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4月12日发(作者：赧秀隽)
马克思的农业科技理论及其当代意义
马克思的农业科技理论散见于《资本论》和其他论著中，是一个内容丰富的
理论体系。马克思认为，农业科技与土地肥力相关联，是科技生产力与土地生产
力的有机统一，农业的根本出路在于科技化。在经历了农业工业化与农业技术科
学化发展阶段后，自然生态被确定为农业科技的着眼点与功能边界。农业科技的
发展过程，同时也是农业形态的更新过程。农业科技具有强大的社会变革力，是
形成共享性财富关系的助推器。农业的技术创新应当成为一种国家责任。
人类很早就开始探究农业生产活动，从古代刀耕火种、驯化豢养，到近现代
良种繁育、施用肥料、病虫害防治、水土保持与农业机械应用等，在漫长的农业
生产实践中逐步形成了以经验为基础的传统农业技术和以科学为指导的近现代
农业技术。马克思毕生关注农业问题，高度重视农业技术的开发、推广与应用。
他深刻指出：“各种经济时代的区别，不在于生产什么，而在于怎样生产，用什
么劳动资料生产。”[１]（Ｐ１０８）马克思对农业科技的论述，散见于《资本
论》及其他各个时期的著述中。
一、农业科技是土地生产力
农业是种植业、养殖业以及附着于其上的各类副业的统称，是人类历史上最
先形成的基础产业门类。从目的意义上说，农业就是利用动植物的生理机能，通
过控制和强化其生长过程，从而获得人类生活所需的动植物养分。从过程层面上
说，农业就是运用或改变影响动植物生长的因素，模拟或改良动植物生长的自然
环境。
马克思在研究农业时，把土地分析置于首位。他说，土地是“人类世世代代
共同的永久的财产”[２]（Ｐ９１６）。对于人类来说，除了阳光、空气、水分以
外，最重要最基本的生存条件和再生产条件就是土地。如果说，工业把“土地只
是作为地基，作为场地，作为操作的基地发生作用”[２]（Ｐ８８０），那么，在
农业中，土地作为农作物赖以生长发育的母体和劳动力一起，构成现实劳动过程
的两个最基本的要素。人们在农业生产中，利用土地的自然属性，促使农作物生
长发育，并形成最终的产品。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把农产品生产的特点概
括为“自然就以土地的植物性产品或动物性产品的形式或以渔业等产品的形式，
提供出必要的生活资料”[２]（Ｐ７１２）。一句话，对于人类来说，“土地是他的
原始的食物仓，也是他的原始的劳动资料库。”[１]（Ｐ２０３）
对于农业生产而言，土地所特有的理化生物性质状况起着重大的基础性作
用。当然，影响与制约农业生产成果的，不仅仅是土地面积因素，当土地开发达
到一定限量时，土地生产力更多的不是来自土地本身，而是依赖农业科技。所谓
农业科技，顾名思义就是对农业的合规律性与合利益性相统一的人工干预。从内
涵上看，就是依据动植物的生长规律，干预动植物种质和控制动植物的繁育、生
长过程，有效提高农业劳动效能的作业体系。从外延上看，表现为耕作技术、化
学肥料、机器设备等多种具体形态。马克思多次强调，农业生产率同农业化学和
农业机械的现有水平有关，总是随着农业化学和农业机械的发展水平的变化而变
化。农业科技直接决定着农业生产成果的数量与质量，譬如：化学的方法，对硬
黏土施加一种流质肥料，对软黏土进行熏烧；机械的方法，对重壤采用特殊的耕
犁，排除收成障碍。采用先进的科学技术可以使坏地变为头等地，使牲畜在较短
的时间里成长起来并满足人们的需要。鉴于先进的科学技术对提高农业生产率的
巨大推动作用，马克思曾说：一切先进的农业科学技术，都应该广泛地应用到农
业上来。
马克思将农业科技的应用效能总体上归之于以提高土壤肥力为目的的土地
生产力。化学肥料的科技效能，在于通过增进土壤肥力进而提高单位面积产量；
耕作技术的科技效能，在于疏松土壤，加厚活土层，增强土壤的通气、蓄水和保
肥性能，加快土壤微生物的繁殖并增进其活动，促进土壤有机质的分解与转化。
总之，各种促进农业增产增收的农业科技应用，都直接间接地是通过提高土壤肥
力表现出来的。在向农业提供各种先进科学技术时，如果没有考虑到土壤肥力在
农业生产中的这种特殊作用，那么，为此耗费的资源投入，就不可能带来应有的
产出。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指出农业科技促进农业生产力进步的所有方面，
都与提高土壤肥力联结在一起。
二、农业去弱质化的根本出路在科技
无论在自身意义上还是在比较意义上，农业都属于弱质产业。一方面，农业
是自然有机体的生产和再生产，具有自然有机体的生命周期特点和对自然条件的
依赖性，相对于其所抵抗的自然力而言，脆弱易损，具有很大的风险性。马克思
在“资本论”第３卷论述超额利润转化为地租时指出，在农业部门中，“问题不只
是劳动的社会生产率，而且还有由劳动的自然条件决定的劳动的自然生产率。”
有时甚至出现“社会生产力的增长仅仅补偿或甚至还补偿不了自然力的减少”[２]
（Ｐ４４３）。纵使以自然常态为预设前提，农业由于长期以来只能局限于在自
身系统内部进行能量循环，源源不断地向外输出物质却不能从外部获得生命继起
不可缺少的物质补给，就使得农业能量递减成为农业生产的固有规律。另一方面，
工商业使农业的弱质特征进一步凸显。对此，马克思在《资本论》第２卷作了生
动阐述：农业生产时间不仅包括劳动持续时间，而且包括劳动时间以外自然力独
立起作用的时间。由于不需要为自然力支付成本，故而可以说农业比“所有其他
生产部门的生产效率高”。但是，“价值……并不等于生产阶段持续的时间，……
