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3月7日发(作者：牢婉娜)

从《劝学篇》看张之洞的教育改革思想

摘要：《劝学篇》是张之洞对洋务教育改革思想的系统阐述。张之洞的教育改革思想是以“致用”为灵魂的“旧体新用”论。他在《劝学篇》中主张以“变科举”来推动新式教育，以“守约”来改革“旧学”，分类型、分层次地“广实学”，鼓励多层次的“游学”来促进中国教育近代化。

关键词：《劝学篇》 张之洞 教育改革思想

《劝学篇》是张之洞“旧学为体，新学为用”（以下简称“旧体新用”）[1]（P41）洋务思想的系统总结，也是张之洞的教育改革思想从“经世致用”转为“旧体新用”后的系统总结。在《劝学篇》的24 篇文章中,或多或少涉及到教育的有12 篇,分别是《内篇》中的《正权》、《循序》、《守约》、《去毒》，《 外篇》中的《益智》、《游学》、《设学》、《学制》、《广译》、《阅报》、《变科举》、《兵学》。这些文章反映出了张之洞系统、全面的教育改革思想。

一、对“旧体新用”的教育改革指导思想作了总结

张之洞从踏上仕途即与教育事业结下了不解之缘。在长达40余年的官宦生涯中，张之洞一直都从事着教育事业。为了挽救清王朝“贫弱废弛”的“国势”， 张之洞认为必须从教育入手。“人皆知外洋各国之强由于兵,而不知外洋之强由于学。夫立国由于人才，人才出于立学”，[2]（P684）“中国不贫于财而贫于人才”。[3]（P908）他将国家、王朝的兴衰与教育直接联系起来，将兴学育才作为国家富强的第一要义，认为教育是立国的基础，国家的强盛要靠教育。“自强生于力，力生于智，智生于学。”[1]（P35）他还特别强调“古来世运之明晦，人才之盛衰，其表在政，其里在学”，[1]（P1）“学术造人才,人才维国势”。[1]（P4）因此，他一生也始终把兴学育才作为立国、强国的重大举措,致力于发展教育,培养人才。张之洞意识到中国“人才之贫由于见识不广，学业不实”，[3]（P908）即学不适用是中国人才贫乏之因，所以中国的教育必须改革。在《輶轩语》中，张之洞说：“国家养士，岂仅望其能作文字乎？通晓经术，明于大义，博考史传”，“尤宜讨论本朝掌故，明悉当时事势，方为切实经济”。[4]（P595）士人要“通晓经术，明于大义”，还要“切实经济”是张之洞早期教育改革指导思想“通经致用”的要求。当任封疆大吏后，张之洞变成了洋务派的后起之秀。在发展实业以求“自强”、“求富”的过程中，张之洞感到旧式教育已不能满足发展的需要，他便转而主张改革教育来适应其洋务事业的需要，教育改革指导思想也就从“通经致用”变为了“旧体新用”，突出“新学”的功能。张之洞认为：“今欲强中国，存中学，则不得不讲西学”，只有“择西学之可以补吾阙者用之，西政之可以起吾疾者取之”，[1]（P22）才能挽救中国之危亡。他提倡“新旧兼学”，“四书五经、中国史事、政书、地图”等“旧学”与“西政、西艺、西史”等“新学”都要学习，“不使偏废”。他还提倡“政、艺兼学”，认为既要学习学校地理、度支赋税、武备律例、劝工通商等“西政”内容，又要学习算绘矿医、声光化电等“西艺”内容。[1]（P41）在《劝学篇》中，张之洞写道“大抵救时之计、谋国之方，政尤急于艺”，[1]（P41）“西艺非要，西政为要”。[1]（P2）将“新学”由强调“西艺”到“西政”，体现了张之洞为“救时”、

