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9月27日发(作者：刁樱)
《蓝衣社内幕》:军统与汪伪的厮杀
傅胜蓝，浙江金华人，早年曾是共产党人，在大革命时代被派往莫斯科中山
大学留学。这样的经历，后来在许多叛徒出身的国民党特务中不乏其例。国民党
特务之所以吸收这些人，一是这些人懂得中共的底细，二是更加懂得苏联的底细，
特别是共产党的内部组织及其运行等，这是刚刚“出道”的国民党特务十分陌生
的。
据悉，傅胜蓝叛变后，被国民党大特务康泽说服，于1933年加入了“力行社”
的外围组织“革青会”，后来又进入“力行社”核心，并主编其机关刊物 《司令
塔》。又据也是国民党特务以及汪伪特务的陈恭澍后来回忆 （他曾以过来人的口
吻详细讲述了一部“特工史”，所谓 《英雄无名》 五部曲，大陆版为 《军统第
一杀手回忆录》――笔者注），“兼并南昌行营调查课后，特务处内顿然增加了一
批新人，其中以留苏学生和脱共分子居多。老实说，平均水准，比戴先生以军校
同学为骨干的老班底优秀多了„„所以多获戴先生之重寄”（陈恭澍，《北国锄
奸》，档案出版社，1988年版），其中就有傅胜蓝。
戴笠的特务处曾出版过许多专业书籍，这些书籍是训练特务的教材，其中有
一本即是由大叛徒王新衡和傅胜蓝合译的苏联 《切卡―格别乌》（即“契卡”，
又名“格别乌”），内容是苏联特工组织和活动的概况。此外还有大叛徒顾顺章口
述、臧公惠整理记录的 《特务工作的理论与实际》，以及由另一名叛徒程一鸣撰
写的 《情报学》 和 《内勤业务》。这些教材加之由特务头子郑介民撰写的 《军
事谍报》 等，成为国民党“军统”各特务训练班的基本参考教材。
诡异的“《司令塔》事件”
傅胜蓝在国民党特务组织期间，曾发生过一次著名的事件，即“《司令塔》 事
件”。
《司令塔》 是“力行社”的社刊。当年几名国民党“青年才俊”忧于国难和
内扰，发起成立了“三民主义力行社”。成立之初，作为其“两大建设”（精神
建设、组织建设） 之一的“精神建设”的具体措施，即阐述组织的精神、统一成
员的思想和活动等，《司令塔》 于是问世。这是64开的小册子，每期不过薄薄的
七八页，但它却不啻是“力行社”的精神纽带，大凡下达命令、情报汇编等皆收
录在内，且发行时间长达7年左右，实为国民党早期特务组织最重要的一本绝密
刊物。由于“《司令塔》 事件”，傅胜蓝得咎入狱，并由此积恨于心，为他后来
再次叛变作了铺垫。
却说当年由汪精卫兼任部长的国民政府外交部，因为一再对日本妥协退让，
被许多激进的爱国人士视为“汉奸的大本营”。也是在这一历史背景下，1935年
春，在刚刚出版的一期《司令塔》中，居然出现了两张夹页――那是一份完整的
刺杀汪精卫的计划书。《司令塔》 当年是仅供“力行社”社员参阅的，被当局视
为绝密文件，甚至“蓝衣社”的魁首们也必须实行“阅后焚毁”的纪律。多年之
后，青年历史学者丁三仍然不解地说：“没有人知道它是怎么进入‘朝天宫’（也
是南京国民党特工的一个活动场所――笔者注），怎么放进三百余份小册子里的。
更没有人知道，究竟是谁在这么做。最令人感到诡异的是，那个人又通过某种途
径，‘将此夹有两页的刊物给汪氏看’。”（丁三， 《蓝衣社――中国法西斯运
