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博弈中公平感知及行为决策的影响因素的述评与展望-USB迷|专注于互联网分享

2024年4月16日发(作者：袭识)

经济博弈中公平感知及行为决策的影响因素

的述评与展望

作者：李雪莹贾宁

来源：《心理技术与应用》2020年第11期

摘;要;公平是人们生活中重要的行为规范。在经济心理学和社会心理学领域中，研究者们

通常采用经济博弈的范式来探讨人们面临经济分配问题时的公平感知及行为决策，研究发现个

体的公平感知与行为决策会受到多方面因素的影响。本文通过梳理新近的研究成果，重点归纳

和述评了三方面的影响因素：被试的个体自然属性、社会属性及实验任务情境。未来的研究可

以从三方面进行尝试：第一，关注特殊群体的公平感知与行为决策; 第二，创设更加真实的实

验情境和实验任务，提升研究生态效度。而且，研究不仅要关注结果公平，也要关注过程公平;

第三，研究应该应用先进的认知神经技术及数据建模方法，通过多学科融合研究来揭示经济决

策中的心理加工过程和认知神经机制。

关键词;经济博弈; 公平感知; 决策

分类号;B842.9

DOI： 10.16842/2095-5588.2020.11.006

1;引言

中国自古便有“不患寡而患不均”的說法，公平一直受到经济学家、社会学家和心理学家的

关注。通常，人们把公平看作是物质财富分配过程中的规则，指的是人们希望在经济互动中的

投入与得到的结果成正比（Dijk & Vermunt， 2000）。在公平感知的研究中多采用经济博弈任

务。研究发现，人们对分配方案公平与否的主观感知会受到各种因素的影响，而人们的公平感

知又影响着后继做出的行为决策（Sanfey， 2007）。

最后通牒博弈（Ultimatum Game， UG）范式和独裁者博弈（Dictator Game，DG）范式是

应用最为广泛的经济博弈任务，用于研究经济互动中的公平感知及行为决策（Güth &

Kocher， 2014）。最后通牒博弈任务由两名玩家构成，其中一位是提议者（proposer），承担

分配任务，因此也被称为分配者; 另一位是回应者（responder）。任务的规则为：提议者向回

应者提出分配方案，如果回应者接受这一方案，则按照这种方案进行分配; 如果回应者选择拒

绝，则双方都拿不到钱（Güth， Schmittberger， & Schwarze， 1982）。独裁者博弈范式是最

后通牒博弈范式的一种变式（Kahneman， Knetsch， & Thaler， 1986），在该范式中，对于提

议者提出的任何分配方案，回应者都没有权力拒绝，只能选择接受。

利用经济博弈任务，研究者不仅可以观察到提议者对利益或公平的选择，也可以考察回应

者对提议的公平感知和反应（周晓林，胡捷，彭璐， 2015）。早期研究者提出经济理性假说

来解释人们在经济博弈任务中的表现（Zanolie， Cremer，;Gürolu， & Crone， 2015）。该假

说认为，如果人们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应当最大化个人所得。按照这一假设，理性的提议者

