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3月30日发(作者：之宜然)
商业流通 |
THE BUSINESS CIRCULATE
近代苏、粤两地商业文化的比较
潘 彤
广东女子职业技术学院 广东广州 511450
基金项目
:广东省高职商科类专业指导委会2017年度项目:《中国商业文化》课程开发与教学实践，项目编
号:YSYJZW2017YB47。
摘要
:商业文化的形成离不开地域文化的滋润，近代苏商与粤商都为中国经济转型发展做出了一定的贡献，
但两者在商业精神、事业形态、身份认同、政府关系和社会反哺等方面的行为却有较大的差异。
关键词
:近代；苏商；粤商；商业文化；比较
中图分类号
:F722.2
文献识别码
:A
文章编号
:1673-5889(2019)36-0043-03
一、精神上苏商谦和稳健规范，粤商强悍好拓善变
江苏境内的水呈现出理性的平静和安宁，这也使得江苏人性
格温和，气质优雅，温文尔雅。苏商主要来源一是从传统商人中
成长起来的如荣宗敬、荣德胜兄弟，以及常州的刘鸿生、刘国钧
等；二是由官僚、买办、地主等身份转变而来的如无锡的盛宣怀
以及杨宗濂、杨宗瀚兄弟等；三是由传统文人群体中产生的如南
通的张謇等。他们都继承了江南文化中低调平实、勤劳吃苦、埋
头苦干的作风，普遍主张“货殖为急”、“时任知物”，实业
为主，商贸为副，侧重于发展工业。在经营上诚实守份，踏实
稳重，往往从提高产品质量入手，树立品牌，降低成本，形成
了稳扎稳打的稳健风格。近代苏商敢于接受新型企业管理理念
和管理方式。穆藉初引进和倡导的企业科学管理法为近代苏商
广为模仿。穆藉初在美国学习当时世界上最前沿的科学管理论
“泰罗制”，并将这一先进管理制度引入国内，在实践中形成
了重视市场变动的企业营销和管理思想
[1]
。1934年范旭东创设南
京永利
铔
厂，其“红三角”牌化肥在市场上可与美国杜邦公司产
品媲美，被时人冠誉为“远东第一”。在创办企业时他第一次以
鲜明和完善的形式提出了企业“原则上绝对相信科学，事业上积
验。同时物流公司的加入，拓宽了黔阳农产品的销售渠道，也使物
流配送人员的责任感增强，从而提供高质量的物流服务。
[3]陈曦.数据挖掘在现代物流企业中的应用分析[J].现代营销(下
旬刊),2018(05).
[4]杨露,赵伶珊,庄小云.数据挖掘技术在农产品物流配送中的研
究[J].合肥学院学报(综合版),2018,35(02).
[5]黄远新,田红英.关联规则挖掘技术与第三方物流企业营销决策
研究[J].中国流通经济,2010,24(03).
[6]李曼.我国偏远乡村农产品上行问题研究[J].商业经济研
究,2018(12).
[7]刘丹.基于农产品上行背景的农产品品牌建设的探索——以句
容市为例[J].电子商务,2019(04).
[8]陈德宝.农产品电商上行问题与对策探析[J].中国市场,2019(07).
[9]陈劲松,窦志慧,徐大佑.供给侧视角下“农产品上行”电商渠
道模式研究[J].商业经济研究,2018(14).
作者简介
1.李勇，长沙学院经济与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副教授，研
究方向：复杂网络建模与仿真，乡村振兴，数据挖掘。
2.管慧，长沙学院经济与管理学院，本科生，研究方向：冷链
物流、乡村振兴、舆情。
3.陈晓婷，湘潭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
乡村振兴、舆情。
4.刘庆莉，湘潭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
乡村振兴、舆情。
(三)黔阳农户积极开展新营销，带动农产品上行物流服务
质量
传统的电商平台可以保证农户每个月拥有稳定地客户量，但对
黔阳农产品的总需求量并不大。少量的物流订单并不能吸引物流公
司创新模式，来提高农产品上行物流服务质量。因此，黔阳农户要
积极应对当下的热点，利用抖音、微信、直播等新模式，树立令人
耳目一新的农产品品牌，扩宽农产品的营销平台，从而提高黔阳农
产品的销售量。迫使物流公司创新新模式，提供高水平的农产品上
行物流服务。
四、结论
本文以黔阳镇为例，通过Python爬取了京东、淘宝、1号店的
169家销售黔阳农产品的店铺，对其进行文本分析。首先，对黔阳
农产品的上行现状进行统计分析，得出在三大平台上主要销售的黔
阳农产品品类；其次，对黔阳农产品上行物流的满意度进行统计，
得出小部分消费者对于物流的速度和质量都不满意；最后，结合黔
阳镇的物流企业分布及农户使用不同物流企业的频率，得出黔阳农
产品上行物流的负责企业服务能力不佳。以黔阳政府、黔阳物流公
司和黔阳农户三个不同的角度针对性地提出物流服务质量的改进对
策。
参考文献：
[1]高晓婷.数据挖掘在物流管理中的应用研究[D].苏州大学,2012.
