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1月5日发(作者：向红叶)
巴蜀文化研究动态
2006年1期（总第4期）
目 录
最新成果
“巴蜀文化”的辨证…………………… 林 向（见成果展台栏目）
从三星堆文化看古代文明的本质特征………………段 渝（见成果展台栏目）
先秦巴蜀经济史的材料与研究(上) ………………………………………………… 邹一清
巴蜀园林中园林景观楹联的功能……………………刘 弘（见成果展台栏目）
学术交流
“巴蜀文化论坛”第三次研讨会召开
“巴蜀园林与城市现代化研讨会”在成都举行
基地建设
四川师范大学巴蜀文化研究中心2006年度重点科研项目申报指南
“四川师范大学巴蜀文化研究中心岷江上游研究所”成立
先秦巴蜀经济史的材料与研究(上)
邹一清
（四川师范大学巴蜀文化研究中心副研究员、
四川省社会科学院《中华文化论坛》副编审）
从20世纪30年代至今，学术界对三星堆与巴蜀文化的研究已经历时70余年，尤其是1980年代以来考古工作的重大收获，更为巴蜀文化的研究提供了最新的、丰富的材料。学术界对巴蜀文化不懈的探索，取得了一系列令人瞩目的成果，不但彻底否定了“蜀无礼乐，无文字”的旧说，而且提出了“三星堆文明”、“巴蜀古代文明”和“巴蜀是中华文明又一个发源地”的崭新论断（1）。
据不完全统计，国内外各报刊杂志和出版社公开发表出版的有关巴蜀文化研究的学术论著达1000篇（部）以上[1]，在海内外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其研究成果主要体现在：族属、地域和迁徙，政治、经济和社会形态，文明起源与形成，文化交流与传播，巴蜀文字和符号，宗教，艺术，科技等方面。本文仅从学术史的视角，对先秦巴蜀经济史研究的材料和成果，进行梳理和综合分析论述[1]。
一、农业
过去，人们常将先秦巴蜀地区说成是蛮荒之地，但通过古代文献和考古资料的综合研究，可以看出，先秦巴蜀其实是一个物产丰饶、农业经济发达的地方。
（一）蜀地的农业
1、农业的起源和发展
古蜀地区土地肥沃。《史记·货殖列传》称颂道：“巴蜀亦沃野，地饶卮姜、丹砂、石、铜、铁、竹木之器，南御滇僰，僰童，西近邛笮，笮马牦牛。然四塞，栈道千里，无所不通，惟褒斜綰殻其口，以所多易所鲜。”
《汉书·地理志》也道：“土地肥美，有江水沃野、山林、竹木、蔬食、果实之饶。南贾滇僰童，西近笮马牦牛。民食鱼稻，亡凶年忧，俗不愁苦。”
考古资料显示出以成都平原为中心，波及大渡河流域和川东长江沿岸以至三峡以东地区的各个古蜀文化遗址中，均出土大量石质农业生产工具，大致有打制和磨制两种。《成都市蜀文化遗址的发现及意义》中归纳成都平原诸遗址所出磨制石器，主要有斧、锛、凿、矛、杵等，打制石器主要为盘状器、砍砸器、刮削器、有柄石锄、斧形器等（2）。《巴蜀原始文化的研究》记载大渡河流域汉源背后山类型诸遗址，多见磨光石斧、石锛以及一些玉质白色细长形凿、锛、削等（3）。《四川忠县（上洽下甘）井沟遗址的试掘》报告了川东长江沿岸的忠县（上洽下甘）井沟遗址，生产工具多取材于卵石，打制较多，主要器形有石斧、
有柄石锄、石矛等（4）。种类如此繁多的农业生产工具，是古蜀农业已脱离原始阶段，进入锄耕农业阶段的有力证据。
但文献资料没有留下古蜀地区新石器时代“农业革命”的任何记录，仅有《华阳国志》、《山海经》等文献记载了殷周及以后，有关古蜀地区农业经济的状况。
农业始于对野生植物的栽培。《史记·货殖列传》记载：“汶山之下沃野，下有蹲鸱，至死不饥。”《正义》曰：“蹲鸱，竽也。言邛州临邛县其地肥又沃，平野有大竽也。《华阳国志》云汶山都安县有大竽如蹲鸱也。”古代成都平原多种芋类，汉代画像砖中也有人类种植芋类的画面（5），说明芋类是先秦蜀人种植的一种农作物。
关于蜀地稻作农业的起源，众说纷纭，但基本都认为蜀地的稻作农业是从外地传入的。至于从何地传入，有两种比较有代表性的说法，一种观点是：华南和长江中下游是中国的稻作农业的最早起源地。此观点以严文明为代表，他认为中国稻作农业的最早起源地在杭州湾，从公元前5000年代到3000年代形成三次大的传播浪潮，成波浪形逐级向长江三角洲、两湖盆地(包括大溪文化的分布范围)和江淮地区广泛的范围推进发展（6）。另一种观点是成都平原的稻作农业是从云南传入的。游汝杰从语言地理学和历史语言学的角度，分析了亚洲栽培稻的起源和分布。他认为：云南南部、广西南部和中南半岛都处于多年生野生稻的分布范围内，这也就是栽培稻的起源地（7）。李昆声根据地理、环境、气候、植物的种类等因素，以及云南省农科院对云南稻种进行的同功酶分析，认为云南现代栽培稻种的亲缘关系十分接近现代普通野生稻，从而指出云南现代栽培稻的祖先很可能是云南的普通野生稻，因此，云南极有可能是亚洲栽培稻的起源地（8）。外国学者也有不少类似观点（9）。
而《华阳国志·蜀志》又载：“后有王曰杜宇，教民务农，一号杜主……巴亦化其教而力务农，迄今（按：此指东晋）巴蜀民农时，先祀杜主君。”
古蜀地区的农业决不是始于杜宇时代。但杜宇来自于云南昭通，他将云南的栽培稻技术带入蜀地，应是很有可能的（10）。杜宇“教民务农”于先，开明王朝大兴水利继后，于是蜀地“民得安居”，处处“有渔、田之饶”，“有好稻田”，“有美田”，“地沃土丰”，“居给人足，以富相尚”（11）。
《山海经·海内经》说道：“西南黑水之间，有都广之野，后稷葬焉。其城方三百里，盖天下之中，素女所出也。爰有膏菽、膏稻、膏黍、膏稷，百谷自生，冬夏播琴。”
按照蒙文通先生的研究，《山海经·海内经》是关于古蜀的作品，成书不晚于西周中期（12）。
“都广之野”，指成都平原。杨升庵《山海经补注》说：“黑水广都，今之成都也。”而“膏菽、膏稻、膏黍、膏稷”，应是当时的几个主要农作物品种，郭璞注曰：“言味好皆滑如膏。外传曰：膏粢之子，菽豆粢粟也。”郝懿行疏云：“赵歧注《孟子》云：膏粱，细粟如膏者也。”均为上等佳品。可见至少在殷周之际，古蜀的腹心成都平原已发展成为中国栽培水稻的中心种植区之一。
2、经济植物栽培及农业经济活动
古蜀地区除了粮食作物为世所闻名外，经济林木、蔬菜瓜果也为人所称道。《汉书·地理志》记载：“土地肥美，有江水沃野、山林、竹木、蔬食、果实之饶。”
《华阳国志·蜀志》也说：“（蜀盛产）桑、漆、麻、苎……园囿瓜果，四节代熟，靡不有焉。”
《史记·西南夷列传》说到汉初唐蒙在南越吃到的“蜀枸酱”，也是“独蜀出”，“蜀人以为珍味”。按照《文选·蜀都赋》刘逵注所说，后来才“流味于番禺之乡”。
茶叶也是蜀中特产。《日知录》说：“自秦人取蜀而后，颇知有饮茶之事。”
制盐是与农业经济经济有关的活动。据《华阳国志·蜀志》记载，南安有（今乐山市）“盐溉”。溉，张澍《蜀典》卷7释曰：“溉，为水中滩碛之名。”南安盐溉，应是蜀人就地取煮盐水之地。《水经·江水注》说南安是“蜀王开明故治”，也应与开明王朝控制南安之盐有关。
岷江上游是另一产盐之地。《太平御览》卷52引《华阳国志》记载：“汶山有碱石，煎之得盐。”《后汉书·冉駹夷传》所记同。《太平御览》卷865引任预《益州记》又说：“汶山有咸石，先以水渍，既而煎之。”是为岩盐之类。
古文献中关于蜀人制盐的记载虽然不多，但从《华阳国志·蜀志》所记秦灭蜀后第五年就在成都置“盐、铁，市官”来看，蜀的产盐量应该很大。
种植农业的发展促进了酿酒的兴起。在广汉三星堆早期蜀文化遗址中，出土了大量的酒器，包括各种酿酒器具、盛酒器和饮酒器，既有陶质的，也有青铜质，林向先生认为，从大量酒器做成束颈、侈口的器形看，三星堆文化时期的蜀酒，似乎与中原连糟食用的“汁滓相将”式酒不同，很有可能是去滓后饮用汁液的低度发酵酒（13）。战国时，蜀人庙堂祭祀用的酒称为醴，是一种仅发酵一宿便取用、酒汁清淡、连糟食用的浊酒（14）。
3、蜀地的农业经济区域
蜀地有成都平原、岷江上游、汉沔嘉陵江等三个农业经济区（15）。
（1）成都平原经济区
古蜀有若干农业经济区，成都平原是开发最早、面积最大和最重要的农业经济中心。
成都平原是大河冲积扇平原，地形西北高，东南低，岷江、沱江及其支流自西北流向东南，纵贯平原，为自流灌溉提供了良好的条件。这里雨量充沛，气候温和，土质疏松，渗透性良好，保温力强，通气易碎，涵水力强，含有深厚而丰富的腐殖质，十分有利于农业的发展。
考古资料表明，至迟在距今5000年前，成都平原的农耕村落已初步兴盛起来。夏商时代，在农业极大发展的基础上，成都平原已进入阶级分化和城市形成的历史进程，进而产生文明。广汉三星堆遗址、成都十二桥遗址、新繁水观音遗址、成都方池街遗址、抚琴小区遗址第四层、岷山饭店遗址第六层、指挥街遗址第六层的商代文化因素等等，无一不为这一时期古蜀农业经济成片分布的情景，提供了有力证据。
殷周之际杜宇入蜀，促进了成都平原农业经济的进一步发展。《蜀王本纪》记载道：“后有一男子，名日杜宇，从天堕，止朱提。有一女子名利，从江源井中出，为字妻。乃自立为蜀王，号日望帝。”
江源，或作江原，为今成都平原中部崇庆县一带。《华阳国志·蜀志》盛称江原“小亭有好稻田”。
如前文所述，杜宇入蜀后，“治汶山下，邑曰郫”， “教民务农”。春秋战国时代，蜀王开明氏在蜀大兴水利，“民得安居”，使成都平原获得了进一步发展的良好条件；处处“有渔、田之饶”，“有好稻
田”，“有美田”等记载，史不绝书。而且，四川盆地周邻地区的各种生产性经济，都曾程度不等地受到过成都平原农业经济的渗透和影响。《山海经·海内经》因此盛赞成都平原为“天下之中”。
（2）岷江上游经济区
古文献记载，岷江上游属于蜀文化区之一，三代蜀王中的蚕丛，便兴起于此。《华阳国志·蜀志》说：“有蜀侯蚕丛，其目纵，始称王。死，作石棺石椁，国人从之。”
蚕丛兴起的地方，为蚕陵。《汉书·地理志》蚕陵县，治今阿坝茂县北的叠溪。陈登龙《蜀水考》卷1陈一津《分疏》说，此即汶江“南过蚕陵山，古蚕丛氏之国也。”《古文苑·蜀都赋》章樵注引《先蜀记》说：“蚕丛始居岷山石室中。”
段渝认为，岷江上游地区的农业最早属于高地农业。考古凋查和发掘中，文化遗存越往高地，其年代越古，就是一个很好的证据。这类高地农业，经过一定程度发展，又往往向低地拓展移殖。史籍中所见今都江堰市一带的蚕崖关、蚕崖石、蚕崖市等古地名，以及成都平原所见蚕丛氏的考古文化遗迹，就是高地农业向低地拓展移殖的例证（16）。
岷江上游地区的粗耕农业早在新石器时代即已产生。大约兴起于五帝之际的蚕丛氏，就是当地一个经营粗耕农业并兼事畜牧的族类。汶川增坡曾发现一处新石器时代晚期的窑藏生产工具，有斧、锛、凿，体小扁薄，均经磨制，器形与广汉真武官所出相近，而更为原始（17）。
《尚书·禹贡》说：“岷、嶓既艺”，艺为种植的意思，即言岷山地区已得到开发并种上了庄稼。上引《先蜀记》说：“蚕丛始居岷山石室中”，又说明蚕丛氏已经定居。这两条材料合起来看，其实证明了蚕丛氏是以经营定居农业为主要经济形式的。蒙文通认为，岷山河谷是最早开拓的地区，蜀的农业即是岷山河谷开始的（18）。岷江上游曾发现与马家窑文化有关的新石器彩陶和磨制石器共存的情况，这些材料早于当地畜牧业兴起的材料，无可置疑地揭示出农业起源年代很早的事实，也让人看出蚕丛氏首先是作为一个农业族类兴起于此的。
