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3月20日发(作者：守云梦)
文学研究中的本质主义问题
作者：杨兴玉
来源：《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0年第6期
杨兴玉
(乐山师范学院 文新学院，四川 乐山 614004)
摘要：本质主义/反本质主义之争是流贯西方哲学史的基本问题，经修正的本质主义较之反
本质主义更具说服力。一些文学研究者追随反本质主义思潮提出文学反本质主义，但对本质主
义和本质论缺乏必要区分。他们没有注意到西方美学界反本质主义的失利，对一些西方文论大
家的本质主义也存在明显的误读。因此，文学研究中的本质追问涌现着新的可能
关键词：本质主义；本质论；哲学史；文学研究
中图分类号：I0-0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 1007�4074(2010)06�0122�05
杨兴玉（1974-）,男,四川隆昌人,博士,乐山师范学院文新学院讲师。
当下，文学研究思维方法中的一个重要问题是有关本质主义的反思。由于本质主义本身是
哲学中的基本问题，因此这种反思有待于克服对哲学发展的疏离，否则就可能陷入低效或无效
的误区。
一、本质主义在哲学史上的演进
本质主义(essentialism，又译本质论)，是卡尔·波普尔在1935年提出的术语，其内涵与
同唯名论对立的唯实论大体相当。波普尔既不接受唯名论，也不认同唯实论(共相实在论)；相
反，他始终相信“外部世界”实在论。为了区分这两种不同的实在论，波普尔将前者命名为
“本质主义”。按照他的解释，本质主义意指任何与唯名论对立的观点，特别是柏拉图、亚里
士多德以及胡塞尔的理论。[1](P18-19)
从哲学史来看，本质主义可以追溯至柏拉图之前的巴门尼德。巴门尼德最早提出存在与非
存在的二元对立，并在基础上推导出存在与现象世界的二元对立。[2](P678-679)这种思想被柏
拉图发展成了更为系统的相论(即理念论)，但柏拉图的相论却遭到了亚里士多德的全面质疑。
如波普尔所论，亚氏学说本身也在本质主义的谱系之内。但他却开启了反本质主义的可能性。
当代学者汪子嵩曾评述亚里士多德对相论的九个论证，其中第一项和第六项分别为：“那些认
为‘相’是原因的人，在寻求周围事物的原因时却引进了另外一类与这些事物数目相等的东
西”，“和具体事物同名的‘相’只是一个空洞的名称呢，还是实在的、比具体事物更为真实
的东西？”[3](P634-641)后者最终开启了后世的唯名论和唯实论的争议，而前者则被唯名论者
发展为了“奥卡姆剃刀”。
中世纪的唯名论构成了对本质主义(唯实论)的第一次消解。究其实，在主张共相实在性这
一点上，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都是本质主义者。他们的区别主要在于，柏拉图认为共相是先于
具体事物的实在，而亚里士多德则认为共相是在具体事物之中的实在。与这种唯实论的观点不
同，唯名论者认为：共相只是具体事物的名称，它既不先于事物，也不在事物中，而是在事物
之后。[4](P183)在中世纪唯名论中，洛色林、阿贝拉和奥卡姆的观点最值得注意。洛色林将概
念(共相)仅仅看作字音(voces)。他的学生阿贝拉则修正了这种极端的看法，而将其视为具有意
义的词(sermones)[4](P190)。奥卡姆的影响明显超过了他的两位前辈，哲学史上著名的“奥卡
姆剃刀”，即源出他的命题“不要不必要地增加实体或基质”[4](P238-239)。准此，柏拉图式
的本质主义因预设了先于事物存在的共相实体，所以明显被视为一种悖谬。
二、当代哲学中的本质主义纠葛
对本质主义的维护或解构在现代哲学中呈现为更为复杂的理论纠葛。首先，现象学巨擘胡
塞尔的基本工作就是在为本质主义正名。在现象学视域中，奥卡姆剃刀作为一种简化主义的思
维原则，被看作必须予以悬搁的传统偏见。与此简单性原则相反，现象学坚持不可省略必要的
环节，即“不要将现象缩减到少于直观所呈现的东西”。[5](P920-921)胡塞尔虽反对唯名论，
但对柏拉图主义(极端唯实论) 同样不赞成。在他看来，唯名论的问题在于“把观念对象心理学
化了”，而柏拉图主义的问题则在于“把观念对象形而上学化了”[6](P116)。与此二者不同，
胡塞尔主张：一方面，观念对象虽然是在意识中被构造的，但却有其自为的存在；另一方面，
观念的存在并不是形而上学的构想，而是可以通过本质直观而真实把握的存在。胡塞尔对本质
