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9月10日发(作者：京碧琴)
章学诚的袁枚批评考述——以乾隆六十年至嘉庆三年为中心
杨遇青
【摘 要】章学诚对袁枚的批评是清中叶重要的文学事件,其发生时间集中在乾隆六
十年至嘉庆三年间.乾隆三十七年,章学诚随朱筠在安徽校文时,就对袁枚印象不佳.乾
隆六十年以后,他在信札和《诗话》里对袁枚展开抨击,将其文学思想的弊端归咎于
道德的沦丧.从嘉庆元年到二年,章学诚的批判视界转向袁枚的妇学观.嘉庆三年以后,
他又因袁枚的《尺牍》与《诗话》中所记轶事,再次对袁枚文论及其伦理基础进行
批判与清算.章学诚的袁枚批评涉及文学与伦理两个层面,且把文学问题推本溯源于
伦理基础,这是理解清代学术与文学批评理论的重要视角.
【期刊名称】《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年(卷),期】2011(041)006
【总页数】6页(P57-62)
【关键词】章学诚;袁枚;文学批评;伦理批评;诗话;妇学
【作 者】杨遇青
【作者单位】西北大学中国思想文化研究所/文学院,陕西西安710069
【正文语种】中 文
【中图分类】I206.2
章学诚(1738—1801)是清中叶重要的史学家。他是一个“自信心极强而持论又极
坚定的人”，[1](P11)所以在考据学盛行的乾嘉时代，强探力索，孤力前行，在史
学义理方面作出杰出贡献。章学诚的文章秉持着“言有物而行有恒”和“修辞立其
诚”的准则，凡事都“言其所不能已”，[2](P613)更因其孤行独往的人生履历与
生命情怀，形成了强烈的批判精神。胡适《章实斋年谱》评述他“对于同时的三个
名人，戴震、汪中、袁枚，皆不佩服，皆深有贬辞。但先生对戴震尚时有很诚恳的
赞语;对汪中也深赞其文学;独对袁枚则始终存一种深恶痛绝的态度。”[3](P138)章
学诚的袁枚批评是清中叶发生的重要文学事件，也是跨越文学、史学与考据学视界
的一次文化交融与冲撞。余英时曾对章、戴关系作过经典的判释，本文则重点考察
其袁枚批评，澄清整个批评的时序与动态，彰显其文学上的分歧与价值。
袁枚生于康熙五十五年，卒于嘉庆二年，比章学诚长12岁。章、袁两人并无实际
的交涉，其笔墨之争只是章学诚出于“言其所不能已”的单向批判。据现有文献，
章学诚对袁枚的不满和批评可以追溯到乾隆37年壬辰。章学诚《论文辨伪》
说:“昔者竹君先生视学安徽，幕中有妄人，出某甲门下者，戛戛自诩。同列无不
鄙之。其人出某甲为乃父所撰墓志铭，矜示于人。余时未识某甲行径，一见其文，
遽生厌恶，指摘其文疵。其人怫然。”[2](P63)“竹君先生”是章学诚的业师朱筠，
“某甲”即指袁枚。章学诚对袁枚的批评起于对其文章义例或书写形态的不满(摘
其文疵)。据胡适《章学诚年谱》，章氏在乾隆三十七年随朱筠在徽州校文。
[3](P54)从这时起，袁枚的文章与行事风范就给章学诚留下了极坏的印象。
乾隆三十七年，章学诚学问未成，尚不至于臧否当世名流。迄于嘉庆元年，其《文
史通义》的主要篇目大都写成，虽不像戴震或袁枚那样名满天下，却也耿介自赏，
高视古人。是年，他在《与吴胥石简》《论学十规》及《诗话》等篇章里，对袁枚
的诗学观念及人品进行了质疑和抨击。其中，《与吴胥石简》是澄清这一事件缘起
的关键。
胡适《章学诚年谱》嘉庆元年一条云:“二月，自扬州暂归会稽，将往湖北。在扬
州时所作文，统名《邗中草》，可考者甚多，较要者《墓例辨志》《驳张符骧论文》
《与吴胥石二简》，在高邮大约为高邮沈氏参校家谱，所作有《高邮沈氏家谱序》
及《叙例》，收在《邗中草》内。”[3](P130)钱穆《近三百年学术史》却把《与
吴胥石简》的写作时间定在嘉庆三年。胡、钱两家都未详说其系年依据，但此《简》
实做于嘉庆元年。考订如下:1.《与吴胥石简》说:“君谓周永清亡，自是彼时新故
之慨。而弟在楚中，已撰周永清之传，且与乃郎刻永清遗稿。”[2](P79)章学诚有
《又与周永清论文》说:“永清撰志去今十二年。”[2](P87)据胡《谱》，章学诚
1778年在永清县撰志，因而，周永清去世则在十二年以后。依此类推，《与吴胥
石简》的撰写时间当在乾隆五十五年(1790)之后。2.《与吴胥石简》云:“去年于
吴闾，见吴敬斋所撰刻之《国朝二十四家古文》，北上扬州，水程三日，往复观
之。”从该《简》的自述看，章学诚的袁枚批评缘起于《国朝二十四家古文》所选
的袁枚信札。章学诚在乾隆五十五年以后曾三次北上扬州。第一次是乾隆六十年十
月，离家赴扬州，有《高邮沈氏家谱序》及《叙例》，次年二月归会稽。[3](P130)
第二次是嘉庆二年五月，时在荆楚，陈东浦介绍章学诚到扬州投靠盐运使曾燠，至
秋始见。[3](P136)此年袁枚去逝。第三次是嘉庆三年，时在杭州，借谢启昆之力，
补修《史籍考》。是年冬，主于扬州曾燠官署。[3](P146)钱穆系《与吴胥石简》
于嘉庆三年，大约因《简》中的“去年，北上扬州”句，误指“去年”为嘉庆二年。
其实，此“去年”是指乾隆六十年。理由有三:一是章学诚是由“吴闾”北上扬州。
“吴闾”是苏州别称。从地理上看，嘉庆二年章学诚从武昌赴扬州，并不需要途经
苏州，不符合“北上”实际;而乾隆六十年从其老家绍兴或杭州北上，“吴闾”是
必经之地。二是《与吴胥石简》中论及年谱义例，符合乾隆六十年时的情形。第三，
章学诚《论学十规》作在嘉庆元年，①参见胡适《章学诚年谱》第132页。原文
按语:“此据臧镛堂《嘉庆元年山中草跋》。”其中，第十规抨击袁枚，明言“别
有专篇声讨”。[2](P635)显然，《论学十规》并非其批评袁枚的最早文献，而
《国朝二十四家古文》却是其批评的缘起。章学诚撰写《与吴胥石简》的时间必在
初读《国朝二十四家古文》与撰写《论学十规》之间，决非其后的嘉庆三年。因而，
这篇文章当作于乾隆六十年十月至嘉庆元年二月在扬州撰谱期间。
《与吴胥石简》是章学诚批判袁枚思想的滥觞。乾隆六十年乙卯，章学诚乘船溯运
河北上扬州，在苏州购得吴敬斋《国朝二十四家古文》，读之舟中，对吴氏的选辑
裁取深表不满。特别是“至陈继儒、李渔之所不忍为不敢为之袁枚，亦入二十四人
之数，岂但老子韩非同传，亦且粪壤申椒共一室矣。”[2](P79)随后，投书于吴兰
庭(胥石)，批评袁枚的文学思想。