应该在规则允许的范围内拿出最少的钱给回应者，而理性的回应者最经济的决策是接受所有大

于零的分配（Güth et al.， 1982）。然而，大量的研究发现，两种游戏中的提议者都会提供更

加公平的分配（Chen， Wu， Li， & Wang， 2018; Fernandes et al.， 2019; Li， Xu， &

Wang， 2018; Qiu， Yu， Li， Cheng， & Zhu， 2017）; 而回应者也会选择“非理性”地拒绝大

多数低于总价20%的分配（Güth et al.， 1982）。并且，随着分配方案不公平程度的增加，回

应者对方案的拒绝率也随之上升（王珍珍，蒋文明， 2016; Biella & Sacchi， 2018; Güth et

al.， 1982）。在经济博弈中人们表现出了强烈的公平偏好（Qiu et al.， 2017; Shaw et al.，

2014; Zanolie et al.， 2015）及对不公平结果和意图的厌恶与愤怒（谭千保，邓磊，张湘一，

常志彬，欧阳益， 2019; Mcauliffe， Blake， & Warneken， 2014; Sheskin， Bloom， &

Wynn， 2014）。

因此，人们在进行经济博弈时并不是完全理性的，会产生对分配方案的公平感知，并影响

随后的行为决策。已有研究结果表明人们在面对经济博弈时很可能有自己的公平准则，即接受

公平的提议，拒绝不公平的提议（Schroeder， Steel， Woodel， & Bembenek， 2003）。在经

济博弈中还会出现劣势不公平方案，也就是人们得到的钱较少的不公平方案。这种方案同时违

背了公平和利益这两种偏好，利益少且不公平。那么，人们拒绝这种劣势不公平分配的原因是

什么呢？如果是因为获得的利益少，就是利益偏好的影响; 如果是因为感到不公平，就是公平

偏好的影响。为了分离公平偏好和利益偏好的影响，Tabibnia，Satpute和Lieberman（2008）

在控制金钱回报的同时，研究了自我报告的幸福感和对公平、不公平待遇的神经反应。研究发

现，在控制金钱数额的情况下，幸福评分与分配方案公平的程度密切相关，公平程度可以预测

被试的幸福程度。而且在公平情况下，几乎所有常见的与奖励有关的脑部区域，包括腹侧纹状

体、杏仁核、腹内侧前额叶皮层等区域都被激活。研究证实分配的公平程度可以预测人们的幸

福程度，而与金钱的数额无关，也就是说人们更重视公平而不是利益。

近年来，大量关于公平的研究表明在经济博弈中进行决策时，人们的公平感知与行为决策

会受到很多因素的影响。本文通过对这些研究进行归纳和梳理，重点从个体自然属性、个体社

会属性和实验任务情境三个方面来述评人们公平感知和行为决策的影响因素。

2;个体自然属性

在自然属性方面，性别及年龄都会影响个体在经济博弈中的公平感知和行为决策。

2.1;性别差异

在经济博弈中，人们都会根据性别刻板印象来调整他们的经济决策（Fabre， Mickael，

Francesca， & Cristina， 2016）。Póvoa， Maffezzolli， Pech 和da Silva（2017）利用最后通牒

博弈范式进行调查时发现，男性与女性在不公平方案的提出比例上存在显著的差异，不公平

的提议中有72%是由男性提出的，可见女性更有可能提出更为公平的分配方案。Georgantzís，

Parasyri和Tsagarakis（2016）的研究同样发现，男性更擅长讨价还价，而女性则更加慷慨，提

出的分配方案也更加公平。Booth 和Nolen（2014）提出了风险规避观点来解释女性的这种行

为。因为在经济博弈中，公平方案的接受率会显著高于不公平的方案。因此，女性会为了避免

提出的分配方案被拒绝而提出相对更加公平的分配方案。但是，Ma和Hu（2015）研究发现当

面对不公平的方案时，人们更加倾向于接受被主观评价为可信赖的分配者的方案。这就是经济

博弈中存在的另一种性别效应，即回应者更愿意接受女性提出的提议。即便男性和女性提出同

样的不公平方案，女性分配者的不公平方案更有可能被人们接受（Chew， Ebstein， &

Zhong， 2013; Wu et al.， 2018）。而且当男性参与者面对的图片或者场景中存在有吸引力的

女性时，他们会表现出更多的合作行为，同时也更加慷慨（Bhogal， Galbraith， &

Manktelow， 2017）。

2.2;年龄差异

人在成长的过程中产生的各种变化都会对社会决策产生影响，例如人们的意向性、对他人

的理解、对公平的敏感性等等（Marchetti et al.， 2018）。因此在经济决策任务中，不同年龄

阶段参与者的公平感知与决策也有着不同的表现（van Damme et al.， 2014）。

在一岁以前，婴儿对公平的敏感性似乎是动态变化着的，以往的研究并没有得出比较一致

的结论（Meristo， Strid， & Surian， 2016; Ziv & Sommerville， 2017）。而一岁半左右的婴儿

不仅希望公平地分配资源，也更愿意和公平分配的人进行互动（Kelsey， Jacqueline，

Sommerville， & Mitchell， 2018）。两岁左右的幼儿愿意以公平的方式分配物品（Geraci &

Surian， 2011; Schmidt & Sommerville， 2011; Stephanie， Renée， & David， 2012）。六岁左

右的儿童开始理解社会规范，并愿意付出代价来反对不公平的分配（Mcauliffe， Jordan， &

Warneken， 2015）。八、九岁的儿童已经可以在经济博弈中做出较为公平的决策（Sandy，

Berna， & Crone， 2012）。但也有研究发现，年齡小的孩子表现的更像“经济人”，更易接受

不公平的分配。年龄较大的儿童则已经有了公平的概念，会倾向于认为像“5∶5”或者接近

“5∶5”（如“4∶6”或“6∶4”）这样的分配方案是公平的（Castelli， Massaro， Sanfey， &

Marchetti， 2014）。成长至青少年时期，人们更倾向于接受公平的提议，拒绝不公平的提议。

因此，对公平的判断可能在儿童后期和青少年早期经历了重大的变化（ Marchetti et al.，

2018），在此阶段，人们对公平分配的偏好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增加（Castelli， Massaro，

Sanfey， & Marchetti， 2010， 2014; Sandy et al.， 2012）。

对于年轻人、中年人和老年人的公平感知与决策的研究也一直存在分歧。早期的研究表

明，老年人接受不公平待遇的可能性要比年轻人小得多，而且预期得到较高的待遇（Harlé &

Sanfey， 2012）。而Vieira 等人（2014）在研究中却发现，老年人在经济博弈中扮演回应者

时，比年轻人接受了更多的不公平提议，表现出了明显的亲社会情绪。也就是说，老年人会比

年轻人做出更多符合“经济人”的决策（Bailey， Ruffman， & Rendell， 2013）。Fernandes等

（2019）在探讨年轻人、中年人和老年人在面对不公平分配时的行为和神经反应的差异时也发

现，老年人接受的不公平待遇相对较多。在电生理方面的结果显示：第一，年轻人在公平和不

公平的分配条件下，内侧额叶的负波振幅有显著差异，不公平条件下的振幅更高; 第二，中老

年人在公平和不公平的情况下的振幅相似。由此推论，老龄化可能伴随着对不公平的不敏感，

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老年人对不公平分配方案的接受率更高。

2.3;小结

综上，大量研究证实了人们在经济博弈中的公平感知及行为决策不仅会受到性别的影响，

还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而不断发生变化。研究表明，通常情况下，男性在经济博弈中的表现要比