主义的这种修正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对待观念对象的这种态度和方式“或许是当时连接和贯
通在现象学运动所有成员中的一条基本线索”。[6](P103)
其次，对本质主义的解构并没有就此消停，在胡塞尔之后，维特根斯坦的反本质主义学说
一度名声鹊起。值得注意的是，前期维特根斯坦具有典型的本质主义倾向，此倾向集中体现为
《逻辑哲学论》对命题的一般形式、语言的逻辑形式和普适性的划界标准的寻求。后期维特根
斯坦提出的“语言游戏”和“家族相似”构成了一个转捩点。“语言游戏就是这样的一类家族，
其间不存在本质主义意义上的共同本质。维特根斯坦提出‘家族相似’就是想通过对语言游戏
的说明，来拒斥语言哲学里的本质主义，进而拒斥整个西方哲学中的本质主义。”[7](P157)按
照王晓升的分析，维特根斯坦对本质主义的否定至少有如下目的：⑴说明“普遍的概念、字词
不是指称事物的共同性质的，而事物的共同性质不是事物的某种要素”；⑵说明“字词的意义
不是由心理过程赋予的，不指称内在的心理过程”；⑶“否定按照自然科学的模式建立哲学体
系的传统哲学方法论，而认为哲学是‘纯粹描述的’”[8](P100)。不难发现，第一个目的与中
世纪唯名论不无相似，第二个目的却摒弃了唯名论中常见的心理主义。在后一点上，维氏似乎
和胡塞尔一样得益于语言哲学先驱弗雷格：尽管胡塞尔发展了现象学的本质主义，维氏最终放
弃了本质主义，但就其推崇“纯粹描述”而言，却存在与胡塞尔相近似的特征。
对“家族相似说”的批评例不乏见，其中，美国学者曼德尔鲍姆的观点较多地为国内学者
所注意。曼氏认为此说蕴含着对血缘关系的承认，而血缘关系却是一种内在的共同属性，因此
“家族相似”并不能自圆其说。[9]不过，对一种隐喻进行实证分析，多少有些方枘圆凿之感。
相比之下，陈嘉映所作的归谬论证则更为巧妙：按照家族相似的逻辑，天下所有现象都可能收
进同一个家族，但“事实上我们却有着形形色色的概念而不是一个无所不包的大一统概念”。
可见，家族相似概念虽可用于批判传统共相观念，但却不足以说明概念的本性。[10](P174-175)
其三，比较微妙的是“本质主义”概念的发明者波普尔本人。尽管他试图通过准确命名来
达到反本质主义的目的，但其“世界三”的思想却明显具有本质主义印迹。波普尔曾自述1920
年代初期波拉尼和冈珀茨对他的批评，波拉尼认为波普尔所主张的“方法论的唯名论”(即后来
的反本质主义)仅能说明自然科学的特征而不适用于社会科学，冈珀茨则指出波普尔的观点是双
重意义上的实在论(本质主义)。波普尔最终认可了这两位学者的批评。[1](P19-21)不过，这并
不意味着波普尔对本质主义的反对就全然无效。他在总结其反本质主义主张的成果时提出：意
义哲学或语言哲学只懂得追求理论在语言上的精密性，却忘记了理论主要受制于问题情境，而
此问题情境总是处于生成与变化之中，因此“追求语词、概念或意义的精确是徒劳
的”[1](P121-33)。正因波普尔拒斥了以确定性为旨归的思路，他就根本有别于传统的本质主
义者(如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和胡塞尔等)。就此而言，反本质主义亦不失为对其学说的准确命
名。
胡塞尔、维特根斯坦和波普尔，都未能终结有关本质主义的争论。这种局面多少有些类似
于哲学门外汉所非议的“哲学丑闻”(即哲学史从未提供一种能让所有哲学家都接受的认识)；
然而，这些各有千秋的学说恰恰印证了哲学的天性，即哲学“在于不断地提出新的发问和提供
新的观察点，而不在于提供答案和观察结果”[11](P174)。
在这三位现代哲学家中，波普尔的立场可以看作对胡塞尔和维特根斯坦的一种综合：一方
面，波普尔对问题情境的强调不同于胡塞尔的严格确定性，而近于维特根斯坦的家族相似；另
一方面，波普尔的世界三又有别于维特根斯坦的家族相似，而接近胡塞尔的自为观念。但总的
说来，他们的学说都颠覆了柏拉图主义和心理主义，因而具有反本质主义的性质。波普尔学说
中的综合特征实际上表明，纯粹的本质主义(如柏拉图主义和心理主义)和纯粹的反本质主义(如
家族相似说)都存在较大缺陷；相对合理的，可能是经过修正的本质主义(如胡塞尔现象学)或者
自居为反本质主义的本质主义(如波普尔学说)。
三、文学研究中的本质主义问题
近年来文学理论界对本质主义的重视，在很大程度上是由陶东风对反本质主义的主张所引
起的。2001年，陶东风借鉴美国学者罗蒂的思路，从本体论和知识论两方面对本质主义作了界