但此时章学诚所占有的资源是有限的，②据章学诚《与吴胥石简》，并考诸袁枚
《小仓山房文集》，可知《国朝二十四家古文》中至少包括袁枚《与程蕺园书》和
《答友人论文第二书》。批评的矛头只限于《国朝二十四家古文》所录的袁枚信札
中反映的观点。涉及两方面的内容:一是考据与文学的关系。袁枚《答友人论文》
“以古文为形上之道，考据为形下之器”。[4](P525)章学诚则以为“古人本学问
而发为文章，其志将以明道，安有考据与古文之分哉!学问文章皆是形下之器，其
所以为之者道也”，批评袁枚“空疏不学”，不了解考据与文学的内在联系及其
“明道”的共通旨趣。二是批评袁枚“论文则深戒文章须有关系”。袁枚原文
说:“文人之大患，在乎有心乎关系。”[4](P323)强调文学的审美价值与愉悦作用。
章学诚认为适用与否不是文学的本质问题，“立言有本”的人格修养才是写作要领。
[2](P56)因而指责袁枚的关系说空疏浮华、“不反其本”，认为这是其“导欲宣
淫”“狎侮圣言”的思想根源。该书不但对袁枚的文学思想提出异议，也反映出章
学诚由文学批评推本溯源于道德评判的思想进路。这是章学诚批评袁枚的一个契机
与开端。
作于嘉庆元年的《与孙渊如观察论学十规》中同样反映出章学诚的袁枚批评中推本
溯源的趋向。他说:“(孙渊如)集中与某人论考据书，可谓太不自爱，为玷岂止白圭
所云乎哉!被以仟佻倾侧之才，一部优伶剧中才子佳人，俗恶见解，淫乱邪说，宕
惑士女，肆侮圣言，以六经为导欲宣淫之具，败坏风俗人心，名教之罪人，不诛为
幸。彼又乌知学问文章为何物?所言如夏畦人议中堂书事，岂值一笑。”[2](P635)
考袁枚《小仓山房尺牍·答孙渊如观察》，可知袁、孙讨论考据的文章写在乾隆六
十年。[5](P196)袁枚在这封信里奢谈“考据家之哓哓荒言，闻者惶愕”，宜为章
学诚所不服。《论学十规》所言“肆侮圣言”“导欲宣淫”“夏畦人议中堂事”，
与《与吴胥石简》的论述如出一辙，应当是先后同出之作。
值得注意的是《论学十规》自注说:“别有专篇声讨”。这个“专篇”当然不是
《与吴胥石简》，当另有著述。最有可能的篇目是《文史通义·诗话》。依据《论
学十规》，章学诚在“另有专篇”中，重点批判袁枚的道德与学问，并依据泛道德
主义立场攻击袁枚“学问文章”之价值。这和另一篇作年无考的批判文献《妇学》
主旨不同，而与《诗话》篇则完全吻合。庐江何氏抄本《文史通义·诗话》附论九
条对袁枚的攻击极为猛烈。内容包括文学批评和伦理批判，并由伦理批判推论袁枚
“学问文章”层面上必然“空疏不学”。
章学诚《诗话》结合文学问题对袁枚的道德指向进行抨击，内容包括几点:一是以
“貌”论文。如，“褒贞男，以见美男之不妨作嬖”，“叙述闺流，强半皆称容
貌”;“累轴连编，所称闺阁之诗”，“更成品艳之篇”;甚至说袁枚倡导的文学
“不过纤佻轻隽之辞章，才子佳人之小说，男必张生李十，女必宏度幼微，将率天
下士女，翩翩然化为蛱蝶杨花，而后大快于心焉”。二是“好名之习”。“先以标
榜声气”，“倡为邪说”，“夫好名之人，矫情饰伪，竟趋时誉，虽禽兽不为也”。
三是逢迎权贵，狎媚钜公。章学诚描述袁枚邀幸逢迎的情态是:“通文墨之优怜，
解声歌之马，屈曲如意，宛约解人，能不受怜，几于得
宝。”[6](P567)
章学诚的道德评判是否妥当，这不是本文论述的主要内容。这里要关注的是，章学
诚在对袁枚诗话进行批判时，以德性涵养和人格境界作为衡文论艺的认知基础。他
说:“六艺甚广，而彼谓雅颂劣于国风，风诗甚多，而彼谓言情妙于男女。凡圣贤
典训，无不横征曲引，以为导欲宣淫之具，其罪可胜诛乎!”“彼不自揣，妄谈学
问文章，其言不类，殆于娼家读《列女传》也。”[6](P569)《诗话》与《与吴胥
石简》同以文学问题为中心，但《诗话》所展现的是一种比后者更深层次的伦理批
评。章学诚的立论依据是文、质之辨。他说:“清真者，学问有得于中，而以诗文
抒写其所见，无意辞工，而尽力辞章者莫及也。彼方视学问为仇雠，而益以胸怀之
鄙俗，是质已丧而文无可附也。”又说:“鄙俗之怀，倾邪之心，诗则无其质矣。
然舍质论文，则其轻隽便给之才，如效鹦鹉猩猩之语，未尝不足娱乐人耳
目。”[6](P569)皮之不存，毛之焉附，文与质的关系是文学的根本问题。“质”
并非指文章的内容，而是指作者学问和生命境界中所蕴涵的一种写作的潜能或潜质。
章学诚述史学而著《史德》，述文学则专论《文德》，概见其对著述中德性问题的
关注。他在《文史通义·质性》里以“性”言质，集中探讨了“质性”对文学创作
的根本意义，被誉为“揣本之谈”。[7](P152)“质性”说是德性问题在文学写作
上的延伸与具体化。章学诚对“质性”的阐释包涵着“性情”与“学问”两个层面。
因而他在《诗话》里评击袁枚时强调“毋论诗文，皆须学问，空言性情，毕竟小
家”，[6](P569)突出了学问对性情涵养乃至诗文创作的基础性作用，阐释了质与
文的互动关系。这是章学诚针对袁枚的“不返其本”和“空言性情”而提出的文学
批评的理论基础和相关诠释，①王宗炎就是不了解这一层，所以其《复章氏书》建
议章学诚把《质性》篇改名为《性情》。其实，鉴于章学诚对袁枚“舍质论
文”“空言性情”的文学批评，章学诚断然不会同意此种改动。他认为正是德性与
学问上的亏欠，才使得袁枚的文章与批评如飘蓬泛梗，流于浮浅与荒唐。
从嘉庆元年到二年，章学诚逐渐将批评的矛头转向纯粹的德性问题:袁枚的妇学观。
这在《丙辰札记》中留下了明晰的轨迹。章学诚有作札记的习惯。其《跋香泉读书
记》云:“读书服古，时有会心，方臆测而未及为文，即札记所见，以存于录，日
有积焉，月有汇焉，久之又久，充满流动，然后发为文辞，浩乎沛然，将有不自识
其所以者矣。”[2](P322)显然《札记》是其专论的前期积累和写作基础。《文史
通义》中《古文公式》一文就是《丙辰札记》中四段合并而成的。在《丙辰札记》，
章学诚对袁枚的批评焦点转移到了妇学观上。
《丙辰札记》实际作于嘉庆元年至二年间，②胡适《章实斋年谱》第132
页:“《遗书》有《丙辰札记》一卷，此卷亦非嘉庆元年一年之作，其下半乃嘉庆
二年所作也。”所以胡适径称其下半部分为《丁未札记》。他说:“攻袁之端始于
此年，《丁未札记》有一条:‘近有无耻妄人……’”。胡适正确分析了《札记》的
写作时间，但说攻袁始于此年是错误的。其中有多达四则文字批评妇学问题，其第
26则说:“近有浮薄不根之人，倡为才子佳人名色，标榜声气，蛊惑士女，尽决礼