动始末》，语文出版社，2010年版） 显然，似是有人刻意以此来挑拨蒋、汪的关
系。彼时面对日本侵华的强劲姿态，蒋、汪的对策有了分歧，却又有相通之处，
这也就可以理解为什么汪精卫获悉 《司令塔》 的事情后，会那样地勃然大
怒――“素来温文尔雅、被视为彬彬君子的他，在众多国民党元老面前诉说起了
自己的委屈。通车、通邮问题，不是蒋介石主张的吗？不久前刊载在 《外交评论》
杂志、被视为中日和解象征的《敌乎？友乎？中日关系之检讨》 一文，不就是蒋
介石口述、陈布雷命笔，并以徐道邻的名义发表的吗？他的所作所为，既代蒋受
过，又成为‘蓝衣社’的刺杀对象，天下焉有此理？”于是，接下来的事更加证
明了“《司令塔》 事件”并非空谷足音。
1935年11月1日，在南京复成桥的国民党中央党部大礼堂，正在召开国民
党第四届六中全会的开幕式。这次会议本来是作为国民党“五大”的一个预备会
议，所谓“冠冕云集”，“济济一堂”。这一天，有百余名国民党中央委员在拜
谒中山陵之后，一一入场，随即在党歌声中，由行政院院长和国民党中央政治会
议主席汪精卫致开幕词。开幕式结束后，9时30分，全体委员齐集会议厅门前合
影，而在汪精卫身边却留下了一个空位，那本来是蒋介石的位置，“这个反常的
现象，使接下去的事件显得烟波诡异、疑点重重”。不久，一名外披大衣、内穿
西装的青年闪身而出，突然掏枪，朝汪精卫连开了三枪，汪精卫应声倒地。
“刺汪案”是民国史上一个转折点，蒋、汪的破裂由此一发不可收拾。至于
“《司令塔》 事件”，后来丁三认为：傅胜蓝不过是“力行社”要员酆悌的替罪
羊，最终，“作为宣传处助理干事、《司令塔》主编，他被判入狱两年”。
傅胜蓝会忍气吞声么？
两本《蓝衣社内幕》
丁三在 《蓝衣社》 中写道：“傅胜蓝转投戴笠系统后，1942年，他再次被
汪伪‘76号’捕获了。这次，周佛海亲自出面，不仅说服他改换了门庭，而且使
他答应与文化界大汉奸、作家张爱玲的丈夫胡兰成合作，写作 《蓝衣社内幕》 一
书。”
“毫无疑问，周佛海此举，为的是诋毁重庆政权，并多少给伪政权涂脂抹粉。
但在市井纷传‘蓝衣社’，而戴笠系统又无处不在之际，这本书具有极大的时效
性和轰动效果：当年秋天，《蓝衣社内幕》 出版后，行情一路看涨，被称为‘洛
阳纸贵’‘凡识文墨者莫不知有该书’。短短两三年时间，这部真伪难辨、兼有
史实和演义色彩的著作，销售高达二百余万册。”
“作为民国罕见的畅销书之一，《蓝衣社内幕》自然也流传进了后方，流传到
那些‘力行社’发起人的手里。问题在于，在抗战救亡的背景下，在众多魁首或
失意或沉沦之际，谁还顾得上与之辩驳呢？谁愿意去追溯它最初的、清新而澎湃
的道路呢？何况，所有这些还都被视为重大机密。又何况，在‘力行社’早已烟
消云散的情况下，它的主要遗产，那个庞大、森严而面目诡异的‘军统局’，与
傅胜蓝所说所写的也没有什么区别。它最适合的名字，或许就是‘蓝衣社’„„”
傅胜蓝1942年再次叛变，投靠了日伪
政权，而他的“见面礼”竟是一本 《蓝衣社内幕》 （据说这本书还被日本在上
海的宪兵和警察用来做教材，来训练替他们秘密服务的特务――笔者注）。这不禁
要让笔者多说几句了。其实，应该是有两本相同书名的 《蓝衣社内幕》，一本是
傅、胡合著的，另一本则是当年由汪伪的 《国民新闻》 连载的。后者的作者却