女性更加理性，更加利己，而女性则表现得更为慷慨和公平。从发展研究的视角来看，在个体

毕生的发展中，对公平的敏感性可能经历着先逐步升高再慢慢降低的过程。一般来说，在低年

龄阶段，随着儿童对公平规则的认知，对公平的敏感性逐步升高，主要表现为对公平规则的维

护。而中老年人在公平与不公平的情况下，大脑都表现出相似的振幅，对不公平分配的接受率

也比年轻人更高。但对不同年龄阶段参与者的表现，国内外的研究并没有得出较为一致的结

论，这可能是由于实验条件与实验背景的不同所导致的，因此关于其内在的心理理论值得进一

步探讨。

3;个体社会属性

人的社会属性包括权力和社会地位、社会距离等等。这些社会属性的差异也会影响人们在

经济博弈中的公平感知及行为决策。

3.1;权力和社会地位的影响

Hu， Cao， Blue和Zhou （2014）研究发现，在最后通牒博弈中，地位较高的参与者接受

不公平分配方案的可能性更低。可见，参与者的社会地位或权力对于人们在经济博弈中的表现

存在一定的影响。孙倩、龙长权、王修欣和刘永芳（2019）也在研究中发现，权力较高的个体

对劣势不公平分配方案的公平评级更低，对公平分配和优势不公平分配方案的公平评级更高，

且做出公平判断的反应时更短。这些研究结果说明人们在经济博弈中的公平感知与行为决策是

会受到个体地位或权力的影响的，研究者认为可能人们的地位越高，权力越大，对公平的要

求也就越高。 Hu等（2015）基于脑成像的研究发现，在公平感知过程中，右侧前岛叶的活动

和扣带回前中皮层的功能连接是整合情境和社会规范的关键区域。此外，杏仁核和丘脑等区域

也会在社会地位对公平知觉的调节中起作用。

3.2;社会距离与社会关系

Wu， Leliveld和Zhou （2011）在研究中发现，被试作为回应者的公平感知会受到与分配

者之间社会距离的影响。与陌生人相比，当朋友提出不公平分配时被试会感到更多的愤怒。

Mendoza， Lane和Amodio （2014）的研究也发现，当不公平的分配方案是由团体内部成员而

非外部成员提出时，回应者更有可能拒绝这些分配，这可能是由于社会认同激活使得人们对群

体内成员有较高的期待。当分配方案对外部成员有利，使自身得到劣势不公平方案时，参与者

也倾向于拒绝此提议（Biella & Sacchi， 2018）。谭千保等（2019）考察了个体与博弈对象的

社会距离和分配差距对儿童有利不公平厌恶的影响。研究发现在有利不公平条件下，与博弈对

象社会距离越近，儿童对不公平分配方案的拒绝率越高; 分配方案的差距越大，儿童对不公平

分配方案的拒绝率越高。然而也有研究发现，与某人在社交上的亲密感会增加人们接受不公平

分配的倾向，这种倾向与由内侧前额叶和大脑背侧扣带回所组成的网络有关（Fatfouta，

Meshi， Merkl， & Heekeren， 2016）。

社會距离不仅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被试对不公平提议的拒绝行为（王珍珍，蒋文明，