大量石棺葬中出土的各种农业生产工具、日常生活用陶器以及各种动物骨骼来看，可以证明岷江上游经济的特点是农业与畜牧相结合。如汶川罗卜寨SLM3墓内出土的粮食作物，经鉴定为粟稷之属（19）。茂县城关石棺葬内出土大量谷物，盛于釜、鍪、罐内，经鉴定为皮大麦（20）。理县佳山石棺葬IM2、LM4内，出土盛于豆、罐等容器中的粮食，亦为皮大麦（21）。皮大麦俗称“水米子”，是高地农业的一种耐寒、耐旱粮食作物。《华阳国志》和《后汉书》都说岷江上游地区“土地多寒，在盛夏冰犹不释”，又说“土地刚卤，不生谷粟麻菽，惟以麦为资”。这种麦，看来就是出土于石棺葬内的皮大麦，它应是先秦岷江上游粗耕农业的主要产品。
岷江上游石棺葬出土的动物骨骼，主要是羊骨，一些石棺葬内还出土青色羊毛织品，说明这里的畜牧业以养羊为主。石棺葬内还发现一些野猪、野鸡等野生动物骨骼，而《史记》卷129《货殖列传》、卷116《西南夷列传》，《汉书》卷28下《地理志下》，《华阳国志》卷3《蜀志》等文献都记载了岷江上游“出名马”，青衣江流域和南中出“笮马、牦牛”，考古资料和历史文献都反映了川西高原畜牧业的发展，狩猎还是当时人们经济生活的一项重要内容。
（3）汉沔嘉陵江经济区
本区指分布在汉中盆地并南及川东嘉陵江流域的古代农耕区，早在商周时代即已开拓。1955年至1981年间在汉中湑水河下游约7公里的范围内，共出土商代青铜器530余件（22），表明此地原为蜀地。
在殷卜辞中，汉沔是经常提到的一个农业经济区。卜辞中有为蜀卜年之辞：
(1)贞，蜀不其受年
王占曰，蜀其受年 (《乙》6422)
(2)缶眔蜀受年 (《乙》6423)
殷卜辞中的受年，是卜问年成收获的丰歉。殷王亲自占问蜀年，可见汉中蜀地谷物的丰歉不仅对蜀本土有重要意义，而且也引起殷王朝的高度重视。《华阳国志·汉中志》记载汉中盆地：“厥土沃美，赋贡所出，略侔三蜀。” “三蜀”是指蜀、广汉、犍为三郡，后两郡是从蜀郡分出的。“三蜀”皆富庶之区，即言本区农业经济仅次于成都平原，显然自先秦而然。
汉沔之南，即是川北嘉陵江谷地，也是蜀的农业经济区之一。开明王朝曾封苴侯于此，北镇汉中，段渝认为这一方面出于军事目的，一方面也带有明显的经济意图。并且，汉沔和嘉陵江经济区在古代很有可能是互为依托的，故《禹贡》既言“沱(今沱江)、潜(今嘉陵江)既道”，又说“浮于潜，逾于沔(沔水，汉水上源)”，是连为一体的（23）。
4、水利建设
岷江流贯成都平原，使得成都平原虽然有天然的舟楫灌溉之利，但也时常遭受洪水的侵袭。一些古典文献记载了蜀人治水、进行水利建设的史迹。
据《禹贡》记载，早在大禹的时代，岷山已经能够种植庄稼，沱江、嘉陵江已经得到整治疏通。大禹“岷山导江，东别为沱”。
蜀国大规模的水利建设始于春秋战国时代，古文献所盛称的鳖灵治水是其开端，年代约为春秋初年。可是，古书关于鳖灵治水地点的记载，却众说纷纭，错综复杂，主要有三种说法。
第一种说法是“巫山说”，首见于东汉末来敏《本蜀论》（24）；第二中说法是：“玉山说”。见于扬雄《蜀王本纪》；第三种说法是“玉垒山说”。见于《华阳国志·蜀志》、《水经·江水注》。三种说法中，巫峡之说太离谱。三峡形成于地质年代学上的第三纪初，至今已有数万年之久，也决非人工开凿（25）。
玉山，见于《山海经·中次九经》。据温少峰考为巫山县以东，长江北岸（26）。其地势低于成都平原，而且远处成都平原的长江下游。
玉垒山，据《汉书·地理志》“绵虒县”下原注云：“玉垒山，湔水所出，东南至江阳入江。”《说文》“湔”字下记：“湔水，出蜀都绵虒玉垒山，东南入江。”刘琳在《华阳国志校注》中指出，湔水为今白沙河，玉垒山即湔水发源地以北的九顶山。玉垒山逶迤而南，直趋今都江堰市西北（27）。历史上岷江上游洪水泛滥，就是由此冲向成都平原的。而首当其冲者，就是杜宇的都城郫。因此，学术界普遍均认同杜宇派鳖灵治水之地为岷江上游的玉垒山（28）。
一些学者还进一步研究了蜀人治水的技术。徐中舒先生的《都江堰情况探原》，指出竹络就是破竹为笼，立水中，以卵石实其中。层层累叠，可起到截流壅水，笼口垒坝等作用。这种就地取材的轻便方法，至汉代还传至中原和滨海地区，用以治理黄河水患及海塘（29）。
竹编拦沙筐类似于竹络笼石。成都指挥街遗址春秋文化层内发现这种竹筐，无底（30）。该遗址临河，证实此种竹编拦沙筐与治水有关。
砌筑卵石工程的实例，发现于成都方池街遗址第4文化层内(约属东周)，系用黄泥和卵石筑成的数条石梗，现有高度20-50厘米，显然是春秋战国时代的一处防洪排泄工程（31）。
蜀国的水利建设成就显著，农业生产得到了大幅度的发展。《战国策·楚策一》记载纵横家张仪说：“秦西有巴蜀，方船积粟，起于汶山，循江而下，至郢三千余里。舫船载卒，一舫载五十人，与三月之粮，下水而浮……”
《华阳国志·蜀志》记载：（公元前308年）司马错率巴蜀众十万，大舶船万艘，米六百万斛，浮江伐楚。
足见蜀地产粮之多。
（二）巴地的农业
1、种植业
巴地物产丰富，《华阳国志·巴志》记载：“（巴地）土植五谷，牲具六畜，桑、蚕、麻、苧、鱼、盐、铜、铁、丹、漆、茶、蜜、灵龟、巨犀、山鸡、白雉、黄润鲜粉，皆贡纳之。其果实之珍者，树有荔支，蔓有辛枸，园有芳蒻，香铭，给客橙、葵。其药物之异者，有巴戟、天椒；竹木之璝者，有桃支、灵寿。”
其中列举的大多数农业产品，在先秦时代即已出产。
早在商代，巴方就是殷之甸服，“治田入谷”；西周时，巴为汉阳诸姬之一，班列男服。“男，任也，任王事”，“王事唯农是务”，农业经济有所发展；战国初，巴举国南迁，转入川东，在当地稻作农业的基础上，给予进一步推动促进。《华阳国志·巴志》记载江州“有稻田，出御米”。江州“下有清水穴，巴人以此水为粉，则膏晖鲜芳，贡粉京师，因名粉水，故世谓江州堕林粉也。”刘熙《释名·释首饰》：“粉，分也，研米使分散也。”说明堕林粉是巴人用优质米制作的（32）。
《华阳国志·巴志》著录的几首古代巴国的诗歌，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巴国农业取得的成就。诗曰：
川崖惟平，其稼多黍。
旨酒嘉谷，可以养父。
野惟阜丘，彼稷多有。
嘉谷旨酒，可以养母。
三峡区域的巴人，则世代耕种畲田。白居易《南宾郡斋即事寄杨万州》诗云：
山上巴子城，山下巴江水。
中有穷独人，强名为刺史。
时时窃自哂，刺史岂如此？
仓粟喂家人，黄缣裹妻子。
他自注曰：“忠州刺史以下，悉以畲田粟给禄食，以黄绢支给充俸。自古相传，风俗如是。”可见畲田是巴地自古以来的耕种形式。杜甫《秋日夔府詠怀奉寄郑监李宾客一百韵》诗云：“煮井为盐速，烧畲度地偏。”王洙注曰：“峡土瘠确，居人烧地而耕，谓之畲田。”范成大《畲田耕诗·序》记述畲田为：“畲田，峡中刀耕火种之地也。春初斫山，众木尽蹶。至当耕时，伺有雨候，则前一夕火之，借其灰以粪。明日雨作，乘热土下种，则苗盛倍收。”此也即上古巴人畲田的实际情形。刀耕火种的农具，仅是简陋的木器、石器。
除稻、黍、稷类作物外，峡中还产燕麦。《华阳国志·巴志》记载：“三峡两岸土石不分之处，皆种燕麦。春夏之交，黄遍山谷，土民赖以充食。”（33）
2、渔猎
巴人各族中，相当部分是以狩猎或渔猎与粗耕农业相结合。古代生活在渝水（今嘉陵江）流域的板楯蛮，即以狩猎为主，古以射白虎著称。《后汉书·板楯蛮传》记载：“板楯蛮夷者，秦昭襄王时有一白虎，常从群虎数游秦、蜀、巴、汉之境，伤害数千人。昭王乃重募国中有能杀虎者，赏邑万家，金百镒。时巴郡阆中夷人，能作白竹之弩，乃登楼射杀白虎。”《华阳国志·巴志》所记略同，唯稍详：“于是夷朐忍廖仲药、何射虎、秦精等乃作白竹弩于高楼上，射虎，中头三节。”又载：“板楯七姓以射白虎为业。”以此，板楯蛮“世号白虎复夷”，“所谓弜头虎子也”，直到汉初仍“专以射白虎为事”。刘熙在《释兵器》中说，板楯一名来自木盾，板楯蛮射白虎是用白竹制成的竹箭（34）。
鄂西南清江流域故巴地的廪君蛮，也是一支以农业与渔猎相结合的民族。《水经·夷水注》记载：“昔廪君浮土舟于夷水，据捍关而王巴。”土舟当为陶质，说明廪君已有农业；《水经·江水注》又称廪君为“浮夷”，即水上民族，表明渔猎经济占有重要地位。盛弘之《荆州记》、郦道元《水经注》，以及其他史籍都记载了廪君一系主要在水域活动，为水居渔猎族类的事实（35）。
3、与农业有关的经济活动
巴人与农业有关的经济活动主要是酿酒、煮盐等。《水经·江水注》记载：“江之左岸有巴乡村，村人善酿，故俗称巴乡清，郡出名酒。”《郡国志》亦载：“南山峡峡西八十里有巴乡村，善酿酒，故俗称巴乡村酒也。”（36）战国时秦昭王与板楯蛮订立盟约：“秦犯夷，输黄龙一双。夷犯秦，输清酒一钟。”
清酒名列《周礼·酒正》，是一种酿造时间较长因而浓度较高的酒。邹阳《酒赋》：“清者为酒，浊者为醴；清者圣，浊者顽。”《酒谱》也说：“凡酒以色清味重为圣，色如金而醇苦者为贤。”可见巴人的清酒是酒中的上品。
巴地富于鱼盐之利，煮盐业自古就很发达。《水经·江水注》说，川东沿江一带多有盐泉和盐石。郦道元《水经注》卷31《江水注》引王隐《晋书地道记》说盐石，如瞿巫滩“入汤口四十三里，有石煮以为盐，石大者如升，小者如拳，煮之，水竭盐成。”盐泉，《水经·江水注》记：“盐水下通巫溪，巫溪水是兼盐水之称矣。”并谓盐水经北井县。杨守敬《水经注疏》谓此水为大宁河。《文选·蜀都赋》“滨以盐池”，刘注云：“盐池，出巴东北井县，水出地如涌泉，可以煮盐。”《方舆胜览》：“宝山，在大宁县北十七里，山半有石穴，出泉如瀑布，即盐泉也。”《世本》也记载清江流域为“鱼盐所出”，廪君曾在此射杀盐水神女。
总之，学术界普遍认为蜀人拥有比较发达的农业，巴人以粗耕农业兼营狩猎畜牧等方面。但在蜀地农业的起源问题上则存在较大的分歧，在鳖灵治水问题上也有一定的分歧。
二、巴蜀手工业
在巴蜀经济研究中，以青铜器为代表的巴蜀手工业是最“热门”的课题。甚至在整个巴蜀文化研究中，巴蜀青铜器的研究也是最引人注目、成果颇丰的课题。巴蜀手工业中的研究门类包括青铜业、金银制造、制玉、纺织、矿业、建筑业等。
（一）青铜业
由于青铜器在古代文明中不可替代的重要地位，巴蜀青铜器强烈地吸引了学术界和民众的目光，成为研究者最早进入的领域。
1941年，卫聚贤发表论文《巴蜀文化》（37），考释了20世纪20年代成都西门北面白马寺坛君庙出土的青铜器，提出先秦巴蜀有青铜文化，引发了学术界关于先秦巴蜀有无自身的青铜器、有无古代文明的大讨论，金石甲骨学家商承祚（38）、考古学家郑德坤（39）、古史辨大师顾颉刚（40）、大学者郭沫若（41）、董作宾（42）、唐兰（43）、陈梦家（44）、徐中舒（45）等纷纷加入讨论。学术界的大讨论直接导致了“巴蜀文化”命题的确立。
学者们从采铜和炼铜技术、青铜合金术、青铜铸造技术和装饰工艺、青铜器文化内涵等方面对巴蜀青铜业展开研究。
（1）采铜和炼铜技术
1986年从广汉三星堆遗址一、二号祭祀坑出土了大量青铜器，其总重量达1吨以上（46）。无论从合金水平还是制作技术来看，三星堆青铜器与同一时期华北商王朝相比，都不逊色，而又明显地分属于不同的文化系统。表明古代巴蜀的冶金术，在公元前二千年代中后期已经达到高度成熟的阶段。
但是，非常遗憾的是，古代文献中很少有提及巴蜀青铜冶金术的资料。
根据《汉书·地理志》、《续汉书·郡国志》等史籍，蜀地铜矿主要分布在金沙江流域、青衣江流域和成都平原边缘地带，如邛都（今西昌）、灵关（今芦山）、徙（今天全）、严道（今荥经）、青衣（今雅安）以及朱提（其北达今宜宾）等地。《管子·山权数》记载：“汤以庄山之铜铸币。”反映出严道铜山之铜开采历史的悠久。