义之防，一时无识男妇竟相趋附，轻于蛱蝶杨花，无复人禽之别。”[8](P55)第
32则说:“近日号大家闺阁，但知仰慕一纤佻不学、心术倾邪之无品文人，求其标
榜品题，非礼相见，屈身称女弟子，无复男女之嫌，不知无品文人为之夸饰矜许，
其心实大不可问。”[8](P581)第35则说:“奈大家闺阁，千金之体，理宜如何珍
惜，而顾以偶解五七字句押韵之语，不异呈身露面，甘拜倾邪之人，纤诡轻薄、毫
无学问之无品文人，屈居弟子，听其品题，自以为幸。”[8](P60)第189则
说:“近有无耻妄人，以风流自命，蛊惑士女，大率以一部优伶杂剧所演才子佳人
惑人。大江以南，名门闺阁多为所诱，征诗刻稿，标榜声名，无复男女之嫌，殆忘
其身之雌矣。此等闰娃，妇学不修，岂有真才可取。而为邪人播弄，浸成风俗，人
心世道大可忧也。”[8](P181)按照《札记》的分类，前三则属嘉庆元年，后一则
作于嘉庆二年。从嘉庆元年到二年，章学诚持续关注袁枚的“蛊惑士女”的问题，
成为他写作《妇学》及《妇学篇书后》的基础。通过比较可以发现，嘉庆二年一则
比前三则更具体充分，增加了对袁枚“蛊惑士女”的方式的说明:一是“以一部优
怜杂剧所演才子佳人惑人”，二是“征诗刻稿，标榜声名”。按，袁枚《随园女弟
子诗选》书前有汪彀作于嘉庆元年的序言，证明其刻在嘉庆元年后。[9](P55)因而
嘉庆二年一则当是章学诚见到《随园女弟子诗选》后的新见解。特别是这条评论第
一次提出了“妇学”的概念，透露出章学诚的批评焦点明确地由对袁枚文学的伦理
倾向转向对“此等闰娃”的道德批评。嘉庆二年，当他在闻知或阅读袁枚的《随园
女弟子诗选》后，对袁枚的不满转向对宏观的妇女道德问题的思考，从而在札记基
础上，写成两篇系统驳斥袁枚妇学观的著作。
《妇学》及《书妇学篇后》所涉及到的文学问题主要有几个方面:
一是对风诗的评价。袁枚以为风诗是劳人思妇之作，他屡次指出“《三百篇》半是
劳人思妇率意言情之事，谁为之格，谁为之律，而今谈格律者，能出其范围
否?”[10](P3)“诗言志，劳人思妇都可以言，《三百篇》不尽学者作
也。”[4](P317)章学诚则不以为然，他在《妇学》中说:“《国风》男女之辞，皆
出诗人所拟，以汉魏六朝篇什证之更无可疑。”[6](P533)“益知国风男女之辞，
皆出诗人讽刺，而非氓男女所能作也。”[6](P555)章学诚据此认定袁枚的看法
“肆侮圣言”，以“导欲宣淫”。《国风》是劳人思妇之作，还是文人拟作，当然
是可以讨论的问题。但章学诚的本意却是以考镜渊流的方法来维护“道德”的尊严，
如其所谓“如谓真出男女之口，毋论淫者万无如此自暴，即贞者亦万无如此自亵
也”，[6](P533)概见其旨。董仲舒说:“诗无达诂”，哲学解释学认为解释是视界
的融合。我们可以认为袁枚与章学诚对风诗的解读都是真诚的，但他们从不同的视
界出发，得出的诗义也是大相径庭的。
二是风趣说。袁枚《诗话》卷一说:“杨诚斋曰:‘从来天分低拙之人，好谈格调，
而不解风趣。何也?格调是空架子，有腔无口易描，风趣是专写性灵，非天才不
办。’余深爱其言。须知有性情，便有格律，格律不在性情之外。”[10](P3)章学
诚《妇学篇书后》批驳道:“彼不学之徒，无端标为‘风趣’之目，尽抹邪正贞淫、
是非得失，而使人但求风趣。甚至言采兰赠芍之诗，有何关系而夫子录之，以证风
趣之说。无知士女，顿忘廉检，从风披靡(按:“披靡”，原作“波靡”，从叶校改)，
是以《六经》为导欲宣淫之具，则非圣无法矣。”[6](P554)这是对风诗争论的发
展。这里“风趣”是与“关系”照应着说的。袁枚《诗话》卷七说:“老学究论诗，
必有一副门面语，作文章，必曰有关系;论诗学，必曰含蓄。此店铺招牌，无关货
之美恶。《三百篇》中有关系者:‘迩之事父，远之事君’是也。无有关系者，
‘多识草木鸟兽之名’是也。”[10](P228)显然，袁枚认为《诗三百》有“关系”，
也有“风趣”。但章学诚认定袁枚的“风趣”说摒弃文学的社会价值与伦理价值，
是其“宕蛊士女”“导淫宣欲”理论根源，因而大加鞭挞。
要之，章学诚也非一味反对妇女的智性活动，其言曰:“夫聪明秀慧，天之赋畀初
不择男女，如草木之有英华，山川之有珠玉，虽圣人未尝不宝贵也。”[6](P555)
但其立论点是“以礼通诗”:“古之妇学，必由礼以通诗，今之妇学，转因诗而取
礼，礼防决，而人心不可复言矣。”[6](P537)章学诚的礼教观念要比袁枚要浓重
的多。谈诗而“非礼”显然逾越了他的道德门槛，因此，他对袁枚依据性灵说对风
诗所作的阐释是万万不能接受的。
嘉庆三年六月，袁枚的一篇遗稿又引起了章学诚的不满。章学诚《论文辨伪》
云:“偶于坊间，见卖某人尺牍，因取阅之。”[2](P63)《上石君先生书》又详说
之:“苏州城市偶见坊刻尺牍，其人其书，极可贱恶。乃有诬阁下与彼论文，大加
倾倒，且附和其人，讥及先师，因叹小人无忌惮，至于斯极!”该文自注:嘉庆三年
六月。[2](P327)可见章学诚于嘉庆三年始读到袁枚《小仓山房尺牍》，认为其中
有“诬及先师”及朋友处，“因取而辨之”。
考《小仓山房尺牍》，章学诚指摘的是袁枚的《覆家贯堂》。袁枚在该文中
说:“去冬在杭州，见朱石君侍郎，蒙其谁许，云:‘古文有十弊，惟随园能扫空
之。’……余笑曰:‘此外尚有三弊’，侍郎惊问，余曰:‘徵书数典，琐碎零星，
误以注疏为古文，一弊也;驰骋杂乱，自夸气力，某作粗才，二弊也;尚有一弊，某
不敢言。’侍郎再三询，曰:‘写《说文》篆隶，教人难识，字古而文不古，又一
弊也。’侍郎知有所指，不觉大笑。”[5](P67)章学诚认为袁枚“所述古文十弊之
说，不知从何而来，大抵阴剿李穆堂《古文辞禁》而增饰以似是而非之
说。”[2](P63)因而否认朱珪对袁枚的赏识，著《论文辨伪》驳之。章学诚的推测
是不符事实的。考诸袁枚《尺牍》，其中《与朱石君侍郎书》说:“客冬蒙公招饮，
许所作古文，有真气而无十弊，颓老才尽，得大君子一言以张之，遂妄作千秋之想，
感何可支!”[5](P125)可见朱珪称誉袁枚当属事实。当然，章学诚的批评也并非空
穴来风。朱珪对袁枚文才尊敬有之，对其文德却实有不满。嘉庆元年，他为袁枚作
《寿言》时诫之曰:“荡涤绮语”，“不可不防其滥觞也。”①《小仓山房尺牍》，
第185页。朱珪嘉庆元年写给袁枚的信札有“不晤光霁，十年矣”句，可知杭州