自强而深化了“旧体新用”，扩大了“新学”的内容，强调学习“西政”的重要性，这同时体现了张之洞教育改革思想的灵魂——重在“致用”的特点。

二、以“变科举”来推动新式教育的教育改革思想

张之洞因强调人才的重要性而认识到“今日中国欲转贫弱为富强,舍学校更无下手之处”，[5]（P988）“非天下广设学堂不可”。[1]（P40）可是科举制“自明至今行之已五百余年,文胜而实衰, 法久而弊起”。当时“中国仕宦出于科举，虽有他途，其得美官者、膺重权者，必于科举乎取之”。[1]（P52）时局日新，国家缺乏“时务经济”之人才，虽也诏设学堂以造明习时务之才，“又开特科以搜罗之”，可是“学堂虽立，无进身之阶，人不乐为也”，“俊才皆仍志于科举”。[1]（P52）张之洞觉得学堂不兴，“朝野之汶暗如故，空疏亦如故”，[1]（P52）实是因为科举造成的，所以他提出“救时必自变法始,变法必自变科举始”[1]（P52-53），主张斟酌修改“科举之制”来促进学堂的推广、兴盛，以求得“习时务之人才”，达到自强、救亡的目的。如何变科举？张之洞设想：科举之体不变，变革科举的内容，议定科举新章，开经济特科，由原来仅试四书五经，统一弃取，改为加试实政实学和分场弃取，废八股改试策论。不论乡试还是会试，第一场考试中国史事、本朝政治论文五道。第二场考试时务策关于五洲各国政治、专门艺学等五道。第三场考试四书文两篇、五经文一篇。并且采取逐场淘汰的方法，被录取的方可考下一场，三场均优才中试发榜。[1]（P53）这个设想成为他后来废科举的思想基础。当他试图调和“旧学”与“新学”的努力归于失败时，他便着手“废科举”来推进教育改革。并且他的主张很快为清廷决策人物所接受，最终“按科递减科举取士之额为学堂取士之额”[3]（P915）的办法，在1906年废除了在中国已实行1300多年的科举制度，为推广新式学堂打开了通畅之路。

三、以“守约”来改革“旧学”促进学堂发展的教育改革思想

张之洞主张“旧体新用”，并不断扩大“新学”的内容，是用“中学为内学，西学为外学，中学治身心,西学应世事”，[1]（P71）以达到“保国、保教”，进而“保种”，让新式教育培养的人才“多智巧不忘圣（指圣贤之道，纲常名教——引者）”。[1]（P2）然而时势日迫，外患日急，再守孔、孟之教的“先博后约”来治“旧学”已为时势所不能容了，况且“孔、孟之时，经籍无多，人执一业可以成名，官习一事可以致用，故其博易言也”，而“今日四部之书汗牛充栋，老死不能遍观而尽识”。[1]（P24）所以，“今欲存中学，必自守约始，守约必自破除门面始”，将各门“中学”损之又损，“义主救世以致用当务为贵”。[1]（P25）他对各类学问分别提出了“守约”要求，如：经学通大义；诸子知取舍；理学看学案；词章读有实事者；政治书读近今者；等等。张之洞欲以“守约”来改革“旧学”促进新式学堂的迅速发展。但是张之洞仍然要求士人“十五岁以前，诵《孝经》、四书、五经正文，随文解义，并读史略、天文、地理、歌括、图式诸书，及汉、唐、宋人明白晓畅文字有益于今日行文者”，之后，才兼及“新学”，达到“将来入官用世之人，皆通晓中学大略之人”的目标，使“吾学、吾书庶几其不亡乎”。[1]（P25）张之洞为保存“旧学”真是用心良苦，但事与愿违，当新式教育日益发展，培养的“新学”人才越多，“旧学”则日益为人们所遗弃，最终在辛亥革命及“五四”运动中，激进的新知识分子们彻底走向了张之洞所期望的反面。