《华阳国志·蜀志》记载蜀地矿产富于“空青”，即兰铜矿，是铸造青铜器的主要原料之一，这与华北青铜时代主要以孔雀石为铜矿料有所不同。
从三星堆祭祀坑所出骨渣中杂有大量竹木灰烬、泥芯和铜熔渣，坑内填土中也含有灰烬、红砂泥芯和铜熔渣等情况推断（47，应当是火法冶铜，以铜矿石为原料，以木炭为燃料和还原剂，同炉而冶，获得金属铜。
段渝认为三星堆铸造青铜器所需的铜、锡等原料，是首先在矿石产地或其附近的炼铜作坊分别炼出金属铜、锡后，再输送到三星堆熔铸成合金，最后制作成器的。这一方面说明蜀国冶金工业布局的科学性，另一方面则说明，商代晚期蜀国的冶金术已经脱离了直接从矿石混合冶炼中获取青铜的初级阶段，达到首先分别炼出金属铜、锡，再将金属铜、锡同炉而冶，熔炼成为青铜的高级阶段（48。
（2）青铜合金术
青铜是以铜、锡或铜、锡、铅为主要原料的合金。古代蜀国的铜制品，有铜锡、铜铅、铜锡铅、铜铅锡、红铜等五类。曾中懋对广汉三星堆祭祀坑出土的青铜器进行了技术性分析，初步确认了一些青铜器试样中的铜、锡、铅、锌、镍、磷、硅、铁、铝等元素的成分，反映了商代蜀人的青铜合金技术水平（49。
段渝在《四川通史》第一册中，总结归纳了五条商代蜀国青铜合金，与同时期华北商王朝相比的特点。认为商代蜀国的青铜合金术，无论在选料、合金类别的用途还是熔炼技术方面，都自成体系，独具一格，有别于华北商文化。因此，蜀应是中国冶金术起源的若干个中心地之一（50。田长浒（51、何堂坤（52、曾中懋（53等人也对巴蜀青铜器的冶炼合金技术特点进行了技术性分析。
（3）青铜铸造技术和装饰工艺
蜀国青铜器的制作，主要采用范铸法，并运用了铜焊、锻打等技术。青铜器绝大多数是用陶范铸造，石范的实例发现极少。从铸痕分析，青铜器的范铸技术主要有浑铸法、分铸法和嵌铸法。浑铸法即多范合铸，一次成形。三星堆所出铜人头、小型铜面具、小型铜人、铜车轮器等，都采用此法制作。
陈显丹研究指出，巴蜀青铜器加工工艺主要有焊、铆、热补等技术。如三星堆K1：36的爬龙柱形器柱身上的龙及其他装饰，就是先铸成形，再施以铜焊，或用铜铆钉予以焊接。热补技术主要用于器物铸造时发生的某些裂痕和缺陷（54。
何堂坤认为战国时代蜀国青铜器除采用范铸成形外，还运用了局部塑性加工的技术，在三星堆一些青铜戈、矛上留下了锻打加工的痕迹（55。
蜀国青铜器的装饰工艺，主要有刻缕、嵌错金银丝、嵌错红铜、浮雕，以及表面镀锡等。
卫聚贤最先对成都白马寺坛君庙出土青铜器进行详细分析，指出多数青铜戈都嵌错金银丝，光耀夺目（56。而成都百花潭中学10号墓出土的铜壶，通体用红铜错成各种复杂的宴乐、弋射、狩猎和水陆攻战纹饰图案，其精美程度全国罕见（57。
蜀国青铜器表面处理的最大工艺特点是镀锡，使青铜器表面含锡高，含铜低（58。而且，还在兵器上进行二次镀锡工艺，程序大致是：先在器物表面均匀镀上一层锡，再依一定图案进行第二次镀锡处理，并使用某种现在还不知道的特殊方法加速这种图案的腐蚀过程，使其很快变黑。最后，一种有规则的几何图案或动物图案便在底色上清晰地显现出来（59。表明至少在西周后期，蜀人已熟练地掌握了青铜器表面二次镀锡技术和加速镀锡表面氧化的十分复杂的技术和工艺。这不仅不见于相同时期的中原诸夏，而且其中一些复杂的工艺即令现代科学还未能揭示其奥秘，充分显示了蜀国高度发达的冶金工艺和技术。
（4）青铜礼器的特点
巴蜀青铜器可归纳为青铜生产工具、青铜兵器、青铜礼器、青铜雕像四类。礼(容)器在蜀国青铜器中占有突出的地位。冯汉骥提出，蜀国青铜礼器中以列罍为重器，区别于商周以鼎、簋相配的列鼎之制。蜀的罍制，件数不一，而以五件一组为巨制（60。
鍪、釜、甑是蜀国青铜礼(容)器中极有特色的器形。李学勤认为，鍪、釜、甑的发祥地可能是巴蜀，秦灭巴蜀后北传至秦，再流布到其他地区，这是古代巴蜀人民在文化史上的一项贡献（61。
蜀国青铜礼器的组合常以五件为一组，体现了蜀王特殊的礼制和葬制，这与《华，阳国志·蜀志》所记开明氏“以五色为主”及其他一些“尚五”的现象有关，也是直接继承了商周之际蜀国青铜罍以五件为巨制的文化传统。
2、巴蜀金银制造
（1）巴蜀自古富产金银
《禹贡》粱州贡物首推“璆”。璆，郑本《尚书》、《汉书·地理志》、《释文》引马融等作“镠”。《尔雅·释器》：“黄金谓之（一字，上汤下玉），其美者谓之镠。”郭璞注：“镠即紫磨金。”《禹贡》中贡黄金的只有粱州，说明粱州的金品质上乘。《华阳国志》记载涪县（今四川绵阳市）、晋寿县（今四川广元市）均产金，其民“岁岁洗取之”。岷江、沱江、涪江、大渡河、金沙江、雅砻江流域也盛产砂金，或为山石中所出金，或为水沙中所出金。《天工开物》下卷《五金》说，这些自然金的颗粒绝大多数极小，“千百中间有获狗头金一块者，名曰金母，其余皆麦麸形”。
《禹贡》还记载粱州贡银，为九州中惟一的贡银之地。但商周时代的蜀文化遗存中，至今尚未发现银器。战国时代蜀文化遗存中出有白银制品，如成都羊子山172号墓出有银盘、银管、壶形银饰等，工艺较高，其他遗址和墓葬出有错银青铜器，有相当高的水平。《汉书·地理志》、《续汉书·郡国志》都记载朱提、徙出银，时称“汉嘉（今雅安）金，朱提银”，为黄金白银的上品。《汉书·贡禹传》说汉代“蜀、广汉（工官）主金银器”，金银制造的技术精湛，对后世大有影响。
在广汉三星堆遗址两个祭祀坑内，共出土近百件黄金制作的器物，有金杖、金面罩、金璋、金虎、金箔鱼形饰、金箔叶形饰等，并出有金块（62。出土金器之多，在我国商代考古中是空前的发现。
（2）商代黄金制品的南北系统
段渝在《商代中国黄金制品的南北系统》中认为，中国早期的黄金制品较多地出现于商代。从地域上划分，商代的黄金制品，在中原和北方地区主要发现于北京、河北、河南、山东、辽宁和山西，在南方则集中发现于四川。这些出土的黄金制品，不论从它们的形制、数量或制作方法上，还是从它们的功能体系上看，都存在南北之间的系统区别，从而反映了商代南方系统和北方系统不同的价值取向、价值观念以及其他一些问题。
商代黄金制品北方诸系统主要分布在黄河以东的华北平原及其北侧和西侧，而以西侧尤其北侧的燕山南麓为发达，制作较精，水平甚高。不过，诸系都存在数量不丰，种类不多，形体较小等特点。与同一时期的青铜器相比，北方诸系统的黄金制品明显地处于较低的发展水平，地位也远在青铜器之下。
南方系以三星堆文化黄金制品为代表，其形制、出土情况尤其它们与大型青铜制品群密不可分的关系等情况，很容易看出它们具有几个明显的特点：第一，数量多，达到近百件(片)，在商代中国首屈一指。第二，形体大，尤以金杖、金面罩为商代中国黄金制品之最。第三，种类丰富，为北方系统各系所不及。第四，均与实用器或装饰用品无关，而与大型礼仪、祭典和祭祀仪式有关，或与王权(政治权力)、神权(宗教权力)和财富垄断权(经济权力)的象征系统有关（63）。
与北方诸系统相比较，不论从种类、形制还是从功能、象征意义上看，三星堆文化的黄金制品都是自成一系的，完全看不到有受北方诸系统影响的任何迹象。这一结论，将有助于从一个重要侧面来阐明三星堆文化与商文化平行发展的历史事实。
从技术特点上看，商代中国黄金制品的北方诸系统与南方系统之间有不少共同点，但也有若干差异。与北方诸系统相比，南方系统三星堆文化的黄金制品在技术和加工工艺发展上显得水平更高一些，制作也更为精湛。
从南北系统各自出土的黄金制品看，它们在功能上的差异是一目了然的。商文化对于黄金持一种比较冷漠的态度，其价值取向并不倾向于黄金，而是倾向于富于传统的青铜。与北方诸系统形成鲜明对照的是，黄金制品在南方系统三星堆文化中据有极高、极优越的地位，其地位甚至超乎青铜制品之上。商文化与三星堆文化之间的上述差异，并不表示两者文明发展水平的高低，只是反映了两者价值取向的不同（64）。
3、巴蜀玉器制造
《华阳国志》中记载，古代蜀地产玉。《续汉书·郡国志》刘昭注引《华阳国志》：“有玉垒山，出璧玉，湔水所出。”古本《竹书纪年》记载：“（周）夷王二年，蜀人、吕人来献琼玉，滨于河，用介圭。”（65）介圭为玉质。《尔雅·释诂》说：“介，大也。”《尔雅·释器》说：“圭大尺二寸，谓之介。”
现代考古也发现了较多的蜀国玉器，从商代到战国时代的均有，主要器形有圭、璋、琮、圳、戈、凿、锛、斧、锄、斤、匕、刀、瑗、佩、环等。1929年在广汉真武官发现的一个窖藏，出土玉石器不下三四百件（66），1986年广汉三星堆祭祀坑出土玉器，计有200多件，足见制玉之盛。
蜀国玉器多为软玉，制作技术比较成熟。多数学者认为，从玉器的形制看，蜀玉多与商文化中常见的器形相近，表明与商文化有关，但也不排除来源于时代更早的长江下游新石器时代的良渚文化的可能，三星堆出土的玉锥形器，金沙遗址出土的玉琮，便与良渚古玉有关。蜀国玉料的来源，或为本地出产，或为河南南阳（67）。
冯汉骥、童恩正认为广汉自1929年出土以来的玉器表明，遗址原是古代蜀国一个重要的政治经济中心，出土地点即其手工业作场所在地，被仓促掩埋起来的（68）。
4、巴蜀纺织业
纺织业是巴蜀地区传统的手工业。先秦蜀国纺织业主要有织锦和织布两大门类。
蜀国织锦享誉海外。徐中舒曾对蜀锦进行了专门的考证和研究，重点在蜀锦的原产、兴盛传播方面。他指出：蜀锦之盛，当在蜀汉之世，但蜀之有锦，应在蜀汉以前。他还认为：蜀锦非锦，乃是似锦之缎。缎为蜀中原产，六朝时由蜀输入江南，非中原古代所有，是古代四川的特产（69）。
《华阳国志》记载秦将司马错说：“得其布帛金银，足资军用。”又载秦灭蜀后，“于彝里桥南立锦官”（70），又载：“其道西城，故锦官也。锦工织锦濯其江中则鲜明，濯他江则不好，故命曰‘锦里’也。”谯周《益州志》记载：“成都织锦既成，濯于江水，其文分明，胜于初成，他水濯之，不如江水也。”（71）这些资料虽然出自汉晋时代，但其产生、勃兴应在此之前。因此，关于古蜀丝绸的起源，邓少琴在《巴蜀史迹探索》中，以及李复华、王家佑等先生均撰文认为与古蜀山氏有关。段渝认为，古史传说西陵氏之女嫘祖发明蚕桑丝绸并非虚言，青铜器铭文和《左传》等记载均可证实。而四川是中国丝绸的原产地和早期起源地之一，至迟在战国时代已具有相当规模（72）。
虽然迄今为止还没有从蜀文化墓葬中出土过完整的蜀锦，但学者们认为这与四川的酸性土壤有关，而西周前期宝鸡附近（一字，弓＋鱼）氏墓葬内发现的大量丝织品，其实应当就是巴蜀丝绸的蜀绣（73）。武敏认为两湖楚墓中出土的织锦就是蜀锦（74）。
关于蜀布的研究，也没有达成共识。童恩正认为蜀布就是橦华布，又写作桐华布，即木棉所织的布（75）。任乃强则认为蜀布应为苎麻布，因其性能优良，故能畅销于身毒(印度)（76）。
巴人纺织业也非常发达。賨人自古长于织布。《说文》：“賨南蛮赋也。”《后汉书·南蛮传》记载秦在黔中郡武陵蛮中收取“賨布”。賨布也称为“幏”。《说文》：“幏，南郡蛮夷賨布也。”《文选·魏都赋》注引《风俗通》说：“槃瓠之后，输布一匹，小口二丈，是为賨布。廪君之巴氏出幏布八尺，幏亦賨也，故统谓之賨布。” 賨布是賨人（板楯蛮）所生产，以布代赋，賨人之名即来于所织的賨布。在巴县冬笋坝船棺葬遗址中，出土了麻布和绢的痕迹（77）。
5、巴蜀矿业
巴蜀地区富于矿产资源。《华阳国志·蜀志》记载：“其宝则有璧玉、金、银、珠、碧、铜、铁、铅、锡、赭、垩……丹黄、空青。”丹砂和空青在先秦是很重要而名贵的矿物颜料。《续汉书·郡国志》刘昭注引《华阳国志》说，丹砂主要出自徙（今天全县东）；《名医别录》、《本草纲目》认为空青主要出自徙、越嶲（今凉山州）以及诸多山谷。《荀子·王制》提到蜀地生产著名的丹砂和曾青，李斯《谏逐客书》也说到“西蜀丹、青不为用”。