只有活劳动时间……能够创造剩余价值”，“从这方面看，例如农业，比其他产业
部门的生产效率低”。[３]（Ｐ１８１）由此决定了农业在市场配置资源的竞争
中，不可避免地常处于被弱化的地位。
如何提高农业生产率，改变农业的弱质性产业特征呢？马克思在分析地租
时，以自然肥力相同的土地为例，指出土地既是农业生产的依托，同时也是农业
生产的制约，人们在单位面积耕地上追加投入超过一定的限度时，就会出现农业
生产率的投入性递减。这说明人们的生产劳动难以突破土地的自然能量的限制，
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有待农业系统外在能量的注入。那么，能够提高农业效率
的巨大外在能量，在马克思看来只能是农业科技。他说：“同样的自然肥力能被
利用到什么程度，一方面取决于农业化学的发展，一方面取决于农业机械的发
展。”[２]（Ｐ７２５）
马克思指出，农业生产的对象是有生命的植物和动物，虽然农业技术无法改
变生物运动的规律性，但先进的农业科技，可以对种植业与饲养业的自然周期产
生积极的影响。“要在五年期满之前提供一个五年生的动物，自然是不可能的。
但在一定限度内，通过照料方法的改变，使牲畜在较短时间成长起来供一定的用
途，却是可能的。”[２]（Ｐ８３９）科技成果向农业领域渗透所产生的巨大效
能，令马克思倍感欣慰，他说：“科学和技术使执行职能的资本具有一种不以它
的一定量为转移的扩张能力……劳动生产力是随着科学和技术的不断进步而不
断发展的。”[４]（Ｐ２６４）农业生产活动与农业科技渗透良性互动，促使一
系列复杂的理论科学和应用技术进入农业生产活动，由此使得“农民的劳动，比
受分工支配的制造业工人的劳动，具有更大的脑力性质”[４]（Ｐ２５９）。马克
思预言，传统农业将被近现代科技农业所取代，到那时，“随着大工业的发展，
现实财富的创造较少地取决于劳动时间和已耗费的劳动量，较多地取决于在劳动
时间内所运用的动因力量，而这种动因本身……又和生产它们所花费的直接劳动
时间不成比例，相反地却取决于一般的科学水平和技术进步，或者说取决于科学
在生产上的运用。”[４]（Ｐ２７４）
三、农业科技以自然生态为伦理准则
１９世纪，新型农业机械不断涌现，轮作制、人造肥料、蒸汽机在农业生产
中广泛应用，农业生产工业化成为西欧农业的时代主旋律。工业化的农业生产弱
化了人类对气候、土壤等自然条件的依赖，扩大了对农作物生长的干预范围，同
时还极大地刺激了农业生产领域的专业化分工，使农业与工商业之间的联系日益
紧密，农业资金、农资产品供应出现了从未有过的规模，农业生产获得了前所未
有的社会支持。
农业生产工业化的历史进程，同样是农业技术科学化的历史进程。在资本的
大力征召下，科学发生了由求知到求富的重大价值转向，农业科学也迅速成为资
本追逐剩余价值的强力推手。马克思说：“随着资本主义生产的扩展，科学因素
第一次被有意识地和广泛地加以发展、应用并体现在生活中，其规模是以往的时
代根本想象不到的。”[５]（Ｐ５７２）这一时期，物理学、化学、生物学、生
理学、遗传学、地质学、土壤学和气象学等学科的研究成果大量涌入农学领域，
人们获得了对作物、土壤、肥料、气候等一系列重大农学范畴的新认识，形成了
以科学为基础的新型农业技术开发。农业采纳科学化技术与装备，出现了从未有
过的高效率。
马克思对农业生产工业化与农业技术科学化给予了高度关注，作出了一分为
二的评价。一方面，马克思认为这一历史进程是农业摆脱弱质产业羁绊的有效途
径，同时也是科学拓展自身发展空间的必然产物。他说：“大工业用机器为……
农业提供了牢固的基础，……虽然种地的人数减少了，但土地提供的产品和过去
一样多，或者比过去更多。”[１]（Ｐ８１７）他还以赞赏的口吻说道：“大工业
在农业领域内所起的最革命的作用，是消灭旧社会的堡垒——‘农民’，并代之
以雇佣工人。……最陈旧和最不合理的经营，被科学在工艺上的自觉应用代替
了。”[１]（Ｐ８１７）另一方面，马克思认为１９世纪的欧洲农业运动破坏了
自然生态。在《１８４４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深刻剖析了人与自然
相异化的现实，认为资本对剩余价值的追逐，导致了地力的锐减和土地的贫瘠。
他说：“资本主义生产使它汇集在大城市的人口越来越占优势的同时，一方面聚
集着社会的历史动力，另一方面又破坏着人和土地之间的物质代谢。也就使人以
衣食形式消费掉的土壤成分不能回归土地，从而破坏土地持久肥力的永恒的自然
条件。”[６]（Ｐ４３８）因此，“资本主义农业的任何进步，在一定时期内提高
土地肥力的任何进步，同时也是破坏土地肥力持久源泉的进步”[７]（Ｐ２７４）。
日本的林直道曾说，马克思“天才地洞察”到了资本主义破坏自然的本质，称
“这一洞察令人叹为观止”。的确，马克思早在农业科技拉开对土地的大规模“征
服”之初，就注意到了农业科技的生态操守问题。在《资本论》等著作中，马克
思不止一次地指出：“劳动是人以自身的活动来引起、调整和控制人和自然之间
的物质变换的过程。”农业的生产与再生产过程，自始至终都有自然力和经济行
为在协同发生作用，只有既遵循经济规律，又服从自然规律，才能取得最大的经
济效益。否则，“劳动本身，不仅在目前的条件下，而且一般只要它目的仅仅在
于增加财富，它就是有害的、造孽的。”[８]（Ｐ６６３）
四、农业科技引领农业形态更新与发展
迨自铁制农具、牛耕技术出现，小土地私有制成为人类农业形态的初始选择。
小农经济既是一个经济范畴，也是一个科技范畴。也就是说，封建地主拥有大片