是以另一个“军统”叛徒陈恭澍的名义撰写的，传说这是汪伪当局为了断绝陈恭
澍的“回头”之路而设计的，也即李士群、万里浪、傅胜蓝的策划。1942年4月，
上海的国民新闻图书印刷公司在连载结束之后又出版了同名的书，列为“国民新
闻丛书”之六，堂而皇之地行销于市，在书后的广告页中还有宣传提要：“‘蓝
衣社’之在中国，几已妇孺皆知，甚至声闻世界，与苏联之‘格别乌’同样震惊
世人。本书作者以该社高级干部之身份作现身说法，真实地暴露十年来中国的秘
密政治之内容，其详尽精确自非局外人所可企及，实为阐述中国秘密政治之第一
部信史，亦为阐述中国秘密政治之第一部巨著。”于是，虽说此书只有薄薄的100
余页、15万字，却一时洛阳纸贵，甚至一版再版，一直印了10余万册 （一说200
余万册）。
陈恭澍的 《蓝衣社内幕》不但对戴笠领导的“军统”特务机关的前身及沿革、
现行组织及一般人事、国内各主要区站人事表、主办训练班情况及主要工作现状、
今后工作预测，以及一些重要案件的内幕与实施经过等均有交代，甚至还将一些
密电、手令之类的东西都影印出来，可谓“图文并茂”。《蓝衣社内幕》 不仅言
及人所罕知的“力行社”特务处，还大谈“蓝衣社”（据说是1932年春夏之间，
在国民党军事委员会成立的一个效仿法西斯主义并以“蓝衣社”名之的秘密组
织，意在习仿意大利的“黑衫党”和德国的“褐衫党”，除反共之外还针对日本
军部以及汉奸，因而随即引起日本情报机关的高度关注，不过，其究竟如何，抑
或是有人故意以讹传讹，那就不知道了――笔者注） 的秘密，或真或假，成了一
道谜案。
陈恭澍后来称自己于1941年11月被汪伪特务机关逮捕，自忖要是与汪伪对
着干只有死路一条，于是便把他领导下的“军统”上海区140多名特工和盘托出，
所谓“如果用‘忍辱偷生’这句话来形容这段过程，我不承认也不行，可是事实
上并不尽然，因为其间的确有些个意想不到的境遇”。于是汪伪特务机关不费吹
灰之力就一举扫荡了“军统”上海区，缴获大批枪械弹药、电台和秘密文件，成
为“和平运动开展以来在上海的最大一次破获”。为了防范陈恭澍“曲线救国”
的机心，汪伪特工总部头子李士群遂以釜底抽薪之计，让先期投降汪伪的王天木
（也是“军统”的一名杀手，有“军统”之“十大将”“三大杀手”“四大金
刚”之一之称――笔者注） 动笔，加以胡兰成的润色，以移花接木手法，成就了
《蓝衣社内幕》 这本书。至于署名陈恭澍，乃是断其后路的妙法，而此计的实施
果然大奏其效，由于该书暴露了“军统”的许多秘密，当时远在重庆的戴笠对陈
恭澍恨得牙根痒痒，而陈恭澍情知如此，不得已也为李士群做了些事。但他却很
有心计地把王天木的原稿收藏了起来，这才逃过战后的一死。
据“光复”后在上海“肃奸”的程一鸣回忆：“陈恭澍知道我到上海，拿了
《蓝衣社内幕》 的底稿来见我，请我把这本底稿送给戴笠，说‘这本书是王天木
写的，和我没有关系。王天木和戴笠是拜把兄弟，戴笠认识王天木的笔迹，请你
帮忙，希望戴笠不要杀我’。”结果果然如此。戴笠不久因飞机失事暴毙，陈恭
澍又依仗自己与接任者郑介民的私交，不仅没有获罪，而且“归队”被派到北平
担任绥靖第一大队大队长，乃至后来随同国民党政府逃往台湾，继续在情报机关
任职，后任台湾“国防部”情报局第二处处长。
