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5月20日发(作者：元芮波)
中山陵与孙中山崇拜和记忆
领袖崇拜是政治领袖或者政治集团本着扩大政治影响、增进政治权威之目的，有意识、有计划，有
组织地进行种种宣传，或者倡导各种公共性的行动，来树立某个领袖人物至高无上的政治形象。在近代中
国，国民党为确立“党治国家”的权威，通过中山陵的营造和谒陵活动，逐渐确立起孙中山的国家偶像、
精神权威的地位，增进对孙中山的领袖崇拜和记忆。
[1]P376
本文试图以“中山陵”为视角，分析中山陵在构
建孙中山的领袖崇拜与记忆中所起的作用。
一、孙中山去世与各地的追悼活动
中国近代史上，孙中山领导辛亥革命推翻封建帝制，推动中国的近代化进程。在经历二次革命、护国
运动、护法运动等一系列维护民主共和的斗争失败之后，晚年的孙中山思想不断与时俱进，确立起明确、
坚决的反帝立场。1924年在广州召开的国民党一大，孙中山改组国民党，用政党的力量去改造国家。孙中
山的一生孜孜以求，追求着民族独立与国家富强。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病逝于北京铁狮子胡同行辕，
遗嘱葬于南京紫金山麓。
民国初年普遍存在的社会心理，思虑民族、国家和社会的前途，期望某个能够力挽狂澜、拯救时艰的
新式民族英雄的出现。孙中山特殊的生命历程、思想抱负和人格魅力，使他成为这种心理期待的最佳人选。
这种期待和寄托心理随着孙中山本人的逝世而弥漫开来。作为中华民国的开国元首，孙中山在近代中国历
史上无疑具有特殊地位。在孙中山逝世后，国民党人极力颂扬孙中山的伟大，尤其称颂他在开创现代中国
历史新纪元方面的独特地位，并且有人将他与美国的华盛顿、俄国的列宁相提并论。如戴季陶的挽联云：
“继往开来道统直追孔子；吊民伐罪功业并美列宁”。即使政治立场不同的一方，他们同样承认孙中山作
为共和元勋的历史地位，对其谋求国家富强、民生幸福的孜孜努力颇表钦敬。当时民国政权的代表临时执
政段祺瑞，得知孙中山逝世后立即发布哀悼令：“前临时大总统孙文，倡导共和，肇我华夏。辛亥之役，
成功不居。仍于国计算民生，殚心擘画，宏谟毅力，薄海同钦。”西方的一些报刊更将孙中山与印度之甘
地、土耳其之凯末尔、俄之列宁、美之威尔逊并列为“现代五杰之先知先觉者”。
1925年3月19日，孙中山的灵柩从协和医院移往中央公园社稷坛。从3月24日至4月1日在中央公
园举行的公祭仪式，各界前往参加仅签字留名者就达75万多人，当时几乎大多数北京市民都参加了公祭
仪式，足见民众对于孙中山的崇拜之情。在公祭结束后，国民党将孙中山的灵柩移至西山碧云寺，举行暂
厝仪式。全国各地、乃至海外都举行孙中山的追悼仪式。少数追悼活动由民间团体组织举办，但大部分、
尤其是省市级大规模追悼会，则是由各地国民党党部操办，旨在利用孙中山追悼仪式，宣传孙中山崇拜。
广东省的追悼仪式遍布全省，直至县城及乡村，社会各界广泛参与，孙中山最先被广东民众奉为精神领袖。
通过对孙中山的悼念活动，民众初步确立对孙中山的偶像崇拜，这是中国政治空间第一次大规模拓展
与利用国家与政党的力量有效地向下层渗透。在孙中山的追悼仪式营造氛围中，民众不同程度上形成对“孙
中山”象征符号的共同记忆。通过对孙中山的哀悼仪式，不仅让人们寄托哀思，更使人们了解孙中山，认
同孙中山的政治意涵，并能继承遗志，为再造民国奋斗。国民党也通过普及化的哀悼仪式，吸引和动员大