巴地尤以丹砂著名。《史记·货殖列传》记载：“而巴寡妇清，其先得丹穴，而擅其利数世，家亦不訾。清，寡妇也，能守其业，用财自卫，不见侵犯。秦皇帝以为贞妇而客之，为筑女怀清台。”
集解引徐广曰：“涪陵出丹。”涪陵，今彭水。苏颂《图经本草》记载：“丹砂生符陵（符涪同）山谷，今出辰州、宜州、阶州，而辰州者最胜，谓之辰砂。生深山石崖间，土人采之，穴地数十尺始见，其苗乃白石耳，谓之朱砂床。砂生石上，其块大者如鸡子，小者如石榴子，状若芙蓉头、箭镞，连床者紫黯若铁色，而光明莹澈，碎之崭岩作墙壁，又似云母片可拆者，真辰砂也。”
今重庆市的涪陵、彭水，—酉阳、秀山等县，西南与贵州铜仁地区相邻，自古为重要的汞矿分布区，矿石所含主要矿物是辰砂（78）。而湘西辰州(今湖南沅陵以南的沅江流域以西地)古为巴地，可见巴人开发丹砂之早。
6、巴蜀建筑
由于考古资料的原因，研究的重点集中在蜀国的建筑，而以三星堆、十二桥、羊子山土台、三星堆城墙等建筑遗迹为代表。
发掘者指出，在广汉三星堆遗址上，分布有密集的建筑群。已发掘的27座房址（79），全部是地面木构建筑，平面有圆、方、长方形等三种，多数为长方形。房间面积多在14－35平方米之间，多是五、六间连成一组，个别房屋的面积达60多平方米。建筑材料采用土、木、竹等。建筑结构多是以榫卯和分段搭接技术为主的穿斗和抬梁式骨架，墙体为木骨泥墙。
在成都十二桥发掘的商代晚期大型木结构建筑遗址（80），分布范围近1·5万平方米，已发掘面积1200平方米，揭露出丰富的木构件和复杂的建筑结构。建筑材料主要有木、竹、茅草等。构件结合方法，主要有竹篾绑扎、原始榫卯与竹篾绑扎相结合、榫卯连结等三种。建筑基础有地梁式和桩柱式两种。最引人注目的是指出有大型宫殿建筑和干栏式民居（81）。干栏式建筑风格在蜀地很有影响。即使是城防，也无夯土城墙，而是构木为城（82）即李昊所说：“管钥成都，而犹树木栅于西州。”（83）“上皆有屋，而置观楼射兰”（84）。
成都羊子山土台是蜀国的大型礼仪建筑的代表（85）。关于其年代，它始建于商代，至少在殷末周初。林向认为其使用下限不晚于战国末年（86）。其性质，可以肯定是一处大型礼仪建筑，是进行包括各种集会，观望和祀典的场所。这座土台建筑反映出高超的工程技术、丰富的几何学、建筑学、力学以及其他技术和科学知识，它是迄今我国商周考古中所见最大的土台建筑。
三星堆城墙是古代蜀国发现的唯一一座大型城墙建筑（87）。城墙现有东、西、南三段，北面未发现城墙，当以鸭子河为天堑。城墙为五花土夯筑，横断面为梯形，墙基宽40余米，顶部宽20余米。这是我国城墙建筑史上最早使用土坯垒砌城墙的实例。整个建筑方法与华北有异，未使用中原常见的版筑法。城墙始筑于早商时期。其年代之早，墙体之厚，城圈之大，建筑技术之高，在当时全中国的范围内实属罕见。
除上述巴蜀手工业项目外，还有文章研究了巴蜀出产的陶器以及竹、木、漆器。
综观巴蜀文化研究中有关巴蜀手工业的研究，普遍的看法是，巴蜀手工业中的青铜制造、纺织、建筑等很有特色，具有很高的水平，对后世影响明显，这方面继续研究的空间很大。但有的缺少考古资料的证实，如蜀锦、蜀布等，使得这类研究课题具有很强的争议性。毕竟，巴蜀手工业是巴蜀文明最重要的支柱，因此，对巴蜀手工业继续持续不懈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待续）
“巴蜀文化研究论坛”第3次会议召开
2006年1月25日，四川师范大学巴蜀文化研究中心主办的“巴蜀文化研究论坛”第3次会议在成都召开。来自四川大学、四川民族大学、四川省社联、四川省考古研究院、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四川省民族研究所、成都市考古所、四川凉山州博物馆、及四川师范大学巴蜀文化研究中心、四川师范大学巴蜀文化研究中心金沙江研究所等单位的专家学者出席了会议。
会议的主要议题有四个：
一、2006年上半年在凉山州西昌市召开“横断山考古协调会”
凉山州博物馆馆长刘弘代表会议主办方，讲述了举行会议的意义和筹备进展情况，会议内容有两大方面，一是早期新石器，二是青铜器的考古成果和研究。提出横断山考古工作应加大投入，各方要协同作战，才能搞出高水平的成果。
李绍明、林向先生发言说，四川考古学界、历史学界有协同作战的良好传统，横断山考古关系到多个学科，应当将我们的良好传统发扬光大。会议要仔细拟定几个中心题目，围绕专题展开讨论、磋商。李星星认为，横断山已有的考古成果要提交，未整理完毕的要尽快整理出来，给学者们较完整的前期资料。何一民讲道：横断山考古及历史学研究是一个大的课题，不可能很快就完成。要有历史学、考古学、民族学等学科的研究人员共同参与。舒大刚也同意李绍明、林向老师的观点，他说：文献学、考古学、民族学相结合的研究，源于徐中舒先生，我们要延续这一研究方法。
关于横断山脉石棺葬的研究，学者们进行了热烈的讨论。有学者说，石棺葬的研究要限定一下，是以葬式划分，还是以内置文化划分，还是两者相结合？讨论认为可按照区域划分，如大渡河、金沙江等，先区分再结合。中国的石棺葬比悬棺葬更复杂，希望对此问题的研究通过此次会议有所突破。
四川师范大学巴蜀文化研究中心金沙江研究所也是此会议的主办方之一，段渝代表中心表态，要大力支持横断山考古的协同工作，中心要投入力量，尤其是科研方面。
二、四川大学古籍整理所2006年科研方向
四川大学古籍整理所所长舒大刚宣讲了古籍所2006年的科研方向，他说：四川大学古籍整理所将在巴蜀文化研究方面推出一批新成果，投入力量，将巴蜀文化研究成果全面梳理，收集、整理整理，将蜀学的传承、研究整体展示出来。主要内容包括巴蜀学案、蜀学体系的整理和研究，还要出版《廖平精选》（暂名）等书籍。
三、“长江上游文明起源”课题进展
国家社会科学研究基金课题“长江上游文明起源”是省内学术界关心的课题。李绍明、林向先生对该课题的进展情况作了介绍。继去年到陕西、甘肃、青海等地进行了实地考察，取得了很大的收获之后，今年上半年将再次外出考察，计划沿广元－洛阳－汉中－安康－商洛－巴中－南充－重庆一线进行实地考察，历时半个月。通过实地考察，丰富研究资料，力图在学术研究上有所突破。
四、四川师范大学巴蜀文化研究中心举办“巴蜀文化与中国文明起源”学术研讨会
四川师范大学巴蜀文化研究中心主任段渝在会上宣布，由中国先秦史学会和四川师范大学巴蜀文化研究中心联合主办、四川师范大学巴蜀文化研究中心承办的“巴蜀文化与中国文明起源”学术研讨会，将于2006年5月在成都召开。会议的主要议题是：。会议规模为大型学术研讨会，现正积极筹备会议，收集、整理参会代表提供的论文。
巴蜀园林与城市现代化研讨会召开
2005年12月21日，“巴蜀园林与城市现代化研讨会”在成都市武侯祠博物馆召开。此次研讨会由四川师范大学巴蜀文化研究中心主办、成都格瑞达园林景观工程公司承办，来自成都四川省政协、成都市建委、四川省委党校、四川大学、西南财经大学、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四川省民族研究所、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成都市博物院、四川雕塑艺术院、武侯祠博物馆、成都杜甫草堂博物馆、成都市永陵博物馆、凉山州博物馆、四川峨眉山博物馆、广安市文物管理所、石棉文化局、蜀景园林公司、元亨集团、谷耳科技有限公司、银河电脑图像公司以及成都格瑞达园林景观工程公司、四川师范大学巴蜀文化研究中心等单位和公司的40多名代表参加了研讨会。
四川师范大学巴蜀文化研究中心主任段渝教授向参会代表致欢迎词，并着重讲述了人类生存环境与文化的关系，人类生存离不开环境，环境包含了文化，是文化的反映。巴蜀园林是巴蜀文化的具体物化。四川大学林向教授做了题为“东汉画像砖中的巴蜀园林图考”的主题发言，从历史系的角度指出了巴蜀园林的特点，以及巴蜀园林文化与城市现代化建设应当有机地结合起来。成都格瑞达园林景观工程公司总经理、注册结构工程师李敏谈了自己对巴蜀园林文化的认识和感受，认为巴蜀园林的与中国其他地区的园林文化有所不同，巴蜀园林建设更加接近于民间，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更适应巴蜀地区的自然环境。元亨集团注册筹划师李云做了题为“巴蜀园林景观的再造及思考”专题发言，从巴蜀园林文化在巴蜀地区城市现代化建设中的实际应用的角度，分析巴蜀地区现有的典型园林景观，指出其文化根源及意义，说明巴蜀园林文化在现代社会、现实生活中的运用价值。四川政协报副总编陈岱峻认为，早在清初对四川地区的大移民之前，巴蜀园林的形制就已经形成了。并说仿古街“锦里”的成功，主要得益于它毗邻武侯祠，借助了武侯祠的文化支撑。四川大学历史旅游学院副院长、教授石应平从旅游资源开发、旅游景观设计等方面讲述了自己的观点，认为尤其是在旅游景观设计上，应当充分体现巴蜀园林文化的精髓，克服“千城一面”、“看似相识”的弊端。四川雕塑艺术院院长、一级美术师谭云发言说：在巴蜀文化如何进入城市的现代化建设，克服“千城一面”的弊病上，园林建设是突破口之一。首先要深入挖掘巴蜀园林文化的内涵，才谈得上与当前的城市现代化相结合。凉山州博物馆馆长刘弘对各位学者的发言做了简要的点评。
参会代表都提交了学术论文，预计2006年正式出版。
四川师范大学巴蜀文化研究中心
2006年度重点科研项目申报指南
教育部省属高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四川师范大学巴蜀文化研究中心2006年度重点科研项目招标工作现已开始，申报时间为2006年3月～5月30日。现将申报指南公布如下，供申报者参考：
1、巴蜀文化分区研究
2、巴蜀文化断代研究
3、巴蜀古文献研究
4、南方丝绸之路研究
5、巴蜀文化与中原及周边文化的关系研究
6、巴蜀和谐社会研究
通常情况下，申报指南范围以外的课题不受理。
鉴于考古学研究的特点，为了更有效的反映考古新发现和考古学研究新情况，特别设立考古学研究课题的后期资助。条件为：
1、成果须为相关领域的前沿性、原创性的最新成果；
2、须以四川师范大学巴蜀文化研究中心为第一作者单位；
3、须有所在单位科研处推荐材料。
后期资助将由中心聘请省内外专家匿名评审。
四川师范大学巴蜀文化研究中心
2006年3月6日
“四川师范大学巴蜀文化研究中心
岷江上游研究所”成立
为了推动巴蜀文化研究的深入开展，促进四川经济文化建设的蓬勃发展，四川师范大学巴蜀文化研究中心与中国羌族博物馆决定，共同建设“四川师范大学巴蜀文化研究中心岷江上游研究所”。
岷江上游研究所于2005年11月16日正式成立，地点设在阿坝州茂县中国羌族博物馆。研究所人员由四川师范大学巴蜀文化研究中心聘任，由四川师范大学巴蜀文化研究中心与中国羌族博物馆及其他单位的科研人员组成。
岷江上游研究所的主要工作内容为：
1、组织岷江上游新石器文化、民族文化、巴蜀文化学术研究与实地考察；
2、组织召开岷江上游文化、巴蜀文化研讨会；
3、为阿坝州地方经济文化建设服务，做好咨询、调研工作；
4、支持阿坝州高等教育、社科研究；
5、支持四川师范大学巴蜀文化研究中心的相关科研活动。
四川师范大学巴蜀文化研究中心
中国羌族博物馆