定，“在本体论上，本质主义不是假定事物具有一定的本质而是假定事物具有超历史的、普遍
的永恒本质(绝对实在、普遍人性、本真自我等)，这个本质不因时空条件的变化而变化；在知
识论上，本质主义设置了以现象/本质为核心的一系列二元对立，坚信绝对的真理，热衷于建构
‘大写的哲学’(罗蒂)、‘元叙事’或‘宏伟叙事’(利奥塔)以及‘绝对的主体’，认为这个
‘主体’只要掌握了普遍的认识方法，就可以获得超历史的普遍有效的知识。”[12]以此为参
照，陶东风解构了本质主义在文艺学教学与研究中造成的诸多弊端。
此番批判对传统研究思路的冲击是显而易见的，不论是否同意其观点，人们都无法回避这
样的问题：即应当如何看待文学研究中的“本质主义”？由此展开的理论交锋，大致分化出了
四类观点：⑴陶东风主张反本质主义，但他认为不应回避本质问题；⑵有学者不仅认同反本质
主义，进而提出本质问题明显具有虚幻性；⑶有学者虽认识到本质主义的弊端，但却不简单地
附和反本质主义，而是主张在此二元对立之外寻找本质研究的新思路；⑷亦有学者在未经严格
界定的情况下，对“本质主义”持肯定态度。面对这种驳杂的学术纷争，完全无视学术界的理
论探索而一仍其旧(第四种观点)，当然有悖于理论研究所应有的反思精神；但不加轩轾地主张
多元共存，同样有放弃反思职守而试图蒙混过关之嫌。
四、本质主义与本质论的区分
在作出任何理论决断之前，都有必要注意这样的事实，即：对本质主义和本质论缺乏区分，
是导致观点分歧或者理论谬失的重要原因。就其西文来源看，本质主义主要用作essentialism
的译名；而本质论不仅用来传译essentialism，还可对应于theory of essence，且后一种情
况出现的时间远较前者更早。事实上，在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内，作为theory of essence的
本质论都是一个通行无阻的基本概念；与之相对的反本质论因为有悖常识，几乎很难取信于人。
从CNKI收录的情况来看，以本质论为主题的文章多达2 531篇，以反本质论为主题者迄今只有
6篇，(且无一与文学研究直接相关)。这就解释了为什么放弃本质追问者(第二种观点)只是少
数，而且其观点会遭到普遍质疑。
作为essentialism的本质论出现的时间相对较晚，且有被另一种译名本质主义取代的趋势。
由于本质主义一开始就是被波普尔作为批判的对象而提出的，因此，作为批判武器的反本质主
义始终受到了密切关注。目前，CNKI中以本质主义为主题的论文有739篇，而以反本质主义为
主题者就达226篇，(其中近半数文章与文学艺术有关)。这就解释了为什么除未经反思的第四
种观点外，多数观点都与反本质主义直接相关。
五、西方美学本质论争鸣的启示
早在国内文学研究的本质主义纷争之前，自1950年代后，西方美学界在艺术能否定义的问
题上就出现过essentialism与anti-essentialism的论争。朱狄对此曾做过翔实评述（1994），
但他没有采用本质主义/反本质主义的译名，而是将其表述为本质论/反本质论之争。反本质论
认为，各种艺术只存在“家族相似”，并且始终处于创新和变化中，因此不可能有任何本质，
同时也就无从定义。由于反本质论既鼓吹取消主义，又否认本质存在变化，在遭遇猛烈批判后
不得不承认，包括定义在内的抽象概念仍是不可缺少的。不过，反本质论亦有其贡献，即它促
成了传统的含糊性定义向集合性定义的现代转换。从如上理论进程中，我们至少可以得出三点
结论：⑴固步自封的本质主义注定没有前途；⑵完全放弃本质追问的反本质主义也被证明此路
不通；⑶相对可取的，是借鉴了反本质主义思路的本质追问。反观国内文学研究中的本质主义
论争，第四种观点和第二种观点分别与西方美学界的前两种情形大致吻合，因为有明显疏漏而
不须赘言；其余两种观点则应该审慎对待。
尽管陶东风明确主张第一种观点，即反本质主义而不回避本质问题，但他实际却放弃了本
质追问，因此其学说可能与第二种观点殊途同归。支宇在对陶氏著作的评论中曾认为，陶东风
没有意识到文学研究的根本问题出在威权主义而不在本质主义[13](P76-89)。但陶东风本人的
著述却表明，他对威权主义一直心存芥蒂。事实上，支宇所指出的三种缺陷(“知识碎片化”、
“知识肥胖化”和“知识空洞化”)，都不能归因于反威权意识的缺失，而是源自本质追问的缺
失。这也从反面印证了本质追问的必要性。
国内文学研究的第三种观点与西方美学界的最后一种情形较为相类，即都不接受反本质主
义，然而对本质追问的方式又有所变通。变通的前提在于对本质主义的全面看待，以此才可能