2016），也会影响被试的给予。相比于面对社会距离远的人，人们在面对社会距离近的人时表

现出了更多的慷慨行为（Candelo， Eckel， & Johnson， 2018）。谈晨皓、王沛和崔诣晨

（2017）在探讨博弈对象的能力和社会距离对博弈行为的影响时发现，在捐献情境下，被试在

高能力的博弈对象面前表现得更慷慨，牺牲利益以获取好名声; 在贸易情境下，被试仅在面对

低能力的博弈对象时才会考虑社会距离因素，在社会距离近的博弈对象面前比在社会距离远的

对象面前报价更低，依旧表现出牺牲自己的利益以获得好名声的倾向，说明个体在博弈过程中

的行为决策具有策略性。

3.3;自我贡献

在经济博弈中，人们的不公平感会受到分配总金额的影响（Zhou， Wang， Rao， Yang，

& Li， 2014）。因此，对总金额的自我贡献也是个体判断分配方案公平与否时需要考虑的一

个重要因素。Guo等（2014）的研究通过猜球游戏操纵了参与者对总额的贡献。结果发现当参

与者对总额的贡献更大时，便会更频繁地拒绝不公平的分配方案，并给出较低的公平评级。

Ferguson和Lawrence（2018）在研究献血者与非献血者在最后通牒博弈中的表现时也发现，与

非献血者相比，献血者对不公平行为有更高的敏感性，对不公平的分配表现出更多的拒绝。说

明在经济决策的过程中，人们会考虑到自身的付出与回报是否成正比，以此来判断分配是否公

平。

3.4;小结

综上所述，对人们公平感知及行为决策产生较大影响的社会因素主要体现在人们的权力、

地位、人与人的社会距离以及人们对总额的贡献这几个方面。

首先，权力或地位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地位和权力的提高使人们更多地拒绝

不公平的分配，这是促进公平的积极影响; 另一方面，权力和地位的提高也使人们更倾向于有

利不公平的分配，这是其对实现公平的消极影响。但是近年来关于经济决策的研究提示，人们

处于分配者角色时，往往乐于提供相对公平的方案。这与其他研究中发现的高权力者对优势不

公平的倾向是存在冲突的。因此，产生这种转变的条件及内在的机制值得进一步探讨。研究也

可以结合先进的技术探讨初始情况下就拥有的高权力或地位和逐步增加的权力或地位对人们的

感知与决策有没有区别影响。还有一个问题值得关注，那就是如何使其在地位增高，权力加大

的情况下保持对公平的追求，避免其不利影响。其次，社会距离影响着人们的公平感知及行为

决策。作为分配者，人们在社会距离近的人面前似乎表现得更倾向于公平，一方面，人们可能

在维护着个人追求公平的良好形象，另一个方面，这种“公平”的行为也可能是人们出于对长远

利益的关注。而作为回应者，社会距离的影响出现了两种截然不同的表现：一方面，人们可能

会对社会距离近的人有着较高的期待，认为其应当提供更为公平的对待，当期望落空时，人们

会产生失望甚至愤怒的情绪，也就会对其提供的不公平方案有更低的评分和更多的拒绝; 另一

方面，社会距离的接近可能会让参与者有更多的包容行为，理解和接受关系亲密的人提供的不

公平方案。综上所述，社会距离对不同角色的参与者在经济博弈中的表现有着较为复杂的影

响，这可能与参与者的人格特质及所处的文化背景有关。另外，在个人对总额贡献率的相关研

究中可以发现，人们比较认可多劳多得的公平，倾向于得到与付出成正比的回报，这也与公平

规则以及我国现行的分配制度相符。

影响人们在经济博弈中公平感知及行为决策的社会属性多而复杂，在研究中可以变换多个

社会属性的组合方式，研究人们在更加复杂也更加真实的情境下的表现，为经济博弈的研究增

加更多的现实意义。

4;实验任务情境

4.1;不公平情境

分配方案本身的公平性会影响人们在经济博弈中的公平感知与行为决策（Wang，

Li，;Li， Wei， & Li， 2016），由此引发的不公平的情境也会使人们产生更多的愤怒情绪

（Gadi et al.， 2015）与拒绝行为（王珍珍，蒋文明， 2016; Biella & Sacchi， 2018）。

人们发现参与者不只是厌恶对自己不利的劣势不公平方案，也会厌恶对自己有利的优势不

公平方案（Yu， Calder， & Mobbs， 2014）。 Gao等（2018）利用fMRI对优势和劣势不公

平情境的认知神经机制进行研究时发现，优势不公平的情境主要与左前岛叶、右侧背外侧前额

叶皮质和背内侧前额叶皮质有关，而劣势不公平的情境更多地与左后岛叶、右杏仁核和前扣带

回皮质有关，两者涉及到不同的心理过程。但不论是优势不公平还是劣势不公平，相对于不公

平的分配，人们总是更频繁也更快地接受公平的分配方案（Biella & Sacchi， 2018）。

在多人共同面临不公平的情境时，人们也会关心同伴的情况并预期得到与同伴相同的待

遇。此时人们的公平感知及行为决策取决于与他人的比较。Zheng等（2015）在研究他人境遇

如何影响回应者的决策时，使参与者在做出自己的决策之前知晓其他玩家的分配方案。结果发

现，不公平分配方案的接受率和公平性评分均低于公平分配，而且双人面临不公平分配情况时

的接受率和公平性评分均显著高于单人。这说明共同经历不公平情境会降低人们的不公平感。

可见，人们追求的可能是相对的公平，希望得到与他人同等的对待。

在经济博弈的实验中，研究者也可以采用其他方式引发参与者的不公平感知。唐菁华和仲

金丽（2019）在研究中通过诱导被试阅读不公平事件或想象自己的不公平经历，使参与者产生

不公平的体验，再结合最后通牒博弈任务观察参与者的决策行为。结果发现不公平的经验可以

提高被试对不公平事件的容忍度，在不公平的分配情况下，想象不公平事件的被试比想象公

平事件的被试给予了更高的公平性评分。 Walasek， Juanchich和Sirota（2019）在实验中使用

了网络球范式使参与者遭遇不公平的排斥，結合经济博弈任务，观察参与者的行为决策时发

现，当参与者经历过被排斥的不公平感后，再次面临经济决策时会有几种不同的表现：当被排

斥过的参与者面对陌生人时，合作的水平与常人没有显著差异，但是当面对曾经排斥过他的人

时，会表现出明显的拒绝合作的倾向，即使会付出金钱的代价也依然拒绝合作，表现出强烈的

公平偏好。相对于被排斥，被社会包容的人则会更多地接受不公平的提议，表现出积极的互惠

行为（Falco， Albinet， Rattat， Paul， & Fabre， 2019）。综合人们在不公平情境中的表现可

以发现，不论是由哪种方式所触发的不公平情境，人们总是表现出较为一致的公平偏好。

4.2;损失情境

现实生活中，损失情境也是经常出现的，指的是参与经济互动的双方共同承担损失。损失

被认为比等效收益具有更高的主观价值（Tom， Fox， Trepel， & Poldrack， 2007）。参与者