批民众参与，大大地提升了该党在民众中的声望。从孙中山的哀悼中催生出现代国家意识和民族主义精神，
激起对孙中山缅怀和崇拜心理。
当时关于孙中山的葬礼成为一个极具争议的话题。进入民国，最高规格的葬礼为国葬。在1917年4
月，北京政府分别为开国元勋黄兴，反袁护国功臣蔡锷举行国葬典礼。段祺瑞政府在1925年3月17日议
决为孙中山举行“国葬”。但对于国民党来说，孙中山身后丧事并不仅仅是对孙中山个人的交代，而且关
系到孙中山历史地位的构型和国民党政治资源的积累。国民党人自然不愿意看到此种权力落入自己的政敌
之手，主张“葬仪用国民体制，以示平等”。
[4]P864
[2]
国民党人努力通过各种途径，来构建“国父”这一精神
偶像，将之推广为整个国家的象征，使党员和国人“从中汲取信仰的力量与信念的坚定”，从而营造出一
种新式象征权威，确立“总理孙先生”的独特地位。
二、中山陵的修建与“奉安大典”
孙中山的遗嘱中选择安葬于南京紫金山麓，这与朱元璋的明孝陵所凝聚的历史文化内涵之间有一定
关联，南京凝聚着汉人的种族历史记忆。孙中山主张推翻满族统治，光复汉人政权，“葬身南京紫金山麓，
不忘辛亥革命也”。孙中山试图通过葬身南京，为身后的国民党和全体国民留下一个强烈的信号，提醒他
们继续努力，以完成自己身前未竟之功。
在北京的治丧活动结束之后，国民党人随即开始在南京为孙中山修筑墓地。中山陵的修筑，从1925
年4月勘察墓址到1929年春主体工程完工，前后用了4年时间，国民党人专门设立“孙中山先生丧事筹
备委员会”主持陵墓修建和丧葬事宜。当时中山陵的设计方案由葬事筹备处面向国内外公开竞征，这是对
传统陵墓设计方式的大胆革新，国民党人试图通过这种方式，展现出一种民主、开放、求新的姿态。最终
吕彦直的设计图案大获赞赏，他设计的中山陵全部平面作钟形，尤有木铎警世之意，“形势及气魄极似中
山先生之气概及精神”。 葬事筹备委员会决定聘请吕彦直为建筑师，负责建造过程中的所有设计、绘图、
拟文、填发付款证书、监督、验收等事务。
中山陵的修建，采取“开放的纪念性”的构想，与中国传统的陵墓相比，中山陵体现鲜明的公共性和
平民气质，其纪念功能面向更加广泛的大众；中山陵的建筑风格体现中西结合的特征，传达中国文化的时
代出新。中山陵的祭堂内顶为斗式样藻井，墓室的内顶为穹隆状藻井，按照吕彦直的设计，都用青、白、
红三色小块砌磁镶饰，拼成国民党党徽形状，白日居中，青天环绕，外色为红色底面，象征着“青天白日
满地红”之意。同样，中山陵有着许多文字衬饰。牌坊中门门楣上，刻着孙中山手书“博爱”两个镏金大
字；陵门中门上方镶有一块石额，上刻孙中山手书“天下为公”四个金字，祭堂3扇门的门楣，分别刻着
张静江所书“民族”“民权”、“民生”6个篆体金字，中门上方嵌有孙中山手书“天地正气”镏金大字的石
额。在陵墓中所有文字当中，碑文别具深意。碑身背面空白无物，正面只有简短的三行文字，自右至左
竖排为：“中国国民党葬总理孙先生于此 中华民国十八年六月一日”。中山陵的碑文虽然只有短短13字，
却彰显出人们对他的极力尊崇之意，也凸显“党葬”的性质，强调以党的名义来安葬孙中山。
中山陵的整体结构和细部装饰，营造了古朴淡雅、宏壮开阔、贴近自然的氛围，突出一个纳天地之正
气、取中外之精华、承继往开来的形象。国民党人努力表现出孙中山人生境界的伟大与高远，不仅是为了
让孙中山永垂不朽，也表达了自己对这种伟大、高远境界的推崇、期求和自许，树立起“孙中山”这一偶
像，作为新式国家权威的象征和凝聚民族认同的精神纽带。
1929年5月底举行的孙中山的“奉安大典”仪式同样强化民众对孙中山的记忆与崇拜。1925年4