克服反本质主义所作的片面论断。王元骧指出，反本质主义所针对的主要是柏拉图主义，却基
本无视“自19世纪中叶以来意志哲学、生命哲学以及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曾对这种抽象、凝固、
永恒不变的本质观作过激烈的批判”。[15]汤拥华也提出，“本质主义从古希腊开始，已经历
了‘独断论本质主义’、‘认识论本质主义’、‘辩证唯物论本质主义’、‘现象学本质主
义’、‘逻辑实证本质主义’等等各种形态”，而陶东风的反本质主义所针对的只是独断论本
质主义。[16]应该说，如上匡正是大致可信的，联系到本文在一、二节中的初步梳理，不难发
现：反本质主义者对本质主义所作的片面化、绝对化的界定，恰恰不无反讽地暴露出了其自身
的本质主义痼疾。
六、对西方本质主义文论的误读
文学研究中的反本质主义者动辄引美国学者伊格尔顿和卡勒为同道。这种做法当然不能简
单看成毫无根据的主观臆断，毕竟伊格尔顿曾言之凿凿地声称，“根本不存在什么文学的‘本
质’。”[17](P9)然而，不要忘记伊氏更完整的表述是，“如果把文学看作一种‘客观的’描
绘的类型行不通的话，那么说文学仅仅是人们凭臆想而选定称做文学的写作同样行不
通。”[17](P15)伊格尔顿罢黜众说的真实动机不在于取消文学本质，而是在于宣扬文学观念归
根到底受制于社会思想意识的权力机制。正因如此，英国学者F．姆恩在论及伊格尔顿的著作
时，才准确地指出其中存在着“无法摆脱的本质主义”[18]。伊氏本人对其本质主义立场其实
并不讳言，他在《后现代主义幻象》中区分了温和的本质主义和极端本质主义。他认为温和的
本质主义是“不证自明地正确的”[19](P112)，而极端本质主义“简约地、虚假地、永恒化地、
粗暴地、均质化地使用本质概念”，却“在性和种族的领域造成了巨大的破坏”。正因如此，
他虽有限地肯定了反本质主义对极端本质主义的批判，但却明确指出，“我们不能因为除了其
他事情之外，我们还需要知道对于人性来说什么是本质的什么不是，就把本质主义当作包袱加
以抛弃。”[19](P119)国内研究者的确看到了伊格尔顿对本质主义的批评和对反本质主义的肯
定，但他们却没有看到，伊格尔顿是在何种意义上反对本质主义和肯定反本质主义的。据此无
视伊氏的温和本质主义立场，而匆忙断言他反对本质主义，就不免显得过于唐突。
无独有偶，国内反本质主义者对卡勒也存在着类似误读，卡勒的学说被普遍解读为了不折
不扣的反本质主义。本文对此不拟赘述，而是想指出张杰所作的正谬。张杰通过细读发现：一
方面，卡勒在文化研究完全淹没文学性的情况下，通过追问“文学是什么”而重新确立了本质
主义的立场；另一方面，卡勒通过分析文学作品的丰富样态，又体现出了历史主义的精神。卡
勒在回答“什么是文学”时，主张建立文本结构考察和社会文化考察等两种视角，这就可能促
成本质主义和历史主义的结合。[20]其实，联系朱狄对西方美学界本质论之争的评述，卡勒对
文学本质的多元描述，正是体现出经历反本质主义的洗礼之后、传统的含糊性定义向集合性定
义转换的当代特征。
七、结语
从哲学发展来看，波普尔提出的反本质主义主要是对本质主义的一种纠偏，像维特根斯坦
那样完全放弃本质主义极容易陷入不能自解的困境。相反，由克里普克和普特南建构的“本质
主义”甚至成为了当代语言哲学中的重要门类。从美学和文学研究来看，西方美学界的反本质
论促成了本质论的现代转换，类似的转换在西方文论家伊格尔顿和卡勒等人的学说中都有明确
体现。具体到国内的文学研究中，对本质主义的争论同样遵循着相似的学术逻辑和历史轨迹。
在反本质主义之后，文学研究中的学术格局无疑更趋多元。徐岱曾提出，从本体论美学撤离之
后，有必要转投存在论美学，以期开创一种“多元普遍主义”格局。[21](P304)不少学者受启
于海德格尔生存论存在论，由此展开的建构的确值得进一步关注。高楠在其生存论文艺学中关
注着作为“别一种真实”的生存论意蕴；已故学者余虹从海德格尔诗学中开出对生存论价值决
断的追问；杨春时在后实践论美学中由实体论的本质主义而转向存在论的本质主义，等等。[22]
这些学界前辈的探索，无疑启昭着新的本质追问的可能性。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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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J]．学术月刊，2007(2)．