如此说来，所谓 《蓝衣社内幕》 看来并非由陈恭澍所作，如其晚年所说，
“都说特务工作不择手段，所以冒名出书也就被用上了”。至于其真正的作者，
恐怕是“集体的智慧”吧。而能够揭示“蓝衣社”内幕的，当系其内部人的曝光，
这或者就有傅胜蓝、王天木，以及推手李士群等的痕迹了。
一个类似《色・戒》的故事和汉奸市长
傅胜蓝“落水”之前，是“军统”青岛站的站长，是王天木的部下。王天木
彼时曾任“军统”华北区区长、特派员、上海区区长，因刺杀了伪“维新政府”
外交部部长陈�，引起汪伪集团的报复，被李士群逮捕又故意释放，随即引起戴
笠的怀疑，遂密令除掉这个“叛徒”，王天木因此转而投敌，供出众多同僚，傅
胜蓝也因此被捕和叛变。
多年后，一部 《色・戒》 的电影引起人们对抗战时期谍战的浓厚兴趣，而
相似于电影情节的，也有一个“血淋淋的真实故事”。这个悲剧的主人公，则是
傅胜蓝和丁履贞。
丁履贞是山东日照人，曾受训于“军统”临澧训练班，1938年底被派赴青岛
站任内勤。傅胜蓝叛变后，丁履贞亦被裹挟而去，当时两人有恋情，“军统”为
了制裁傅胜蓝，与丁履贞取得了秘密联系，并责成她相机执行制裁任务。陈恭澍
回忆说：“她虽然与傅接触的机会很多，也很容易得手，可是她究竟是个女孩子，
而且因感情作祟，枪击刀刺，她都下不了手。最后只得改用毒剂，要她将无色无
臭无味的某种毒药，下在傅某常用的热水瓶里，在不知不觉中就可以将傅毒杀。
但是药剂交给她之后，却迟迟没有消息。当然丁是忠于国家、忠于组织的，事实
上，这时候她是人天交战，陷入了痛苦之中，下手吧，意下不忍;不下手吧，任务
在身，局本部又催逼得紧。由于心理矛盾，忧形于色，种种举措难免失常，这些
早都落入了傅胜蓝的眼里，傅是一个老狐狸，又受过苏俄‘格别乌’的训练，所
以提高了警觉，处处都防备着她。终于有一天在她放置毒剂之际，被傅当场抓住，
随后就将她勒毙在卧室之中。”
陈恭澍的回忆一如他的 《英雄无名》，许多出自其“演义”。事实上自武汉
撤退后，傅胜蓝奉派建立青岛站，曾去临澧训练班挑选干部，选中了丁履贞，此
后他们奉准组织“掩护家庭”，丁履贞即在傅胜蓝的控制之中，乃至于傅胜蓝在
汪伪政治警察署署长苏成德唆使下附逆，丁履贞也陷于其中。及至傅胜蓝上任汪
伪杭州市市长，丁履贞也以“市长太太”的身份随行，不料傅胜蓝的大太太凶悍
异常，小老婆丁履贞名节两亏，悔恨交集，又因流产而几成疯妇，她大骂傅胜蓝
是“汉奸”“骗子”，最终触怒了傅胜蓝，遂以“私通‘军统’”的罪名，将丁
履贞秘密杀害。
汪伪两任杭州市长――何瓒和谭书奎，都是遭到国民党特工秘密刺杀的。何
瓒被击毙后，汪伪浙江省省长梅思平任命傅胜蓝继任其职，是为“以特制特”。
“以特制特”是抗战时期沦陷区的惯常现象，比如汪伪“76号”特工总部，其成
员有许多是国民党变节的特工，因此给国民党的潜伏特务造成了巨大的威胁。如
当时的“中统”苏沪区，除区长徐兆麟和一个会计逃脱之外，竟全军覆没，而“军
统”的上海区，其10个部门、8个行动大队、5个情报站，也竟无一幸免。
当然，作孽是必须要还的。抗战胜利后，在“肃奸”中被处死的汉奸和间谍
的名单中，赫然就有傅胜蓝的名字，他是和川岛芳子、丁默�、苏德成、万里浪
等共赴黄泉路的。
（选自《同舟共济》2015年第12期）