月以后，孙中山的遗体一直“暂厝”北京香山碧云寺，直到1929年5月孙中山的灵榇从北京运往南京中
山陵正式安葬。孙中山的“奉安大典”声势波及全国，奉安大典的迎榇宣传列车停靠北平—浦口沿线27
个车站，在各地开展一系列宣传活动。在巡游宣传活动中，采用公开演讲、散发宣传品、演放有关孙中山
革命事迹的各种电影，用留声机播放孙中山的演说唱片，张贴各种迎榇图画和标语等宣传手段。现场参与
巡游宣传活动者以地方党务和公务人员、学生、军人、有组织的工人居多。在各地的民众积极参与下，借
助现代的组织技术和传播手段，国民党将领袖崇拜意识灌输到了普通民众身上。
孙中山的奉安大典是纪念孙中山最隆重的一次“党葬”仪式。奉安大典的规模前所未有，震动全国，
超越了传统帝王葬礼在时间、空间及社会影响等方面的局限，在全国各地产生广泛和深远的社会影响。
参与到政治活动，极大地增强政党的组织力量。
[11]P152
[10]P145
[9]
[8]
[7]
[6]
[5]
奉安大典同样具有强大而广泛的社会动员功能，将全国各地大批民众纳入孙中山纪念体系，动员下层民众
对孙中山的追悼纪念仪式，成为全国人民共同参与的
旷世盛典，孙中山的影响更加深入人心，国民党也逐步取得民众的认同，加强其统治的政治合法性。
三、谒陵活动与孙中山的领袖崇拜
孙中山安葬中山陵后，谒陵成为民国政治生活中的重要内容，人们将孙中山与中山陵视为正义化身和
民族象征。谒陵作为表达政治主张的形式之一，逐步成为民国新的常态性仪式，并得以广泛举行。总理陵
园管理委员会当局于1929年9月颁布《谒陵规则》，规定中山陵祭堂每天都对游人开放，3—10月每天开
放9个小时，11—2月每天开放7小时。中山陵建成之后，前往参谒、游览者络绎不绝。据总理陵园管理
委员会警卫处的统计，从1929年9月到1931年5月，谒陵人数即有33.5万，最多的月份达到67000人，
最少的月份也有2000人。
[12]P318
中山陵不仅是孙中山的陵墓，国民党还从传统礼仪予以其民国宗庙的法统地位。一般大规模的集体谒
陵仪式都有祭文，让世人感受到国民政府振兴国家的努力之诚，同时使得谒陵者在仪式中深切感受到赓续
总理遗志的神圣使命。国民党将谒陵活动与政治生活紧密联系，每逢孙中山纪念日、重大节日都举行大规
模谒陵仪式。在大规模的集体谒陵活动中，谒陵者齐集祭堂后，一般举行如下仪式：全体肃立、奏乐、全
体唱党歌、向孙中山坐像敬献花圈，向孙中山坐像行“最敬礼”（三鞠躬），恭读“总理遗嘱”，全体低头
默念三分钟。在庄严肃穆的氛围中，人们加深对孙中山的崇敬之情。
在中山陵，除了国民政府最高当局组织的定期和临时性集体谒陵行为以外，各级、各地党政军警机关、
学校、社会团体组织的不定期的集体谒陵活动更加频繁。人们从各地到达中山陵后，在山下广场即可仰视
中山陵祭堂，当人们经过一条长达480米的墓道，进入陵门，登上392级台阶，抬眼便见祭堂大门上方“天
地正气”四个大字，以及门楣上的“民权”、“民族”、“民生”六个字，体悟中山陵所承载的政治意蕴。步
入祭堂，便见孙中山的雕像巍然居中而坐，双目平视。头顶上方的青天白日满地红图案，古朴而庄严。堂
内墙壁的石刻文字，简洁而有力。这种庄严肃穆的氛围，传达着一种无声而有形的力量，使谒陵者的心态
一时间仿佛超越了时空，沉浸在“孙中山”这一形象所连接起来的意义网络里。当人们瞻仰孙中山的高大
坐像，崇敬和哀思油然而生，再参与庄严神圣的祭拜仪式，立即融入仪式所营造的庄严、神圣的祭奠氛围。