之晤在十年前。考诸《袁枚年谱》，袁枚乾隆52年冬有杭州之行，至嘉庆元年，
正好十年。因此，袁枚《覆家贯堂》与《与朱石君侍郎》二书写于乾隆52年无疑。
朱石君，名珪，朱筠之弟。其实，作为考据学者的朱珪在德性修养上与章学诚一样
倾向于较为严肃的态度。
章学诚《论文辨伪》除了批评袁枚“评论女色，为人相妾”等所谓“种种不堪污目”
之事外，还针对所谓“十弊”进行了文学批评，归纳起来主要有几点:[2](P62)
一是文体问题。袁枚所述的十弊有:“记序不知体裁”“措辞率易，颇类尺牍”诸
条，认为“文各有体”;又有“谈论心性，似宋人语录”，“俳辞偶语，学六朝靡
曼”诸条，谈及文体的语言问题。章学诚认为“评一文之境，而不可立为规例”，
“文法千变万化，惟其是尔”，概见其通脱的文体观念。但他也说:“李氏盖禁四
六之绮语，以谓六朝浮靡之风入于古文，令人不辨作何语，如故乡之称，必曰桑梓;
兄弟之名，易以熏篪。凡如此类，名义混淆，有失清真之体。”章学诚提倡“清真”
说，要求文学语言“清”而不杂。不管是秦汉古语、六朝俳辞或是宋人语录，只要
文体纯粹洗炼，清而不杂，就是好文章，譬如能讲“官音雅言”固然不错，但“各
操方音”，亦不失于“一家之言”。其“清真”说反对的是燕语越吟齐语楚咻的大
杂烩式的文风。盖袁枚专论古文，坚持古文文体的纯粹性;章学诚通论诸体，着眼
于各类文体与语言的对应关系，故生歧见。但在文体的纯粹性上的认知其实是一致
的。
二是关系问题。这里发挥了《与吴胥石简》的观点。讥讽袁枚自出新裁，却转成
“空套”:“试问既无关系，又不能出古人之外，文之质已丧矣，又如何能不入空
套。”
三是经术与集义养气。袁枚认为“征书数典，琐屑零星”，即是文弊，隐含着反对
考据与辞章合流的意向。章学诚敏锐地反唇相讥:“注疏不可为古文，是本草不可
入方剂。”嘲讽袁枚“畏人称道经术”，所以“疾此道如仇雠”。针对袁枚以为文
涉考据则“饾饤成语，死气满纸”的说法，章学诚认为“气之生死，关乎义之充馁，
非可立为成格，教人为趋避也”，强调“集义养气”的道德涵养是影响著述的重要
因素。在章学诚的文论里，经术与集义养气是本末贯通的两层面，他根据袁枚在道
德与学问上的瑕疵，指证其文学思想的浅薄。②参见笔者《德性视野中的文学书写:
章学诚〈文史通义〉中文学与德性的关系论释》，《宁夏社会科学》，2008年第
1期。
章学诚另有《书坊刻诗话后》与《题随园诗话十二首》攻击袁枚，两篇拥有共同的
批评主题:“蛊惑闺壶”“不学无识”与“诬枉黑白”，应是同时的作品。
[2](P45)“诬枉黑白”并非新的批评指向，如《论文辨伪》就是在为朱珪兄弟辨诬。
这两篇诗文的特点是增添了袁枚“诬枉黑白”的新的例证:童二树临终画梅托稿的
事件。[5](P172)此事余英时《章实斋与童二树》一文已有辨正。《小仓山房文集》
亦有《童二树先生墓志铭》与《童二树诗序》，可证袁枚记录的基本事实不诬。③
《童二树先生墓志铭》与《童二树诗序》分别见诸《小仓山房文集》，第451页、
第496页。童二树故于乾隆四十七年壬寅，袁枚于十日后造访，并写《铭》
《序》。章学诚此时已对袁枚成见太深，不免有些捕风捉影的批评。其《题随园诗
话》又说:“生前富贵亦何奇，死后文章未可知。一事差堪慰平世，随园录人内家
诗。”[2](P64)按其诗义，似作于袁枚殁后(嘉靖二年)。其中，再次提到朱氏兄弟
与袁枚的关系:“宰衡分陕镇南州，正理经纶次第修。颦笑偶然容媚客，一时风气
尚俳优。”[2](P64)按，朱珪于嘉庆元年出任两广总督，七月又授川陕总督，“宰
衡分陕”句实指朱珪。[3](P132)这首诗是对袁枚“诬枉黑白”的“事实”的记录，
也是针对朱珪对袁枚姑息纵容的态度的感喟。因而必定作于其阅读《尺牍·覆家贯
堂》以后。作年不会早于嘉庆三年六月，或在《论文辨伪》之后。这也是袁枚去世
后，章学诚对朱珪与袁枚关系的盖棺定论。
从嘉庆元年到嘉庆三年的三年间，对袁枚的批评始终是章学诚思考的兴奋点。如果
说研究章、戴关系是解释章学诚学术心态的坐标，那么，章学诚的袁枚批评是考察
其伦理与文学思想的一个参照系。他对袁枚思想的剖析与批判广泛涉及道德伦理、
文质关系、性情、风趣、语言、风诗的评价及辞章与考据的关系诸方面。虽然“诋
诃过分”，不免“转自点污”。[11](P480)但该过程凸显和明晰化了章学诚从道德
到文学的一系列观点。因而，对考察章学诚的道德观念与文学思想仍具有较重要的
认识价值，对了解乾嘉时代的学术生态也是有意义的。
【相关文献】
[1]余英时.论戴震与章学诚[M].上海:三联书店，2005.
[2]章学诚.章学诚遗书[M].北京:中华书局，1982.
[3]胡适.章学诚年谱[M]∥胡适全集:第19卷.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
[4]袁枚.小仓山房文集[M]∥袁枚全集:第2册[M].王英志，点校.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
[5]袁枚.小仓山房尺牍[M]∥袁枚全集:第5册[M].王英志，点校.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
[6]章学诚.文史通义[M].叶瑛，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5.
[7]程千帆.文论十笺[M].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3.
[8]章学诚.乙卯札记、丙辰札记、知非日记[M].冯惠民，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6.
[9]袁枚.随园女弟子诗选[M]∥袁枚全集:第7册.王英志，点校.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
[10]袁枚.随园诗话[M]∥袁枚全集:第3册.王英志，点校.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
[11]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M].上海:商务印书馆，1997.