往往倾向于将损失与“不公平”联系在一起，而将获益与“公平”联系在一起。在主观评级上，不

公平的损失被认为比不公平的收益更加不公平，从而导致在损失背景下人们的拒绝率更高

（Zhou & Wu， 2011）。王红芳、陆兆甜、刘雷和张锋（2018）在研究中也发现，相对于收益

情境，抑郁与非抑郁的个体均对损失情境中的不公平方案有更多的拒绝。Guo等（2013）在研

究损失与收益情境对最后通牒博弈中拒绝行为的调节机制时发现，在行为层面，与不公平收益

相比，不公平损失的公平评级更低; 在神经层面，左背外侧前额叶皮质、双侧岛叶、扣带回前

皮质、前中扣带回皮质和双侧背纹状体在损失情境下与拒绝有关，在收益情境下则没有激活。

这些研究说明，在损失情境中人们对不公平的分配表现得更加敏感，在遭受不公平时更强烈地

希望制裁违反社会规范的行为，表现出对公平更多的需求。

4.3;多人博弈情境

Bahr和Requate（2014）在研究中观察了三个参与者A、B、C在独裁者博弈中的间接互

惠行为，发现与传统的两人独裁者博弈相比，三人独裁者博弈中参与者的慷慨程度有所提高，

表现为如果A对B很慷慨，那么B也会表现得对C慷慨，以回报A。研究还发现，社会互动

可以增加参与者的慷慨程度，且间接互惠行为也会受到人们动机的影响。Otto和Dittmer

（2018）的研究采用最后通牒博弈范式，探讨面对多个分配者时回应者的行为表现。在博弈过

程中，回应者接受或拒绝某个分配方案可以以另一个平行方案为依据。当收到两个分配方案中

较低的一个时，回应者也可以通过拒绝较低方案来诱导多个分配者之间的竞争。研究表明，回

应者的拒绝率会随着分配者人数的增加而降低，回应者对分配方案的拒绝不仅受到当前方案的

影响，也同时受到平行方案的影响。另外，研究发现观察其他分配者的提议也可能让分配者调

整他们自己的分配方案，这说明回应者和分配者的行为都会受到具有相同社会角色的另一人行

为信息的系统影响。在多人博弈的实验中可以观察到更多有趣的结果，这大大丰富了传统的经

济博弈范式，而且多人博弈的情境也更为贴近实际，有更高的现实意义。

4.4;小结

研究者通常会设计不同形式的任务情境来考察人们的公平感知及行为决策。从上述三种情

境中可以发现，不公平情境可以触发更多的不公平厌恶，相对于收益情境下的不公平，损失情

境中的不公平影响更甚。人们在损失情境中的不公平体验会更加深刻，因此可能比收益情境下

产生更多的拒绝行为。在多人博弈的情境中，可以发现，人们的感知与决策会受到他人的影

响，并且会根据他人的表现来调整自己的感知与行为。以上研究说明人们的公平感知和行为决

策有着较强的情境依赖性，在经济博弈的过程中会涉及到多重信息的整合，并且会进行动态的

调整。

5;总结与展望

近年来对经济博弈的大量研究已经证明，公平不只是结果的均等，还会受到博弈对象和实

验情境等各种因素的影响。基于对已有研究的分析与讨论，未来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研

究。

第一，扩展研究对象类型。在经济博弈中，分配者与回应者的个体情况均会对公平的感知

及经济决策产生影响，但目前已有的研究大部分集中于正常人指标，更多考虑人们的性别与年

龄因素（Bhoga et al.， 2017; Fernandes et al.， 2019; Kelsey et al.， 2018; Wu et al.， 2018），

以及人們在正常社会功能下参与经济决策的情况（孙倩等， 2019; Candelo et al.， 2018;

Ferguson & Lawrence， 2018）。但对特殊人群，例如精神疾病患者（Yerstein， Carr，

Jimenez， & Mendez， 2020）、反社会人格者（van den Bos et al.， 2014）、成瘾者（Hou，

Zhao， Yao， & Ding， 2016）、脑损伤病人等的研究较少，因此，对特殊人群的公平感知与

经济决策及其内在的神经机制应该做进一步的研究。另外，环境可以影响个体的发展（Luo，

Chen， He， & Gao， 2019），在不同条件下成长的个体是否会对公平有不同的感知，是否会

做出不同的经济决策还有待研究，这也可以为特殊人群的心理健康提供研究基础。

第二，提高研究的生态效度，多开展现实情境的实验研究。目前对公平及经济决策的研究

主要集中在实验室（Biella & Sacchi， 2018; Walasek et al.， 2019），大部分研究会借助计算机

来构建虚拟被试（Bhoga et al.， 2017; Falco et al.， 2019; Zheng et al.， 2015），这大大降低了

研究结果的现实推广度。现实中的经济决策所面临的情境要更加复杂，而且人们在进行经济博

弈时往往有着较强的情境依赖性，因此关于公平与决策的研究可以创设更多的现实情境，在现

实或贴近现实的情况下使被试进行面对面的博弈游戏，观察被试的行为或反应，可以得到更加

真实的数据，也能为公平与决策的研究增加更多的现实意义。而且近些年的研究更多注重结果

的公平以及最终做出的决策，很少有研究重视整个博弈过程中人们对公平的感知及决策是否产

生变化，脑区激活是否有改变等等，因此研究过程中的公平也具有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

第三，增强认知神经科学与数学建模在研究中的综合应用。研究者们借助fMRI、脑电、

FNIRS等技术，以及各种改进的实验范式，对公平感知及经济决策的神经机制做了相当多的研

究（Fernandes et al.， 2019; Guo et al.， 2013; Gao et al.， 2018; Hu et al.， 2015）。目前已经证

实了前岛叶、前扣带回皮质、背外侧前额叶等脑区与公平感知及相关决策的联系（Feng，

Luo， & Krueger， 2015），且这些脑区的激活也会受到不同实验任务的影响。另外，已有研

究证明血清素、催产素、睾酮素与人们在经济博弈中的表现也存在联系，今后这方面的研究可

以更多地揭示人们公平感知及相关决策的认知神经和生物基础。现已有一些研究把计算模型与

人类的公平感知及决策结合起来（Saez， Zhu， Set， Kayser， & Hsu， 2015），考虑模型与

脑机制的关系，这也可以帮助我们更多地了解公平感知与行为决策背后的机制。未来可以将多

种先进技术与计算模型相结合，深层次探索人们公平感知的认知神经机制与人们的行为模式。

参考文献

孙倩，龙长权，王修欣，刘永芳（2019）. 公平或是利益？权力对分配公平感的影响. 心

理学报， 51（8）， 958-968.