(责任编辑：粟世来)
2024年3月20日发(作者：守云梦)
文学研究中的本质主义问题
作者：杨兴玉
来源：《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0年第6期
杨兴玉
(乐山师范学院 文新学院，四川 乐山 614004)
摘要：本质主义/反本质主义之争是流贯西方哲学史的基本问题，经修正的本质主义较之反
本质主义更具说服力。一些文学研究者追随反本质主义思潮提出文学反本质主义，但对本质主
义和本质论缺乏必要区分。他们没有注意到西方美学界反本质主义的失利，对一些西方文论大
家的本质主义也存在明显的误读。因此，文学研究中的本质追问涌现着新的可能
关键词：本质主义；本质论；哲学史；文学研究
中图分类号：I0-0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 1007�4074(2010)06�0122�05
杨兴玉（1974-）,男,四川隆昌人,博士,乐山师范学院文新学院讲师。
当下，文学研究思维方法中的一个重要问题是有关本质主义的反思。由于本质主义本身是
哲学中的基本问题，因此这种反思有待于克服对哲学发展的疏离，否则就可能陷入低效或无效
的误区。
一、本质主义在哲学史上的演进
本质主义(essentialism，又译本质论)，是卡尔·波普尔在1935年提出的术语，其内涵与
同唯名论对立的唯实论大体相当。波普尔既不接受唯名论，也不认同唯实论(共相实在论)；相
反，他始终相信“外部世界”实在论。为了区分这两种不同的实在论，波普尔将前者命名为
“本质主义”。按照他的解释，本质主义意指任何与唯名论对立的观点，特别是柏拉图、亚里
士多德以及胡塞尔的理论。[1](P18-19)
从哲学史来看，本质主义可以追溯至柏拉图之前的巴门尼德。巴门尼德最早提出存在与非
存在的二元对立，并在基础上推导出存在与现象世界的二元对立。[2](P678-679)这种思想被柏
拉图发展成了更为系统的相论(即理念论)，但柏拉图的相论却遭到了亚里士多德的全面质疑。
如波普尔所论，亚氏学说本身也在本质主义的谱系之内。但他却开启了反本质主义的可能性。
当代学者汪子嵩曾评述亚里士多德对相论的九个论证，其中第一项和第六项分别为：“那些认
为‘相’是原因的人，在寻求周围事物的原因时却引进了另外一类与这些事物数目相等的东
西”，“和具体事物同名的‘相’只是一个空洞的名称呢，还是实在的、比具体事物更为真实
的东西？”[3](P634-641)后者最终开启了后世的唯名论和唯实论的争议，而前者则被唯名论者
发展为了“奥卡姆剃刀”。
中世纪的唯名论构成了对本质主义(唯实论)的第一次消解。究其实，在主张共相实在性这
一点上，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都是本质主义者。他们的区别主要在于，柏拉图认为共相是先于
具体事物的实在，而亚里士多德则认为共相是在具体事物之中的实在。与这种唯实论的观点不
同，唯名论者认为：共相只是具体事物的名称，它既不先于事物，也不在事物中，而是在事物
之后。[4](P183)在中世纪唯名论中，洛色林、阿贝拉和奥卡姆的观点最值得注意。洛色林将概
念(共相)仅仅看作字音(voces)。他的学生阿贝拉则修正了这种极端的看法，而将其视为具有意
义的词(sermones)[4](P190)。奥卡姆的影响明显超过了他的两位前辈，哲学史上著名的“奥卡
姆剃刀”，即源出他的命题“不要不必要地增加实体或基质”[4](P238-239)。准此，柏拉图式
的本质主义因预设了先于事物存在的共相实体，所以明显被视为一种悖谬。
二、当代哲学中的本质主义纠葛
对本质主义的维护或解构在现代哲学中呈现为更为复杂的理论纠葛。首先，现象学巨擘胡
塞尔的基本工作就是在为本质主义正名。在现象学视域中，奥卡姆剃刀作为一种简化主义的思
维原则，被看作必须予以悬搁的传统偏见。与此简单性原则相反，现象学坚持不可省略必要的
环节，即“不要将现象缩减到少于直观所呈现的东西”。[5](P920-921)胡塞尔虽反对唯名论，
但对柏拉图主义(极端唯实论) 同样不赞成。在他看来，唯名论的问题在于“把观念对象心理学
化了”，而柏拉图主义的问题则在于“把观念对象形而上学化了”[6](P116)。与此二者不同，
胡塞尔主张：一方面，观念对象虽然是在意识中被构造的，但却有其自为的存在；另一方面，
观念的存在并不是形而上学的构想，而是可以通过本质直观而真实把握的存在。胡塞尔对本质