2024年9月10日发(作者：京碧琴)
章学诚的袁枚批评考述——以乾隆六十年至嘉庆三年为中心
杨遇青
【摘 要】章学诚对袁枚的批评是清中叶重要的文学事件,其发生时间集中在乾隆六
十年至嘉庆三年间.乾隆三十七年,章学诚随朱筠在安徽校文时,就对袁枚印象不佳.乾
隆六十年以后,他在信札和《诗话》里对袁枚展开抨击,将其文学思想的弊端归咎于
道德的沦丧.从嘉庆元年到二年,章学诚的批判视界转向袁枚的妇学观.嘉庆三年以后,
他又因袁枚的《尺牍》与《诗话》中所记轶事,再次对袁枚文论及其伦理基础进行
批判与清算.章学诚的袁枚批评涉及文学与伦理两个层面,且把文学问题推本溯源于
伦理基础,这是理解清代学术与文学批评理论的重要视角.
【期刊名称】《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年(卷),期】2011(041)006
【总页数】6页(P57-62)
【关键词】章学诚;袁枚;文学批评;伦理批评;诗话;妇学
【作 者】杨遇青
【作者单位】西北大学中国思想文化研究所/文学院,陕西西安710069
【正文语种】中 文
【中图分类】I206.2
章学诚(1738—1801)是清中叶重要的史学家。他是一个“自信心极强而持论又极
坚定的人”，[1](P11)所以在考据学盛行的乾嘉时代，强探力索，孤力前行，在史
学义理方面作出杰出贡献。章学诚的文章秉持着“言有物而行有恒”和“修辞立其
诚”的准则，凡事都“言其所不能已”，[2](P613)更因其孤行独往的人生履历与
生命情怀，形成了强烈的批判精神。胡适《章实斋年谱》评述他“对于同时的三个
名人，戴震、汪中、袁枚，皆不佩服，皆深有贬辞。但先生对戴震尚时有很诚恳的
赞语;对汪中也深赞其文学;独对袁枚则始终存一种深恶痛绝的态度。”[3](P138)章
学诚的袁枚批评是清中叶发生的重要文学事件，也是跨越文学、史学与考据学视界
的一次文化交融与冲撞。余英时曾对章、戴关系作过经典的判释，本文则重点考察
其袁枚批评，澄清整个批评的时序与动态，彰显其文学上的分歧与价值。
袁枚生于康熙五十五年，卒于嘉庆二年，比章学诚长12岁。章、袁两人并无实际
的交涉，其笔墨之争只是章学诚出于“言其所不能已”的单向批判。据现有文献，
章学诚对袁枚的不满和批评可以追溯到乾隆37年壬辰。章学诚《论文辨伪》
说:“昔者竹君先生视学安徽，幕中有妄人，出某甲门下者，戛戛自诩。同列无不
鄙之。其人出某甲为乃父所撰墓志铭，矜示于人。余时未识某甲行径，一见其文，
遽生厌恶，指摘其文疵。其人怫然。”[2](P63)“竹君先生”是章学诚的业师朱筠，
“某甲”即指袁枚。章学诚对袁枚的批评起于对其文章义例或书写形态的不满(摘
其文疵)。据胡适《章学诚年谱》，章氏在乾隆三十七年随朱筠在徽州校文。
[3](P54)从这时起，袁枚的文章与行事风范就给章学诚留下了极坏的印象。
乾隆三十七年，章学诚学问未成，尚不至于臧否当世名流。迄于嘉庆元年，其《文
史通义》的主要篇目大都写成，虽不像戴震或袁枚那样名满天下，却也耿介自赏，
高视古人。是年，他在《与吴胥石简》《论学十规》及《诗话》等篇章里，对袁枚
的诗学观念及人品进行了质疑和抨击。其中，《与吴胥石简》是澄清这一事件缘起
的关键。
胡适《章学诚年谱》嘉庆元年一条云:“二月，自扬州暂归会稽，将往湖北。在扬
州时所作文，统名《邗中草》，可考者甚多，较要者《墓例辨志》《驳张符骧论文》
《与吴胥石二简》，在高邮大约为高邮沈氏参校家谱，所作有《高邮沈氏家谱序》
及《叙例》，收在《邗中草》内。”[3](P130)钱穆《近三百年学术史》却把《与
吴胥石简》的写作时间定在嘉庆三年。胡、钱两家都未详说其系年依据，但此《简》
实做于嘉庆元年。考订如下:1.《与吴胥石简》说:“君谓周永清亡，自是彼时新故
之慨。而弟在楚中，已撰周永清之传，且与乃郎刻永清遗稿。”[2](P79)章学诚有
《又与周永清论文》说:“永清撰志去今十二年。”[2](P87)据胡《谱》，章学诚
1778年在永清县撰志，因而，周永清去世则在十二年以后。依此类推，《与吴胥
石简》的撰写时间当在乾隆五十五年(1790)之后。2.《与吴胥石简》云:“去年于
吴闾，见吴敬斋所撰刻之《国朝二十四家古文》，北上扬州，水程三日，往复观
之。”从该《简》的自述看，章学诚的袁枚批评缘起于《国朝二十四家古文》所选
的袁枚信札。章学诚在乾隆五十五年以后曾三次北上扬州。第一次是乾隆六十年十
月，离家赴扬州，有《高邮沈氏家谱序》及《叙例》，次年二月归会稽。[3](P130)
第二次是嘉庆二年五月，时在荆楚，陈东浦介绍章学诚到扬州投靠盐运使曾燠，至
秋始见。[3](P136)此年袁枚去逝。第三次是嘉庆三年，时在杭州，借谢启昆之力，
补修《史籍考》。是年冬，主于扬州曾燠官署。[3](P146)钱穆系《与吴胥石简》
于嘉庆三年，大约因《简》中的“去年，北上扬州”句，误指“去年”为嘉庆二年。
其实，此“去年”是指乾隆六十年。理由有三:一是章学诚是由“吴闾”北上扬州。
“吴闾”是苏州别称。从地理上看，嘉庆二年章学诚从武昌赴扬州，并不需要途经
苏州，不符合“北上”实际;而乾隆六十年从其老家绍兴或杭州北上，“吴闾”是
必经之地。二是《与吴胥石简》中论及年谱义例，符合乾隆六十年时的情形。第三，
章学诚《论学十规》作在嘉庆元年，①参见胡适《章学诚年谱》第132页。原文
按语:“此据臧镛堂《嘉庆元年山中草跋》。”其中，第十规抨击袁枚，明言“别
有专篇声讨”。[2](P635)显然，《论学十规》并非其批评袁枚的最早文献，而
《国朝二十四家古文》却是其批评的缘起。章学诚撰写《与吴胥石简》的时间必在
初读《国朝二十四家古文》与撰写《论学十规》之间，决非其后的嘉庆三年。因而，
这篇文章当作于乾隆六十年十月至嘉庆元年二月在扬州撰谱期间。
《与吴胥石简》是章学诚批判袁枚思想的滥觞。乾隆六十年乙卯，章学诚乘船溯运
河北上扬州，在苏州购得吴敬斋《国朝二十四家古文》，读之舟中，对吴氏的选辑
裁取深表不满。特别是“至陈继儒、李渔之所不忍为不敢为之袁枚，亦入二十四人
之数，岂但老子韩非同传，亦且粪壤申椒共一室矣。”[2](P79)随后，投书于吴兰
庭(胥石)，批评袁枚的文学思想。
但此时章学诚所占有的资源是有限的，②据章学诚《与吴胥石简》，并考诸袁枚
《小仓山房文集》，可知《国朝二十四家古文》中至少包括袁枚《与程蕺园书》和
