系
“大跃进”期间, 毛泽东要求大家敢想、敢说、
敢做, 要从束手束脚的现象中解放出来, 并且作出
了“破除迷信、解放思想”的号召。这一号召尽管
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鼓励人们创造发明的积极作
用, 但是在当时急于求成思想已占主导地位的情况
下, “破除迷信” , 实际上是破除了科学; “解放
思想” , 实际上是鼓励了浮夸。[13](P54)
这一口号直接
助长了高指标、浮夸风等的发展与蔓延。因此, 必
须正确把握解放思想与实事求是的关系。人们所以
要解放思想, 是由于头脑中的一些传统观念和思维
模式脱离了客观实际, 禁锢了思想, 束缚了手脚。
不解放思想, 更新观念, 就不能克服主观与客观之
间的矛盾, 就不能正确地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同
时, 解放思想又必须以实事求是为基本立足点。只
有同实事求是相联系, 与实事求是相统一的解放思
想, 才是科学的解放思想, 它同超越客观实际的主
观主义的解放思想, 有着根本的区别。“大跃进”
时期的“破除迷信、解放思想”实际上就是没有正
确把握住解放思想与实事求是的关系, 是超越客观
实际的主观主义的解放思想, 不是科学的解放思
想, 所以很容易步入主观唯意志论的歧途。
( 三) 必须进一步完善统计管理体制, 依法统
计
“大跃进”时期, “全党全民办统计”等做法
严重违反了统计工作的规律, 致使统计数据严重失
真, 浮夸盛行。这些问题的出现, 既与当时的统计
制度有关, 又与当时没有明确的统计法规有关。因
此, 要根除浮夸风, 必须进一步完善统计管理体
制, 严格依法统计。要建立起科学的统计管理体
制, 保障统计机构和统计人员独立行使职权, 尽可
能减少行政干预, 把统计工作建立在准确可靠的基
础上; 建立合理的统计制度, 建立科学的统计指标
预算体系, 严格管理统计调查项目, 避免业务主管
部门随意发统计报表、多头向下, 造成“报表乱
飞” 、“数出多门”的混乱状况。同时, 要扩大对
《统计法》 的宣传教育, 让广大干部充分认识浮夸
风的严重危害性, 提高统计法制意识, 严格依法统
计, 彻底扭转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纠的倾
向, 严格按照 《统计法》 办事, 对于虚报、瞒报、
伪造、篡改统计资料和侵犯统计机构、统计人员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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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职权的违法行为, 要给予行政处分, 直至依法追
究刑事责任。
( 四) 必须进一步完善干部考核制度
英国思想家培根曾经说过: 一次不公正的审
判, 其恶果甚至超过十次犯罪。若没有一个客观的
标准, 对某些消极现象的约束力, 社会上往往就会
产生一种“趋同效应”而群起效尤。“大跃进”时
期浮夸风盛行的一个重要原因, 就是由于当时的制
度特别是干部考核制度有问题。那些坚持实事求
是, 怀疑高目标和高指标, 主张积极稳妥、综合平
衡的干部, 被视为“观潮派” 、“秋后算帐派”和
“保守派” , 受到批评和打击; 而那些唱高调、说大
话、弄虚作假搞浮夸的干部却反而得到提拔和重
用。目前, 我国的干部政绩考核上仍然存在很多偏
差, 有些地方的领导干部人为夸大政绩, 大搞“数
字注水” , “官出数字, 数字出官”现象屡见不鲜,
“政绩工程” 、“形象工程”成为一种明显的社会现
象。出现上述现象, 除了一些领导干部主观原因
外, 更重要的是, 与干部考核制度的不完善有关。
因此, 必须进一步完善干部考核制度, 要在全面考
核领导干部德、能、勤、绩、廉情况的基础上, 注
重考核工作实绩, 坚持用辩证的观点改进考核办
法; 在考核指标设置上, 要全面反映经济、社会和
人的发展情况, 不能片面地用经济指标考核领导干
部的政绩; 要强化刚性要求, 坚持用规范、统一的
标准衡量每一位被考核对象的政绩; 要把考核结果
和选拔任用干部紧密结合起来。
( 五) 必须坚持和发扬调查研究的优良传统
重视和坚持调查研究, 是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
的基本要求, 是党保持同人民群众密切联系的重要
渠道, 也是我们党的基本工作方法和优良传统。但
是, 在 1958 年, 我们党在领导经济建设的过程中,
却明显地偏离了这一优良传统。很多干部“满足于
看纸上的报告, 听口头的汇报, 下去的时候也是走
马观花, 不求甚解” , “以感想代替政策” 。[14](P282)
眼下, 也有一部分干部每有上级下来检查工作时,
总喜欢搞浮夸, 目的是为了骗取上级领导的好感,
为自己的仕途铺路。而有些上级领导也习惯于听听
汇报, 看看材料, 不深入实际去察看, 使这些爱说
大话、喜欢吹牛的人有机可乘, 蒙混过关。因此,
必须坚持和发扬党的调查研究的优良传统。党的干
部, 特别是高级领导干部必须以身作则, 走出办公
室, 深入基层, 深入调查, 深入到人民群众中去,
真正做到“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 , “不做认真
的调查同样没有发言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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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责任编辑: 牛 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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