四、分类型、分层次地“广实学”的教育改革思想

1、“农工商兵皆须设学”的教育改革思想。张之洞继承了传统实学思想的精髓,把“致用”视为人才培养的基本标准,希望新的人才能改变传统的空疏之习。他说：朝廷作育人才,“以修行为基,以求实为主”。[5]（P977）他批评中国士大夫贱视工商,无经世济用能力的现象,认为科举出身的士子毕生困于考试,见闻狭隘,学业不实,精力消磨于经书,致不能熟悉“经济”,更别说洋务军务。如果科举不改, 士人“仍为八比，诗赋，小楷而已,救时之材何由而得？”[1]（P52）他指责中国的传统是没有农、工、商方面的专门之学,没有专门之才。要求得专门之才就非设新学堂来培养不可。面对积弱积贫、形势危急的中国, 张之洞深深感到当务之急是发展实业教育,培养实业人才。他经过办企业和教育的实践,不仅了解兴办实业学校作为富国的重要措施的必要,而且对农工商“生利之事”有较为深入的了解。他明确提出“农工商设学”培养人才,他说：“窃维富国之道,不外农工商三事”。[6]（P156）农工商是生利之事,开辟利源恰恰是自强之端。张之洞认为农业是工、商的基础，而把工业作为富国阜民的根本。尤其特别的是，他认为“商务关富强之大计”,[7]（P627）农工商三者不可能孤立发展,是互相作用,彼此影响的,“大抵农、工、商三事互相表里,互相钩贯,农瘠则病工,工钝则病商,工、商聋瞽则病农。三者交病,不可为国矣”。[1]（P60）1893年，张之洞在创建湖北自强学堂,设工艺、商务等门类学科。1896年2月,他又建江宁储才学堂,分交涉、农政、工艺、商务四门学科,目的在于恤商惠工,有益国计民生。3月,他支持地方绅士兴办农桑学堂等实业学校。清末农业教育发展较快,到1910年有高等农业学堂5所,在校生530人；中等农业学堂31所,在校生3226人；初等农业学堂59所,在校生2272人。这与张之洞的提倡“广实学”的教育改革思想及力行实践是分不开的。

2、“事事设学”和分类型、分层次设学的教育改革思想。张之洞不仅提出事事设学,处处设学,广泛建立实业学堂以造就人才的主张,还介绍西洋各国学校制度中分为“专门之学”与“公共之学”两部分,专门之学中包含各类实业学校。他认为如果不重视农工商之学,尽管中国地广人众也无用。可贵的是,他认识到实业学校不仅门类不同,在不同类型的学校,培养不同类型的人才；同时还认识到不同类型的人才还应有层次之别,如工艺学堂培养匠师,也培养匠首和匠目。因此,实业学堂“其程度亦有高等、中等、初等之分”,[8]（P200）是一个由低到高、层次分明的序列。对于19世纪末和20世初传统教育的不分科类、层次的状况,这是非常科学的见解,也是在此前的教育思想家未曾论及的。

3、改革“学制”的思想。张之洞在《劝学篇》中还提倡仿西洋“学制”来改革当时中国教育，让学堂发给学习期满的学生以“执照”，国家则以“执照”为凭据而用其才。他也提倡改革学堂经费筹集办法，“学堂之费率皆出地方绅富之捐集，而国家略发官款以补助之”，还要求学生“每人月须纳金若干，以为饮食束脩之费，贫家少纳，富家多纳”，从而使来学者“必欲所得而后归”，“官不多费则学广”。[1]（P43-44）张之洞的“广实学”教育改革思想比早期洋务派的教育思想丰富、深刻而完整,“在某些观点上,甚至还走在资产阶级维新派思想家前边”。[9]（P90）

五、以鼓励多层次“游学”来促进教育改革的思想

“出洋一年胜于读西书五年”，“入外国学堂一年胜于中国学堂三年”。[1]（P38）张之洞对出国“游学”极为推崇，他赞赏“游学”的直接、速效功用，也懂得只有“游学”才能领略、掌握“新学”的真谛。伊藤、山县等人“游学”的结果是蕞尔小国——日本的迅速变强，使日本打败了曾长期奉为老师且人多地广的中国，雄视东方；彼得大帝的“游学”使俄国从中世纪社会走向了近代化国家，“遂为四海第一大国”。[1]（P38）张之洞想用此来激励清廷效法日本、俄国，以“游学”来实现国家的振兴、王朝的繁荣昌盛。张之洞认为清廷曾派幼童赴美留学的效果不显著是因为年龄太小了，而学生“游学”则“失之使臣监督不措意，又无出身明文”，也难达“救亡”的目的。他建议“派京员游历”，[1]（P39）形成官民一体通“新学”，并“明文”鼓励，上下一心，中国迅速自强、振兴则指日可待。由于张之洞的大力倡导与实践，清末的留学生中，两湖地区的学生达数千人。他陆续派遣学生赴日学习，留学教育范围也不断扩大，从语言文字、军事等领域扩展到矿冶、铁路、工匠、弃目、师范和警察等领域。据光绪三十三年(1906年)的统计，来自全国各省的留日学生共有5400多名，其中张之洞所管辖的湖北所派学生即有1360余名，己占赴日留学人员总数约四分之一。这足以体现张之洞对“游学”的重视与力行是相统一的。