[2]张振华,许柏鸣.基于网络口碑数据挖掘的电子商务物流服务质
量问题[J].中国流通经济,2019,33(01).
MODERN BUSINESS
现代商业
43
THE BUSINESS CIRCULATE
| 商业流通
极发展实业，行动上宁愿牺牲个人顾全团体，精神上以能服务于
社会为莫大光荣”
[2]
的使命，这一信条至今仍作为南京化学工业
有限公司的企业文化理念。苏商形成了一系列管理先进的规范管
理经验。
历史上看，苏商主要是“坐商”，江南鱼米之乡，人们本土
情结浓厚，在本地扎根经营，跟政府关系良好，注重品位，文化
底蕴丰富，睿智儒雅，三思而行，但容易错过商机。
而粤商则不同。岭南在海洋文化的浸润下固有强悍坚韧、敢
于冒险的精神特质，尤其是近代连年的战乱，鸦片战争、太平军
运动、洪兵起义，以及绵延十几年的广东土客大械斗，助长了弱
肉强食、凌强欺弱的社会风气。商界也同样充满了争勇好斗的戾
气，将商场视为战场，为了利益不惜斗勇耍狠，舞刀弄枪。1907
年的反对英国在西江缉捕“盗贼”活动、1908年的抵制日货运
动、1909年反对葡萄牙侵略的斗争都显示了广东商人的勇敢强
悍。1906年广州商人与当时的粤督岑春煊因筹集路款事发生冲
突，岑春煊一怒之下拘捕了绅商代表黎国廉，七十二行商人大
愤，即行会集数千人，声明不认岑为粤督。商民致电军机处、邮
传部等，用尖锐的语言指斥现任总督为“民害”，向朝廷施压要
求将其罢免。岑春煊不得不作出妥协释放了黎国廉。这种商抗官
命的强悍作风在近代中国其他地区极为罕见。1924年的广州商团
事变更是显现了广东商人强悍好斗的一面。在经营中敢于开拓创
新，喝头啖汤则是粤商的另一精神要素。1912年粤商马应彪在
广州长堤建立中国第一家百货公司先施粤行，以经销环球商品和
国内土特产品为主要业务。他通过使用通天礼券、明码实价、聘
用女店员、安装电梯、顶楼设立游乐场、晚间文艺表演等多项创
举，在近代中国百货公司的商业营销、管理模式上进行了许多具
有创新性和开放性的探索，誉为“中国百货业的先驱”。
二、事业上苏商重实业、粤商善贸易
近代苏商在事业发展中特别重视实业开发。江南是农耕文化
最发达地区，在江南文化的熏陶下苏商养成了固守家园、精耕细
作、长期投入、持之以恒的作风。据统计，从1895到1911年苏
商共创办工矿企业218家，资本总额4252万元，约占全国新办民
族企业的50%，苏商创办的实业无论规模和数量都让其他商帮望
尘莫及。20世纪初，无锡商人在投资经营轻工业上异军突起，资
本增长极为迅速，成为近代工业发展的领军人物。1895年无锡杨
宗濂、杨宗瀚兄弟创办了业勤纱厂，这是当地第一家近代企业；
1902年，朱仲甫、荣宗敬、荣德生创办了保兴面粉厂；1904年缫
丝大王周舜卿开办了无锡裕昌丝厂，十多年后无锡已发展成以纺
纱业、制面业和缫丝业为主的工业重镇。南通工业和社会事业的
发展更是源自张謇的实业。1899年大生纱厂开车试工，1901年到
1908年，分别创办了通海垦牧、大隆皂厂、广生油厂、懋生房产
公司、资生铁厂、大昌纸厂等企业。张謇的大生企业集团最为鼎
盛时，拥有各类企业40余家，资产总额2480万元
[3]
。张謇的实业
发展使得南通成为近代工业最为集中地区之一。1895年陆润庠在
苏州创办了苏纶纱厂，据1898年《官书局汇报》记载“每年可出
棉纱一万四千捆(件)，约用工人二千二百名，分两班更番，作弹
棉纺棉等工”。这样的规模在中国晚清工业史上堪称绝无仅有。
相比较苏商，广东商人更擅长商品贸易。由于历史原因，广
44
现代商业
MODERN BUSINESS
东商人一直以贸易为主业。广州作为中国对外贸易的商品集散
地，多年来成为中西商品贸易的交汇点。广东商人既有成熟的
海外贸易经验，又有丰富的国内贸易渠道。因此，粤商以贸易作
为主业是最正常选择。然而这种重商性导致广东的商业和金融资
本远大于工业资本，使工业资产缺少积累和沉淀，严重阻碍了近
代广东工业现代化的进程。近代广州的商人团体中商界一直占据
主流，虽然工业和手工业主通常也会以“商”的身份参加商人团
体，但他们的影响力微乎其微。1912年广州商人团体粤商维持公
安会成立时，2512名会员中代表实业的厂商只有96人；1921年
初，广州总商会选举产生的各行会董基本都属于传统商业；直到
1928年，《广州商业分类表》的33928个商户中，代表实业的“工
厂”只有1081个，广州商界主流依然以传统贸易商行为主
[4]
。