整个仪式过程充满着宗教式的崇拜和虔诚，更容易升华人们的情感，增强其对孙中山的崇拜心理，铭刻难
以磨灭的历史记忆。
民国时期的谒陵活动，使得孙中山及中山陵成为近代中国最具有影响力的政治象征符号。对孙中山的
偶像崇拜其最本质的内核是民族主义，因此，谒陵仪式的功能是凝聚中华民族、激发民族主义，它在建构
近代中国民族国家、强化民族认同方面曾经起到积极作用。通过反复的谒陵纪念活动，将“孙中山”这一
形象与之相连的意义体系不断传输给国人，强化国人的主流历史记忆。
[13]
中山陵这座独特的纪念建筑逐渐
深入人心，向国人传递政治意蕴与历史记忆。
四、结语
孙中山逝世后，全国各地兴起的追悼活动，民众在不同程度上形成对“孙中山”象征符号的共同记
忆。通过对孙中山的哀悼仪式，不仅让人们寄托哀思，而且对孙中山有更多的民族认同。国民党自命为孙
中山的忠诚继承者，强调通过孙中山崇拜来统领人心，凝聚民气，建构国民对“党治国家”的认同。中山
陵的修建树立起孙中山这一精神偶像，作为凝聚民族认同的精神纽带。“奉安大典”的党葬仪式，广泛唤
起民众对孙中山的历史记忆，将孙中山的领袖崇拜灌输到普通民众身上。庄严肃穆的谒陵纪念活动，不仅
将“孙中山”的记忆深入国民心中，更激发起国人的民族意识，提升民族的凝聚力，强化民族的认同。建
筑承载着历史，巍峨的中山陵彰显着孙中山的伟大品格与不朽精神，激励着后人为民族富强而努力奋斗。
【注释】：
[1]李恭忠 ：《中山陵：一个现代政治符号的诞生》，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 第376页
[2]文娜：《从挽联看孙中山去世后的政坛恩怨》，领导文萃，2013年第7期
[3]当时围绕着孙中山的葬礼有着“国葬”与“党葬”之争，北京段祺瑞政府授予孙中山“国葬”的名分，
国民党人为实现孙中山的未竟事业，主张将革命目标融入丧事操办中，以“党葬”的名义确立国民党为孙
中山等人开创的现代中国革命的当然继承者。
[4] 茅家琦: 《孙中山评传》，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864页
[5] 马晓，周学鹰，《吕彦直的设计思想与中山陵的建筑设计意匠》，南京社会科学2009年第6期
[6] 在中山陵修筑过程中，建筑师吕彦直起到重要作用，他不仅是中山陵的设计者，而且负责所有中山陵
工程，监理陵工，积劳成疾，在陵墓即将落成之际病逝。1930年，总理陵园管理委员会决议，在陵墓奠基
室内为吕彦直立纪念碑。
[7] 李恭忠：《开放的纪念性：中山陵建筑精神的表达与实践》，南京大学学报，2004年第3期
[8] 惠之：《中山陵为何无墓志铭》，文史博览，2016年第1期
[9] 沙文涛：《国民党对孙中山丧事的政治运作》，历史教学（下半月刊），2011年第2期
[10] 陈蕴茜：《崇拜与记忆：孙中山符号的建构与传播》，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145页
[11] 王奇生：《党员、党权与党争—1924—1949年中国国民党的组织形态》，北京：华文出版社，2010年，
第 152页
[12] 李恭忠 ：《中山陵：一个现代政治符号的诞生》，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
[13]陈蕴茜：《合法性与“孙中山”政治象征符号的构建》，江海学刊，2006年第2期
第318页
2024年5月20日发(作者：元芮波)
中山陵与孙中山崇拜和记忆