《答友人论文第二书》。批评的矛头只限于《国朝二十四家古文》所录的袁枚信札
中反映的观点。涉及两方面的内容:一是考据与文学的关系。袁枚《答友人论文》
“以古文为形上之道，考据为形下之器”。[4](P525)章学诚则以为“古人本学问
而发为文章，其志将以明道，安有考据与古文之分哉!学问文章皆是形下之器，其
所以为之者道也”，批评袁枚“空疏不学”，不了解考据与文学的内在联系及其
“明道”的共通旨趣。二是批评袁枚“论文则深戒文章须有关系”。袁枚原文
说:“文人之大患，在乎有心乎关系。”[4](P323)强调文学的审美价值与愉悦作用。
章学诚认为适用与否不是文学的本质问题，“立言有本”的人格修养才是写作要领。
[2](P56)因而指责袁枚的关系说空疏浮华、“不反其本”，认为这是其“导欲宣
淫”“狎侮圣言”的思想根源。该书不但对袁枚的文学思想提出异议，也反映出章
学诚由文学批评推本溯源于道德评判的思想进路。这是章学诚批评袁枚的一个契机
与开端。
作于嘉庆元年的《与孙渊如观察论学十规》中同样反映出章学诚的袁枚批评中推本
溯源的趋向。他说:“(孙渊如)集中与某人论考据书，可谓太不自爱，为玷岂止白圭
所云乎哉!被以仟佻倾侧之才，一部优伶剧中才子佳人，俗恶见解，淫乱邪说，宕
惑士女，肆侮圣言，以六经为导欲宣淫之具，败坏风俗人心，名教之罪人，不诛为
幸。彼又乌知学问文章为何物?所言如夏畦人议中堂书事，岂值一笑。”[2](P635)
考袁枚《小仓山房尺牍·答孙渊如观察》，可知袁、孙讨论考据的文章写在乾隆六
十年。[5](P196)袁枚在这封信里奢谈“考据家之哓哓荒言，闻者惶愕”，宜为章
学诚所不服。《论学十规》所言“肆侮圣言”“导欲宣淫”“夏畦人议中堂事”，
与《与吴胥石简》的论述如出一辙，应当是先后同出之作。
值得注意的是《论学十规》自注说:“别有专篇声讨”。这个“专篇”当然不是
《与吴胥石简》，当另有著述。最有可能的篇目是《文史通义·诗话》。依据《论
学十规》，章学诚在“另有专篇”中，重点批判袁枚的道德与学问，并依据泛道德
主义立场攻击袁枚“学问文章”之价值。这和另一篇作年无考的批判文献《妇学》
主旨不同，而与《诗话》篇则完全吻合。庐江何氏抄本《文史通义·诗话》附论九
条对袁枚的攻击极为猛烈。内容包括文学批评和伦理批判，并由伦理批判推论袁枚
“学问文章”层面上必然“空疏不学”。
章学诚《诗话》结合文学问题对袁枚的道德指向进行抨击，内容包括几点:一是以
“貌”论文。如，“褒贞男，以见美男之不妨作嬖”，“叙述闺流，强半皆称容
貌”;“累轴连编，所称闺阁之诗”，“更成品艳之篇”;甚至说袁枚倡导的文学
“不过纤佻轻隽之辞章，才子佳人之小说，男必张生李十，女必宏度幼微，将率天
下士女，翩翩然化为蛱蝶杨花，而后大快于心焉”。二是“好名之习”。“先以标
榜声气”，“倡为邪说”，“夫好名之人，矫情饰伪，竟趋时誉，虽禽兽不为也”。
三是逢迎权贵，狎媚钜公。章学诚描述袁枚邀幸逢迎的情态是:“通文墨之优怜，
解声歌之马，屈曲如意，宛约解人，能不受怜，几于得
宝。”[6](P567)
章学诚的道德评判是否妥当，这不是本文论述的主要内容。这里要关注的是，章学
诚在对袁枚诗话进行批判时，以德性涵养和人格境界作为衡文论艺的认知基础。他
说:“六艺甚广，而彼谓雅颂劣于国风，风诗甚多，而彼谓言情妙于男女。凡圣贤
典训，无不横征曲引，以为导欲宣淫之具，其罪可胜诛乎!”“彼不自揣，妄谈学
问文章，其言不类，殆于娼家读《列女传》也。”[6](P569)《诗话》与《与吴胥
石简》同以文学问题为中心，但《诗话》所展现的是一种比后者更深层次的伦理批
评。章学诚的立论依据是文、质之辨。他说:“清真者，学问有得于中，而以诗文
抒写其所见，无意辞工，而尽力辞章者莫及也。彼方视学问为仇雠，而益以胸怀之
鄙俗，是质已丧而文无可附也。”又说:“鄙俗之怀，倾邪之心，诗则无其质矣。
然舍质论文，则其轻隽便给之才，如效鹦鹉猩猩之语，未尝不足娱乐人耳
目。”[6](P569)皮之不存，毛之焉附，文与质的关系是文学的根本问题。“质”
并非指文章的内容，而是指作者学问和生命境界中所蕴涵的一种写作的潜能或潜质。
章学诚述史学而著《史德》，述文学则专论《文德》，概见其对著述中德性问题的
关注。他在《文史通义·质性》里以“性”言质，集中探讨了“质性”对文学创作
的根本意义，被誉为“揣本之谈”。[7](P152)“质性”说是德性问题在文学写作
上的延伸与具体化。章学诚对“质性”的阐释包涵着“性情”与“学问”两个层面。
因而他在《诗话》里评击袁枚时强调“毋论诗文，皆须学问，空言性情，毕竟小
家”，[6](P569)突出了学问对性情涵养乃至诗文创作的基础性作用，阐释了质与
文的互动关系。这是章学诚针对袁枚的“不返其本”和“空言性情”而提出的文学
批评的理论基础和相关诠释，①王宗炎就是不了解这一层，所以其《复章氏书》建
议章学诚把《质性》篇改名为《性情》。其实，鉴于章学诚对袁枚“舍质论
文”“空言性情”的文学批评，章学诚断然不会同意此种改动。他认为正是德性与
学问上的亏欠，才使得袁枚的文章与批评如飘蓬泛梗，流于浮浅与荒唐。
从嘉庆元年到二年，章学诚逐渐将批评的矛头转向纯粹的德性问题:袁枚的妇学观。
这在《丙辰札记》中留下了明晰的轨迹。章学诚有作札记的习惯。其《跋香泉读书
记》云:“读书服古，时有会心，方臆测而未及为文，即札记所见，以存于录，日
有积焉，月有汇焉，久之又久，充满流动，然后发为文辞，浩乎沛然，将有不自识
其所以者矣。”[2](P322)显然《札记》是其专论的前期积累和写作基础。《文史
通义》中《古文公式》一文就是《丙辰札记》中四段合并而成的。在《丙辰札记》，
章学诚对袁枚的批评焦点转移到了妇学观上。
《丙辰札记》实际作于嘉庆元年至二年间，②胡适《章实斋年谱》第132
页:“《遗书》有《丙辰札记》一卷，此卷亦非嘉庆元年一年之作，其下半乃嘉庆
二年所作也。”所以胡适径称其下半部分为《丁未札记》。他说:“攻袁之端始于
此年，《丁未札记》有一条:‘近有无耻妄人……’”。胡适正确分析了《札记》的
写作时间，但说攻袁始于此年是错误的。其中有多达四则文字批评妇学问题，其第
26则说:“近有浮薄不根之人，倡为才子佳人名色，标榜声气，蛊惑士女，尽决礼
义之防，一时无识男妇竟相趋附，轻于蛱蝶杨花，无复人禽之别。”[8](P55)第