土地，却只能通过租种的形式由众多佃户分散经营，不能实行统一的大规模耕作，
是因为缺乏相应的技术支持。马克思指出，小农经济是维生型经济，“它既排斥
生产资料的积聚、生产的协作和分工，排斥对生产过程的控制和调节，也排斥生
产制度、工艺的改良和变革，排斥科学在生产过程的自觉运用。”[９]（Ｐ８７
２）它天然地是一种最保守、最落后的东西，只同生产和社会的狭隘的自然产生
的界限相容。
资本主义大农业取代小块土地所有制是巨大的历史进步，这一进步体现在生
产力的提高、生产关系的变革、经营管理方法的更新等诸多方面。特别是在科学
技术的应用方面，随着资本向农业领域的广泛渗透，以及农业科技的采纳，发生
了由外灌性植入到内引性自觉的质的改变。马克思说：“在这个时代里，不单是
科学的农业，而且还有那新发明的农业机械，日益使小规模的经营变成一种过时
的、不再有生命力的经营方式。正同机械的纺织业排斥了手纺车与手织机一样，
这种新式的农业生产方法，一定会无法挽救地摧毁小土地经济，而代之以大土地
所有制。”[１０]（Ｐ３６８）
为农业剩余价值所驱使，资本家兴起了一场大规模的农业产业化改造。“修
建巨大规模的排水工程，采用圈养牲畜和人工种植饲料的新方法，应用施肥机，
采用处理黏土的新方法，更多地使用矿物质肥料，采用蒸汽机以及其他各种新式
工作机等等。”[５]（Ｐ７４２）作为农业产业化改造的历史成果，农业变成了“按
工业方式经营的农业”，即：具有同大工业一样的企业制度，如业主制、合伙制
与股份制；具有同大工业一样的经营理念，如市场导向、价值增殖与效益最大化；
具有同大工业一样的管理制度与方式，即对全部经营过程进行监督与控制的方
法，等等。
对农业科技催生的社会化农业形态，马克思给予了高度评价。他说：“资本
主义生产方式同时为一种新的更高级的综合，即农业和工业在它们对立发展的形
态的基础上的联合，创造了物质前提。”[１]（Ｐ５７９）尽管这种生产方式不
过是“在协作和对土地及靠劳动本身生产的生产资料的共同占有的基础上，重新
建立个人所有制”，但终究有其文明的一面，就是“它榨取这种剩余劳动的方式和
条件，同以前的奴隶制、农奴制等形式相比，都更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有利于
社会关系的发展，有利于更高级的新形态的各种要素的创造”[１]（Ｐ９２７－
９２８）。当无产阶级运用自己的阶级专政对整个社会实行彻底的改造时，资本
主义大农业将因为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的公有化而被社会主义集体大农业所取
代。“这是否定的否定。……是在资本主义时代的成就的基础上，在自由劳动者
的协作的基础上和他们对土地及靠劳动本身生产的生产资料的公有制上来重新
建立。”[１１]（Ｐ９１８－９１９）
五、农业科技是变革社会财富关系的内在动因
关于社会财富关系，英国政治经济学代表人物亚当·斯密曾经提出了一个颇
有见地的观点，他说：“劳动报酬优厚，是国民财富增进的必然结果，同时又是
国民财富增进的必然征候。”[１２]（Ｐ６７）但马克思对此给予了批判，认为
亚当·斯密“忽视各种关系的客观本性，而用当事人的意志来解释一切”，步入了
研究社会生活时很容易走入的“歧途”。其实，在社会经济生活中，“存在着这样
一些关系，这些关系决定私人和个别政权代表者的行动，就像呼吸一样地不以他
们为转移。”[６]（Ｐ１４１－１４２）因此，不能用“捏造出来的东西”稀释社会
排斥，而应探讨变革社会关系的现实实践。
马克思认为，在前资本主义时代，劳动作为人的根本活动从属于自然力，财
富的本质不在人，而在自然。到了资本主义社会，由于生产力的发展，财富的主
体性本质取代自然本质，并形成了普遍的社会财富关系。但是，资本主义的财富
关系，体现的是资本对劳动的奴役和占有关系，这种关系，是与财富的内在本质
属性相冲突的。马克思批判了资本主义的财富关系，揭示了财富的合理本质，他
说：“事实上，如果抛掉狭隘的资产阶级形式，那么，财富……不就是人的创造
天赋的绝对发挥吗？”[１３]（Ｐ４７９）以唯物史观为指导，马克思勾勒了未
来社会的财富关系。在《哥达纲领批判》中，马克思论述道：“每一个生产者，
在作了各项扣除以后，从社会领回的，正好是他所给予社会的。……他以一种形
式给予社会的劳动量，又以另一种形式领回来。”[１４]（Ｐ３４０）
合理的财富关系，本身是一种制度并必然地以合理的社会制度为基础。马克
思在《资本论》中写道：“设想有一个自由人联合体，他们用公共的生产资料进
行劳动，并且自觉地把他们许多个人劳动力当作一个社会劳动力来使用。”[９]
（Ｐ９５－９６）简言之，自由人联合体是合理财富关系的政治基础。马克思说：
“只有当社会生活过程即物质生产过程的形态，作为自由联合的人的产物，处于
人的有意识有计划的控制之下的时候，它才会把自己的神秘的纱幕揭掉。”[１３]
（Ｐ４８０）在这个新的社会生活共同体里，财富主体关系与创造财富的劳动关
系整合统一，人与物的关系和人与人的关系和谐协调，都以其本来面貌呈现出来。
农业科技就是否定旧的财富关系，催生全体社会成员共同享有的新型财富关
系的强大社会变革力。马克思说，资本主义社会化大农业有助于农业的工业化与
规模化经营，而且资本的介入又为农业技术的科学化改造提供了资金支持与驱动
力量。但是，资本主义农场对地力的榨取和滥用，加速了土地贫瘠化，同样为农
业发展设置了难以逾越的限制。正因为如此，资本主义所取得的农业科技成就在
“适当的条件下，必然会反过来转变成人道的发展的源泉”[９]（Ｐ５６３）；资本