主义的这种修正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对待观念对象的这种态度和方式“或许是当时连接和贯
通在现象学运动所有成员中的一条基本线索”。[6](P103)
其次，对本质主义的解构并没有就此消停，在胡塞尔之后，维特根斯坦的反本质主义学说
一度名声鹊起。值得注意的是，前期维特根斯坦具有典型的本质主义倾向，此倾向集中体现为
《逻辑哲学论》对命题的一般形式、语言的逻辑形式和普适性的划界标准的寻求。后期维特根
斯坦提出的“语言游戏”和“家族相似”构成了一个转捩点。“语言游戏就是这样的一类家族，
其间不存在本质主义意义上的共同本质。维特根斯坦提出‘家族相似’就是想通过对语言游戏
的说明，来拒斥语言哲学里的本质主义，进而拒斥整个西方哲学中的本质主义。”[7](P157)按
照王晓升的分析，维特根斯坦对本质主义的否定至少有如下目的：⑴说明“普遍的概念、字词
不是指称事物的共同性质的，而事物的共同性质不是事物的某种要素”；⑵说明“字词的意义
不是由心理过程赋予的，不指称内在的心理过程”；⑶“否定按照自然科学的模式建立哲学体
系的传统哲学方法论，而认为哲学是‘纯粹描述的’”[8](P100)。不难发现，第一个目的与中
世纪唯名论不无相似，第二个目的却摒弃了唯名论中常见的心理主义。在后一点上，维氏似乎
和胡塞尔一样得益于语言哲学先驱弗雷格：尽管胡塞尔发展了现象学的本质主义，维氏最终放
弃了本质主义，但就其推崇“纯粹描述”而言，却存在与胡塞尔相近似的特征。
对“家族相似说”的批评例不乏见，其中，美国学者曼德尔鲍姆的观点较多地为国内学者
所注意。曼氏认为此说蕴含着对血缘关系的承认，而血缘关系却是一种内在的共同属性，因此
“家族相似”并不能自圆其说。[9]不过，对一种隐喻进行实证分析，多少有些方枘圆凿之感。
相比之下，陈嘉映所作的归谬论证则更为巧妙：按照家族相似的逻辑，天下所有现象都可能收
进同一个家族，但“事实上我们却有着形形色色的概念而不是一个无所不包的大一统概念”。
可见，家族相似概念虽可用于批判传统共相观念，但却不足以说明概念的本性。[10](P174-175)
其三，比较微妙的是“本质主义”概念的发明者波普尔本人。尽管他试图通过准确命名来
达到反本质主义的目的，但其“世界三”的思想却明显具有本质主义印迹。波普尔曾自述1920
年代初期波拉尼和冈珀茨对他的批评，波拉尼认为波普尔所主张的“方法论的唯名论”(即后来
的反本质主义)仅能说明自然科学的特征而不适用于社会科学，冈珀茨则指出波普尔的观点是双
重意义上的实在论(本质主义)。波普尔最终认可了这两位学者的批评。[1](P19-21)不过，这并
不意味着波普尔对本质主义的反对就全然无效。他在总结其反本质主义主张的成果时提出：意
义哲学或语言哲学只懂得追求理论在语言上的精密性，却忘记了理论主要受制于问题情境，而
此问题情境总是处于生成与变化之中，因此“追求语词、概念或意义的精确是徒劳
的”[1](P121-33)。正因波普尔拒斥了以确定性为旨归的思路，他就根本有别于传统的本质主
义者(如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和胡塞尔等)。就此而言，反本质主义亦不失为对其学说的准确命
名。
胡塞尔、维特根斯坦和波普尔，都未能终结有关本质主义的争论。这种局面多少有些类似
于哲学门外汉所非议的“哲学丑闻”(即哲学史从未提供一种能让所有哲学家都接受的认识)；
然而，这些各有千秋的学说恰恰印证了哲学的天性，即哲学“在于不断地提出新的发问和提供
新的观察点，而不在于提供答案和观察结果”[11](P174)。
在这三位现代哲学家中，波普尔的立场可以看作对胡塞尔和维特根斯坦的一种综合：一方
面，波普尔对问题情境的强调不同于胡塞尔的严格确定性，而近于维特根斯坦的家族相似；另
一方面，波普尔的世界三又有别于维特根斯坦的家族相似，而接近胡塞尔的自为观念。但总的
说来，他们的学说都颠覆了柏拉图主义和心理主义，因而具有反本质主义的性质。波普尔学说
中的综合特征实际上表明，纯粹的本质主义(如柏拉图主义和心理主义)和纯粹的反本质主义(如
家族相似说)都存在较大缺陷；相对合理的，可能是经过修正的本质主义(如胡塞尔现象学)或者
自居为反本质主义的本质主义(如波普尔学说)。
三、文学研究中的本质主义问题
近年来文学理论界对本质主义的重视，在很大程度上是由陶东风对反本质主义的主张所引
起的。2001年，陶东风借鉴美国学者罗蒂的思路，从本体论和知识论两方面对本质主义作了界
定，“在本体论上，本质主义不是假定事物具有一定的本质而是假定事物具有超历史的、普遍