在近代中国的特殊年月里，老大而“贫弱”的中国在欧风美雨的强烈冲击下，张之洞作为意图兴办洋务教育以自强、救亡的洋务派代表，他在《劝学篇》中对其教育改革思想进行了系统总结。《劝学篇》总结了张之洞教育改革指导思想——“旧体新用”，反映了他的教育改革思想的灵魂——“致用”的特点，也体现了张之洞以“变科举”来推动新式教育，提倡以“守约”来改革“旧学”，分类型、分层次地“广实学”和鼓励多层次“游学”的教育改革思想。《劝学篇》为张之洞参与并主持制定中国第一个学制——癸卯学制奠定了思想基础。他的教育改革思想及实践也通过癸卯学制最终得以向全国推广。张之洞为中国的教育近代化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虽然《劝学篇》中也反映了张之洞的教育改革思想有着相当保守的成分，但是在那个“新学”与“旧学”相碰撞的时代，身居清廷高位的张之洞能力主“新学”，以“旧体新用”来调和中、西学，提出了切实可行的系统教育改革思想，这是极其可贵的。在中国教育近代化过程中，张之洞在《劝学篇》中总结的教育改革思想有着极其重要的地位。

注释：

[1] 张之洞.劝学篇[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

[2] 张之洞.吁请修备储才折[A].张文襄公全集[Z],第1册.中国书店,1990.

[3] 张之洞.变通政治人才为先遵旨筹议折[A].张文襄公全集[Z],第1册.中国书店,1990.

[4] 张之洞.輶轩语·语行第一[A].张之洞全集[Z],第4册.中国书店,1990.

[5] 张之洞.筹定学堂规模次第兴办折[A].张文襄公文集[Z],第1册.中国书

店,1990.

[6] 张之洞.设立农务工艺学堂暨劝工劝商公所折[A].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Z],上册.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1.

[7] 张之洞.设立自强学堂片[A].张文襄公全集[Z],第1册.中国书店,1990.

[8] 张百熙、张之洞等.学务纲要[A].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Z],上册.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1.

[9] 刘桂林.中国近代职业教育思想研究[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7.

2024年3月7日发(作者：牢婉娜)

从《劝学篇》看张之洞的教育改革思想

摘要：《劝学篇》是张之洞对洋务教育改革思想的系统阐述。张之洞的教育改革思想是以“致用”为灵魂的“旧体新用”论。他在《劝学篇》中主张以“变科举”来推动新式教育，以“守约”来改革“旧学”，分类型、分层次地“广实学”，鼓励多层次的“游学”来促进中国教育近代化。

关键词：《劝学篇》 张之洞 教育改革思想

《劝学篇》是张之洞“旧学为体，新学为用”（以下简称“旧体新用”）[1]（P41）洋务思想的系统总结，也是张之洞的教育改革思想从“经世致用”转为“旧体新用”后的系统总结。在《劝学篇》的24 篇文章中,或多或少涉及到教育的有12 篇,分别是《内篇》中的《正权》、《循序》、《守约》、《去毒》，《 外篇》中的《益智》、《游学》、《设学》、《学制》、《广译》、《阅报》、《变科举》、《兵学》。这些文章反映出了张之洞系统、全面的教育改革思想。