领袖崇拜是政治领袖或者政治集团本着扩大政治影响、增进政治权威之目的，有意识、有计划，有
组织地进行种种宣传，或者倡导各种公共性的行动，来树立某个领袖人物至高无上的政治形象。在近代中
国，国民党为确立“党治国家”的权威，通过中山陵的营造和谒陵活动，逐渐确立起孙中山的国家偶像、
精神权威的地位，增进对孙中山的领袖崇拜和记忆。
[1]P376
本文试图以“中山陵”为视角，分析中山陵在构
建孙中山的领袖崇拜与记忆中所起的作用。
一、孙中山去世与各地的追悼活动
中国近代史上，孙中山领导辛亥革命推翻封建帝制，推动中国的近代化进程。在经历二次革命、护国
运动、护法运动等一系列维护民主共和的斗争失败之后，晚年的孙中山思想不断与时俱进，确立起明确、
坚决的反帝立场。1924年在广州召开的国民党一大，孙中山改组国民党，用政党的力量去改造国家。孙中
山的一生孜孜以求，追求着民族独立与国家富强。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病逝于北京铁狮子胡同行辕，
遗嘱葬于南京紫金山麓。
民国初年普遍存在的社会心理，思虑民族、国家和社会的前途，期望某个能够力挽狂澜、拯救时艰的
新式民族英雄的出现。孙中山特殊的生命历程、思想抱负和人格魅力，使他成为这种心理期待的最佳人选。
这种期待和寄托心理随着孙中山本人的逝世而弥漫开来。作为中华民国的开国元首，孙中山在近代中国历
史上无疑具有特殊地位。在孙中山逝世后，国民党人极力颂扬孙中山的伟大，尤其称颂他在开创现代中国
历史新纪元方面的独特地位，并且有人将他与美国的华盛顿、俄国的列宁相提并论。如戴季陶的挽联云：
“继往开来道统直追孔子；吊民伐罪功业并美列宁”。即使政治立场不同的一方，他们同样承认孙中山作
为共和元勋的历史地位，对其谋求国家富强、民生幸福的孜孜努力颇表钦敬。当时民国政权的代表临时执
政段祺瑞，得知孙中山逝世后立即发布哀悼令：“前临时大总统孙文，倡导共和，肇我华夏。辛亥之役，
成功不居。仍于国计算民生，殚心擘画，宏谟毅力，薄海同钦。”西方的一些报刊更将孙中山与印度之甘
地、土耳其之凯末尔、俄之列宁、美之威尔逊并列为“现代五杰之先知先觉者”。
1925年3月19日，孙中山的灵柩从协和医院移往中央公园社稷坛。从3月24日至4月1日在中央公
园举行的公祭仪式，各界前往参加仅签字留名者就达75万多人，当时几乎大多数北京市民都参加了公祭
仪式，足见民众对于孙中山的崇拜之情。在公祭结束后，国民党将孙中山的灵柩移至西山碧云寺，举行暂
厝仪式。全国各地、乃至海外都举行孙中山的追悼仪式。少数追悼活动由民间团体组织举办，但大部分、
尤其是省市级大规模追悼会，则是由各地国民党党部操办，旨在利用孙中山追悼仪式，宣传孙中山崇拜。
广东省的追悼仪式遍布全省，直至县城及乡村，社会各界广泛参与，孙中山最先被广东民众奉为精神领袖。
通过对孙中山的悼念活动，民众初步确立对孙中山的偶像崇拜，这是中国政治空间第一次大规模拓展
与利用国家与政党的力量有效地向下层渗透。在孙中山的追悼仪式营造氛围中，民众不同程度上形成对“孙
中山”象征符号的共同记忆。通过对孙中山的哀悼仪式，不仅让人们寄托哀思，更使人们了解孙中山，认
同孙中山的政治意涵，并能继承遗志，为再造民国奋斗。国民党也通过普及化的哀悼仪式，吸引和动员大
批民众参与，大大地提升了该党在民众中的声望。从孙中山的哀悼中催生出现代国家意识和民族主义精神，
激起对孙中山缅怀和崇拜心理。
当时关于孙中山的葬礼成为一个极具争议的话题。进入民国，最高规格的葬礼为国葬。在1917年4