的永恒本质(绝对实在、普遍人性、本真自我等)，这个本质不因时空条件的变化而变化；在知
识论上，本质主义设置了以现象/本质为核心的一系列二元对立，坚信绝对的真理，热衷于建构
‘大写的哲学’(罗蒂)、‘元叙事’或‘宏伟叙事’(利奥塔)以及‘绝对的主体’，认为这个
‘主体’只要掌握了普遍的认识方法，就可以获得超历史的普遍有效的知识。”[12]以此为参
照，陶东风解构了本质主义在文艺学教学与研究中造成的诸多弊端。
此番批判对传统研究思路的冲击是显而易见的，不论是否同意其观点，人们都无法回避这
样的问题：即应当如何看待文学研究中的“本质主义”？由此展开的理论交锋，大致分化出了
四类观点：⑴陶东风主张反本质主义，但他认为不应回避本质问题；⑵有学者不仅认同反本质
主义，进而提出本质问题明显具有虚幻性；⑶有学者虽认识到本质主义的弊端，但却不简单地
附和反本质主义，而是主张在此二元对立之外寻找本质研究的新思路；⑷亦有学者在未经严格
界定的情况下，对“本质主义”持肯定态度。面对这种驳杂的学术纷争，完全无视学术界的理
论探索而一仍其旧(第四种观点)，当然有悖于理论研究所应有的反思精神；但不加轩轾地主张
多元共存，同样有放弃反思职守而试图蒙混过关之嫌。
四、本质主义与本质论的区分
在作出任何理论决断之前，都有必要注意这样的事实，即：对本质主义和本质论缺乏区分，
是导致观点分歧或者理论谬失的重要原因。就其西文来源看，本质主义主要用作essentialism
的译名；而本质论不仅用来传译essentialism，还可对应于theory of essence，且后一种情
况出现的时间远较前者更早。事实上，在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内，作为theory of essence的
本质论都是一个通行无阻的基本概念；与之相对的反本质论因为有悖常识，几乎很难取信于人。
从CNKI收录的情况来看，以本质论为主题的文章多达2 531篇，以反本质论为主题者迄今只有
6篇，(且无一与文学研究直接相关)。这就解释了为什么放弃本质追问者(第二种观点)只是少
数，而且其观点会遭到普遍质疑。
作为essentialism的本质论出现的时间相对较晚，且有被另一种译名本质主义取代的趋势。
由于本质主义一开始就是被波普尔作为批判的对象而提出的，因此，作为批判武器的反本质主
义始终受到了密切关注。目前，CNKI中以本质主义为主题的论文有739篇，而以反本质主义为
主题者就达226篇，(其中近半数文章与文学艺术有关)。这就解释了为什么除未经反思的第四
种观点外，多数观点都与反本质主义直接相关。
五、西方美学本质论争鸣的启示
早在国内文学研究的本质主义纷争之前，自1950年代后，西方美学界在艺术能否定义的问
题上就出现过essentialism与anti-essentialism的论争。朱狄对此曾做过翔实评述（1994），
但他没有采用本质主义/反本质主义的译名，而是将其表述为本质论/反本质论之争。反本质论
认为，各种艺术只存在“家族相似”，并且始终处于创新和变化中，因此不可能有任何本质，
同时也就无从定义。由于反本质论既鼓吹取消主义，又否认本质存在变化，在遭遇猛烈批判后
不得不承认，包括定义在内的抽象概念仍是不可缺少的。不过，反本质论亦有其贡献，即它促
成了传统的含糊性定义向集合性定义的现代转换。从如上理论进程中，我们至少可以得出三点
结论：⑴固步自封的本质主义注定没有前途；⑵完全放弃本质追问的反本质主义也被证明此路
不通；⑶相对可取的，是借鉴了反本质主义思路的本质追问。反观国内文学研究中的本质主义
论争，第四种观点和第二种观点分别与西方美学界的前两种情形大致吻合，因为有明显疏漏而
不须赘言；其余两种观点则应该审慎对待。
尽管陶东风明确主张第一种观点，即反本质主义而不回避本质问题，但他实际却放弃了本
质追问，因此其学说可能与第二种观点殊途同归。支宇在对陶氏著作的评论中曾认为，陶东风
没有意识到文学研究的根本问题出在威权主义而不在本质主义[13](P76-89)。但陶东风本人的
著述却表明，他对威权主义一直心存芥蒂。事实上，支宇所指出的三种缺陷(“知识碎片化”、
“知识肥胖化”和“知识空洞化”)，都不能归因于反威权意识的缺失，而是源自本质追问的缺
失。这也从反面印证了本质追问的必要性。
国内文学研究的第三种观点与西方美学界的最后一种情形较为相类，即都不接受反本质主
义，然而对本质追问的方式又有所变通。变通的前提在于对本质主义的全面看待，以此才可能
克服反本质主义所作的片面论断。王元骧指出，反本质主义所针对的主要是柏拉图主义，却基