谈晨皓，王沛，崔诣晨（2017）. 我会在谁面前舍弃利益？——博弈对象的能力与社会距

离对名利博弈倾向的影响. 心理学报， 49（9）， 1206-1218.

谭千保，邓磊，张湘一，常志彬，欧阳益（2019）. 社会距离与分配差距对儿童有利不

公平厌恶的影响. 心理科学， 42（5）， 1141-1147.

唐菁华，仲金丽（2019）. 想象膨胀对最后通牒博弈中公平性体验的影响. 教育教学论

坛， 39， 72-73.

王珍珍，蒋文明（2016）. 公平加工的情境依赖性：来自行为的证据. 心理与行为研究，

14（5）， 600-604.

王红芳，陆兆甜，刘雷，张锋（2018）. 获益/损失情境中抑郁个体对不公平决策的反应

模式. 应用心理学， 24（4）， 248-258.

周晓林，胡捷，彭璐（2015）. 社会情境影响公平感知及相关行为的神经机制. 心理与行

为研究， 13（5）， 591-598.

Biella， M.， & Sacchi， S. （2018）. Not fair but acceptable… for us！ Group membership

influences the tradeoff between equality and utility in a third party ultimatum game.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Social Psychology， 77， 117-131.

Bailey， P. E.， Ruffman， T.， & Rendell， P. G. （2013）. Age-related differences in social

economic decision making： the ultimatum game.;Psychological Sciences and Social Sciences， 68

（3）， 356-363.

Bhogal， M. S.， Galbraith， N.， & Manktelow， K. （2017）. Physicalattractiveness，

altruism and cooperation in an ultimatum game. Current Psychology， 36（3）， 549-555.

Booth， A. L.， & Nolen， P. J. （2014）. Can risk-taking preferences be modified？ Some

experimental evidence. Cesifo Working Paper， 61（1）， 7-32.

Bahr， G.， & Requate， T. （2014）. Reciprocity andgiving in a consecutive three-person

dictator game with social interaction. German Economic Review， 15（3）， 374-392.

Chew， S. H.， Ebstein， R. P.， & Zhong， S. （2013）. Sex-hormone genes and gender

difference in ultimatum game： Experimental evidence from China and Israel. Journal of Economic

Behavior and Organization， 90， 28-42.

Castelli， I.， Massaro， D.， Sanfey， A. G.， & Marchetti， A. （2010）. Fairness and

intentionality in childrens decision-making.;International Review of Economics， 57（3）， 269-

288.

Castelli， I.， Massaro， D.， Sanfey， A. G.， & Marchetti， A. （2014）. “What is fair for

you？” Judgments and decisions about fairness and theory of mind.;European Journal of

Developmental Psychology， 11（1）， 49-62.

Candelo， N.， Eckel， C.， & Johnson， C. （2018）. Socialdistance matters in dictator

games： Evidence from 11 mexican villages. Games， 9（4）， 77.

Chen， W.， Wu， T.， Li， Z.， & Wang， L. （2018）. Evolution of fairness in the

mixture of the ultimatum game and the dictator game. Physica A： Statistical Mechanics and Its

Applications， 519， 319-325.

Dijk， E. V.， & Vermunt， R. （2000）. Strategy and fairness in social decision making：

Sometimes it pays to be powerless.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Social Psychology， 36（1）， 1-25.

Falco， A.， Albinet， C.， Rattat， A. C.， Paul， I.， & Fabre， E. （2019）. Being the

chosen one： Social inclusion modulates decisions in the ultimatum game. An ERP study. Social

Cognitive and Affective Neuroscience， 14（2）， 141-149.

Fernandes， C.， Goncalves， A. R.， Pasion， R.， Ferreira-Santos， F.， Barbosa， F.，

Martins， I. P.， & Marques-Teixeira， J. （2019）. Age-related changes in social decision-

making： An electrophysiological analysis of unfairness evaluation in the ultimatum game.

Neuroscience Letters， 692， 122-126.

Fabre， E. F.， Mickael， C.， Francesca， P.， & Cristina， C. （2016）. The

respondersgender stereotypes modulate the strategic decision-making of proposers playing the

ultimatum game. Frontiers in Psychology， 7（12）， 1-9.

Ferguson， E.， & Lawrence， C. （2018）. It is only fair： Blood donors are more sensitive

to violations of fairness norms than nondonorsconverging psychometric and ultimatum game evidence.

Vox Sanguinis， 113（3）， 242-250.

Fatfouta， R.， Meshi， D.， Merkl， A.， & Heekeren， H. R. （2016）. Accepting

unfairness by a significant other is associated with reduced connectivity between medial prefrontal

and dorsal anterior cingulate cortex. Social Neuroscience， 13（1）， 61-73.

Feng， C.， Luo， Y.， & Krueger， F. （2015）. Neural signatures of fairness-related

normative decision making in the ultimatum game： A coordinatebased meta-analysis. Human Brain

Mapping， 36（2）， 591-602.