三、身份认同上苏商趋绅，粤商重商
苏商大都亦儒亦商, 领军人物中知识分子居多,“知识分子
办厂”的现象决定了苏商的在身份认同上更趋向于士绅, 这是
苏商有别于其他商帮的重要标志。苏商中既有旧知识分子的状
元，如张謇、陆润庠等；也有留学归来的洋学生如唐星海、范旭
东等。作为传统士绅聚焦的江南地区，由绅转为商也最集中和普
遍的地区。以苏州地区为例，苏州商总会会长王同愈是光绪十五
年进士，曾任湖北学政；潘万成酱园店东潘祖谦曾是三品候补道
员。江南的士绅大贾家族，如苏州贝氏、南通张氏、常州周氏、
无锡丁氏、苏州尤氏等，要么是从科举应试中选开始，边做官边
置业，多年后成为当地著名的乡绅官户；要么以经商盈利，逐年
聚资，经年再以金捐官，跻身士绅。以“钻天洞庭”的东山洞庭
商帮为例，南宋时王氏家族始迁洞庭东山，元末明初王氏由业农
兴起，“世以居积致产不赀”，成化年间王鏊中进士入仕后，
“书香不绝”，贾儒相间，是典型的儒商家族。而苏州贝氏以行
医卖药起家，清初已成为苏州富豪。近代第13世孙的贝理泰(贝聿
铭的爷爷)中秀才后放弃仕达转入商业。这些绅商大家本与士绅阶
层密不可分，亦商亦儒。1896年初，张之洞奏派苏州状元陆润庠
筹办丝织、棉纺工厂；甲午状元张謇在南通筹建大生纱厂。这便
是史无前例的“状元办厂”，彰显了实业的社会地位。张謇从此
热衷于办实业而一发不可收拾，但他并没有完全脱离政治。1904
年清政府授予他三品官衔，1909年还被推举为江苏咨议局议长。
陆润庠虽然在苏州办了苏纶纱厂、苏经丝厂，但于1898年6月回
京重返仕途，与大多数苏商一样，骨子里还是热衷于仕途，身份
倾向于士绅。
由于科举与捐纳制度，广东“绅”“商”的流动也早就存
在。十三行商人潘、易、梁氏等家族到清末都是亦绅亦商的大家
族。在四民时代，社会上“士”处于主导地位，士绅的身份是商
人们在社会交往时的一个名分。而到了近代，由于商人自身经济
实力的激增，“商人渐有势力，而士绅渐退，商与官近至以官商
并称，通常言保护商民，殆已打破向来习惯，而以商居四民之
首”(胡汉民语)，商人社会地位不断提升。郑观应甚至认为，作
为社会精英的“士”己成为影响工商业发展，影响积极应对“商
战”的重大障碍。历史上，1906年粤路公司的成立标志着商人的
社会地位和影响已经超过了士绅。1907年粤商自治会的成立，
就是商人们认为广州总商会被巨绅大贾操纵而另立的一个商人机
构。由于“绅”在与“商”的竞争中逐渐势弱，商人团体七十二
行、粤商自治会渐渐以商人为主导，而以士绅为主的广州总商会
在社会上的地位和作用也远不及其他大城市的总商会。因此粤商
自治会在清末广东社会的影响远超过总商会，经常出头批评官
府，为商民说话。由此可见，近代粤商在绅商身份认同方面，更
加倾向于商人身份。
四、官商关系上苏商近政府、粤商谋地位
在与政府的关系方面，苏商更习惯于与政府合作。1870年以
后，苏商普遍采用西方先进的生产技术直接投资工业。在创办实
业的过程中，面对开办资金短缺、经营融资不畅的难题，商人只
好通过官府的力量解决。于是产生了“官督商办”“官商合办”
等办厂方式。然而事实上这种合作最后却变成了完全由官员控制
的官府企业，商人不得不依靠官府来维持正常的企业经营活动。
盛宣怀就是一个典型的官商代表，他早年受到北洋总督李鸿章的
赏识，以官方代表身份介入商界，依靠官方力量垄断了船舶、铁
路、矿山、银行等企业，在上海、苏州、常州、南京、九江、武
汉等地经商，家产雄厚，成为一名著名的官商。张謇作为近代苏
商的领袖，在商业活动中也经常与政府密切合作。1896年初大生
纱厂股份筹资失败，张謇不得不向政府寻求帮助，两江总督刘坤
一即刻将官机20400锭，作价25万两作为官股入股；1901年在刘坤
一的支持下，官府将海门的10多万亩海滩划给张謇，建成了纱厂
的原棉基地
[5]
。在经商期间，张謇也积极参加政治活动，并为袁
世凯草拟了逼宫宣统的《清帝逊位诏书》。从以盛宣怀、张健为
代表的苏商来看，他们具有“官”和“商”的双重身份和双重人
格，在与官府的关系上更加亲近，更能代表官府的利益。
相比之下，粤商则更看重商人作为社会政治力量，与政府的
平等互利的关系。近代广东的商人团体繁多。1905年成立广州总
商会，主要作用在于规行矩止，维持良好的营商环境。1907年又
建立了政治性的组织粤商自治会，主要依靠广州七十二行商和九
大善堂开展活动。近代广州商业团体为了争取地位和利益不断地
与政府对抗。进入20世纪后，广州商人团体的地位被官府承认并