一、对“旧体新用”的教育改革指导思想作了总结

张之洞从踏上仕途即与教育事业结下了不解之缘。在长达40余年的官宦生涯中，张之洞一直都从事着教育事业。为了挽救清王朝“贫弱废弛”的“国势”， 张之洞认为必须从教育入手。“人皆知外洋各国之强由于兵,而不知外洋之强由于学。夫立国由于人才，人才出于立学”，[2]（P684）“中国不贫于财而贫于人才”。[3]（P908）他将国家、王朝的兴衰与教育直接联系起来，将兴学育才作为国家富强的第一要义，认为教育是立国的基础，国家的强盛要靠教育。“自强生于力，力生于智，智生于学。”[1]（P35）他还特别强调“古来世运之明晦，人才之盛衰，其表在政，其里在学”，[1]（P1）“学术造人才,人才维国势”。[1]（P4）因此，他一生也始终把兴学育才作为立国、强国的重大举措,致力于发展教育,培养人才。张之洞意识到中国“人才之贫由于见识不广，学业不实”，[3]（P908）即学不适用是中国人才贫乏之因，所以中国的教育必须改革。在《輶轩语》中，张之洞说：“国家养士，岂仅望其能作文字乎？通晓经术，明于大义，博考史传”，“尤宜讨论本朝掌故，明悉当时事势，方为切实经济”。[4]（P595）士人要“通晓经术，明于大义”，还要“切实经济”是张之洞早期教育改革指导思想“通经致用”的要求。当任封疆大吏后，张之洞变成了洋务派的后起之秀。在发展实业以求“自强”、“求富”的过程中，张之洞感到旧式教育已不能满足发展的需要，他便转而主张改革教育来适应其洋务事业的需要，教育改革指导思想也就从“通经致用”变为了“旧体新用”，突出“新学”的功能。张之洞认为：“今欲强中国，存中学，则不得不讲西学”，只有“择西学之可以补吾阙者用之，西政之可以起吾疾者取之”，[1]（P22）才能挽救中国之危亡。他提倡“新旧兼学”，“四书五经、中国史事、政书、地图”等“旧学”与“西政、西艺、西史”等“新学”都要学习，“不使偏废”。他还提倡“政、艺兼学”，认为既要学习学校地理、度支赋税、武备律例、劝工通商等“西政”内容，又要学习算绘矿医、声光化电等“西艺”内容。[1]（P41）在《劝学篇》中，张之洞写道“大抵救时之计、谋国之方，政尤急于艺”，[1]（P41）“西艺非要，西政为要”。[1]（P2）将“新学”由强调“西艺”到“西政”，体现了张之洞为“救时”、

自强而深化了“旧体新用”，扩大了“新学”的内容，强调学习“西政”的重要性，这同时体现了张之洞教育改革思想的灵魂——重在“致用”的特点。

二、以“变科举”来推动新式教育的教育改革思想

张之洞因强调人才的重要性而认识到“今日中国欲转贫弱为富强,舍学校更无下手之处”，[5]（P988）“非天下广设学堂不可”。[1]（P40）可是科举制“自明至今行之已五百余年,文胜而实衰, 法久而弊起”。当时“中国仕宦出于科举，虽有他途，其得美官者、膺重权者，必于科举乎取之”。[1]（P52）时局日新，国家缺乏“时务经济”之人才，虽也诏设学堂以造明习时务之才，“又开特科以搜罗之”，可是“学堂虽立，无进身之阶，人不乐为也”，“俊才皆仍志于科举”。[1]（P52）张之洞觉得学堂不兴，“朝野之汶暗如故，空疏亦如故”，[1]（P52）实是因为科举造成的，所以他提出“救时必自变法始,变法必自变科举始”[1]（P52-53），主张斟酌修改“科举之制”来促进学堂的推广、兴盛，以求得“习时务之人才”，达到自强、救亡的目的。如何变科举？张之洞设想：科举之体不变，变革科举的内容，议定科举新章，开经济特科，由原来仅试四书五经，统一弃取，改为加试实政实学和分场弃取，废八股改试策论。不论乡试还是会试，第一场考试中国史事、本朝政治论文五道。第二场考试时务策关于五洲各国政治、专门艺学等五道。第三场考试四书文两篇、五经文一篇。并且采取逐场淘汰的方法，被录取的方可考下一场，三场均优才中试发榜。[1]（P53）这个设想成为他后来废科举的思想基础。当他试图调和“旧学”与“新学”的努力归于失败时，他便着手“废科举”来推进教育改革。并且他的主张很快为清廷决策人物所接受，最终“按科递减科举取士之额为学堂取士之额”[3]（P915）的办法，在1906年废除了在中国已实行1300多年的科举制度，为推广新式学堂打开了通畅之路。