本无视“自19世纪中叶以来意志哲学、生命哲学以及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曾对这种抽象、凝固、
永恒不变的本质观作过激烈的批判”。[15]汤拥华也提出，“本质主义从古希腊开始，已经历
了‘独断论本质主义’、‘认识论本质主义’、‘辩证唯物论本质主义’、‘现象学本质主
义’、‘逻辑实证本质主义’等等各种形态”，而陶东风的反本质主义所针对的只是独断论本
质主义。[16]应该说，如上匡正是大致可信的，联系到本文在一、二节中的初步梳理，不难发
现：反本质主义者对本质主义所作的片面化、绝对化的界定，恰恰不无反讽地暴露出了其自身
的本质主义痼疾。
六、对西方本质主义文论的误读
文学研究中的反本质主义者动辄引美国学者伊格尔顿和卡勒为同道。这种做法当然不能简
单看成毫无根据的主观臆断，毕竟伊格尔顿曾言之凿凿地声称，“根本不存在什么文学的‘本
质’。”[17](P9)然而，不要忘记伊氏更完整的表述是，“如果把文学看作一种‘客观的’描
绘的类型行不通的话，那么说文学仅仅是人们凭臆想而选定称做文学的写作同样行不
通。”[17](P15)伊格尔顿罢黜众说的真实动机不在于取消文学本质，而是在于宣扬文学观念归
根到底受制于社会思想意识的权力机制。正因如此，英国学者F．姆恩在论及伊格尔顿的著作
时，才准确地指出其中存在着“无法摆脱的本质主义”[18]。伊氏本人对其本质主义立场其实
并不讳言，他在《后现代主义幻象》中区分了温和的本质主义和极端本质主义。他认为温和的
本质主义是“不证自明地正确的”[19](P112)，而极端本质主义“简约地、虚假地、永恒化地、
粗暴地、均质化地使用本质概念”，却“在性和种族的领域造成了巨大的破坏”。正因如此，
他虽有限地肯定了反本质主义对极端本质主义的批判，但却明确指出，“我们不能因为除了其
他事情之外，我们还需要知道对于人性来说什么是本质的什么不是，就把本质主义当作包袱加
以抛弃。”[19](P119)国内研究者的确看到了伊格尔顿对本质主义的批评和对反本质主义的肯
定，但他们却没有看到，伊格尔顿是在何种意义上反对本质主义和肯定反本质主义的。据此无
视伊氏的温和本质主义立场，而匆忙断言他反对本质主义，就不免显得过于唐突。
无独有偶，国内反本质主义者对卡勒也存在着类似误读，卡勒的学说被普遍解读为了不折
不扣的反本质主义。本文对此不拟赘述，而是想指出张杰所作的正谬。张杰通过细读发现：一
方面，卡勒在文化研究完全淹没文学性的情况下，通过追问“文学是什么”而重新确立了本质
主义的立场；另一方面，卡勒通过分析文学作品的丰富样态，又体现出了历史主义的精神。卡
勒在回答“什么是文学”时，主张建立文本结构考察和社会文化考察等两种视角，这就可能促
成本质主义和历史主义的结合。[20]其实，联系朱狄对西方美学界本质论之争的评述，卡勒对
文学本质的多元描述，正是体现出经历反本质主义的洗礼之后、传统的含糊性定义向集合性定
义转换的当代特征。
七、结语
从哲学发展来看，波普尔提出的反本质主义主要是对本质主义的一种纠偏，像维特根斯坦
那样完全放弃本质主义极容易陷入不能自解的困境。相反，由克里普克和普特南建构的“本质
主义”甚至成为了当代语言哲学中的重要门类。从美学和文学研究来看，西方美学界的反本质
论促成了本质论的现代转换，类似的转换在西方文论家伊格尔顿和卡勒等人的学说中都有明确
体现。具体到国内的文学研究中，对本质主义的争论同样遵循着相似的学术逻辑和历史轨迹。
在反本质主义之后，文学研究中的学术格局无疑更趋多元。徐岱曾提出，从本体论美学撤离之
后，有必要转投存在论美学，以期开创一种“多元普遍主义”格局。[21](P304)不少学者受启
于海德格尔生存论存在论，由此展开的建构的确值得进一步关注。高楠在其生存论文艺学中关
注着作为“别一种真实”的生存论意蕴；已故学者余虹从海德格尔诗学中开出对生存论价值决
断的追问；杨春时在后实践论美学中由实体论的本质主义而转向存在论的本质主义，等等。[22]
这些学界前辈的探索，无疑启昭着新的本质追问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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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粟世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