日渐扩大提高。清末两广总督，都督、督军到广东上任时，都会
接见商团领袖，他们在制定重要政策时，也通常会听取商团代表
意见。1911年，两广总督张鸣岐上任伊始就接见商人团体，讨论
禁赌问题；1913年龙济光在进入广州后立即向商善界表示“随时
可以唔商”。武昌起义后，广东在决定和平独立一事上广州商人
团体也起了主要作用。能否得到商人支持，似乎成了政权能否支
撑的关键。因此无论是朝廷官员、革命党人还是军阀势力，他们
在广东执政时都希望得到广州商人在政治、财经等方面的支持。
商团领袖在社会上的威望和影响逐渐提升。1912年广州商人为了
自卫成立了广州商团，商团总人数达到1.3万人。在广州政权的
多次更迭中，商团因保护商人利益及维持治安稳定受到民众的支
持，大大提升了商人的社会地位。
五、反哺社会方式上苏商办教育、粤商做慈善
江南地区一贯祟文重教，重视师道教化。苏商大都非常重视
兴教办学，培养人才，捐资建学成为苏商回馈社会的一种重要方
式。长期从事实业开发使得苏商真切的感受到当务之急是培养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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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人才和兴办新式教育。1895年盛宣怀创办了北洋大学，自任督
办(校长)，这是我国第一所新式大学。1897年他又创建南洋公学
(今上海交通大学前身)，学堂专门培养商务、行政和法律等方面
人才，公学附设译书院、电报学堂、航政科(今大连海事大学、上
海海事大学前身)等。另一位苏商张謇在多年的发展实业过程中意
识到，要使生国家富强，必须培养有文化的劳动者和科技人才，
而人才培养就要靠兴教育，办学校。他在南通亲自创办了众多学
校。1902年创办我国第一所独立师范——通州师范学校，后陆
续创建了“通州女子师范学校”等师范教育机构。1905年他与马
相伯在吴淞创办了复旦公学(复旦大学前身)，之后陆续创办了医
学、纺织、河海工程专门学校(河海大学前身)、“吴淞商船专科
学校”(上海航务学院)等现代学校，成为中国现代教育事业的开
创者之一。无锡荣德生也是倾心办学兴教的苏商。1906年荣氏兄
弟先后创办公益学堂、竞化女子小学等；1919年又创办公益工商
中学；1947年创办私立江南大学(江南大学前身)。还有很多苏商
都很注重兴办教育，如1937年镇江商人陆小波和严惠宇等创办了
私立京江中学(今镇江市第一中学)；1934年范旭东创办永利南京
铔
厂厂办学校(现南京科技职业学院)。
粤商多以慈善行为反哺社会。近代广州的慈善机构中最有影
响力的是“九大善堂”。九大善堂指广州的爱育善堂、方便医
院、惠行善堂、广济善堂、广仁善堂、崇正善堂、述善堂、润身
善社和明德善堂。善堂经费由商人捐赠为主，以开办义学、施医
赠药、抚恤社会、救济贫穷、预防疾病、援助灾民等方式行善。
1871年，广州商人钟觐平、陈次壬等联合创办广州爱育善堂，这
是广州城第一个近代性质的民间善堂。1884年粤商合办两粤广仁
善堂，清末由徐树棠和潘达微等人主持，得到两粤热心公益慈善
人士的支持。它的经费由两粤绅商捐助，以购置房屋铺户收租生
息作为主要来源，历年举办宣讲义学、赠医施药、资遣难民回乡
及举办赈灾等善事。粤商这种好善乐施的行为一直传承到现代。
据《2018胡润慈善榜》发布的数据，2018年中国大陆的慈善家
中，美的何享健以75亿捐赠额成为中国“首善”，恒大许家印捐
赠26.5亿元，排名第二。粤商连续2年稳居胡润慈善榜人数和捐
款第一。
参考文献：
[1]卢雄勇.苏商伦理及其社会价值研究[D].南京:南京大
学,2011.
[2]赵津.范旭东企业集团历史资料汇编——久大精盐公司专辑
(上册)[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6.
[3]陆健和.清末民初苏商创办企业与区域工商文化的发展[J].扬
州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2014(4).
[4]邱捷.近代广东商人与广东的早期现代化[J].广东社会科
学,2002(2).
[5]蔡湘.中国状元资本金——张謇[J].经济导刊,2007(8).