主义所造就的整个社会基础，将为全新的社会制度所取代。他说：“现存的大地
产将给我们提供一个良好的机会，让联合的劳动者来经营大规模的农业，只有在
这种巨大规模下，才能应用一切现代工具、机器等等，从而使小农明显地看到通
过联合进行大规模经营的优越性。”[１４]（Ｐ２２０）资本主义农业的制度性
变革与整个资本主义政治与经济制度的自我扬弃，便成了历史的必然。
六、国家应当承担农业科技的创新责任
对于农业科技的责任担当，马克思作了两个方面的阐述。
一方面，农业科技的研发、推广与应用是一项艰巨的系统工程，需要国家的
强力支持。马克思指出，农业活动具有经济活动与自然活动相统一的属性，这一
属性要求人们在自然的规程里探知自然的奥妙，把握自然的规律。这就极大地制
约了农业科技的模拟环境与试验频率，加大了农业科技开发的难度。尤其是近现
代农业技术已脱离经验形态发展演变为以科学为指导的知识密集型技术，与其他
产业部门相比，农业科技进步，表现为一个复杂的、多方面的过程。他说：“按
照事物的性质，植物性物质和动物性物质不能以像机器和其他固定资本、煤炭、
矿石等等那样的规模突然增加，因为前二者的成长和生产必须服从一定的有机界
规律，要经过一段自然的时间间隔。”[２]（Ｐ１３５）
农业科技受制于农业生产的季节和地域，在传播上同样存在自然性障碍。“农
业是一种特殊生产方式，除了机械过程和化学过程以外，还有有机过程。”[３]
（Ｐ２４２）有机过程实际上是一个特定的时空范围，一旦离开特定时空，作为
一种现实需要，农业科技即刻与生产劳动相脱离。农业科技传播受体的这种非常
态性技术承接，对农业科技向农业技能的转化非常不利。因此，农业科技单纯依
靠社会性科技研发、服务体系，不足以突破农业科技的自身发展限制，它需要借
助更为强大的支撑，从经济的、法律的、行政的多个方面给予重大推动。
另一方面，马克思还反复提到，“一切工业劳动者都要靠农业、畜牧业、狩
猎业和渔业的产品维持生活这一早已尽人皆知的经济事实”[１５]（Ｐ１３０），
借以强调农业的社会公益性。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对农业劳动的社会必要性
作了详尽分析。他说：“和一个工人的劳动分为必要劳动和剩余劳动一样，工人
阶级的全部劳动也可以这样划分：为工人阶级生产全部生活资料（包括为此所需
的生产资料）的那部分，完成整个社会的必要劳动；工人阶级所有其余部分所完
成的劳动，可以看作剩余劳动。”[１１]（Ｐ７１３）既然“食物的生产是直接生
产者的生存和一切生产的首要前提”，“超过劳动者个人需要的农业劳动生产率，
是一切社会的基础”，那么，国家就应当对农业这一社会公益性产业给予特别扶
持和保护，担当起农业科技的研发、推广和应用责任。
为此，要不断增加对农业的投入，提高农业生产要素的质量。马克思说：“在
商品经济条件下，无论是从社会的角度还是个别地考察，货币资本都表现为发动
整个生产过程的‘第一推动力’和‘持续推动力’。它作为发达生产要素成为社
会形式发展的条件和发展一切生产力即物质生产力和精神生产力的主动轮。”[３]
（Ｐ１７３）同时，要把对农业的扶持和对农业科技的投入，转化为对农业人力
资源的建设。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谈道：工艺学校和农业学校是大工业基础上
自然发展起来的一个要素，工人阶级在不可避免地夺取政权之后，将使理论和实
践的工艺教育和农业教育在工人学校中占据应有的位置。
[参考文献]
[１]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２３卷)[Ｍ]．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４．
[２]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２５卷)[Ｍ]．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４．
[３]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４６卷)[Ｍ]．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０．
[４]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２６卷)[Ｍ]．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３．
[５]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４７卷)[Ｍ]．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９．
[６]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１卷)[Ｍ]．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２．
[７]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２卷)[Ｍ]．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２．