2024年9月27日发(作者：刁樱)
《蓝衣社内幕》:军统与汪伪的厮杀
傅胜蓝，浙江金华人，早年曾是共产党人，在大革命时代被派往莫斯科中山
大学留学。这样的经历，后来在许多叛徒出身的国民党特务中不乏其例。国民党
特务之所以吸收这些人，一是这些人懂得中共的底细，二是更加懂得苏联的底细，
特别是共产党的内部组织及其运行等，这是刚刚“出道”的国民党特务十分陌生
的。
据悉，傅胜蓝叛变后，被国民党大特务康泽说服，于1933年加入了“力行社”
的外围组织“革青会”，后来又进入“力行社”核心，并主编其机关刊物 《司令
塔》。又据也是国民党特务以及汪伪特务的陈恭澍后来回忆 （他曾以过来人的口
吻详细讲述了一部“特工史”，所谓 《英雄无名》 五部曲，大陆版为 《军统第
一杀手回忆录》――笔者注），“兼并南昌行营调查课后，特务处内顿然增加了一
批新人，其中以留苏学生和脱共分子居多。老实说，平均水准，比戴先生以军校
同学为骨干的老班底优秀多了„„所以多获戴先生之重寄”（陈恭澍，《北国锄
奸》，档案出版社，1988年版），其中就有傅胜蓝。
戴笠的特务处曾出版过许多专业书籍，这些书籍是训练特务的教材，其中有
一本即是由大叛徒王新衡和傅胜蓝合译的苏联 《切卡―格别乌》（即“契卡”，
又名“格别乌”），内容是苏联特工组织和活动的概况。此外还有大叛徒顾顺章口
述、臧公惠整理记录的 《特务工作的理论与实际》，以及由另一名叛徒程一鸣撰
写的 《情报学》 和 《内勤业务》。这些教材加之由特务头子郑介民撰写的 《军
事谍报》 等，成为国民党“军统”各特务训练班的基本参考教材。
诡异的“《司令塔》事件”
傅胜蓝在国民党特务组织期间，曾发生过一次著名的事件，即“《司令塔》 事
件”。
《司令塔》 是“力行社”的社刊。当年几名国民党“青年才俊”忧于国难和
内扰，发起成立了“三民主义力行社”。成立之初，作为其“两大建设”（精神
建设、组织建设） 之一的“精神建设”的具体措施，即阐述组织的精神、统一成
员的思想和活动等，《司令塔》 于是问世。这是64开的小册子，每期不过薄薄的
七八页，但它却不啻是“力行社”的精神纽带，大凡下达命令、情报汇编等皆收
录在内，且发行时间长达7年左右，实为国民党早期特务组织最重要的一本绝密
刊物。由于“《司令塔》 事件”，傅胜蓝得咎入狱，并由此积恨于心，为他后来
再次叛变作了铺垫。
却说当年由汪精卫兼任部长的国民政府外交部，因为一再对日本妥协退让，
被许多激进的爱国人士视为“汉奸的大本营”。也是在这一历史背景下，1935年
春，在刚刚出版的一期《司令塔》中，居然出现了两张夹页――那是一份完整的
刺杀汪精卫的计划书。《司令塔》 当年是仅供“力行社”社员参阅的，被当局视
为绝密文件，甚至“蓝衣社”的魁首们也必须实行“阅后焚毁”的纪律。多年之
后，青年历史学者丁三仍然不解地说：“没有人知道它是怎么进入‘朝天宫’（也
是南京国民党特工的一个活动场所――笔者注），怎么放进三百余份小册子里的。
更没有人知道，究竟是谁在这么做。最令人感到诡异的是，那个人又通过某种途
径，‘将此夹有两页的刊物给汪氏看’。”（丁三， 《蓝衣社――中国法西斯运
动始末》，语文出版社，2010年版） 显然，似是有人刻意以此来挑拨蒋、汪的关