作者简介：
潘彤，广东女子职业技术学院管理学院院长，教授，研究方
向：工商管理、商业文化等方面的教学与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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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商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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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3月30日发(作者：之宜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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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苏、粤两地商业文化的比较
潘 彤
广东女子职业技术学院 广东广州 511450
基金项目
:广东省高职商科类专业指导委会2017年度项目:《中国商业文化》课程开发与教学实践，项目编
号:YSYJZW2017YB47。
摘要
:商业文化的形成离不开地域文化的滋润，近代苏商与粤商都为中国经济转型发展做出了一定的贡献，
但两者在商业精神、事业形态、身份认同、政府关系和社会反哺等方面的行为却有较大的差异。
关键词
:近代；苏商；粤商；商业文化；比较
中图分类号
:F722.2
文献识别码
:A
文章编号
:1673-5889(2019)36-0043-03
一、精神上苏商谦和稳健规范，粤商强悍好拓善变
江苏境内的水呈现出理性的平静和安宁，这也使得江苏人性
格温和，气质优雅，温文尔雅。苏商主要来源一是从传统商人中
成长起来的如荣宗敬、荣德胜兄弟，以及常州的刘鸿生、刘国钧
等；二是由官僚、买办、地主等身份转变而来的如无锡的盛宣怀
以及杨宗濂、杨宗瀚兄弟等；三是由传统文人群体中产生的如南
通的张謇等。他们都继承了江南文化中低调平实、勤劳吃苦、埋
头苦干的作风，普遍主张“货殖为急”、“时任知物”，实业
为主，商贸为副，侧重于发展工业。在经营上诚实守份，踏实
稳重，往往从提高产品质量入手，树立品牌，降低成本，形成
了稳扎稳打的稳健风格。近代苏商敢于接受新型企业管理理念
和管理方式。穆藉初引进和倡导的企业科学管理法为近代苏商
广为模仿。穆藉初在美国学习当时世界上最前沿的科学管理论
“泰罗制”，并将这一先进管理制度引入国内，在实践中形成
了重视市场变动的企业营销和管理思想
[1]
。1934年范旭东创设南
京永利
铔
厂，其“红三角”牌化肥在市场上可与美国杜邦公司产
品媲美，被时人冠誉为“远东第一”。在创办企业时他第一次以
鲜明和完善的形式提出了企业“原则上绝对相信科学，事业上积
验。同时物流公司的加入，拓宽了黔阳农产品的销售渠道，也使物
流配送人员的责任感增强，从而提供高质量的物流服务。
[3]陈曦.数据挖掘在现代物流企业中的应用分析[J].现代营销(下
旬刊),2018(05).
[4]杨露,赵伶珊,庄小云.数据挖掘技术在农产品物流配送中的研
究[J].合肥学院学报(综合版),2018,35(02).
[5]黄远新,田红英.关联规则挖掘技术与第三方物流企业营销决策
研究[J].中国流通经济,2010,24(03).
[6]李曼.我国偏远乡村农产品上行问题研究[J].商业经济研
究,2018(12).
[7]刘丹.基于农产品上行背景的农产品品牌建设的探索——以句
容市为例[J].电子商务,2019(04).
[8]陈德宝.农产品电商上行问题与对策探析[J].中国市场,2019(07).
[9]陈劲松,窦志慧,徐大佑.供给侧视角下“农产品上行”电商渠
道模式研究[J].商业经济研究,2018(14).
作者简介
1.李勇，长沙学院经济与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副教授，研
究方向：复杂网络建模与仿真，乡村振兴，数据挖掘。
2.管慧，长沙学院经济与管理学院，本科生，研究方向：冷链
物流、乡村振兴、舆情。
3.陈晓婷，湘潭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
乡村振兴、舆情。
4.刘庆莉，湘潭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
乡村振兴、舆情。
(三)黔阳农户积极开展新营销，带动农产品上行物流服务
质量
传统的电商平台可以保证农户每个月拥有稳定地客户量，但对
黔阳农产品的总需求量并不大。少量的物流订单并不能吸引物流公
司创新模式，来提高农产品上行物流服务质量。因此，黔阳农户要
积极应对当下的热点，利用抖音、微信、直播等新模式，树立令人
耳目一新的农产品品牌，扩宽农产品的营销平台，从而提高黔阳农
产品的销售量。迫使物流公司创新新模式，提供高水平的农产品上
行物流服务。
四、结论
本文以黔阳镇为例，通过Python爬取了京东、淘宝、1号店的
169家销售黔阳农产品的店铺，对其进行文本分析。首先，对黔阳
农产品的上行现状进行统计分析，得出在三大平台上主要销售的黔
阳农产品品类；其次，对黔阳农产品上行物流的满意度进行统计，
得出小部分消费者对于物流的速度和质量都不满意；最后，结合黔
阳镇的物流企业分布及农户使用不同物流企业的频率，得出黔阳农
产品上行物流的负责企业服务能力不佳。以黔阳政府、黔阳物流公
司和黔阳农户三个不同的角度针对性地提出物流服务质量的改进对
策。
参考文献：
[1]高晓婷.数据挖掘在物流管理中的应用研究[D].苏州大学,2012.