2024年1月5日发(作者：向红叶)
巴蜀文化研究动态
2006年1期（总第4期）
目 录
最新成果
“巴蜀文化”的辨证…………………… 林 向（见成果展台栏目）
从三星堆文化看古代文明的本质特征………………段 渝（见成果展台栏目）
先秦巴蜀经济史的材料与研究(上) ………………………………………………… 邹一清
巴蜀园林中园林景观楹联的功能……………………刘 弘（见成果展台栏目）
学术交流
“巴蜀文化论坛”第三次研讨会召开
“巴蜀园林与城市现代化研讨会”在成都举行
基地建设
四川师范大学巴蜀文化研究中心2006年度重点科研项目申报指南
“四川师范大学巴蜀文化研究中心岷江上游研究所”成立
先秦巴蜀经济史的材料与研究(上)
邹一清
（四川师范大学巴蜀文化研究中心副研究员、
四川省社会科学院《中华文化论坛》副编审）
从20世纪30年代至今，学术界对三星堆与巴蜀文化的研究已经历时70余年，尤其是1980年代以来考古工作的重大收获，更为巴蜀文化的研究提供了最新的、丰富的材料。学术界对巴蜀文化不懈的探索，取得了一系列令人瞩目的成果，不但彻底否定了“蜀无礼乐，无文字”的旧说，而且提出了“三星堆文明”、“巴蜀古代文明”和“巴蜀是中华文明又一个发源地”的崭新论断（1）。
据不完全统计，国内外各报刊杂志和出版社公开发表出版的有关巴蜀文化研究的学术论著达1000篇（部）以上[1]，在海内外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其研究成果主要体现在：族属、地域和迁徙，政治、经济和社会形态，文明起源与形成，文化交流与传播，巴蜀文字和符号，宗教，艺术，科技等方面。本文仅从学术史的视角，对先秦巴蜀经济史研究的材料和成果，进行梳理和综合分析论述[1]。
一、农业
过去，人们常将先秦巴蜀地区说成是蛮荒之地，但通过古代文献和考古资料的综合研究，可以看出，先秦巴蜀其实是一个物产丰饶、农业经济发达的地方。
（一）蜀地的农业
1、农业的起源和发展
古蜀地区土地肥沃。《史记·货殖列传》称颂道：“巴蜀亦沃野，地饶卮姜、丹砂、石、铜、铁、竹木之器，南御滇僰，僰童，西近邛笮，笮马牦牛。然四塞，栈道千里，无所不通，惟褒斜綰殻其口，以所多易所鲜。”
《汉书·地理志》也道：“土地肥美，有江水沃野、山林、竹木、蔬食、果实之饶。南贾滇僰童，西近笮马牦牛。民食鱼稻，亡凶年忧，俗不愁苦。”
考古资料显示出以成都平原为中心，波及大渡河流域和川东长江沿岸以至三峡以东地区的各个古蜀文化遗址中，均出土大量石质农业生产工具，大致有打制和磨制两种。《成都市蜀文化遗址的发现及意义》中归纳成都平原诸遗址所出磨制石器，主要有斧、锛、凿、矛、杵等，打制石器主要为盘状器、砍砸器、刮削器、有柄石锄、斧形器等（2）。《巴蜀原始文化的研究》记载大渡河流域汉源背后山类型诸遗址，多见磨光石斧、石锛以及一些玉质白色细长形凿、锛、削等（3）。《四川忠县（上洽下甘）井沟遗址的试掘》报告了川东长江沿岸的忠县（上洽下甘）井沟遗址，生产工具多取材于卵石，打制较多，主要器形有石斧、
有柄石锄、石矛等（4）。种类如此繁多的农业生产工具，是古蜀农业已脱离原始阶段，进入锄耕农业阶段的有力证据。
但文献资料没有留下古蜀地区新石器时代“农业革命”的任何记录，仅有《华阳国志》、《山海经》等文献记载了殷周及以后，有关古蜀地区农业经济的状况。
农业始于对野生植物的栽培。《史记·货殖列传》记载：“汶山之下沃野，下有蹲鸱，至死不饥。”《正义》曰：“蹲鸱，竽也。言邛州临邛县其地肥又沃，平野有大竽也。《华阳国志》云汶山都安县有大竽如蹲鸱也。”古代成都平原多种芋类，汉代画像砖中也有人类种植芋类的画面（5），说明芋类是先秦蜀人种植的一种农作物。
关于蜀地稻作农业的起源，众说纷纭，但基本都认为蜀地的稻作农业是从外地传入的。至于从何地传入，有两种比较有代表性的说法，一种观点是：华南和长江中下游是中国的稻作农业的最早起源地。此观点以严文明为代表，他认为中国稻作农业的最早起源地在杭州湾，从公元前5000年代到3000年代形成三次大的传播浪潮，成波浪形逐级向长江三角洲、两湖盆地(包括大溪文化的分布范围)和江淮地区广泛的范围推进发展（6）。另一种观点是成都平原的稻作农业是从云南传入的。游汝杰从语言地理学和历史语言学的角度，分析了亚洲栽培稻的起源和分布。他认为：云南南部、广西南部和中南半岛都处于多年生野生稻的分布范围内，这也就是栽培稻的起源地（7）。李昆声根据地理、环境、气候、植物的种类等因素，以及云南省农科院对云南稻种进行的同功酶分析，认为云南现代栽培稻种的亲缘关系十分接近现代普通野生稻，从而指出云南现代栽培稻的祖先很可能是云南的普通野生稻，因此，云南极有可能是亚洲栽培稻的起源地（8）。外国学者也有不少类似观点（9）。
而《华阳国志·蜀志》又载：“后有王曰杜宇，教民务农，一号杜主……巴亦化其教而力务农，迄今（按：此指东晋）巴蜀民农时，先祀杜主君。”
古蜀地区的农业决不是始于杜宇时代。但杜宇来自于云南昭通，他将云南的栽培稻技术带入蜀地，应是很有可能的（10）。杜宇“教民务农”于先，开明王朝大兴水利继后，于是蜀地“民得安居”，处处“有渔、田之饶”，“有好稻田”，“有美田”，“地沃土丰”，“居给人足，以富相尚”（11）。
《山海经·海内经》说道：“西南黑水之间，有都广之野，后稷葬焉。其城方三百里，盖天下之中，素女所出也。爰有膏菽、膏稻、膏黍、膏稷，百谷自生，冬夏播琴。”
按照蒙文通先生的研究，《山海经·海内经》是关于古蜀的作品，成书不晚于西周中期（12）。
“都广之野”，指成都平原。杨升庵《山海经补注》说：“黑水广都，今之成都也。”而“膏菽、膏稻、膏黍、膏稷”，应是当时的几个主要农作物品种，郭璞注曰：“言味好皆滑如膏。外传曰：膏粢之子，菽豆粢粟也。”郝懿行疏云：“赵歧注《孟子》云：膏粱，细粟如膏者也。”均为上等佳品。可见至少在殷周之际，古蜀的腹心成都平原已发展成为中国栽培水稻的中心种植区之一。
2、经济植物栽培及农业经济活动
古蜀地区除了粮食作物为世所闻名外，经济林木、蔬菜瓜果也为人所称道。《汉书·地理志》记载：“土地肥美，有江水沃野、山林、竹木、蔬食、果实之饶。”
《华阳国志·蜀志》也说：“（蜀盛产）桑、漆、麻、苎……园囿瓜果，四节代熟，靡不有焉。”
《史记·西南夷列传》说到汉初唐蒙在南越吃到的“蜀枸酱”，也是“独蜀出”，“蜀人以为珍味”。按照《文选·蜀都赋》刘逵注所说，后来才“流味于番禺之乡”。
茶叶也是蜀中特产。《日知录》说：“自秦人取蜀而后，颇知有饮茶之事。”
制盐是与农业经济经济有关的活动。据《华阳国志·蜀志》记载，南安有（今乐山市）“盐溉”。溉，张澍《蜀典》卷7释曰：“溉，为水中滩碛之名。”南安盐溉，应是蜀人就地取煮盐水之地。《水经·江水注》说南安是“蜀王开明故治”，也应与开明王朝控制南安之盐有关。
岷江上游是另一产盐之地。《太平御览》卷52引《华阳国志》记载：“汶山有碱石，煎之得盐。”《后汉书·冉駹夷传》所记同。《太平御览》卷865引任预《益州记》又说：“汶山有咸石，先以水渍，既而煎之。”是为岩盐之类。
古文献中关于蜀人制盐的记载虽然不多，但从《华阳国志·蜀志》所记秦灭蜀后第五年就在成都置“盐、铁，市官”来看，蜀的产盐量应该很大。
种植农业的发展促进了酿酒的兴起。在广汉三星堆早期蜀文化遗址中，出土了大量的酒器，包括各种酿酒器具、盛酒器和饮酒器，既有陶质的，也有青铜质，林向先生认为，从大量酒器做成束颈、侈口的器形看，三星堆文化时期的蜀酒，似乎与中原连糟食用的“汁滓相将”式酒不同，很有可能是去滓后饮用汁液的低度发酵酒（13）。战国时，蜀人庙堂祭祀用的酒称为醴，是一种仅发酵一宿便取用、酒汁清淡、连糟食用的浊酒（14）。
3、蜀地的农业经济区域
蜀地有成都平原、岷江上游、汉沔嘉陵江等三个农业经济区（15）。
（1）成都平原经济区
古蜀有若干农业经济区，成都平原是开发最早、面积最大和最重要的农业经济中心。
成都平原是大河冲积扇平原，地形西北高，东南低，岷江、沱江及其支流自西北流向东南，纵贯平原，为自流灌溉提供了良好的条件。这里雨量充沛，气候温和，土质疏松，渗透性良好，保温力强，通气易碎，涵水力强，含有深厚而丰富的腐殖质，十分有利于农业的发展。
考古资料表明，至迟在距今5000年前，成都平原的农耕村落已初步兴盛起来。夏商时代，在农业极大发展的基础上，成都平原已进入阶级分化和城市形成的历史进程，进而产生文明。广汉三星堆遗址、成都十二桥遗址、新繁水观音遗址、成都方池街遗址、抚琴小区遗址第四层、岷山饭店遗址第六层、指挥街遗址第六层的商代文化因素等等，无一不为这一时期古蜀农业经济成片分布的情景，提供了有力证据。
殷周之际杜宇入蜀，促进了成都平原农业经济的进一步发展。《蜀王本纪》记载道：“后有一男子，名日杜宇，从天堕，止朱提。有一女子名利，从江源井中出，为字妻。乃自立为蜀王，号日望帝。”
江源，或作江原，为今成都平原中部崇庆县一带。《华阳国志·蜀志》盛称江原“小亭有好稻田”。
如前文所述，杜宇入蜀后，“治汶山下，邑曰郫”， “教民务农”。春秋战国时代，蜀王开明氏在蜀大兴水利，“民得安居”，使成都平原获得了进一步发展的良好条件；处处“有渔、田之饶”，“有好稻
田”，“有美田”等记载，史不绝书。而且，四川盆地周邻地区的各种生产性经济，都曾程度不等地受到过成都平原农业经济的渗透和影响。《山海经·海内经》因此盛赞成都平原为“天下之中”。
（2）岷江上游经济区
古文献记载，岷江上游属于蜀文化区之一，三代蜀王中的蚕丛，便兴起于此。《华阳国志·蜀志》说：“有蜀侯蚕丛，其目纵，始称王。死，作石棺石椁，国人从之。”
蚕丛兴起的地方，为蚕陵。《汉书·地理志》蚕陵县，治今阿坝茂县北的叠溪。陈登龙《蜀水考》卷1陈一津《分疏》说，此即汶江“南过蚕陵山，古蚕丛氏之国也。”《古文苑·蜀都赋》章樵注引《先蜀记》说：“蚕丛始居岷山石室中。”
段渝认为，岷江上游地区的农业最早属于高地农业。考古凋查和发掘中，文化遗存越往高地，其年代越古，就是一个很好的证据。这类高地农业，经过一定程度发展，又往往向低地拓展移殖。史籍中所见今都江堰市一带的蚕崖关、蚕崖石、蚕崖市等古地名，以及成都平原所见蚕丛氏的考古文化遗迹，就是高地农业向低地拓展移殖的例证（16）。
岷江上游地区的粗耕农业早在新石器时代即已产生。大约兴起于五帝之际的蚕丛氏，就是当地一个经营粗耕农业并兼事畜牧的族类。汶川增坡曾发现一处新石器时代晚期的窑藏生产工具，有斧、锛、凿，体小扁薄，均经磨制，器形与广汉真武官所出相近，而更为原始（17）。
《尚书·禹贡》说：“岷、嶓既艺”，艺为种植的意思，即言岷山地区已得到开发并种上了庄稼。上引《先蜀记》说：“蚕丛始居岷山石室中”，又说明蚕丛氏已经定居。这两条材料合起来看，其实证明了蚕丛氏是以经营定居农业为主要经济形式的。蒙文通认为，岷山河谷是最早开拓的地区，蜀的农业即是岷山河谷开始的（18）。岷江上游曾发现与马家窑文化有关的新石器彩陶和磨制石器共存的情况，这些材料早于当地畜牧业兴起的材料，无可置疑地揭示出农业起源年代很早的事实，也让人看出蚕丛氏首先是作为一个农业族类兴起于此的。