Güth， W.， Schmittberger， R.， & Schwarze， B. （1982）. An experimental analysis of

ultimatum bargaining.;Journal of Economic Behavior and Organization， 3（4）， 367-388.

Güth， W.， & Kocher， M. G. （2014）. More than thirty years of ultimatum bargaining

experiments： Motives， variations， and a survey of the recent literature. Journal of Economic

Behavior and Organization， 108， 396-409.

Gao， X.， Yu， H.， Sáez， I.， Blue， P. R.， Zhu， L.， Hsu， M.， & Zhou， X.

（2018）. Distinguishing neural correlates of context-dependent advantageous- and disadvantageous-

inequity aversion.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115（33）， 7680-7689.

Guo， X.， Zheng， L.， Zhu， L.， Li， J.， Wang， Q.， Dienes， Z.， & Yang， Z.

（2013）. Increased neural responses to unfairness in a loss context. Neuroimage， 77， 246-253.

Guo， X.， Zheng， L.， Cheng， X.， Chen， M.， Zhu， L.， Li， J.， ... Yang， Z.

（2014）. Neural responses to unfairness and fairness depend on selfcontribution to the income.

Social Cognitive and Affective Neuroscience， 9（10）， 1498-1505.

Geraci， A.， & Surian， L. （2011）. The developmental roots of fairness： Infants reactions

to equal and unequal distributions of resources. Developmental Science， 14（5）， 1012-1020.

Gadi， G.， Tamar， L.， Gal， R.， Shir， A.， Eyal， F.， Dan， A.， & Talma， H.

（2015）. Neural substrates underlying the tendency to accept anger-infused ultimatum offers during

dynamic social interactions. Neuroimage， 120， 400-411.

Georgantzís， N.， Parasyri， D.， & Tsagarakis， K. （2016）. Inter-gender interaction and

communication in ultimatum games. Applied Economics Letters， 24（12）， 858-862.

Hu， J.， Cao， Y.， Blue， P. R.， & Zhou， X. （2014）. Low social status decreases the

neural salience of unfairness. Frontiers in Behavioral Neuroscience， 8， 402.

Hu， J.， Blue， P. R.， Yu， H.， Gong， X.， Xiang， Y.， Jiang， C.， & Zhou， X.

（2015）. Social status modulates the neural response to unfairness. Social Cognitive and Affective

Neuroscience， 11（1）， 1-10.

Harlé， K. M.， & Sanfey， A. G. （2012）. Social economic decisionmaking across the

lifespan： An fMRI investigation. Neuropsychologia， 50（7）， 1416-1424.

Hou， Y.， Zhao， L.， Yao， Q.， & Ding， L. （2016）. Altered economic

decisionmaking in abstinent heroin addicts： Evidence from the ultimatum game. Neuroscience

Letters， 627， 148-154.

Kahneman， D.， Knetsch， J. L.， & Thaler， R. H. （1986）. Fairness and the assumptions

of economics. Journal of Business， 59（4）， 285-300.

Kelsey， L.， Jacqueline， P.， Sommerville， J. A.， & Mitchell， R. （2018）. Fairness

informs social decision making in infancy. PLoS One， 13（2）， e0192848.

Luo， J.， Chen， Y.， He， H.， & Gao， G. （2019）. Hukou identity and fairness in the

ultimatum game. Theory and Decision， 87（3）， 389-420.

Li， O.， Xu， F.， & Wang， L. （2018）. Advantageous inequity aversion does not always

exist： The role of determining allocations modulates preferences for advantageous

inequity.;Frontiers in Psychology， 9， 749.

Marchetti， A.， Baglio， F.， Castelli， I.， Griffanti， L.， Nemni， R.， Rossetto，

F.， ... Massaro， D. （2018）. Social decision making in adolescents and young adults： Evidence

from the ultimatum game and cognitive biases. Psychological Reports， 122（1）， 135-154.

Mcauliffe， K.， Jordan， J. J.， & Warneken， F. （2015）. Costly thirdparty punishment in

young children. Cognition， 134， 1-10.

Mcauliffe， K.， Blake， P. R.， & Warneken， F. （2014）. Children reject inequity out of

spite. Biology Letters， 10（12）， 20140743.

Mendoza， S. A.， Lane， S. P.， & Amodio， D. M. （2014）. For members only： Ingroup

punishment of fairness norm violations in the ultimatum game. Social Psychological and Personality

Science， 5（6）， 662-670.

Ma， Q.， & Hu， Y. （2015）. Beauty matters： Social preferences in a three-person

ultimatum game.;PLoS One， 10（5）， e125808.

Meristo， M.， Strid， K.， & Surian， L. （2016）. Preverbalinfants ability to encode the

outcome of distributive actions.;Infancy， 21（3）， 353-372.

Otto， P. E.， & Dittmer， D. （2018）. Simultaneous but independent ultimatum game：

Strategic elasticity or social motive dependency？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Game Theory， 48（1），

61-80.

Póvoa， A. C. S.， Maffezzolli， M. R.， Pech， W.， & daSilva， W. V. （2017）. Gender

influence in the decisionmaking process： the ultimatum game.;RACRevista de Administrao

Contempornea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Administration）， 21（4）， 481-499.