[2]张振华,许柏鸣.基于网络口碑数据挖掘的电子商务物流服务质
量问题[J].中国流通经济,2019,33(01).
MODERN BUSINESS
现代商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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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BUSINESS CIRCULATE
| 商业流通
极发展实业，行动上宁愿牺牲个人顾全团体，精神上以能服务于
社会为莫大光荣”
[2]
的使命，这一信条至今仍作为南京化学工业
有限公司的企业文化理念。苏商形成了一系列管理先进的规范管
理经验。
历史上看，苏商主要是“坐商”，江南鱼米之乡，人们本土
情结浓厚，在本地扎根经营，跟政府关系良好，注重品位，文化
底蕴丰富，睿智儒雅，三思而行，但容易错过商机。
而粤商则不同。岭南在海洋文化的浸润下固有强悍坚韧、敢
于冒险的精神特质，尤其是近代连年的战乱，鸦片战争、太平军
运动、洪兵起义，以及绵延十几年的广东土客大械斗，助长了弱
肉强食、凌强欺弱的社会风气。商界也同样充满了争勇好斗的戾
气，将商场视为战场，为了利益不惜斗勇耍狠，舞刀弄枪。1907
年的反对英国在西江缉捕“盗贼”活动、1908年的抵制日货运
动、1909年反对葡萄牙侵略的斗争都显示了广东商人的勇敢强
悍。1906年广州商人与当时的粤督岑春煊因筹集路款事发生冲
突，岑春煊一怒之下拘捕了绅商代表黎国廉，七十二行商人大
愤，即行会集数千人，声明不认岑为粤督。商民致电军机处、邮
传部等，用尖锐的语言指斥现任总督为“民害”，向朝廷施压要
求将其罢免。岑春煊不得不作出妥协释放了黎国廉。这种商抗官
命的强悍作风在近代中国其他地区极为罕见。1924年的广州商团
事变更是显现了广东商人强悍好斗的一面。在经营中敢于开拓创
新，喝头啖汤则是粤商的另一精神要素。1912年粤商马应彪在
广州长堤建立中国第一家百货公司先施粤行，以经销环球商品和
国内土特产品为主要业务。他通过使用通天礼券、明码实价、聘
用女店员、安装电梯、顶楼设立游乐场、晚间文艺表演等多项创
举，在近代中国百货公司的商业营销、管理模式上进行了许多具
有创新性和开放性的探索，誉为“中国百货业的先驱”。
二、事业上苏商重实业、粤商善贸易
近代苏商在事业发展中特别重视实业开发。江南是农耕文化
最发达地区，在江南文化的熏陶下苏商养成了固守家园、精耕细
作、长期投入、持之以恒的作风。据统计，从1895到1911年苏
商共创办工矿企业218家，资本总额4252万元，约占全国新办民
族企业的50%，苏商创办的实业无论规模和数量都让其他商帮望
尘莫及。20世纪初，无锡商人在投资经营轻工业上异军突起，资
本增长极为迅速，成为近代工业发展的领军人物。1895年无锡杨
宗濂、杨宗瀚兄弟创办了业勤纱厂，这是当地第一家近代企业；
1902年，朱仲甫、荣宗敬、荣德生创办了保兴面粉厂；1904年缫
丝大王周舜卿开办了无锡裕昌丝厂，十多年后无锡已发展成以纺
纱业、制面业和缫丝业为主的工业重镇。南通工业和社会事业的
发展更是源自张謇的实业。1899年大生纱厂开车试工，1901年到
1908年，分别创办了通海垦牧、大隆皂厂、广生油厂、懋生房产
公司、资生铁厂、大昌纸厂等企业。张謇的大生企业集团最为鼎
盛时，拥有各类企业40余家，资产总额2480万元
[3]
。张謇的实业
发展使得南通成为近代工业最为集中地区之一。1895年陆润庠在
苏州创办了苏纶纱厂，据1898年《官书局汇报》记载“每年可出
棉纱一万四千捆(件)，约用工人二千二百名，分两班更番，作弹
棉纺棉等工”。这样的规模在中国晚清工业史上堪称绝无仅有。
相比较苏商，广东商人更擅长商品贸易。由于历史原因，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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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商业
MODERN BUSINESS
东商人一直以贸易为主业。广州作为中国对外贸易的商品集散
地，多年来成为中西商品贸易的交汇点。广东商人既有成熟的
海外贸易经验，又有丰富的国内贸易渠道。因此，粤商以贸易作
为主业是最正常选择。然而这种重商性导致广东的商业和金融资
本远大于工业资本，使工业资产缺少积累和沉淀，严重阻碍了近
代广东工业现代化的进程。近代广州的商人团体中商界一直占据