32则说:“近日号大家闺阁，但知仰慕一纤佻不学、心术倾邪之无品文人，求其标
榜品题，非礼相见，屈身称女弟子，无复男女之嫌，不知无品文人为之夸饰矜许，
其心实大不可问。”[8](P581)第35则说:“奈大家闺阁，千金之体，理宜如何珍
惜，而顾以偶解五七字句押韵之语，不异呈身露面，甘拜倾邪之人，纤诡轻薄、毫
无学问之无品文人，屈居弟子，听其品题，自以为幸。”[8](P60)第189则
说:“近有无耻妄人，以风流自命，蛊惑士女，大率以一部优伶杂剧所演才子佳人
惑人。大江以南，名门闺阁多为所诱，征诗刻稿，标榜声名，无复男女之嫌，殆忘
其身之雌矣。此等闰娃，妇学不修，岂有真才可取。而为邪人播弄，浸成风俗，人
心世道大可忧也。”[8](P181)按照《札记》的分类，前三则属嘉庆元年，后一则
作于嘉庆二年。从嘉庆元年到二年，章学诚持续关注袁枚的“蛊惑士女”的问题，
成为他写作《妇学》及《妇学篇书后》的基础。通过比较可以发现，嘉庆二年一则
比前三则更具体充分，增加了对袁枚“蛊惑士女”的方式的说明:一是“以一部优
怜杂剧所演才子佳人惑人”，二是“征诗刻稿，标榜声名”。按，袁枚《随园女弟
子诗选》书前有汪彀作于嘉庆元年的序言，证明其刻在嘉庆元年后。[9](P55)因而
嘉庆二年一则当是章学诚见到《随园女弟子诗选》后的新见解。特别是这条评论第
一次提出了“妇学”的概念，透露出章学诚的批评焦点明确地由对袁枚文学的伦理
倾向转向对“此等闰娃”的道德批评。嘉庆二年，当他在闻知或阅读袁枚的《随园
女弟子诗选》后，对袁枚的不满转向对宏观的妇女道德问题的思考，从而在札记基
础上，写成两篇系统驳斥袁枚妇学观的著作。
《妇学》及《书妇学篇后》所涉及到的文学问题主要有几个方面:
一是对风诗的评价。袁枚以为风诗是劳人思妇之作，他屡次指出“《三百篇》半是
劳人思妇率意言情之事，谁为之格，谁为之律，而今谈格律者，能出其范围
否?”[10](P3)“诗言志，劳人思妇都可以言，《三百篇》不尽学者作
也。”[4](P317)章学诚则不以为然，他在《妇学》中说:“《国风》男女之辞，皆
出诗人所拟，以汉魏六朝篇什证之更无可疑。”[6](P533)“益知国风男女之辞，
皆出诗人讽刺，而非氓男女所能作也。”[6](P555)章学诚据此认定袁枚的看法
“肆侮圣言”，以“导欲宣淫”。《国风》是劳人思妇之作，还是文人拟作，当然
是可以讨论的问题。但章学诚的本意却是以考镜渊流的方法来维护“道德”的尊严，
如其所谓“如谓真出男女之口，毋论淫者万无如此自暴，即贞者亦万无如此自亵
也”，[6](P533)概见其旨。董仲舒说:“诗无达诂”，哲学解释学认为解释是视界
的融合。我们可以认为袁枚与章学诚对风诗的解读都是真诚的，但他们从不同的视
界出发，得出的诗义也是大相径庭的。
二是风趣说。袁枚《诗话》卷一说:“杨诚斋曰:‘从来天分低拙之人，好谈格调，
而不解风趣。何也?格调是空架子，有腔无口易描，风趣是专写性灵，非天才不
办。’余深爱其言。须知有性情，便有格律，格律不在性情之外。”[10](P3)章学
诚《妇学篇书后》批驳道:“彼不学之徒，无端标为‘风趣’之目，尽抹邪正贞淫、
是非得失，而使人但求风趣。甚至言采兰赠芍之诗，有何关系而夫子录之，以证风
趣之说。无知士女，顿忘廉检，从风披靡(按:“披靡”，原作“波靡”，从叶校改)，
是以《六经》为导欲宣淫之具，则非圣无法矣。”[6](P554)这是对风诗争论的发
展。这里“风趣”是与“关系”照应着说的。袁枚《诗话》卷七说:“老学究论诗，
必有一副门面语，作文章，必曰有关系;论诗学，必曰含蓄。此店铺招牌，无关货
之美恶。《三百篇》中有关系者:‘迩之事父，远之事君’是也。无有关系者，
‘多识草木鸟兽之名’是也。”[10](P228)显然，袁枚认为《诗三百》有“关系”，
也有“风趣”。但章学诚认定袁枚的“风趣”说摒弃文学的社会价值与伦理价值，
是其“宕蛊士女”“导淫宣欲”理论根源，因而大加鞭挞。
要之，章学诚也非一味反对妇女的智性活动，其言曰:“夫聪明秀慧，天之赋畀初
不择男女，如草木之有英华，山川之有珠玉，虽圣人未尝不宝贵也。”[6](P555)
但其立论点是“以礼通诗”:“古之妇学，必由礼以通诗，今之妇学，转因诗而取
礼，礼防决，而人心不可复言矣。”[6](P537)章学诚的礼教观念要比袁枚要浓重
的多。谈诗而“非礼”显然逾越了他的道德门槛，因此，他对袁枚依据性灵说对风
诗所作的阐释是万万不能接受的。
嘉庆三年六月，袁枚的一篇遗稿又引起了章学诚的不满。章学诚《论文辨伪》
云:“偶于坊间，见卖某人尺牍，因取阅之。”[2](P63)《上石君先生书》又详说
之:“苏州城市偶见坊刻尺牍，其人其书，极可贱恶。乃有诬阁下与彼论文，大加
倾倒，且附和其人，讥及先师，因叹小人无忌惮，至于斯极!”该文自注:嘉庆三年
六月。[2](P327)可见章学诚于嘉庆三年始读到袁枚《小仓山房尺牍》，认为其中
有“诬及先师”及朋友处，“因取而辨之”。
考《小仓山房尺牍》，章学诚指摘的是袁枚的《覆家贯堂》。袁枚在该文中
说:“去冬在杭州，见朱石君侍郎，蒙其谁许，云:‘古文有十弊，惟随园能扫空
之。’……余笑曰:‘此外尚有三弊’，侍郎惊问，余曰:‘徵书数典，琐碎零星，
误以注疏为古文，一弊也;驰骋杂乱，自夸气力，某作粗才，二弊也;尚有一弊，某
不敢言。’侍郎再三询，曰:‘写《说文》篆隶，教人难识，字古而文不古，又一
弊也。’侍郎知有所指，不觉大笑。”[5](P67)章学诚认为袁枚“所述古文十弊之
说，不知从何而来，大抵阴剿李穆堂《古文辞禁》而增饰以似是而非之
说。”[2](P63)因而否认朱珪对袁枚的赏识，著《论文辨伪》驳之。章学诚的推测
是不符事实的。考诸袁枚《尺牍》，其中《与朱石君侍郎书》说:“客冬蒙公招饮，
许所作古文，有真气而无十弊，颓老才尽，得大君子一言以张之，遂妄作千秋之想，
感何可支!”[5](P125)可见朱珪称誉袁枚当属事实。当然，章学诚的批评也并非空
穴来风。朱珪对袁枚文才尊敬有之，对其文德却实有不满。嘉庆元年，他为袁枚作
《寿言》时诫之曰:“荡涤绮语”，“不可不防其滥觞也。”①《小仓山房尺牍》，
第185页。朱珪嘉庆元年写给袁枚的信札有“不晤光霁，十年矣”句，可知杭州
之晤在十年前。考诸《袁枚年谱》，袁枚乾隆52年冬有杭州之行，至嘉庆元年，
正好十年。因此，袁枚《覆家贯堂》与《与朱石君侍郎》二书写于乾隆52年无疑。