[８]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４２卷)[Ｍ]．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９．
[９]马克思．资本论(第１卷)[Ｍ]．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４．
[１０]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１９卷)[Ｍ]．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９．
[１１]马克思．资本论(第３卷)[Ｍ]．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４．
[１２](英)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上卷)[Ｍ]．北京:商务
印书馆,１９７２．
[１３]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３０卷)[Ｍ]．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５．
[１４]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３卷)[Ｍ]．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５．
[１５]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３５卷)[Ｍ]．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１．
2024年4月12日发(作者：赧秀隽)
马克思的农业科技理论及其当代意义
马克思的农业科技理论散见于《资本论》和其他论著中，是一个内容丰富的
理论体系。马克思认为，农业科技与土地肥力相关联，是科技生产力与土地生产
力的有机统一，农业的根本出路在于科技化。在经历了农业工业化与农业技术科
学化发展阶段后，自然生态被确定为农业科技的着眼点与功能边界。农业科技的
发展过程，同时也是农业形态的更新过程。农业科技具有强大的社会变革力，是
形成共享性财富关系的助推器。农业的技术创新应当成为一种国家责任。
人类很早就开始探究农业生产活动，从古代刀耕火种、驯化豢养，到近现代
良种繁育、施用肥料、病虫害防治、水土保持与农业机械应用等，在漫长的农业
生产实践中逐步形成了以经验为基础的传统农业技术和以科学为指导的近现代
农业技术。马克思毕生关注农业问题，高度重视农业技术的开发、推广与应用。
他深刻指出：“各种经济时代的区别，不在于生产什么，而在于怎样生产，用什
么劳动资料生产。”[１]（Ｐ１０８）马克思对农业科技的论述，散见于《资本
论》及其他各个时期的著述中。
一、农业科技是土地生产力
农业是种植业、养殖业以及附着于其上的各类副业的统称，是人类历史上最
先形成的基础产业门类。从目的意义上说，农业就是利用动植物的生理机能，通
过控制和强化其生长过程，从而获得人类生活所需的动植物养分。从过程层面上
说，农业就是运用或改变影响动植物生长的因素，模拟或改良动植物生长的自然
环境。
马克思在研究农业时，把土地分析置于首位。他说，土地是“人类世世代代
共同的永久的财产”[２]（Ｐ９１６）。对于人类来说，除了阳光、空气、水分以
外，最重要最基本的生存条件和再生产条件就是土地。如果说，工业把“土地只
是作为地基，作为场地，作为操作的基地发生作用”[２]（Ｐ８８０），那么，在
农业中，土地作为农作物赖以生长发育的母体和劳动力一起，构成现实劳动过程
的两个最基本的要素。人们在农业生产中，利用土地的自然属性，促使农作物生
长发育，并形成最终的产品。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把农产品生产的特点概
括为“自然就以土地的植物性产品或动物性产品的形式或以渔业等产品的形式，
提供出必要的生活资料”[２]（Ｐ７１２）。一句话，对于人类来说，“土地是他的
原始的食物仓，也是他的原始的劳动资料库。”[１]（Ｐ２０３）
对于农业生产而言，土地所特有的理化生物性质状况起着重大的基础性作
用。当然，影响与制约农业生产成果的，不仅仅是土地面积因素，当土地开发达
到一定限量时，土地生产力更多的不是来自土地本身，而是依赖农业科技。所谓
农业科技，顾名思义就是对农业的合规律性与合利益性相统一的人工干预。从内
涵上看，就是依据动植物的生长规律，干预动植物种质和控制动植物的繁育、生
长过程，有效提高农业劳动效能的作业体系。从外延上看，表现为耕作技术、化
学肥料、机器设备等多种具体形态。马克思多次强调，农业生产率同农业化学和
农业机械的现有水平有关，总是随着农业化学和农业机械的发展水平的变化而变
化。农业科技直接决定着农业生产成果的数量与质量，譬如：化学的方法，对硬
黏土施加一种流质肥料，对软黏土进行熏烧；机械的方法，对重壤采用特殊的耕
犁，排除收成障碍。采用先进的科学技术可以使坏地变为头等地，使牲畜在较短
的时间里成长起来并满足人们的需要。鉴于先进的科学技术对提高农业生产率的
巨大推动作用，马克思曾说：一切先进的农业科学技术，都应该广泛地应用到农
业上来。
马克思将农业科技的应用效能总体上归之于以提高土壤肥力为目的的土地
生产力。化学肥料的科技效能，在于通过增进土壤肥力进而提高单位面积产量；