主流，虽然工业和手工业主通常也会以“商”的身份参加商人团
体，但他们的影响力微乎其微。1912年广州商人团体粤商维持公
安会成立时，2512名会员中代表实业的厂商只有96人；1921年
初，广州总商会选举产生的各行会董基本都属于传统商业；直到
1928年，《广州商业分类表》的33928个商户中，代表实业的“工
厂”只有1081个，广州商界主流依然以传统贸易商行为主
[4]
。
三、身份认同上苏商趋绅，粤商重商
苏商大都亦儒亦商, 领军人物中知识分子居多,“知识分子
办厂”的现象决定了苏商的在身份认同上更趋向于士绅, 这是
苏商有别于其他商帮的重要标志。苏商中既有旧知识分子的状
元，如张謇、陆润庠等；也有留学归来的洋学生如唐星海、范旭
东等。作为传统士绅聚焦的江南地区，由绅转为商也最集中和普
遍的地区。以苏州地区为例，苏州商总会会长王同愈是光绪十五
年进士，曾任湖北学政；潘万成酱园店东潘祖谦曾是三品候补道
员。江南的士绅大贾家族，如苏州贝氏、南通张氏、常州周氏、
无锡丁氏、苏州尤氏等，要么是从科举应试中选开始，边做官边
置业，多年后成为当地著名的乡绅官户；要么以经商盈利，逐年
聚资，经年再以金捐官，跻身士绅。以“钻天洞庭”的东山洞庭
商帮为例，南宋时王氏家族始迁洞庭东山，元末明初王氏由业农
兴起，“世以居积致产不赀”，成化年间王鏊中进士入仕后，
“书香不绝”，贾儒相间，是典型的儒商家族。而苏州贝氏以行
医卖药起家，清初已成为苏州富豪。近代第13世孙的贝理泰(贝聿
铭的爷爷)中秀才后放弃仕达转入商业。这些绅商大家本与士绅阶
层密不可分，亦商亦儒。1896年初，张之洞奏派苏州状元陆润庠
筹办丝织、棉纺工厂；甲午状元张謇在南通筹建大生纱厂。这便
是史无前例的“状元办厂”，彰显了实业的社会地位。张謇从此
热衷于办实业而一发不可收拾，但他并没有完全脱离政治。1904
年清政府授予他三品官衔，1909年还被推举为江苏咨议局议长。
陆润庠虽然在苏州办了苏纶纱厂、苏经丝厂，但于1898年6月回
京重返仕途，与大多数苏商一样，骨子里还是热衷于仕途，身份
倾向于士绅。
由于科举与捐纳制度，广东“绅”“商”的流动也早就存
在。十三行商人潘、易、梁氏等家族到清末都是亦绅亦商的大家
族。在四民时代，社会上“士”处于主导地位，士绅的身份是商
人们在社会交往时的一个名分。而到了近代，由于商人自身经济
实力的激增，“商人渐有势力，而士绅渐退，商与官近至以官商
并称，通常言保护商民，殆已打破向来习惯，而以商居四民之
首”(胡汉民语)，商人社会地位不断提升。郑观应甚至认为，作
为社会精英的“士”己成为影响工商业发展，影响积极应对“商
战”的重大障碍。历史上，1906年粤路公司的成立标志着商人的
社会地位和影响已经超过了士绅。1907年粤商自治会的成立，
就是商人们认为广州总商会被巨绅大贾操纵而另立的一个商人机
构。由于“绅”在与“商”的竞争中逐渐势弱，商人团体七十二
行、粤商自治会渐渐以商人为主导，而以士绅为主的广州总商会
在社会上的地位和作用也远不及其他大城市的总商会。因此粤商
自治会在清末广东社会的影响远超过总商会，经常出头批评官
府，为商民说话。由此可见，近代粤商在绅商身份认同方面，更
加倾向于商人身份。
四、官商关系上苏商近政府、粤商谋地位
在与政府的关系方面，苏商更习惯于与政府合作。1870年以
后，苏商普遍采用西方先进的生产技术直接投资工业。在创办实
业的过程中，面对开办资金短缺、经营融资不畅的难题，商人只
好通过官府的力量解决。于是产生了“官督商办”“官商合办”
等办厂方式。然而事实上这种合作最后却变成了完全由官员控制
的官府企业，商人不得不依靠官府来维持正常的企业经营活动。
盛宣怀就是一个典型的官商代表，他早年受到北洋总督李鸿章的
赏识，以官方代表身份介入商界，依靠官方力量垄断了船舶、铁
路、矿山、银行等企业，在上海、苏州、常州、南京、九江、武
汉等地经商，家产雄厚，成为一名著名的官商。张謇作为近代苏
商的领袖，在商业活动中也经常与政府密切合作。1896年初大生
纱厂股份筹资失败，张謇不得不向政府寻求帮助，两江总督刘坤
一即刻将官机20400锭，作价25万两作为官股入股；1901年在刘坤
一的支持下，官府将海门的10多万亩海滩划给张謇，建成了纱厂
的原棉基地
[5]
。在经商期间，张謇也积极参加政治活动，并为袁
世凯草拟了逼宫宣统的《清帝逊位诏书》。从以盛宣怀、张健为
代表的苏商来看，他们具有“官”和“商”的双重身份和双重人
格，在与官府的关系上更加亲近，更能代表官府的利益。
相比之下，粤商则更看重商人作为社会政治力量，与政府的
平等互利的关系。近代广东的商人团体繁多。1905年成立广州总
商会，主要作用在于规行矩止，维持良好的营商环境。1907年又