三、以“守约”来改革“旧学”促进学堂发展的教育改革思想

张之洞主张“旧体新用”，并不断扩大“新学”的内容，是用“中学为内学，西学为外学，中学治身心,西学应世事”，[1]（P71）以达到“保国、保教”，进而“保种”，让新式教育培养的人才“多智巧不忘圣（指圣贤之道，纲常名教——引者）”。[1]（P2）然而时势日迫，外患日急，再守孔、孟之教的“先博后约”来治“旧学”已为时势所不能容了，况且“孔、孟之时，经籍无多，人执一业可以成名，官习一事可以致用，故其博易言也”，而“今日四部之书汗牛充栋，老死不能遍观而尽识”。[1]（P24）所以，“今欲存中学，必自守约始，守约必自破除门面始”，将各门“中学”损之又损，“义主救世以致用当务为贵”。[1]（P25）他对各类学问分别提出了“守约”要求，如：经学通大义；诸子知取舍；理学看学案；词章读有实事者；政治书读近今者；等等。张之洞欲以“守约”来改革“旧学”促进新式学堂的迅速发展。但是张之洞仍然要求士人“十五岁以前，诵《孝经》、四书、五经正文，随文解义，并读史略、天文、地理、歌括、图式诸书，及汉、唐、宋人明白晓畅文字有益于今日行文者”，之后，才兼及“新学”，达到“将来入官用世之人，皆通晓中学大略之人”的目标，使“吾学、吾书庶几其不亡乎”。[1]（P25）张之洞为保存“旧学”真是用心良苦，但事与愿违，当新式教育日益发展，培养的“新学”人才越多，“旧学”则日益为人们所遗弃，最终在辛亥革命及“五四”运动中，激进的新知识分子们彻底走向了张之洞所期望的反面。

四、分类型、分层次地“广实学”的教育改革思想

1、“农工商兵皆须设学”的教育改革思想。张之洞继承了传统实学思想的精髓,把“致用”视为人才培养的基本标准,希望新的人才能改变传统的空疏之习。他说：朝廷作育人才,“以修行为基,以求实为主”。[5]（P977）他批评中国士大夫贱视工商,无经世济用能力的现象,认为科举出身的士子毕生困于考试,见闻狭隘,学业不实,精力消磨于经书,致不能熟悉“经济”,更别说洋务军务。如果科举不改, 士人“仍为八比，诗赋，小楷而已,救时之材何由而得？”[1]（P52）他指责中国的传统是没有农、工、商方面的专门之学,没有专门之才。要求得专门之才就非设新学堂来培养不可。面对积弱积贫、形势危急的中国, 张之洞深深感到当务之急是发展实业教育,培养实业人才。他经过办企业和教育的实践,不仅了解兴办实业学校作为富国的重要措施的必要,而且对农工商“生利之事”有较为深入的了解。他明确提出“农工商设学”培养人才,他说：“窃维富国之道,不外农工商三事”。[6]（P156）农工商是生利之事,开辟利源恰恰是自强之端。张之洞认为农业是工、商的基础，而把工业作为富国阜民的根本。尤其特别的是，他认为“商务关富强之大计”,[7]（P627）农工商三者不可能孤立发展,是互相作用,彼此影响的,“大抵农、工、商三事互相表里,互相钩贯,农瘠则病工,工钝则病商,工、商聋瞽则病农。三者交病,不可为国矣”。[1]（P60）1893年，张之洞在创建湖北自强学堂,设工艺、商务等门类学科。1896年2月,他又建江宁储才学堂,分交涉、农政、工艺、商务四门学科,目的在于恤商惠工,有益国计民生。3月,他支持地方绅士兴办农桑学堂等实业学校。清末农业教育发展较快,到1910年有高等农业学堂5所,在校生530人；中等农业学堂31所,在校生3226人；初等农业学堂59所,在校生2272人。这与张之洞的提倡“广实学”的教育改革思想及力行实践是分不开的。

2、“事事设学”和分类型、分层次设学的教育改革思想。张之洞不仅提出事事设学,处处设学,广泛建立实业学堂以造就人才的主张,还介绍西洋各国学校制度中分为“专门之学”与“公共之学”两部分,专门之学中包含各类实业学校。他认为如果不重视农工商之学,尽管中国地广人众也无用。可贵的是,他认识到实业学校不仅门类不同,在不同类型的学校,培养不同类型的人才；同时还认识到不同类型的人才还应有层次之别,如工艺学堂培养匠师,也培养匠首和匠目。因此,实业学堂“其程度亦有高等、中等、初等之分”,[8]（P200）是一个由低到高、层次分明的序列。对于19世纪末和20世初传统教育的不分科类、层次的状况,这是非常科学的见解,也是在此前的教育思想家未曾论及的。