系。彼时面对日本侵华的强劲姿态，蒋、汪的对策有了分歧，却又有相通之处，
这也就可以理解为什么汪精卫获悉 《司令塔》 的事情后，会那样地勃然大
怒――“素来温文尔雅、被视为彬彬君子的他，在众多国民党元老面前诉说起了
自己的委屈。通车、通邮问题，不是蒋介石主张的吗？不久前刊载在 《外交评论》
杂志、被视为中日和解象征的《敌乎？友乎？中日关系之检讨》 一文，不就是蒋
介石口述、陈布雷命笔，并以徐道邻的名义发表的吗？他的所作所为，既代蒋受
过，又成为‘蓝衣社’的刺杀对象，天下焉有此理？”于是，接下来的事更加证
明了“《司令塔》 事件”并非空谷足音。
1935年11月1日，在南京复成桥的国民党中央党部大礼堂，正在召开国民
党第四届六中全会的开幕式。这次会议本来是作为国民党“五大”的一个预备会
议，所谓“冠冕云集”，“济济一堂”。这一天，有百余名国民党中央委员在拜
谒中山陵之后，一一入场，随即在党歌声中，由行政院院长和国民党中央政治会
议主席汪精卫致开幕词。开幕式结束后，9时30分，全体委员齐集会议厅门前合
影，而在汪精卫身边却留下了一个空位，那本来是蒋介石的位置，“这个反常的
现象，使接下去的事件显得烟波诡异、疑点重重”。不久，一名外披大衣、内穿
西装的青年闪身而出，突然掏枪，朝汪精卫连开了三枪，汪精卫应声倒地。
“刺汪案”是民国史上一个转折点，蒋、汪的破裂由此一发不可收拾。至于
“《司令塔》 事件”，后来丁三认为：傅胜蓝不过是“力行社”要员酆悌的替罪
羊，最终，“作为宣传处助理干事、《司令塔》主编，他被判入狱两年”。
傅胜蓝会忍气吞声么？
两本《蓝衣社内幕》
丁三在 《蓝衣社》 中写道：“傅胜蓝转投戴笠系统后，1942年，他再次被
汪伪‘76号’捕获了。这次，周佛海亲自出面，不仅说服他改换了门庭，而且使
他答应与文化界大汉奸、作家张爱玲的丈夫胡兰成合作，写作 《蓝衣社内幕》 一
书。”
“毫无疑问，周佛海此举，为的是诋毁重庆政权，并多少给伪政权涂脂抹粉。
但在市井纷传‘蓝衣社’，而戴笠系统又无处不在之际，这本书具有极大的时效
性和轰动效果：当年秋天，《蓝衣社内幕》 出版后，行情一路看涨，被称为‘洛
阳纸贵’‘凡识文墨者莫不知有该书’。短短两三年时间，这部真伪难辨、兼有
史实和演义色彩的著作，销售高达二百余万册。”
“作为民国罕见的畅销书之一，《蓝衣社内幕》自然也流传进了后方，流传到
那些‘力行社’发起人的手里。问题在于，在抗战救亡的背景下，在众多魁首或
失意或沉沦之际，谁还顾得上与之辩驳呢？谁愿意去追溯它最初的、清新而澎湃
的道路呢？何况，所有这些还都被视为重大机密。又何况，在‘力行社’早已烟
消云散的情况下，它的主要遗产，那个庞大、森严而面目诡异的‘军统局’，与
傅胜蓝所说所写的也没有什么区别。它最适合的名字，或许就是‘蓝衣社’„„”
傅胜蓝1942年再次叛变，投靠了日伪
政权，而他的“见面礼”竟是一本 《蓝衣社内幕》 （据说这本书还被日本在上
海的宪兵和警察用来做教材，来训练替他们秘密服务的特务――笔者注）。这不禁
要让笔者多说几句了。其实，应该是有两本相同书名的 《蓝衣社内幕》，一本是
傅、胡合著的，另一本则是当年由汪伪的 《国民新闻》 连载的。后者的作者却
是以另一个“军统”叛徒陈恭澍的名义撰写的，传说这是汪伪当局为了断绝陈恭