月，北京政府分别为开国元勋黄兴，反袁护国功臣蔡锷举行国葬典礼。段祺瑞政府在1925年3月17日议
决为孙中山举行“国葬”。但对于国民党来说，孙中山身后丧事并不仅仅是对孙中山个人的交代，而且关
系到孙中山历史地位的构型和国民党政治资源的积累。国民党人自然不愿意看到此种权力落入自己的政敌
之手，主张“葬仪用国民体制，以示平等”。
[4]P864
[2]
国民党人努力通过各种途径，来构建“国父”这一精神
偶像，将之推广为整个国家的象征，使党员和国人“从中汲取信仰的力量与信念的坚定”，从而营造出一
种新式象征权威，确立“总理孙先生”的独特地位。
二、中山陵的修建与“奉安大典”
孙中山的遗嘱中选择安葬于南京紫金山麓，这与朱元璋的明孝陵所凝聚的历史文化内涵之间有一定
关联，南京凝聚着汉人的种族历史记忆。孙中山主张推翻满族统治，光复汉人政权，“葬身南京紫金山麓，
不忘辛亥革命也”。孙中山试图通过葬身南京，为身后的国民党和全体国民留下一个强烈的信号，提醒他
们继续努力，以完成自己身前未竟之功。
在北京的治丧活动结束之后，国民党人随即开始在南京为孙中山修筑墓地。中山陵的修筑，从1925
年4月勘察墓址到1929年春主体工程完工，前后用了4年时间，国民党人专门设立“孙中山先生丧事筹
备委员会”主持陵墓修建和丧葬事宜。当时中山陵的设计方案由葬事筹备处面向国内外公开竞征，这是对
传统陵墓设计方式的大胆革新，国民党人试图通过这种方式，展现出一种民主、开放、求新的姿态。最终
吕彦直的设计图案大获赞赏，他设计的中山陵全部平面作钟形，尤有木铎警世之意，“形势及气魄极似中
山先生之气概及精神”。 葬事筹备委员会决定聘请吕彦直为建筑师，负责建造过程中的所有设计、绘图、
拟文、填发付款证书、监督、验收等事务。
中山陵的修建，采取“开放的纪念性”的构想，与中国传统的陵墓相比，中山陵体现鲜明的公共性和
平民气质，其纪念功能面向更加广泛的大众；中山陵的建筑风格体现中西结合的特征，传达中国文化的时
代出新。中山陵的祭堂内顶为斗式样藻井，墓室的内顶为穹隆状藻井，按照吕彦直的设计，都用青、白、
红三色小块砌磁镶饰，拼成国民党党徽形状，白日居中，青天环绕，外色为红色底面，象征着“青天白日
满地红”之意。同样，中山陵有着许多文字衬饰。牌坊中门门楣上，刻着孙中山手书“博爱”两个镏金大
字；陵门中门上方镶有一块石额，上刻孙中山手书“天下为公”四个金字，祭堂3扇门的门楣，分别刻着
张静江所书“民族”“民权”、“民生”6个篆体金字，中门上方嵌有孙中山手书“天地正气”镏金大字的石
额。在陵墓中所有文字当中，碑文别具深意。碑身背面空白无物，正面只有简短的三行文字，自右至左
竖排为：“中国国民党葬总理孙先生于此 中华民国十八年六月一日”。中山陵的碑文虽然只有短短13字，
却彰显出人们对他的极力尊崇之意，也凸显“党葬”的性质，强调以党的名义来安葬孙中山。
中山陵的整体结构和细部装饰，营造了古朴淡雅、宏壮开阔、贴近自然的氛围，突出一个纳天地之正
气、取中外之精华、承继往开来的形象。国民党人努力表现出孙中山人生境界的伟大与高远，不仅是为了
让孙中山永垂不朽，也表达了自己对这种伟大、高远境界的推崇、期求和自许，树立起“孙中山”这一偶
像，作为新式国家权威的象征和凝聚民族认同的精神纽带。
1929年5月底举行的孙中山的“奉安大典”仪式同样强化民众对孙中山的记忆与崇拜。1925年4
月以后，孙中山的遗体一直“暂厝”北京香山碧云寺，直到1929年5月孙中山的灵榇从北京运往南京中
山陵正式安葬。孙中山的“奉安大典”声势波及全国，奉安大典的迎榇宣传列车停靠北平—浦口沿线27