3、改革“学制”的思想。张之洞在《劝学篇》中还提倡仿西洋“学制”来改革当时中国教育，让学堂发给学习期满的学生以“执照”，国家则以“执照”为凭据而用其才。他也提倡改革学堂经费筹集办法，“学堂之费率皆出地方绅富之捐集，而国家略发官款以补助之”，还要求学生“每人月须纳金若干，以为饮食束脩之费，贫家少纳，富家多纳”，从而使来学者“必欲所得而后归”，“官不多费则学广”。[1]（P43-44）张之洞的“广实学”教育改革思想比早期洋务派的教育思想丰富、深刻而完整,“在某些观点上,甚至还走在资产阶级维新派思想家前边”。[9]（P90）

五、以鼓励多层次“游学”来促进教育改革的思想

“出洋一年胜于读西书五年”，“入外国学堂一年胜于中国学堂三年”。[1]（P38）张之洞对出国“游学”极为推崇，他赞赏“游学”的直接、速效功用，也懂得只有“游学”才能领略、掌握“新学”的真谛。伊藤、山县等人“游学”的结果是蕞尔小国——日本的迅速变强，使日本打败了曾长期奉为老师且人多地广的中国，雄视东方；彼得大帝的“游学”使俄国从中世纪社会走向了近代化国家，“遂为四海第一大国”。[1]（P38）张之洞想用此来激励清廷效法日本、俄国，以“游学”来实现国家的振兴、王朝的繁荣昌盛。张之洞认为清廷曾派幼童赴美留学的效果不显著是因为年龄太小了，而学生“游学”则“失之使臣监督不措意，又无出身明文”，也难达“救亡”的目的。他建议“派京员游历”，[1]（P39）形成官民一体通“新学”，并“明文”鼓励，上下一心，中国迅速自强、振兴则指日可待。由于张之洞的大力倡导与实践，清末的留学生中，两湖地区的学生达数千人。他陆续派遣学生赴日学习，留学教育范围也不断扩大，从语言文字、军事等领域扩展到矿冶、铁路、工匠、弃目、师范和警察等领域。据光绪三十三年(1906年)的统计，来自全国各省的留日学生共有5400多名，其中张之洞所管辖的湖北所派学生即有1360余名，己占赴日留学人员总数约四分之一。这足以体现张之洞对“游学”的重视与力行是相统一的。

在近代中国的特殊年月里，老大而“贫弱”的中国在欧风美雨的强烈冲击下，张之洞作为意图兴办洋务教育以自强、救亡的洋务派代表，他在《劝学篇》中对其教育改革思想进行了系统总结。《劝学篇》总结了张之洞教育改革指导思想——“旧体新用”，反映了他的教育改革思想的灵魂——“致用”的特点，也体现了张之洞以“变科举”来推动新式教育，提倡以“守约”来改革“旧学”，分类型、分层次地“广实学”和鼓励多层次“游学”的教育改革思想。《劝学篇》为张之洞参与并主持制定中国第一个学制——癸卯学制奠定了思想基础。他的教育改革思想及实践也通过癸卯学制最终得以向全国推广。张之洞为中国的教育近代化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虽然《劝学篇》中也反映了张之洞的教育改革思想有着相当保守的成分，但是在那个“新学”与“旧学”相碰撞的时代，身居清廷高位的张之洞能力主“新学”，以“旧体新用”来调和中、西学，提出了切实可行的系统教育改革思想，这是极其可贵的。在中国教育近代化过程中，张之洞在《劝学篇》中总结的教育改革思想有着极其重要的地位。

注释：

[1] 张之洞.劝学篇[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

[2] 张之洞.吁请修备储才折[A].张文襄公全集[Z],第1册.中国书店,1990.

[3] 张之洞.变通政治人才为先遵旨筹议折[A].张文襄公全集[Z],第1册.中国书店,1990.

[4] 张之洞.輶轩语·语行第一[A].张之洞全集[Z],第4册.中国书店,1990.

[5] 张之洞.筹定学堂规模次第兴办折[A].张文襄公文集[Z],第1册.中国书

店,1990.

[6] 张之洞.设立农务工艺学堂暨劝工劝商公所折[A].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Z],上册.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1.

[7] 张之洞.设立自强学堂片[A].张文襄公全集[Z],第1册.中国书店,1990.

[8] 张百熙、张之洞等.学务纲要[A].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Z],上册.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1.

[9] 刘桂林.中国近代职业教育思想研究[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