大量石棺葬中出土的各种农业生产工具、日常生活用陶器以及各种动物骨骼来看，可以证明岷江上游经济的特点是农业与畜牧相结合。如汶川罗卜寨SLM3墓内出土的粮食作物，经鉴定为粟稷之属（19）。茂县城关石棺葬内出土大量谷物，盛于釜、鍪、罐内，经鉴定为皮大麦（20）。理县佳山石棺葬IM2、LM4内，出土盛于豆、罐等容器中的粮食，亦为皮大麦（21）。皮大麦俗称“水米子”，是高地农业的一种耐寒、耐旱粮食作物。《华阳国志》和《后汉书》都说岷江上游地区“土地多寒，在盛夏冰犹不释”，又说“土地刚卤，不生谷粟麻菽，惟以麦为资”。这种麦，看来就是出土于石棺葬内的皮大麦，它应是先秦岷江上游粗耕农业的主要产品。
岷江上游石棺葬出土的动物骨骼，主要是羊骨，一些石棺葬内还出土青色羊毛织品，说明这里的畜牧业以养羊为主。石棺葬内还发现一些野猪、野鸡等野生动物骨骼，而《史记》卷129《货殖列传》、卷116《西南夷列传》，《汉书》卷28下《地理志下》，《华阳国志》卷3《蜀志》等文献都记载了岷江上游“出名马”，青衣江流域和南中出“笮马、牦牛”，考古资料和历史文献都反映了川西高原畜牧业的发展，狩猎还是当时人们经济生活的一项重要内容。
（3）汉沔嘉陵江经济区
本区指分布在汉中盆地并南及川东嘉陵江流域的古代农耕区，早在商周时代即已开拓。1955年至1981年间在汉中湑水河下游约7公里的范围内，共出土商代青铜器530余件（22），表明此地原为蜀地。
在殷卜辞中，汉沔是经常提到的一个农业经济区。卜辞中有为蜀卜年之辞：
(1)贞，蜀不其受年
王占曰，蜀其受年 (《乙》6422)
(2)缶眔蜀受年 (《乙》6423)
殷卜辞中的受年，是卜问年成收获的丰歉。殷王亲自占问蜀年，可见汉中蜀地谷物的丰歉不仅对蜀本土有重要意义，而且也引起殷王朝的高度重视。《华阳国志·汉中志》记载汉中盆地：“厥土沃美，赋贡所出，略侔三蜀。” “三蜀”是指蜀、广汉、犍为三郡，后两郡是从蜀郡分出的。“三蜀”皆富庶之区，即言本区农业经济仅次于成都平原，显然自先秦而然。
汉沔之南，即是川北嘉陵江谷地，也是蜀的农业经济区之一。开明王朝曾封苴侯于此，北镇汉中，段渝认为这一方面出于军事目的，一方面也带有明显的经济意图。并且，汉沔和嘉陵江经济区在古代很有可能是互为依托的，故《禹贡》既言“沱(今沱江)、潜(今嘉陵江)既道”，又说“浮于潜，逾于沔(沔水，汉水上源)”，是连为一体的（23）。
4、水利建设
岷江流贯成都平原，使得成都平原虽然有天然的舟楫灌溉之利，但也时常遭受洪水的侵袭。一些古典文献记载了蜀人治水、进行水利建设的史迹。
据《禹贡》记载，早在大禹的时代，岷山已经能够种植庄稼，沱江、嘉陵江已经得到整治疏通。大禹“岷山导江，东别为沱”。
蜀国大规模的水利建设始于春秋战国时代，古文献所盛称的鳖灵治水是其开端，年代约为春秋初年。可是，古书关于鳖灵治水地点的记载，却众说纷纭，错综复杂，主要有三种说法。
第一种说法是“巫山说”，首见于东汉末来敏《本蜀论》（24）；第二中说法是：“玉山说”。见于扬雄《蜀王本纪》；第三种说法是“玉垒山说”。见于《华阳国志·蜀志》、《水经·江水注》。三种说法中，巫峡之说太离谱。三峡形成于地质年代学上的第三纪初，至今已有数万年之久，也决非人工开凿（25）。
玉山，见于《山海经·中次九经》。据温少峰考为巫山县以东，长江北岸（26）。其地势低于成都平原，而且远处成都平原的长江下游。
玉垒山，据《汉书·地理志》“绵虒县”下原注云：“玉垒山，湔水所出，东南至江阳入江。”《说文》“湔”字下记：“湔水，出蜀都绵虒玉垒山，东南入江。”刘琳在《华阳国志校注》中指出，湔水为今白沙河，玉垒山即湔水发源地以北的九顶山。玉垒山逶迤而南，直趋今都江堰市西北（27）。历史上岷江上游洪水泛滥，就是由此冲向成都平原的。而首当其冲者，就是杜宇的都城郫。因此，学术界普遍均认同杜宇派鳖灵治水之地为岷江上游的玉垒山（28）。
一些学者还进一步研究了蜀人治水的技术。徐中舒先生的《都江堰情况探原》，指出竹络就是破竹为笼，立水中，以卵石实其中。层层累叠，可起到截流壅水，笼口垒坝等作用。这种就地取材的轻便方法，至汉代还传至中原和滨海地区，用以治理黄河水患及海塘（29）。
竹编拦沙筐类似于竹络笼石。成都指挥街遗址春秋文化层内发现这种竹筐，无底（30）。该遗址临河，证实此种竹编拦沙筐与治水有关。
砌筑卵石工程的实例，发现于成都方池街遗址第4文化层内(约属东周)，系用黄泥和卵石筑成的数条石梗，现有高度20-50厘米，显然是春秋战国时代的一处防洪排泄工程（31）。
蜀国的水利建设成就显著，农业生产得到了大幅度的发展。《战国策·楚策一》记载纵横家张仪说：“秦西有巴蜀，方船积粟，起于汶山，循江而下，至郢三千余里。舫船载卒，一舫载五十人，与三月之粮，下水而浮……”
《华阳国志·蜀志》记载：（公元前308年）司马错率巴蜀众十万，大舶船万艘，米六百万斛，浮江伐楚。
足见蜀地产粮之多。
（二）巴地的农业
1、种植业
巴地物产丰富，《华阳国志·巴志》记载：“（巴地）土植五谷，牲具六畜，桑、蚕、麻、苧、鱼、盐、铜、铁、丹、漆、茶、蜜、灵龟、巨犀、山鸡、白雉、黄润鲜粉，皆贡纳之。其果实之珍者，树有荔支，蔓有辛枸，园有芳蒻，香铭，给客橙、葵。其药物之异者，有巴戟、天椒；竹木之璝者，有桃支、灵寿。”
其中列举的大多数农业产品，在先秦时代即已出产。
早在商代，巴方就是殷之甸服，“治田入谷”；西周时，巴为汉阳诸姬之一，班列男服。“男，任也，任王事”，“王事唯农是务”，农业经济有所发展；战国初，巴举国南迁，转入川东，在当地稻作农业的基础上，给予进一步推动促进。《华阳国志·巴志》记载江州“有稻田，出御米”。江州“下有清水穴，巴人以此水为粉，则膏晖鲜芳，贡粉京师，因名粉水，故世谓江州堕林粉也。”刘熙《释名·释首饰》：“粉，分也，研米使分散也。”说明堕林粉是巴人用优质米制作的（32）。
《华阳国志·巴志》著录的几首古代巴国的诗歌，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巴国农业取得的成就。诗曰：
川崖惟平，其稼多黍。
旨酒嘉谷，可以养父。
野惟阜丘，彼稷多有。
嘉谷旨酒，可以养母。
三峡区域的巴人，则世代耕种畲田。白居易《南宾郡斋即事寄杨万州》诗云：
山上巴子城，山下巴江水。
中有穷独人，强名为刺史。
时时窃自哂，刺史岂如此？
仓粟喂家人，黄缣裹妻子。
他自注曰：“忠州刺史以下，悉以畲田粟给禄食，以黄绢支给充俸。自古相传，风俗如是。”可见畲田是巴地自古以来的耕种形式。杜甫《秋日夔府詠怀奉寄郑监李宾客一百韵》诗云：“煮井为盐速，烧畲度地偏。”王洙注曰：“峡土瘠确，居人烧地而耕，谓之畲田。”范成大《畲田耕诗·序》记述畲田为：“畲田，峡中刀耕火种之地也。春初斫山，众木尽蹶。至当耕时，伺有雨候，则前一夕火之，借其灰以粪。明日雨作，乘热土下种，则苗盛倍收。”此也即上古巴人畲田的实际情形。刀耕火种的农具，仅是简陋的木器、石器。
除稻、黍、稷类作物外，峡中还产燕麦。《华阳国志·巴志》记载：“三峡两岸土石不分之处，皆种燕麦。春夏之交，黄遍山谷，土民赖以充食。”（33）
2、渔猎
巴人各族中，相当部分是以狩猎或渔猎与粗耕农业相结合。古代生活在渝水（今嘉陵江）流域的板楯蛮，即以狩猎为主，古以射白虎著称。《后汉书·板楯蛮传》记载：“板楯蛮夷者，秦昭襄王时有一白虎，常从群虎数游秦、蜀、巴、汉之境，伤害数千人。昭王乃重募国中有能杀虎者，赏邑万家，金百镒。时巴郡阆中夷人，能作白竹之弩，乃登楼射杀白虎。”《华阳国志·巴志》所记略同，唯稍详：“于是夷朐忍廖仲药、何射虎、秦精等乃作白竹弩于高楼上，射虎，中头三节。”又载：“板楯七姓以射白虎为业。”以此，板楯蛮“世号白虎复夷”，“所谓弜头虎子也”，直到汉初仍“专以射白虎为事”。刘熙在《释兵器》中说，板楯一名来自木盾，板楯蛮射白虎是用白竹制成的竹箭（34）。
鄂西南清江流域故巴地的廪君蛮，也是一支以农业与渔猎相结合的民族。《水经·夷水注》记载：“昔廪君浮土舟于夷水，据捍关而王巴。”土舟当为陶质，说明廪君已有农业；《水经·江水注》又称廪君为“浮夷”，即水上民族，表明渔猎经济占有重要地位。盛弘之《荆州记》、郦道元《水经注》，以及其他史籍都记载了廪君一系主要在水域活动，为水居渔猎族类的事实（35）。
3、与农业有关的经济活动
巴人与农业有关的经济活动主要是酿酒、煮盐等。《水经·江水注》记载：“江之左岸有巴乡村，村人善酿，故俗称巴乡清，郡出名酒。”《郡国志》亦载：“南山峡峡西八十里有巴乡村，善酿酒，故俗称巴乡村酒也。”（36）战国时秦昭王与板楯蛮订立盟约：“秦犯夷，输黄龙一双。夷犯秦，输清酒一钟。”
清酒名列《周礼·酒正》，是一种酿造时间较长因而浓度较高的酒。邹阳《酒赋》：“清者为酒，浊者为醴；清者圣，浊者顽。”《酒谱》也说：“凡酒以色清味重为圣，色如金而醇苦者为贤。”可见巴人的清酒是酒中的上品。
巴地富于鱼盐之利，煮盐业自古就很发达。《水经·江水注》说，川东沿江一带多有盐泉和盐石。郦道元《水经注》卷31《江水注》引王隐《晋书地道记》说盐石，如瞿巫滩“入汤口四十三里，有石煮以为盐，石大者如升，小者如拳，煮之，水竭盐成。”盐泉，《水经·江水注》记：“盐水下通巫溪，巫溪水是兼盐水之称矣。”并谓盐水经北井县。杨守敬《水经注疏》谓此水为大宁河。《文选·蜀都赋》“滨以盐池”，刘注云：“盐池，出巴东北井县，水出地如涌泉，可以煮盐。”《方舆胜览》：“宝山，在大宁县北十七里，山半有石穴，出泉如瀑布，即盐泉也。”《世本》也记载清江流域为“鱼盐所出”，廪君曾在此射杀盐水神女。
总之，学术界普遍认为蜀人拥有比较发达的农业，巴人以粗耕农业兼营狩猎畜牧等方面。但在蜀地农业的起源问题上则存在较大的分歧，在鳖灵治水问题上也有一定的分歧。
二、巴蜀手工业
在巴蜀经济研究中，以青铜器为代表的巴蜀手工业是最“热门”的课题。甚至在整个巴蜀文化研究中，巴蜀青铜器的研究也是最引人注目、成果颇丰的课题。巴蜀手工业中的研究门类包括青铜业、金银制造、制玉、纺织、矿业、建筑业等。
（一）青铜业
由于青铜器在古代文明中不可替代的重要地位，巴蜀青铜器强烈地吸引了学术界和民众的目光，成为研究者最早进入的领域。
1941年，卫聚贤发表论文《巴蜀文化》（37），考释了20世纪20年代成都西门北面白马寺坛君庙出土的青铜器，提出先秦巴蜀有青铜文化，引发了学术界关于先秦巴蜀有无自身的青铜器、有无古代文明的大讨论，金石甲骨学家商承祚（38）、考古学家郑德坤（39）、古史辨大师顾颉刚（40）、大学者郭沫若（41）、董作宾（42）、唐兰（43）、陈梦家（44）、徐中舒（45）等纷纷加入讨论。学术界的大讨论直接导致了“巴蜀文化”命题的确立。
学者们从采铜和炼铜技术、青铜合金术、青铜铸造技术和装饰工艺、青铜器文化内涵等方面对巴蜀青铜业展开研究。
（1）采铜和炼铜技术
1986年从广汉三星堆遗址一、二号祭祀坑出土了大量青铜器，其总重量达1吨以上（46）。无论从合金水平还是制作技术来看，三星堆青铜器与同一时期华北商王朝相比，都不逊色，而又明显地分属于不同的文化系统。表明古代巴蜀的冶金术，在公元前二千年代中后期已经达到高度成熟的阶段。
但是，非常遗憾的是，古代文献中很少有提及巴蜀青铜冶金术的资料。
根据《汉书·地理志》、《续汉书·郡国志》等史籍，蜀地铜矿主要分布在金沙江流域、青衣江流域和成都平原边缘地带，如邛都（今西昌）、灵关（今芦山）、徙（今天全）、严道（今荥经）、青衣（今雅安）以及朱提（其北达今宜宾）等地。《管子·山权数》记载：“汤以庄山之铜铸币。”反映出严道铜山之铜开采历史的悠久。
《华阳国志·蜀志》记载蜀地矿产富于“空青”，即兰铜矿，是铸造青铜器的主要原料之一，这与华北青铜时代主要以孔雀石为铜矿料有所不同。