个车站，在各地开展一系列宣传活动。在巡游宣传活动中，采用公开演讲、散发宣传品、演放有关孙中山
革命事迹的各种电影，用留声机播放孙中山的演说唱片，张贴各种迎榇图画和标语等宣传手段。现场参与
巡游宣传活动者以地方党务和公务人员、学生、军人、有组织的工人居多。在各地的民众积极参与下，借
助现代的组织技术和传播手段，国民党将领袖崇拜意识灌输到了普通民众身上。
孙中山的奉安大典是纪念孙中山最隆重的一次“党葬”仪式。奉安大典的规模前所未有，震动全国，
超越了传统帝王葬礼在时间、空间及社会影响等方面的局限，在全国各地产生广泛和深远的社会影响。
参与到政治活动，极大地增强政党的组织力量。
[11]P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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奉安大典同样具有强大而广泛的社会动员功能，将全国各地大批民众纳入孙中山纪念体系，动员下层民众
对孙中山的追悼纪念仪式，成为全国人民共同参与的
旷世盛典，孙中山的影响更加深入人心，国民党也逐步取得民众的认同，加强其统治的政治合法性。
三、谒陵活动与孙中山的领袖崇拜
孙中山安葬中山陵后，谒陵成为民国政治生活中的重要内容，人们将孙中山与中山陵视为正义化身和
民族象征。谒陵作为表达政治主张的形式之一，逐步成为民国新的常态性仪式，并得以广泛举行。总理陵
园管理委员会当局于1929年9月颁布《谒陵规则》，规定中山陵祭堂每天都对游人开放，3—10月每天开
放9个小时，11—2月每天开放7小时。中山陵建成之后，前往参谒、游览者络绎不绝。据总理陵园管理
委员会警卫处的统计，从1929年9月到1931年5月，谒陵人数即有33.5万，最多的月份达到67000人，
最少的月份也有2000人。
[12]P318
中山陵不仅是孙中山的陵墓，国民党还从传统礼仪予以其民国宗庙的法统地位。一般大规模的集体谒
陵仪式都有祭文，让世人感受到国民政府振兴国家的努力之诚，同时使得谒陵者在仪式中深切感受到赓续
总理遗志的神圣使命。国民党将谒陵活动与政治生活紧密联系，每逢孙中山纪念日、重大节日都举行大规
模谒陵仪式。在大规模的集体谒陵活动中，谒陵者齐集祭堂后，一般举行如下仪式：全体肃立、奏乐、全
体唱党歌、向孙中山坐像敬献花圈，向孙中山坐像行“最敬礼”（三鞠躬），恭读“总理遗嘱”，全体低头
默念三分钟。在庄严肃穆的氛围中，人们加深对孙中山的崇敬之情。
在中山陵，除了国民政府最高当局组织的定期和临时性集体谒陵行为以外，各级、各地党政军警机关、
学校、社会团体组织的不定期的集体谒陵活动更加频繁。人们从各地到达中山陵后，在山下广场即可仰视
中山陵祭堂，当人们经过一条长达480米的墓道，进入陵门，登上392级台阶，抬眼便见祭堂大门上方“天
地正气”四个大字，以及门楣上的“民权”、“民族”、“民生”六个字，体悟中山陵所承载的政治意蕴。步
入祭堂，便见孙中山的雕像巍然居中而坐，双目平视。头顶上方的青天白日满地红图案，古朴而庄严。堂
内墙壁的石刻文字，简洁而有力。这种庄严肃穆的氛围，传达着一种无声而有形的力量，使谒陵者的心态
一时间仿佛超越了时空，沉浸在“孙中山”这一形象所连接起来的意义网络里。当人们瞻仰孙中山的高大
坐像，崇敬和哀思油然而生，再参与庄严神圣的祭拜仪式，立即融入仪式所营造的庄严、神圣的祭奠氛围。
整个仪式过程充满着宗教式的崇拜和虔诚，更容易升华人们的情感，增强其对孙中山的崇拜心理，铭刻难