耕作技术的科技效能，在于疏松土壤，加厚活土层，增强土壤的通气、蓄水和保
肥性能，加快土壤微生物的繁殖并增进其活动，促进土壤有机质的分解与转化。
总之，各种促进农业增产增收的农业科技应用，都直接间接地是通过提高土壤肥
力表现出来的。在向农业提供各种先进科学技术时，如果没有考虑到土壤肥力在
农业生产中的这种特殊作用，那么，为此耗费的资源投入，就不可能带来应有的
产出。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指出农业科技促进农业生产力进步的所有方面，
都与提高土壤肥力联结在一起。
二、农业去弱质化的根本出路在科技
无论在自身意义上还是在比较意义上，农业都属于弱质产业。一方面，农业
是自然有机体的生产和再生产，具有自然有机体的生命周期特点和对自然条件的
依赖性，相对于其所抵抗的自然力而言，脆弱易损，具有很大的风险性。马克思
在“资本论”第３卷论述超额利润转化为地租时指出，在农业部门中，“问题不只
是劳动的社会生产率，而且还有由劳动的自然条件决定的劳动的自然生产率。”
有时甚至出现“社会生产力的增长仅仅补偿或甚至还补偿不了自然力的减少”[２]
（Ｐ４４３）。纵使以自然常态为预设前提，农业由于长期以来只能局限于在自
身系统内部进行能量循环，源源不断地向外输出物质却不能从外部获得生命继起
不可缺少的物质补给，就使得农业能量递减成为农业生产的固有规律。另一方面，
工商业使农业的弱质特征进一步凸显。对此，马克思在《资本论》第２卷作了生
动阐述：农业生产时间不仅包括劳动持续时间，而且包括劳动时间以外自然力独
立起作用的时间。由于不需要为自然力支付成本，故而可以说农业比“所有其他
生产部门的生产效率高”。但是，“价值……并不等于生产阶段持续的时间，……
只有活劳动时间……能够创造剩余价值”，“从这方面看，例如农业，比其他产业
部门的生产效率低”。[３]（Ｐ１８１）由此决定了农业在市场配置资源的竞争
中，不可避免地常处于被弱化的地位。
如何提高农业生产率，改变农业的弱质性产业特征呢？马克思在分析地租
时，以自然肥力相同的土地为例，指出土地既是农业生产的依托，同时也是农业
生产的制约，人们在单位面积耕地上追加投入超过一定的限度时，就会出现农业
生产率的投入性递减。这说明人们的生产劳动难以突破土地的自然能量的限制，
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有待农业系统外在能量的注入。那么，能够提高农业效率
的巨大外在能量，在马克思看来只能是农业科技。他说：“同样的自然肥力能被
利用到什么程度，一方面取决于农业化学的发展，一方面取决于农业机械的发
展。”[２]（Ｐ７２５）
马克思指出，农业生产的对象是有生命的植物和动物，虽然农业技术无法改
变生物运动的规律性，但先进的农业科技，可以对种植业与饲养业的自然周期产
生积极的影响。“要在五年期满之前提供一个五年生的动物，自然是不可能的。
但在一定限度内，通过照料方法的改变，使牲畜在较短时间成长起来供一定的用
途，却是可能的。”[２]（Ｐ８３９）科技成果向农业领域渗透所产生的巨大效
能，令马克思倍感欣慰，他说：“科学和技术使执行职能的资本具有一种不以它
的一定量为转移的扩张能力……劳动生产力是随着科学和技术的不断进步而不
断发展的。”[４]（Ｐ２６４）农业生产活动与农业科技渗透良性互动，促使一
系列复杂的理论科学和应用技术进入农业生产活动，由此使得“农民的劳动，比
受分工支配的制造业工人的劳动，具有更大的脑力性质”[４]（Ｐ２５９）。马克
思预言，传统农业将被近现代科技农业所取代，到那时，“随着大工业的发展，
现实财富的创造较少地取决于劳动时间和已耗费的劳动量，较多地取决于在劳动
时间内所运用的动因力量，而这种动因本身……又和生产它们所花费的直接劳动
时间不成比例，相反地却取决于一般的科学水平和技术进步，或者说取决于科学
在生产上的运用。”[４]（Ｐ２７４）
三、农业科技以自然生态为伦理准则
１９世纪，新型农业机械不断涌现，轮作制、人造肥料、蒸汽机在农业生产
中广泛应用，农业生产工业化成为西欧农业的时代主旋律。工业化的农业生产弱
化了人类对气候、土壤等自然条件的依赖，扩大了对农作物生长的干预范围，同
时还极大地刺激了农业生产领域的专业化分工，使农业与工商业之间的联系日益
紧密，农业资金、农资产品供应出现了从未有过的规模，农业生产获得了前所未
有的社会支持。
农业生产工业化的历史进程，同样是农业技术科学化的历史进程。在资本的
大力征召下，科学发生了由求知到求富的重大价值转向，农业科学也迅速成为资
本追逐剩余价值的强力推手。马克思说：“随着资本主义生产的扩展，科学因素
第一次被有意识地和广泛地加以发展、应用并体现在生活中，其规模是以往的时
代根本想象不到的。”[５]（Ｐ５７２）这一时期，物理学、化学、生物学、生
理学、遗传学、地质学、土壤学和气象学等学科的研究成果大量涌入农学领域，
人们获得了对作物、土壤、肥料、气候等一系列重大农学范畴的新认识，形成了
以科学为基础的新型农业技术开发。农业采纳科学化技术与装备，出现了从未有
过的高效率。
马克思对农业生产工业化与农业技术科学化给予了高度关注，作出了一分为
二的评价。一方面，马克思认为这一历史进程是农业摆脱弱质产业羁绊的有效途
径，同时也是科学拓展自身发展空间的必然产物。他说：“大工业用机器为……
农业提供了牢固的基础，……虽然种地的人数减少了，但土地提供的产品和过去
一样多，或者比过去更多。”[１]（Ｐ８１７）他还以赞赏的口吻说道：“大工业