澍的“回头”之路而设计的，也即李士群、万里浪、傅胜蓝的策划。1942年4月，
上海的国民新闻图书印刷公司在连载结束之后又出版了同名的书，列为“国民新
闻丛书”之六，堂而皇之地行销于市，在书后的广告页中还有宣传提要：“‘蓝
衣社’之在中国，几已妇孺皆知，甚至声闻世界，与苏联之‘格别乌’同样震惊
世人。本书作者以该社高级干部之身份作现身说法，真实地暴露十年来中国的秘
密政治之内容，其详尽精确自非局外人所可企及，实为阐述中国秘密政治之第一
部信史，亦为阐述中国秘密政治之第一部巨著。”于是，虽说此书只有薄薄的100
余页、15万字，却一时洛阳纸贵，甚至一版再版，一直印了10余万册 （一说200
余万册）。
陈恭澍的 《蓝衣社内幕》不但对戴笠领导的“军统”特务机关的前身及沿革、
现行组织及一般人事、国内各主要区站人事表、主办训练班情况及主要工作现状、
今后工作预测，以及一些重要案件的内幕与实施经过等均有交代，甚至还将一些
密电、手令之类的东西都影印出来，可谓“图文并茂”。《蓝衣社内幕》 不仅言
及人所罕知的“力行社”特务处，还大谈“蓝衣社”（据说是1932年春夏之间，
在国民党军事委员会成立的一个效仿法西斯主义并以“蓝衣社”名之的秘密组
织，意在习仿意大利的“黑衫党”和德国的“褐衫党”，除反共之外还针对日本
军部以及汉奸，因而随即引起日本情报机关的高度关注，不过，其究竟如何，抑
或是有人故意以讹传讹，那就不知道了――笔者注） 的秘密，或真或假，成了一
道谜案。
陈恭澍后来称自己于1941年11月被汪伪特务机关逮捕，自忖要是与汪伪对
着干只有死路一条，于是便把他领导下的“军统”上海区140多名特工和盘托出，
所谓“如果用‘忍辱偷生’这句话来形容这段过程，我不承认也不行，可是事实
上并不尽然，因为其间的确有些个意想不到的境遇”。于是汪伪特务机关不费吹
灰之力就一举扫荡了“军统”上海区，缴获大批枪械弹药、电台和秘密文件，成
为“和平运动开展以来在上海的最大一次破获”。为了防范陈恭澍“曲线救国”
的机心，汪伪特工总部头子李士群遂以釜底抽薪之计，让先期投降汪伪的王天木
（也是“军统”的一名杀手，有“军统”之“十大将”“三大杀手”“四大金
刚”之一之称――笔者注） 动笔，加以胡兰成的润色，以移花接木手法，成就了
《蓝衣社内幕》 这本书。至于署名陈恭澍，乃是断其后路的妙法，而此计的实施
果然大奏其效，由于该书暴露了“军统”的许多秘密，当时远在重庆的戴笠对陈
恭澍恨得牙根痒痒，而陈恭澍情知如此，不得已也为李士群做了些事。但他却很
有心计地把王天木的原稿收藏了起来，这才逃过战后的一死。
据“光复”后在上海“肃奸”的程一鸣回忆：“陈恭澍知道我到上海，拿了
《蓝衣社内幕》 的底稿来见我，请我把这本底稿送给戴笠，说‘这本书是王天木
写的，和我没有关系。王天木和戴笠是拜把兄弟，戴笠认识王天木的笔迹，请你
帮忙，希望戴笠不要杀我’。”结果果然如此。戴笠不久因飞机失事暴毙，陈恭
澍又依仗自己与接任者郑介民的私交，不仅没有获罪，而且“归队”被派到北平
担任绥靖第一大队大队长，乃至后来随同国民党政府逃往台湾，继续在情报机关
任职，后任台湾“国防部”情报局第二处处长。
如此说来，所谓 《蓝衣社内幕》 看来并非由陈恭澍所作，如其晚年所说，