以磨灭的历史记忆。
民国时期的谒陵活动，使得孙中山及中山陵成为近代中国最具有影响力的政治象征符号。对孙中山的
偶像崇拜其最本质的内核是民族主义，因此，谒陵仪式的功能是凝聚中华民族、激发民族主义，它在建构
近代中国民族国家、强化民族认同方面曾经起到积极作用。通过反复的谒陵纪念活动，将“孙中山”这一
形象与之相连的意义体系不断传输给国人，强化国人的主流历史记忆。
[13]
中山陵这座独特的纪念建筑逐渐
深入人心，向国人传递政治意蕴与历史记忆。
四、结语
孙中山逝世后，全国各地兴起的追悼活动，民众在不同程度上形成对“孙中山”象征符号的共同记
忆。通过对孙中山的哀悼仪式，不仅让人们寄托哀思，而且对孙中山有更多的民族认同。国民党自命为孙
中山的忠诚继承者，强调通过孙中山崇拜来统领人心，凝聚民气，建构国民对“党治国家”的认同。中山
陵的修建树立起孙中山这一精神偶像，作为凝聚民族认同的精神纽带。“奉安大典”的党葬仪式，广泛唤
起民众对孙中山的历史记忆，将孙中山的领袖崇拜灌输到普通民众身上。庄严肃穆的谒陵纪念活动，不仅
将“孙中山”的记忆深入国民心中，更激发起国人的民族意识，提升民族的凝聚力，强化民族的认同。建
筑承载着历史，巍峨的中山陵彰显着孙中山的伟大品格与不朽精神，激励着后人为民族富强而努力奋斗。
【注释】：
[1]李恭忠 ：《中山陵：一个现代政治符号的诞生》，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 第376页
[2]文娜：《从挽联看孙中山去世后的政坛恩怨》，领导文萃，2013年第7期
[3]当时围绕着孙中山的葬礼有着“国葬”与“党葬”之争，北京段祺瑞政府授予孙中山“国葬”的名分，
国民党人为实现孙中山的未竟事业，主张将革命目标融入丧事操办中，以“党葬”的名义确立国民党为孙
中山等人开创的现代中国革命的当然继承者。
[4] 茅家琦: 《孙中山评传》，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864页
[5] 马晓，周学鹰，《吕彦直的设计思想与中山陵的建筑设计意匠》，南京社会科学2009年第6期
[6] 在中山陵修筑过程中，建筑师吕彦直起到重要作用，他不仅是中山陵的设计者，而且负责所有中山陵
工程，监理陵工，积劳成疾，在陵墓即将落成之际病逝。1930年，总理陵园管理委员会决议，在陵墓奠基
室内为吕彦直立纪念碑。
[7] 李恭忠：《开放的纪念性：中山陵建筑精神的表达与实践》，南京大学学报，2004年第3期
[8] 惠之：《中山陵为何无墓志铭》，文史博览，2016年第1期
[9] 沙文涛：《国民党对孙中山丧事的政治运作》，历史教学（下半月刊），2011年第2期
[10] 陈蕴茜：《崇拜与记忆：孙中山符号的建构与传播》，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145页
[11] 王奇生：《党员、党权与党争—1924—1949年中国国民党的组织形态》，北京：华文出版社，2010年，
第 152页
[12] 李恭忠 ：《中山陵：一个现代政治符号的诞生》，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
[13]陈蕴茜：《合法性与“孙中山”政治象征符号的构建》，江海学刊，2006年第2期
第31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