在农业领域内所起的最革命的作用，是消灭旧社会的堡垒——‘农民’，并代之
以雇佣工人。……最陈旧和最不合理的经营，被科学在工艺上的自觉应用代替
了。”[１]（Ｐ８１７）另一方面，马克思认为１９世纪的欧洲农业运动破坏了
自然生态。在《１８４４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深刻剖析了人与自然
相异化的现实，认为资本对剩余价值的追逐，导致了地力的锐减和土地的贫瘠。
他说：“资本主义生产使它汇集在大城市的人口越来越占优势的同时，一方面聚
集着社会的历史动力，另一方面又破坏着人和土地之间的物质代谢。也就使人以
衣食形式消费掉的土壤成分不能回归土地，从而破坏土地持久肥力的永恒的自然
条件。”[６]（Ｐ４３８）因此，“资本主义农业的任何进步，在一定时期内提高
土地肥力的任何进步，同时也是破坏土地肥力持久源泉的进步”[７]（Ｐ２７４）。
日本的林直道曾说，马克思“天才地洞察”到了资本主义破坏自然的本质，称
“这一洞察令人叹为观止”。的确，马克思早在农业科技拉开对土地的大规模“征
服”之初，就注意到了农业科技的生态操守问题。在《资本论》等著作中，马克
思不止一次地指出：“劳动是人以自身的活动来引起、调整和控制人和自然之间
的物质变换的过程。”农业的生产与再生产过程，自始至终都有自然力和经济行
为在协同发生作用，只有既遵循经济规律，又服从自然规律，才能取得最大的经
济效益。否则，“劳动本身，不仅在目前的条件下，而且一般只要它目的仅仅在
于增加财富，它就是有害的、造孽的。”[８]（Ｐ６６３）
四、农业科技引领农业形态更新与发展
迨自铁制农具、牛耕技术出现，小土地私有制成为人类农业形态的初始选择。
小农经济既是一个经济范畴，也是一个科技范畴。也就是说，封建地主拥有大片
土地，却只能通过租种的形式由众多佃户分散经营，不能实行统一的大规模耕作，
是因为缺乏相应的技术支持。马克思指出，小农经济是维生型经济，“它既排斥
生产资料的积聚、生产的协作和分工，排斥对生产过程的控制和调节，也排斥生
产制度、工艺的改良和变革，排斥科学在生产过程的自觉运用。”[９]（Ｐ８７
２）它天然地是一种最保守、最落后的东西，只同生产和社会的狭隘的自然产生
的界限相容。
资本主义大农业取代小块土地所有制是巨大的历史进步，这一进步体现在生
产力的提高、生产关系的变革、经营管理方法的更新等诸多方面。特别是在科学
技术的应用方面，随着资本向农业领域的广泛渗透，以及农业科技的采纳，发生
了由外灌性植入到内引性自觉的质的改变。马克思说：“在这个时代里，不单是
科学的农业，而且还有那新发明的农业机械，日益使小规模的经营变成一种过时
的、不再有生命力的经营方式。正同机械的纺织业排斥了手纺车与手织机一样，
这种新式的农业生产方法，一定会无法挽救地摧毁小土地经济，而代之以大土地
所有制。”[１０]（Ｐ３６８）
为农业剩余价值所驱使，资本家兴起了一场大规模的农业产业化改造。“修
建巨大规模的排水工程，采用圈养牲畜和人工种植饲料的新方法，应用施肥机，
采用处理黏土的新方法，更多地使用矿物质肥料，采用蒸汽机以及其他各种新式
工作机等等。”[５]（Ｐ７４２）作为农业产业化改造的历史成果，农业变成了“按
工业方式经营的农业”，即：具有同大工业一样的企业制度，如业主制、合伙制
与股份制；具有同大工业一样的经营理念，如市场导向、价值增殖与效益最大化；
具有同大工业一样的管理制度与方式，即对全部经营过程进行监督与控制的方
法，等等。
对农业科技催生的社会化农业形态，马克思给予了高度评价。他说：“资本
主义生产方式同时为一种新的更高级的综合，即农业和工业在它们对立发展的形
态的基础上的联合，创造了物质前提。”[１]（Ｐ５７９）尽管这种生产方式不
过是“在协作和对土地及靠劳动本身生产的生产资料的共同占有的基础上，重新
建立个人所有制”，但终究有其文明的一面，就是“它榨取这种剩余劳动的方式和
条件，同以前的奴隶制、农奴制等形式相比，都更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有利于
社会关系的发展，有利于更高级的新形态的各种要素的创造”[１]（Ｐ９２７－
９２８）。当无产阶级运用自己的阶级专政对整个社会实行彻底的改造时，资本
主义大农业将因为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的公有化而被社会主义集体大农业所取
代。“这是否定的否定。……是在资本主义时代的成就的基础上，在自由劳动者
的协作的基础上和他们对土地及靠劳动本身生产的生产资料的公有制上来重新
建立。”[１１]（Ｐ９１８－９１９）
五、农业科技是变革社会财富关系的内在动因
关于社会财富关系，英国政治经济学代表人物亚当·斯密曾经提出了一个颇
有见地的观点，他说：“劳动报酬优厚，是国民财富增进的必然结果，同时又是
国民财富增进的必然征候。”[１２]（Ｐ６７）但马克思对此给予了批判，认为
亚当·斯密“忽视各种关系的客观本性，而用当事人的意志来解释一切”，步入了
研究社会生活时很容易走入的“歧途”。其实，在社会经济生活中，“存在着这样
一些关系，这些关系决定私人和个别政权代表者的行动，就像呼吸一样地不以他
们为转移。”[６]（Ｐ１４１－１４２）因此，不能用“捏造出来的东西”稀释社会
排斥，而应探讨变革社会关系的现实实践。
马克思认为，在前资本主义时代，劳动作为人的根本活动从属于自然力，财
富的本质不在人，而在自然。到了资本主义社会，由于生产力的发展，财富的主
体性本质取代自然本质，并形成了普遍的社会财富关系。但是，资本主义的财富