“都说特务工作不择手段，所以冒名出书也就被用上了”。至于其真正的作者，
恐怕是“集体的智慧”吧。而能够揭示“蓝衣社”内幕的，当系其内部人的曝光，
这或者就有傅胜蓝、王天木，以及推手李士群等的痕迹了。
一个类似《色・戒》的故事和汉奸市长
傅胜蓝“落水”之前，是“军统”青岛站的站长，是王天木的部下。王天木
彼时曾任“军统”华北区区长、特派员、上海区区长，因刺杀了伪“维新政府”
外交部部长陈�，引起汪伪集团的报复，被李士群逮捕又故意释放，随即引起戴
笠的怀疑，遂密令除掉这个“叛徒”，王天木因此转而投敌，供出众多同僚，傅
胜蓝也因此被捕和叛变。
多年后，一部 《色・戒》 的电影引起人们对抗战时期谍战的浓厚兴趣，而
相似于电影情节的，也有一个“血淋淋的真实故事”。这个悲剧的主人公，则是
傅胜蓝和丁履贞。
丁履贞是山东日照人，曾受训于“军统”临澧训练班，1938年底被派赴青岛
站任内勤。傅胜蓝叛变后，丁履贞亦被裹挟而去，当时两人有恋情，“军统”为
了制裁傅胜蓝，与丁履贞取得了秘密联系，并责成她相机执行制裁任务。陈恭澍
回忆说：“她虽然与傅接触的机会很多，也很容易得手，可是她究竟是个女孩子，
而且因感情作祟，枪击刀刺，她都下不了手。最后只得改用毒剂，要她将无色无
臭无味的某种毒药，下在傅某常用的热水瓶里，在不知不觉中就可以将傅毒杀。
但是药剂交给她之后，却迟迟没有消息。当然丁是忠于国家、忠于组织的，事实
上，这时候她是人天交战，陷入了痛苦之中，下手吧，意下不忍;不下手吧，任务
在身，局本部又催逼得紧。由于心理矛盾，忧形于色，种种举措难免失常，这些
早都落入了傅胜蓝的眼里，傅是一个老狐狸，又受过苏俄‘格别乌’的训练，所
以提高了警觉，处处都防备着她。终于有一天在她放置毒剂之际，被傅当场抓住，
随后就将她勒毙在卧室之中。”
陈恭澍的回忆一如他的 《英雄无名》，许多出自其“演义”。事实上自武汉
撤退后，傅胜蓝奉派建立青岛站，曾去临澧训练班挑选干部，选中了丁履贞，此
后他们奉准组织“掩护家庭”，丁履贞即在傅胜蓝的控制之中，乃至于傅胜蓝在
汪伪政治警察署署长苏成德唆使下附逆，丁履贞也陷于其中。及至傅胜蓝上任汪
伪杭州市市长，丁履贞也以“市长太太”的身份随行，不料傅胜蓝的大太太凶悍
异常，小老婆丁履贞名节两亏，悔恨交集，又因流产而几成疯妇，她大骂傅胜蓝
是“汉奸”“骗子”，最终触怒了傅胜蓝，遂以“私通‘军统’”的罪名，将丁
履贞秘密杀害。
汪伪两任杭州市长――何瓒和谭书奎，都是遭到国民党特工秘密刺杀的。何
瓒被击毙后，汪伪浙江省省长梅思平任命傅胜蓝继任其职，是为“以特制特”。
“以特制特”是抗战时期沦陷区的惯常现象，比如汪伪“76号”特工总部，其成
员有许多是国民党变节的特工，因此给国民党的潜伏特务造成了巨大的威胁。如
当时的“中统”苏沪区，除区长徐兆麟和一个会计逃脱之外，竟全军覆没，而“军
统”的上海区，其10个部门、8个行动大队、5个情报站，也竟无一幸免。
当然，作孽是必须要还的。抗战胜利后，在“肃奸”中被处死的汉奸和间谍
的名单中，赫然就有傅胜蓝的名字，他是和川岛芳子、丁默�、苏德成、万里浪
等共赴黄泉路的。
（选自《同舟共济》2015年第1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