从三星堆祭祀坑所出骨渣中杂有大量竹木灰烬、泥芯和铜熔渣，坑内填土中也含有灰烬、红砂泥芯和铜熔渣等情况推断（47，应当是火法冶铜，以铜矿石为原料，以木炭为燃料和还原剂，同炉而冶，获得金属铜。
段渝认为三星堆铸造青铜器所需的铜、锡等原料，是首先在矿石产地或其附近的炼铜作坊分别炼出金属铜、锡后，再输送到三星堆熔铸成合金，最后制作成器的。这一方面说明蜀国冶金工业布局的科学性，另一方面则说明，商代晚期蜀国的冶金术已经脱离了直接从矿石混合冶炼中获取青铜的初级阶段，达到首先分别炼出金属铜、锡，再将金属铜、锡同炉而冶，熔炼成为青铜的高级阶段（48。
（2）青铜合金术
青铜是以铜、锡或铜、锡、铅为主要原料的合金。古代蜀国的铜制品，有铜锡、铜铅、铜锡铅、铜铅锡、红铜等五类。曾中懋对广汉三星堆祭祀坑出土的青铜器进行了技术性分析，初步确认了一些青铜器试样中的铜、锡、铅、锌、镍、磷、硅、铁、铝等元素的成分，反映了商代蜀人的青铜合金技术水平（49。
段渝在《四川通史》第一册中，总结归纳了五条商代蜀国青铜合金，与同时期华北商王朝相比的特点。认为商代蜀国的青铜合金术，无论在选料、合金类别的用途还是熔炼技术方面，都自成体系，独具一格，有别于华北商文化。因此，蜀应是中国冶金术起源的若干个中心地之一（50。田长浒（51、何堂坤（52、曾中懋（53等人也对巴蜀青铜器的冶炼合金技术特点进行了技术性分析。
（3）青铜铸造技术和装饰工艺
蜀国青铜器的制作，主要采用范铸法，并运用了铜焊、锻打等技术。青铜器绝大多数是用陶范铸造，石范的实例发现极少。从铸痕分析，青铜器的范铸技术主要有浑铸法、分铸法和嵌铸法。浑铸法即多范合铸，一次成形。三星堆所出铜人头、小型铜面具、小型铜人、铜车轮器等，都采用此法制作。
陈显丹研究指出，巴蜀青铜器加工工艺主要有焊、铆、热补等技术。如三星堆K1：36的爬龙柱形器柱身上的龙及其他装饰，就是先铸成形，再施以铜焊，或用铜铆钉予以焊接。热补技术主要用于器物铸造时发生的某些裂痕和缺陷（54。
何堂坤认为战国时代蜀国青铜器除采用范铸成形外，还运用了局部塑性加工的技术，在三星堆一些青铜戈、矛上留下了锻打加工的痕迹（55。
蜀国青铜器的装饰工艺，主要有刻缕、嵌错金银丝、嵌错红铜、浮雕，以及表面镀锡等。
卫聚贤最先对成都白马寺坛君庙出土青铜器进行详细分析，指出多数青铜戈都嵌错金银丝，光耀夺目（56。而成都百花潭中学10号墓出土的铜壶，通体用红铜错成各种复杂的宴乐、弋射、狩猎和水陆攻战纹饰图案，其精美程度全国罕见（57。
蜀国青铜器表面处理的最大工艺特点是镀锡，使青铜器表面含锡高，含铜低（58。而且，还在兵器上进行二次镀锡工艺，程序大致是：先在器物表面均匀镀上一层锡，再依一定图案进行第二次镀锡处理，并使用某种现在还不知道的特殊方法加速这种图案的腐蚀过程，使其很快变黑。最后，一种有规则的几何图案或动物图案便在底色上清晰地显现出来（59。表明至少在西周后期，蜀人已熟练地掌握了青铜器表面二次镀锡技术和加速镀锡表面氧化的十分复杂的技术和工艺。这不仅不见于相同时期的中原诸夏，而且其中一些复杂的工艺即令现代科学还未能揭示其奥秘，充分显示了蜀国高度发达的冶金工艺和技术。
（4）青铜礼器的特点
巴蜀青铜器可归纳为青铜生产工具、青铜兵器、青铜礼器、青铜雕像四类。礼(容)器在蜀国青铜器中占有突出的地位。冯汉骥提出，蜀国青铜礼器中以列罍为重器，区别于商周以鼎、簋相配的列鼎之制。蜀的罍制，件数不一，而以五件一组为巨制（60。
鍪、釜、甑是蜀国青铜礼(容)器中极有特色的器形。李学勤认为，鍪、釜、甑的发祥地可能是巴蜀，秦灭巴蜀后北传至秦，再流布到其他地区，这是古代巴蜀人民在文化史上的一项贡献（61。
蜀国青铜礼器的组合常以五件为一组，体现了蜀王特殊的礼制和葬制，这与《华，阳国志·蜀志》所记开明氏“以五色为主”及其他一些“尚五”的现象有关，也是直接继承了商周之际蜀国青铜罍以五件为巨制的文化传统。
2、巴蜀金银制造
（1）巴蜀自古富产金银
《禹贡》粱州贡物首推“璆”。璆，郑本《尚书》、《汉书·地理志》、《释文》引马融等作“镠”。《尔雅·释器》：“黄金谓之（一字，上汤下玉），其美者谓之镠。”郭璞注：“镠即紫磨金。”《禹贡》中贡黄金的只有粱州，说明粱州的金品质上乘。《华阳国志》记载涪县（今四川绵阳市）、晋寿县（今四川广元市）均产金，其民“岁岁洗取之”。岷江、沱江、涪江、大渡河、金沙江、雅砻江流域也盛产砂金，或为山石中所出金，或为水沙中所出金。《天工开物》下卷《五金》说，这些自然金的颗粒绝大多数极小，“千百中间有获狗头金一块者，名曰金母，其余皆麦麸形”。
《禹贡》还记载粱州贡银，为九州中惟一的贡银之地。但商周时代的蜀文化遗存中，至今尚未发现银器。战国时代蜀文化遗存中出有白银制品，如成都羊子山172号墓出有银盘、银管、壶形银饰等，工艺较高，其他遗址和墓葬出有错银青铜器，有相当高的水平。《汉书·地理志》、《续汉书·郡国志》都记载朱提、徙出银，时称“汉嘉（今雅安）金，朱提银”，为黄金白银的上品。《汉书·贡禹传》说汉代“蜀、广汉（工官）主金银器”，金银制造的技术精湛，对后世大有影响。
在广汉三星堆遗址两个祭祀坑内，共出土近百件黄金制作的器物，有金杖、金面罩、金璋、金虎、金箔鱼形饰、金箔叶形饰等，并出有金块（62。出土金器之多，在我国商代考古中是空前的发现。
（2）商代黄金制品的南北系统
段渝在《商代中国黄金制品的南北系统》中认为，中国早期的黄金制品较多地出现于商代。从地域上划分，商代的黄金制品，在中原和北方地区主要发现于北京、河北、河南、山东、辽宁和山西，在南方则集中发现于四川。这些出土的黄金制品，不论从它们的形制、数量或制作方法上，还是从它们的功能体系上看，都存在南北之间的系统区别，从而反映了商代南方系统和北方系统不同的价值取向、价值观念以及其他一些问题。
商代黄金制品北方诸系统主要分布在黄河以东的华北平原及其北侧和西侧，而以西侧尤其北侧的燕山南麓为发达，制作较精，水平甚高。不过，诸系都存在数量不丰，种类不多，形体较小等特点。与同一时期的青铜器相比，北方诸系统的黄金制品明显地处于较低的发展水平，地位也远在青铜器之下。
南方系以三星堆文化黄金制品为代表，其形制、出土情况尤其它们与大型青铜制品群密不可分的关系等情况，很容易看出它们具有几个明显的特点：第一，数量多，达到近百件(片)，在商代中国首屈一指。第二，形体大，尤以金杖、金面罩为商代中国黄金制品之最。第三，种类丰富，为北方系统各系所不及。第四，均与实用器或装饰用品无关，而与大型礼仪、祭典和祭祀仪式有关，或与王权(政治权力)、神权(宗教权力)和财富垄断权(经济权力)的象征系统有关（63）。
与北方诸系统相比较，不论从种类、形制还是从功能、象征意义上看，三星堆文化的黄金制品都是自成一系的，完全看不到有受北方诸系统影响的任何迹象。这一结论，将有助于从一个重要侧面来阐明三星堆文化与商文化平行发展的历史事实。
从技术特点上看，商代中国黄金制品的北方诸系统与南方系统之间有不少共同点，但也有若干差异。与北方诸系统相比，南方系统三星堆文化的黄金制品在技术和加工工艺发展上显得水平更高一些，制作也更为精湛。
从南北系统各自出土的黄金制品看，它们在功能上的差异是一目了然的。商文化对于黄金持一种比较冷漠的态度，其价值取向并不倾向于黄金，而是倾向于富于传统的青铜。与北方诸系统形成鲜明对照的是，黄金制品在南方系统三星堆文化中据有极高、极优越的地位，其地位甚至超乎青铜制品之上。商文化与三星堆文化之间的上述差异，并不表示两者文明发展水平的高低，只是反映了两者价值取向的不同（64）。
3、巴蜀玉器制造
《华阳国志》中记载，古代蜀地产玉。《续汉书·郡国志》刘昭注引《华阳国志》：“有玉垒山，出璧玉，湔水所出。”古本《竹书纪年》记载：“（周）夷王二年，蜀人、吕人来献琼玉，滨于河，用介圭。”（65）介圭为玉质。《尔雅·释诂》说：“介，大也。”《尔雅·释器》说：“圭大尺二寸，谓之介。”
现代考古也发现了较多的蜀国玉器，从商代到战国时代的均有，主要器形有圭、璋、琮、圳、戈、凿、锛、斧、锄、斤、匕、刀、瑗、佩、环等。1929年在广汉真武官发现的一个窖藏，出土玉石器不下三四百件（66），1986年广汉三星堆祭祀坑出土玉器，计有200多件，足见制玉之盛。
蜀国玉器多为软玉，制作技术比较成熟。多数学者认为，从玉器的形制看，蜀玉多与商文化中常见的器形相近，表明与商文化有关，但也不排除来源于时代更早的长江下游新石器时代的良渚文化的可能，三星堆出土的玉锥形器，金沙遗址出土的玉琮，便与良渚古玉有关。蜀国玉料的来源，或为本地出产，或为河南南阳（67）。
冯汉骥、童恩正认为广汉自1929年出土以来的玉器表明，遗址原是古代蜀国一个重要的政治经济中心，出土地点即其手工业作场所在地，被仓促掩埋起来的（68）。
4、巴蜀纺织业
纺织业是巴蜀地区传统的手工业。先秦蜀国纺织业主要有织锦和织布两大门类。
蜀国织锦享誉海外。徐中舒曾对蜀锦进行了专门的考证和研究，重点在蜀锦的原产、兴盛传播方面。他指出：蜀锦之盛，当在蜀汉之世，但蜀之有锦，应在蜀汉以前。他还认为：蜀锦非锦，乃是似锦之缎。缎为蜀中原产，六朝时由蜀输入江南，非中原古代所有，是古代四川的特产（69）。
《华阳国志》记载秦将司马错说：“得其布帛金银，足资军用。”又载秦灭蜀后，“于彝里桥南立锦官”（70），又载：“其道西城，故锦官也。锦工织锦濯其江中则鲜明，濯他江则不好，故命曰‘锦里’也。”谯周《益州志》记载：“成都织锦既成，濯于江水，其文分明，胜于初成，他水濯之，不如江水也。”（71）这些资料虽然出自汉晋时代，但其产生、勃兴应在此之前。因此，关于古蜀丝绸的起源，邓少琴在《巴蜀史迹探索》中，以及李复华、王家佑等先生均撰文认为与古蜀山氏有关。段渝认为，古史传说西陵氏之女嫘祖发明蚕桑丝绸并非虚言，青铜器铭文和《左传》等记载均可证实。而四川是中国丝绸的原产地和早期起源地之一，至迟在战国时代已具有相当规模（72）。
虽然迄今为止还没有从蜀文化墓葬中出土过完整的蜀锦，但学者们认为这与四川的酸性土壤有关，而西周前期宝鸡附近（一字，弓＋鱼）氏墓葬内发现的大量丝织品，其实应当就是巴蜀丝绸的蜀绣（73）。武敏认为两湖楚墓中出土的织锦就是蜀锦（74）。
关于蜀布的研究，也没有达成共识。童恩正认为蜀布就是橦华布，又写作桐华布，即木棉所织的布（75）。任乃强则认为蜀布应为苎麻布，因其性能优良，故能畅销于身毒(印度)（76）。
巴人纺织业也非常发达。賨人自古长于织布。《说文》：“賨南蛮赋也。”《后汉书·南蛮传》记载秦在黔中郡武陵蛮中收取“賨布”。賨布也称为“幏”。《说文》：“幏，南郡蛮夷賨布也。”《文选·魏都赋》注引《风俗通》说：“槃瓠之后，输布一匹，小口二丈，是为賨布。廪君之巴氏出幏布八尺，幏亦賨也，故统谓之賨布。” 賨布是賨人（板楯蛮）所生产，以布代赋，賨人之名即来于所织的賨布。在巴县冬笋坝船棺葬遗址中，出土了麻布和绢的痕迹（77）。
5、巴蜀矿业
巴蜀地区富于矿产资源。《华阳国志·蜀志》记载：“其宝则有璧玉、金、银、珠、碧、铜、铁、铅、锡、赭、垩……丹黄、空青。”丹砂和空青在先秦是很重要而名贵的矿物颜料。《续汉书·郡国志》刘昭注引《华阳国志》说，丹砂主要出自徙（今天全县东）；《名医别录》、《本草纲目》认为空青主要出自徙、越嶲（今凉山州）以及诸多山谷。《荀子·王制》提到蜀地生产著名的丹砂和曾青，李斯《谏逐客书》也说到“西蜀丹、青不为用”。