关系，体现的是资本对劳动的奴役和占有关系，这种关系，是与财富的内在本质
属性相冲突的。马克思批判了资本主义的财富关系，揭示了财富的合理本质，他
说：“事实上，如果抛掉狭隘的资产阶级形式，那么，财富……不就是人的创造
天赋的绝对发挥吗？”[１３]（Ｐ４７９）以唯物史观为指导，马克思勾勒了未
来社会的财富关系。在《哥达纲领批判》中，马克思论述道：“每一个生产者，
在作了各项扣除以后，从社会领回的，正好是他所给予社会的。……他以一种形
式给予社会的劳动量，又以另一种形式领回来。”[１４]（Ｐ３４０）
合理的财富关系，本身是一种制度并必然地以合理的社会制度为基础。马克
思在《资本论》中写道：“设想有一个自由人联合体，他们用公共的生产资料进
行劳动，并且自觉地把他们许多个人劳动力当作一个社会劳动力来使用。”[９]
（Ｐ９５－９６）简言之，自由人联合体是合理财富关系的政治基础。马克思说：
“只有当社会生活过程即物质生产过程的形态，作为自由联合的人的产物，处于
人的有意识有计划的控制之下的时候，它才会把自己的神秘的纱幕揭掉。”[１３]
（Ｐ４８０）在这个新的社会生活共同体里，财富主体关系与创造财富的劳动关
系整合统一，人与物的关系和人与人的关系和谐协调，都以其本来面貌呈现出来。
农业科技就是否定旧的财富关系，催生全体社会成员共同享有的新型财富关
系的强大社会变革力。马克思说，资本主义社会化大农业有助于农业的工业化与
规模化经营，而且资本的介入又为农业技术的科学化改造提供了资金支持与驱动
力量。但是，资本主义农场对地力的榨取和滥用，加速了土地贫瘠化，同样为农
业发展设置了难以逾越的限制。正因为如此，资本主义所取得的农业科技成就在
“适当的条件下，必然会反过来转变成人道的发展的源泉”[９]（Ｐ５６３）；资本
主义所造就的整个社会基础，将为全新的社会制度所取代。他说：“现存的大地
产将给我们提供一个良好的机会，让联合的劳动者来经营大规模的农业，只有在
这种巨大规模下，才能应用一切现代工具、机器等等，从而使小农明显地看到通
过联合进行大规模经营的优越性。”[１４]（Ｐ２２０）资本主义农业的制度性
变革与整个资本主义政治与经济制度的自我扬弃，便成了历史的必然。
六、国家应当承担农业科技的创新责任
对于农业科技的责任担当，马克思作了两个方面的阐述。
一方面，农业科技的研发、推广与应用是一项艰巨的系统工程，需要国家的
强力支持。马克思指出，农业活动具有经济活动与自然活动相统一的属性，这一
属性要求人们在自然的规程里探知自然的奥妙，把握自然的规律。这就极大地制
约了农业科技的模拟环境与试验频率，加大了农业科技开发的难度。尤其是近现
代农业技术已脱离经验形态发展演变为以科学为指导的知识密集型技术，与其他
产业部门相比，农业科技进步，表现为一个复杂的、多方面的过程。他说：“按
照事物的性质，植物性物质和动物性物质不能以像机器和其他固定资本、煤炭、
矿石等等那样的规模突然增加，因为前二者的成长和生产必须服从一定的有机界
规律，要经过一段自然的时间间隔。”[２]（Ｐ１３５）
农业科技受制于农业生产的季节和地域，在传播上同样存在自然性障碍。“农
业是一种特殊生产方式，除了机械过程和化学过程以外，还有有机过程。”[３]
（Ｐ２４２）有机过程实际上是一个特定的时空范围，一旦离开特定时空，作为
一种现实需要，农业科技即刻与生产劳动相脱离。农业科技传播受体的这种非常
态性技术承接，对农业科技向农业技能的转化非常不利。因此，农业科技单纯依
靠社会性科技研发、服务体系，不足以突破农业科技的自身发展限制，它需要借
助更为强大的支撑，从经济的、法律的、行政的多个方面给予重大推动。
另一方面，马克思还反复提到，“一切工业劳动者都要靠农业、畜牧业、狩
猎业和渔业的产品维持生活这一早已尽人皆知的经济事实”[１５]（Ｐ１３０），
借以强调农业的社会公益性。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对农业劳动的社会必要性
作了详尽分析。他说：“和一个工人的劳动分为必要劳动和剩余劳动一样，工人
阶级的全部劳动也可以这样划分：为工人阶级生产全部生活资料（包括为此所需
的生产资料）的那部分，完成整个社会的必要劳动；工人阶级所有其余部分所完
成的劳动，可以看作剩余劳动。”[１１]（Ｐ７１３）既然“食物的生产是直接生
产者的生存和一切生产的首要前提”，“超过劳动者个人需要的农业劳动生产率，
是一切社会的基础”，那么，国家就应当对农业这一社会公益性产业给予特别扶
持和保护，担当起农业科技的研发、推广和应用责任。
为此，要不断增加对农业的投入，提高农业生产要素的质量。马克思说：“在
商品经济条件下，无论是从社会的角度还是个别地考察，货币资本都表现为发动
整个生产过程的‘第一推动力’和‘持续推动力’。它作为发达生产要素成为社
会形式发展的条件和发展一切生产力即物质生产力和精神生产力的主动轮。”[３]
（Ｐ１７３）同时，要把对农业的扶持和对农业科技的投入，转化为对农业人力
资源的建设。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谈道：工艺学校和农业学校是大工业基础上
自然发展起来的一个要素，工人阶级在不可避免地夺取政权之后，将使理论和实
践的工艺教育和农业教育在工人学校中占据应有的位置。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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