Qiu， X.， Yu， J.， Li， T.， Cheng， N.， & Zhu， L. （2017）. Childrens inequity

aversion in procedural justice context： A comparison of advantageous and disadvantageous

inequity.;Frontiers in Psychology， 8， 1855-1863.

Sandy， O.， Berna， G.， & Crone， E. A. （2012）. Fairness considerations when I know

more than you do： Developmental comparisons. Frontiers in Psychology， 3， 424.

Shaw， A.， Montinari， N.， Piovesan， M.， Olson， K. R.， Gino， F.， & Norton， M.

I. （2014）. Children develop a veil of fairness.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Psychology： General，

143（1）， 363-375.

Sanfey， A. G. （2007）. Social decision-making： Insights from game theory and

neuroscience. Science， 318（5850）， 598-602.

Sheskin， M.， Bloom， P.， & Wynn， K. （2014）. Anti-equality： Social comparison in

young children. Cognition， 130（2）， 152-156.

Schroeder， D. A.， Steel， J. E.， Woodel， A. J.， & Bembenek， A. F. （2003）. Justice

within social dilemmas.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Review， 7（4）， 374-387.

Schmidt， M. F.， & Sommerville， J. A. （2011）. Fairness expectations and altruistic

sharing in 15-month-old human infants. PLoS One， 6（10）， e23223.

Stephanie， S.， Renée， B.， & David， P. （2012）. Do infants have a sense of fairness？

Psychological science， 23（2）， 196-204.

Sáez， I.， Zhu， L.， Set， E.， Kayser， A.， & Hsu， M. （2015）. Dopamine

modulates egalitarian behavior in humans. Current Biology， 25（7）， 912-919.

Tom， S. M.， Fox， C. R.， Trepel， C.， & Poldrack， R. A. （2007）. The neural basis of

loss aversion in decision-making under risk. Science， 315（5811）， 515-518.

Tabibnia， G.， Satpute， A. B.， & Lieberman， M. D. （2008）. Thesunny side of

fairness： Preference for fairness activates reward circuitry （and disregarding unfairness activates

selfcontrol circuitry）. Psychological Science， 19（4）， 339-347.

van den Bos， W.， Vahl， P.， Guroglu， B.， van Nunspeet， F.， Colins， O.，

Markus， M.， ... Crone， E. A. （2014）. Neural correlates of social decision-making in severely

antisocial adolescents. Social Cognitive and Affective Neuroscience， 9（12）， 2059-2066.

van Damme， E.， Binmore， K. G.， Roth， A. E.， Samuelson， L.， Winter， E.，

Bolton， G. E.， ... Azar， O. H. （2014）. How Werner Güths ultimatum game shaped our

understanding of social behavior. Journal of Economic Behavior and Organization， 108， 292-318.

Vieira， J. B.， Almeida， P. R.， Ferreira-Santos， F.， Barbosa， F.， Marques-Teixeira，

J.， & Marsh， A. A. （2014）. Distinct neural activation patterns underlie economic decisions in

high and low psychopathy scorers. Social Cognitive and Affective Neuroscience， 9（8）， 1099-

1107.

Walasek， L.， Juanchich， M.， & Sirota， M. （2019）. Adaptive cooperation in the face of

social exclusion.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Social Psychology， 82， 35-46.

Wang， G.， Li， J.， Li， Z.， Wei， M.， & Li， S. （2016）. Medial frontal negativity

reflects advantageous inequality aversion of proposers in the ultimatum game： An ERP study. Brain

Research， 1639， 38-46

Wu， Y.， Leliveld， M. C.， & Zhou， X. （2011）. Social distance modulates recipients

fairness consideration in the dictator game： An ERP study. Biological psychology， 88（2），

253-262.

Wu， Y.， Gao， L.， Wan， Y.， Wang， F.， Xu， S.， Yang， Z.， ... Pan， Y.

（2018）. Effects of facial trustworthiness and gender on decision making in the ultimatum game.

Social Behavior and Personality： An International Journal， 46（3）， 499-516.

Yu， R.， Calder， A. J.， & Mobbs， D. （2014）. Overlapping and distinct representations

of advantageous and disadvantageous inequality. Human Brain Mapping， 35（7）， 3290-3301.

Yerstein， O.， Carr， A. R.， Jimenez， E.， & Mendez， M. F. （2020）.

Neuropsychiatric effects on decision-making in early alzheimer disease. Journal of Geriatric

Psychiatry and Neurology， 33（2）， 68-72.

Zanolie， K.， Cremer， D. D.，;Gürolu， B.， & Crone， E. A. （2015）. Rejection in

bargaining situations： An event-related potential study in adolescents and adults. PLoS One， 10

（10）， e0139953.

Zhou， X.， & Wu， Y. （2011）. Sharing losses and sharing gains： Increased demand for

fairness under adversity.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Social Psychology， 47（3）， 582-588.

Zheng， L.， Guo， X.， Zhu， L.， Li， J.， Chen， L.， & Dienes， Z. （2015）.

Whether others were treated equally affects neural responses to unfairness in the ultimatum game.

Social Cognitive and Affective Neuroscience， 10（3）， 461-466.

Zhou， Y.， Wang， Y.， Rao， L.， Yang， L.， & Li， S. （2014）. Money talks：

Neural substrate of modulation of fairness by monetary incentives. Bulletin of the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28（3）， 265-266.

Ziv， T.， & Sommerville， J. A. （2017）. Developmental differences in infants fairness

expectations from 6 to 15 months of age. Child Development， 88（6）， 1930-19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