建立了政治性的组织粤商自治会，主要依靠广州七十二行商和九
大善堂开展活动。近代广州商业团体为了争取地位和利益不断地
与政府对抗。进入20世纪后，广州商人团体的地位被官府承认并
日渐扩大提高。清末两广总督，都督、督军到广东上任时，都会
接见商团领袖，他们在制定重要政策时，也通常会听取商团代表
意见。1911年，两广总督张鸣岐上任伊始就接见商人团体，讨论
禁赌问题；1913年龙济光在进入广州后立即向商善界表示“随时
可以唔商”。武昌起义后，广东在决定和平独立一事上广州商人
团体也起了主要作用。能否得到商人支持，似乎成了政权能否支
撑的关键。因此无论是朝廷官员、革命党人还是军阀势力，他们
在广东执政时都希望得到广州商人在政治、财经等方面的支持。
商团领袖在社会上的威望和影响逐渐提升。1912年广州商人为了
自卫成立了广州商团，商团总人数达到1.3万人。在广州政权的
多次更迭中，商团因保护商人利益及维持治安稳定受到民众的支
持，大大提升了商人的社会地位。
五、反哺社会方式上苏商办教育、粤商做慈善
江南地区一贯祟文重教，重视师道教化。苏商大都非常重视
兴教办学，培养人才，捐资建学成为苏商回馈社会的一种重要方
式。长期从事实业开发使得苏商真切的感受到当务之急是培养高
商业流通 |
THE BUSINESS CIRCULATE
级人才和兴办新式教育。1895年盛宣怀创办了北洋大学，自任督
办(校长)，这是我国第一所新式大学。1897年他又创建南洋公学
(今上海交通大学前身)，学堂专门培养商务、行政和法律等方面
人才，公学附设译书院、电报学堂、航政科(今大连海事大学、上
海海事大学前身)等。另一位苏商张謇在多年的发展实业过程中意
识到，要使生国家富强，必须培养有文化的劳动者和科技人才，
而人才培养就要靠兴教育，办学校。他在南通亲自创办了众多学
校。1902年创办我国第一所独立师范——通州师范学校，后陆
续创建了“通州女子师范学校”等师范教育机构。1905年他与马
相伯在吴淞创办了复旦公学(复旦大学前身)，之后陆续创办了医
学、纺织、河海工程专门学校(河海大学前身)、“吴淞商船专科
学校”(上海航务学院)等现代学校，成为中国现代教育事业的开
创者之一。无锡荣德生也是倾心办学兴教的苏商。1906年荣氏兄
弟先后创办公益学堂、竞化女子小学等；1919年又创办公益工商
中学；1947年创办私立江南大学(江南大学前身)。还有很多苏商
都很注重兴办教育，如1937年镇江商人陆小波和严惠宇等创办了
私立京江中学(今镇江市第一中学)；1934年范旭东创办永利南京
铔
厂厂办学校(现南京科技职业学院)。
粤商多以慈善行为反哺社会。近代广州的慈善机构中最有影
响力的是“九大善堂”。九大善堂指广州的爱育善堂、方便医
院、惠行善堂、广济善堂、广仁善堂、崇正善堂、述善堂、润身
善社和明德善堂。善堂经费由商人捐赠为主，以开办义学、施医
赠药、抚恤社会、救济贫穷、预防疾病、援助灾民等方式行善。
1871年，广州商人钟觐平、陈次壬等联合创办广州爱育善堂，这
是广州城第一个近代性质的民间善堂。1884年粤商合办两粤广仁
善堂，清末由徐树棠和潘达微等人主持，得到两粤热心公益慈善
人士的支持。它的经费由两粤绅商捐助，以购置房屋铺户收租生
息作为主要来源，历年举办宣讲义学、赠医施药、资遣难民回乡
及举办赈灾等善事。粤商这种好善乐施的行为一直传承到现代。
据《2018胡润慈善榜》发布的数据，2018年中国大陆的慈善家
中，美的何享健以75亿捐赠额成为中国“首善”，恒大许家印捐
赠26.5亿元，排名第二。粤商连续2年稳居胡润慈善榜人数和捐
款第一。
参考文献：
[1]卢雄勇.苏商伦理及其社会价值研究[D].南京:南京大
学,2011.
[2]赵津.范旭东企业集团历史资料汇编——久大精盐公司专辑
(上册)[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6.
[3]陆健和.清末民初苏商创办企业与区域工商文化的发展[J].扬
州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2014(4).
[4]邱捷.近代广东商人与广东的早期现代化[J].广东社会科
学,2002(2).
[5]蔡湘.中国状元资本金——张謇[J].经济导刊,2007(8).
作者简介：
潘彤，广东女子职业技术学院管理学院院长，教授，研究方
向：工商管理、商业文化等方面的教学与研究。
MODERN BUSIN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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