朱石君，名珪，朱筠之弟。其实，作为考据学者的朱珪在德性修养上与章学诚一样
倾向于较为严肃的态度。
章学诚《论文辨伪》除了批评袁枚“评论女色，为人相妾”等所谓“种种不堪污目”
之事外，还针对所谓“十弊”进行了文学批评，归纳起来主要有几点:[2](P62)
一是文体问题。袁枚所述的十弊有:“记序不知体裁”“措辞率易，颇类尺牍”诸
条，认为“文各有体”;又有“谈论心性，似宋人语录”，“俳辞偶语，学六朝靡
曼”诸条，谈及文体的语言问题。章学诚认为“评一文之境，而不可立为规例”，
“文法千变万化，惟其是尔”，概见其通脱的文体观念。但他也说:“李氏盖禁四
六之绮语，以谓六朝浮靡之风入于古文，令人不辨作何语，如故乡之称，必曰桑梓;
兄弟之名，易以熏篪。凡如此类，名义混淆，有失清真之体。”章学诚提倡“清真”
说，要求文学语言“清”而不杂。不管是秦汉古语、六朝俳辞或是宋人语录，只要
文体纯粹洗炼，清而不杂，就是好文章，譬如能讲“官音雅言”固然不错，但“各
操方音”，亦不失于“一家之言”。其“清真”说反对的是燕语越吟齐语楚咻的大
杂烩式的文风。盖袁枚专论古文，坚持古文文体的纯粹性;章学诚通论诸体，着眼
于各类文体与语言的对应关系，故生歧见。但在文体的纯粹性上的认知其实是一致
的。
二是关系问题。这里发挥了《与吴胥石简》的观点。讥讽袁枚自出新裁，却转成
“空套”:“试问既无关系，又不能出古人之外，文之质已丧矣，又如何能不入空
套。”
三是经术与集义养气。袁枚认为“征书数典，琐屑零星”，即是文弊，隐含着反对
考据与辞章合流的意向。章学诚敏锐地反唇相讥:“注疏不可为古文，是本草不可
入方剂。”嘲讽袁枚“畏人称道经术”，所以“疾此道如仇雠”。针对袁枚以为文
涉考据则“饾饤成语，死气满纸”的说法，章学诚认为“气之生死，关乎义之充馁，
非可立为成格，教人为趋避也”，强调“集义养气”的道德涵养是影响著述的重要
因素。在章学诚的文论里，经术与集义养气是本末贯通的两层面，他根据袁枚在道
德与学问上的瑕疵，指证其文学思想的浅薄。②参见笔者《德性视野中的文学书写:
章学诚〈文史通义〉中文学与德性的关系论释》，《宁夏社会科学》，2008年第
1期。
章学诚另有《书坊刻诗话后》与《题随园诗话十二首》攻击袁枚，两篇拥有共同的
批评主题:“蛊惑闺壶”“不学无识”与“诬枉黑白”，应是同时的作品。
[2](P45)“诬枉黑白”并非新的批评指向，如《论文辨伪》就是在为朱珪兄弟辨诬。
这两篇诗文的特点是增添了袁枚“诬枉黑白”的新的例证:童二树临终画梅托稿的
事件。[5](P172)此事余英时《章实斋与童二树》一文已有辨正。《小仓山房文集》
亦有《童二树先生墓志铭》与《童二树诗序》，可证袁枚记录的基本事实不诬。③
《童二树先生墓志铭》与《童二树诗序》分别见诸《小仓山房文集》，第451页、
第496页。童二树故于乾隆四十七年壬寅，袁枚于十日后造访，并写《铭》
《序》。章学诚此时已对袁枚成见太深，不免有些捕风捉影的批评。其《题随园诗
话》又说:“生前富贵亦何奇，死后文章未可知。一事差堪慰平世，随园录人内家
诗。”[2](P64)按其诗义，似作于袁枚殁后(嘉靖二年)。其中，再次提到朱氏兄弟
与袁枚的关系:“宰衡分陕镇南州，正理经纶次第修。颦笑偶然容媚客，一时风气
尚俳优。”[2](P64)按，朱珪于嘉庆元年出任两广总督，七月又授川陕总督，“宰
衡分陕”句实指朱珪。[3](P132)这首诗是对袁枚“诬枉黑白”的“事实”的记录，
也是针对朱珪对袁枚姑息纵容的态度的感喟。因而必定作于其阅读《尺牍·覆家贯
堂》以后。作年不会早于嘉庆三年六月，或在《论文辨伪》之后。这也是袁枚去世
后，章学诚对朱珪与袁枚关系的盖棺定论。
从嘉庆元年到嘉庆三年的三年间，对袁枚的批评始终是章学诚思考的兴奋点。如果
说研究章、戴关系是解释章学诚学术心态的坐标，那么，章学诚的袁枚批评是考察
其伦理与文学思想的一个参照系。他对袁枚思想的剖析与批判广泛涉及道德伦理、
文质关系、性情、风趣、语言、风诗的评价及辞章与考据的关系诸方面。虽然“诋
诃过分”，不免“转自点污”。[11](P480)但该过程凸显和明晰化了章学诚从道德
到文学的一系列观点。因而，对考察章学诚的道德观念与文学思想仍具有较重要的
认识价值，对了解乾嘉时代的学术生态也是有意义的。
【相关文献】
[1]余英时.论戴震与章学诚[M].上海:三联书店，2005.
[2]章学诚.章学诚遗书[M].北京:中华书局，1982.
[3]胡适.章学诚年谱[M]∥胡适全集:第19卷.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
[4]袁枚.小仓山房文集[M]∥袁枚全集:第2册[M].王英志，点校.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
[5]袁枚.小仓山房尺牍[M]∥袁枚全集:第5册[M].王英志，点校.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
[6]章学诚.文史通义[M].叶瑛，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5.
[7]程千帆.文论十笺[M].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3.
[8]章学诚.乙卯札记、丙辰札记、知非日记[M].冯惠民，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6.
[9]袁枚.随园女弟子诗选[M]∥袁枚全集:第7册.王英志，点校.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
[10]袁枚.随园诗话[M]∥袁枚全集:第3册.王英志，点校.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
[11]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M].上海:商务印书馆，19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