巴地尤以丹砂著名。《史记·货殖列传》记载：“而巴寡妇清，其先得丹穴，而擅其利数世，家亦不訾。清，寡妇也，能守其业，用财自卫，不见侵犯。秦皇帝以为贞妇而客之，为筑女怀清台。”
集解引徐广曰：“涪陵出丹。”涪陵，今彭水。苏颂《图经本草》记载：“丹砂生符陵（符涪同）山谷，今出辰州、宜州、阶州，而辰州者最胜，谓之辰砂。生深山石崖间，土人采之，穴地数十尺始见，其苗乃白石耳，谓之朱砂床。砂生石上，其块大者如鸡子，小者如石榴子，状若芙蓉头、箭镞，连床者紫黯若铁色，而光明莹澈，碎之崭岩作墙壁，又似云母片可拆者，真辰砂也。”
今重庆市的涪陵、彭水，—酉阳、秀山等县，西南与贵州铜仁地区相邻，自古为重要的汞矿分布区，矿石所含主要矿物是辰砂（78）。而湘西辰州(今湖南沅陵以南的沅江流域以西地)古为巴地，可见巴人开发丹砂之早。
6、巴蜀建筑
由于考古资料的原因，研究的重点集中在蜀国的建筑，而以三星堆、十二桥、羊子山土台、三星堆城墙等建筑遗迹为代表。
发掘者指出，在广汉三星堆遗址上，分布有密集的建筑群。已发掘的27座房址（79），全部是地面木构建筑，平面有圆、方、长方形等三种，多数为长方形。房间面积多在14－35平方米之间，多是五、六间连成一组，个别房屋的面积达60多平方米。建筑材料采用土、木、竹等。建筑结构多是以榫卯和分段搭接技术为主的穿斗和抬梁式骨架，墙体为木骨泥墙。
在成都十二桥发掘的商代晚期大型木结构建筑遗址（80），分布范围近1·5万平方米，已发掘面积1200平方米，揭露出丰富的木构件和复杂的建筑结构。建筑材料主要有木、竹、茅草等。构件结合方法，主要有竹篾绑扎、原始榫卯与竹篾绑扎相结合、榫卯连结等三种。建筑基础有地梁式和桩柱式两种。最引人注目的是指出有大型宫殿建筑和干栏式民居（81）。干栏式建筑风格在蜀地很有影响。即使是城防，也无夯土城墙，而是构木为城（82）即李昊所说：“管钥成都，而犹树木栅于西州。”（83）“上皆有屋，而置观楼射兰”（84）。
成都羊子山土台是蜀国的大型礼仪建筑的代表（85）。关于其年代，它始建于商代，至少在殷末周初。林向认为其使用下限不晚于战国末年（86）。其性质，可以肯定是一处大型礼仪建筑，是进行包括各种集会，观望和祀典的场所。这座土台建筑反映出高超的工程技术、丰富的几何学、建筑学、力学以及其他技术和科学知识，它是迄今我国商周考古中所见最大的土台建筑。
三星堆城墙是古代蜀国发现的唯一一座大型城墙建筑（87）。城墙现有东、西、南三段，北面未发现城墙，当以鸭子河为天堑。城墙为五花土夯筑，横断面为梯形，墙基宽40余米，顶部宽20余米。这是我国城墙建筑史上最早使用土坯垒砌城墙的实例。整个建筑方法与华北有异，未使用中原常见的版筑法。城墙始筑于早商时期。其年代之早，墙体之厚，城圈之大，建筑技术之高，在当时全中国的范围内实属罕见。
除上述巴蜀手工业项目外，还有文章研究了巴蜀出产的陶器以及竹、木、漆器。
综观巴蜀文化研究中有关巴蜀手工业的研究，普遍的看法是，巴蜀手工业中的青铜制造、纺织、建筑等很有特色，具有很高的水平，对后世影响明显，这方面继续研究的空间很大。但有的缺少考古资料的证实，如蜀锦、蜀布等，使得这类研究课题具有很强的争议性。毕竟，巴蜀手工业是巴蜀文明最重要的支柱，因此，对巴蜀手工业继续持续不懈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待续）
“巴蜀文化研究论坛”第3次会议召开
2006年1月25日，四川师范大学巴蜀文化研究中心主办的“巴蜀文化研究论坛”第3次会议在成都召开。来自四川大学、四川民族大学、四川省社联、四川省考古研究院、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四川省民族研究所、成都市考古所、四川凉山州博物馆、及四川师范大学巴蜀文化研究中心、四川师范大学巴蜀文化研究中心金沙江研究所等单位的专家学者出席了会议。
会议的主要议题有四个：
一、2006年上半年在凉山州西昌市召开“横断山考古协调会”
凉山州博物馆馆长刘弘代表会议主办方，讲述了举行会议的意义和筹备进展情况，会议内容有两大方面，一是早期新石器，二是青铜器的考古成果和研究。提出横断山考古工作应加大投入，各方要协同作战，才能搞出高水平的成果。
李绍明、林向先生发言说，四川考古学界、历史学界有协同作战的良好传统，横断山考古关系到多个学科，应当将我们的良好传统发扬光大。会议要仔细拟定几个中心题目，围绕专题展开讨论、磋商。李星星认为，横断山已有的考古成果要提交，未整理完毕的要尽快整理出来，给学者们较完整的前期资料。何一民讲道：横断山考古及历史学研究是一个大的课题，不可能很快就完成。要有历史学、考古学、民族学等学科的研究人员共同参与。舒大刚也同意李绍明、林向老师的观点，他说：文献学、考古学、民族学相结合的研究，源于徐中舒先生，我们要延续这一研究方法。
关于横断山脉石棺葬的研究，学者们进行了热烈的讨论。有学者说，石棺葬的研究要限定一下，是以葬式划分，还是以内置文化划分，还是两者相结合？讨论认为可按照区域划分，如大渡河、金沙江等，先区分再结合。中国的石棺葬比悬棺葬更复杂，希望对此问题的研究通过此次会议有所突破。
四川师范大学巴蜀文化研究中心金沙江研究所也是此会议的主办方之一，段渝代表中心表态，要大力支持横断山考古的协同工作，中心要投入力量，尤其是科研方面。
二、四川大学古籍整理所2006年科研方向
四川大学古籍整理所所长舒大刚宣讲了古籍所2006年的科研方向，他说：四川大学古籍整理所将在巴蜀文化研究方面推出一批新成果，投入力量，将巴蜀文化研究成果全面梳理，收集、整理整理，将蜀学的传承、研究整体展示出来。主要内容包括巴蜀学案、蜀学体系的整理和研究，还要出版《廖平精选》（暂名）等书籍。
三、“长江上游文明起源”课题进展
国家社会科学研究基金课题“长江上游文明起源”是省内学术界关心的课题。李绍明、林向先生对该课题的进展情况作了介绍。继去年到陕西、甘肃、青海等地进行了实地考察，取得了很大的收获之后，今年上半年将再次外出考察，计划沿广元－洛阳－汉中－安康－商洛－巴中－南充－重庆一线进行实地考察，历时半个月。通过实地考察，丰富研究资料，力图在学术研究上有所突破。
四、四川师范大学巴蜀文化研究中心举办“巴蜀文化与中国文明起源”学术研讨会
四川师范大学巴蜀文化研究中心主任段渝在会上宣布，由中国先秦史学会和四川师范大学巴蜀文化研究中心联合主办、四川师范大学巴蜀文化研究中心承办的“巴蜀文化与中国文明起源”学术研讨会，将于2006年5月在成都召开。会议的主要议题是：。会议规模为大型学术研讨会，现正积极筹备会议，收集、整理参会代表提供的论文。
巴蜀园林与城市现代化研讨会召开
2005年12月21日，“巴蜀园林与城市现代化研讨会”在成都市武侯祠博物馆召开。此次研讨会由四川师范大学巴蜀文化研究中心主办、成都格瑞达园林景观工程公司承办，来自成都四川省政协、成都市建委、四川省委党校、四川大学、西南财经大学、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四川省民族研究所、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成都市博物院、四川雕塑艺术院、武侯祠博物馆、成都杜甫草堂博物馆、成都市永陵博物馆、凉山州博物馆、四川峨眉山博物馆、广安市文物管理所、石棉文化局、蜀景园林公司、元亨集团、谷耳科技有限公司、银河电脑图像公司以及成都格瑞达园林景观工程公司、四川师范大学巴蜀文化研究中心等单位和公司的40多名代表参加了研讨会。
四川师范大学巴蜀文化研究中心主任段渝教授向参会代表致欢迎词，并着重讲述了人类生存环境与文化的关系，人类生存离不开环境，环境包含了文化，是文化的反映。巴蜀园林是巴蜀文化的具体物化。四川大学林向教授做了题为“东汉画像砖中的巴蜀园林图考”的主题发言，从历史系的角度指出了巴蜀园林的特点，以及巴蜀园林文化与城市现代化建设应当有机地结合起来。成都格瑞达园林景观工程公司总经理、注册结构工程师李敏谈了自己对巴蜀园林文化的认识和感受，认为巴蜀园林的与中国其他地区的园林文化有所不同，巴蜀园林建设更加接近于民间，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更适应巴蜀地区的自然环境。元亨集团注册筹划师李云做了题为“巴蜀园林景观的再造及思考”专题发言，从巴蜀园林文化在巴蜀地区城市现代化建设中的实际应用的角度，分析巴蜀地区现有的典型园林景观，指出其文化根源及意义，说明巴蜀园林文化在现代社会、现实生活中的运用价值。四川政协报副总编陈岱峻认为，早在清初对四川地区的大移民之前，巴蜀园林的形制就已经形成了。并说仿古街“锦里”的成功，主要得益于它毗邻武侯祠，借助了武侯祠的文化支撑。四川大学历史旅游学院副院长、教授石应平从旅游资源开发、旅游景观设计等方面讲述了自己的观点，认为尤其是在旅游景观设计上，应当充分体现巴蜀园林文化的精髓，克服“千城一面”、“看似相识”的弊端。四川雕塑艺术院院长、一级美术师谭云发言说：在巴蜀文化如何进入城市的现代化建设，克服“千城一面”的弊病上，园林建设是突破口之一。首先要深入挖掘巴蜀园林文化的内涵，才谈得上与当前的城市现代化相结合。凉山州博物馆馆长刘弘对各位学者的发言做了简要的点评。
参会代表都提交了学术论文，预计2006年正式出版。
四川师范大学巴蜀文化研究中心
2006年度重点科研项目申报指南
教育部省属高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四川师范大学巴蜀文化研究中心2006年度重点科研项目招标工作现已开始，申报时间为2006年3月～5月30日。现将申报指南公布如下，供申报者参考：
1、巴蜀文化分区研究
2、巴蜀文化断代研究
3、巴蜀古文献研究
4、南方丝绸之路研究
5、巴蜀文化与中原及周边文化的关系研究
6、巴蜀和谐社会研究
通常情况下，申报指南范围以外的课题不受理。
鉴于考古学研究的特点，为了更有效的反映考古新发现和考古学研究新情况，特别设立考古学研究课题的后期资助。条件为：
1、成果须为相关领域的前沿性、原创性的最新成果；
2、须以四川师范大学巴蜀文化研究中心为第一作者单位；
3、须有所在单位科研处推荐材料。
后期资助将由中心聘请省内外专家匿名评审。
四川师范大学巴蜀文化研究中心
2006年3月6日
“四川师范大学巴蜀文化研究中心
岷江上游研究所”成立
为了推动巴蜀文化研究的深入开展，促进四川经济文化建设的蓬勃发展，四川师范大学巴蜀文化研究中心与中国羌族博物馆决定，共同建设“四川师范大学巴蜀文化研究中心岷江上游研究所”。
岷江上游研究所于2005年11月16日正式成立，地点设在阿坝州茂县中国羌族博物馆。研究所人员由四川师范大学巴蜀文化研究中心聘任，由四川师范大学巴蜀文化研究中心与中国羌族博物馆及其他单位的科研人员组成。
岷江上游研究所的主要工作内容为：
1、组织岷江上游新石器文化、民族文化、巴蜀文化学术研究与实地考察；
2、组织召开岷江上游文化、巴蜀文化研讨会；
3、为阿坝州地方经济文化建设服务，做好咨询、调研工作；
4、支持阿坝州高等教育、社科研究；
5、支持四川师范大学巴蜀文化研究中心的相关科研活动。
四川师范大学巴蜀文化研究中心
中国羌族博物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