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5月14日发(作者:慎秀媛)
2016年第5期
四川文物
NO.5.2016
(总第189期)
SichuanCulturalRelics
TOTAL189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
摘要:新疆吐鲁番阿斯塔那墓地出土的镇墓神兽分为木、泥镇墓神兽两种。晋至南北朝
时期的墓葬中出现的木镇墓神兽及随葬习俗应是由河西地区直接或间接传入的。而泥镇墓神
兽及其随葬习俗则主要是在唐灭高昌置西州后,由唐代中原两京地区逐渐传入的,均承袭于祖
国内地的中原文化。
关键词:吐鲁番;阿斯塔那墓地;镇墓神兽;镇墓习俗
阿斯塔那墓地位于新疆吐鲁番市东南约43公
里处,素有“地下博物馆”之称。为配合基建,
一镇墓神兽出土概况与形制分析
自20世纪50年代末至70年代中期,阿斯塔那墓
目前,在新疆境内,出土有大量各种质地俑
地共发掘了12次。2006年,为配合整理阿斯塔
像的大型墓地,唯有吐鲁番阿斯塔那墓地。阿斯
那墓地前12次的发掘报告,新疆博物馆考古部、
塔那墓地出土镇墓遗物很多,但镇墓神兽并不
吐鲁番地区文物局联合在该墓地又进行了第13次
多。这类俑像从质地上来分,可分为木、泥镇墓
发掘。
[1]
这13次发掘共清理墓葬316座,
[2]
出土了
神兽两种。
大量珍贵遗物,是研究吐鲁番乃至丝绸之路的重
要史料。似限于资料的原因,学者对于阿斯塔那
这种木质兽形随葬品,除可明确辨别动物种
墓地出土遗物的专题研究却鲜有涉及。
类的,余下不可辨者发掘者给出的称谓很多,如
我国古代以当时人们认为是某种神物的东
“木象”、“木猪”,或笼统称为“木兽”等等。这
西,置于墓主人墓前或墓室封门附近的习俗分布
些称谓均不妥,称为“木镇墓神兽”似较为准确。
普遍,这些“所谓镇墓神物,就是指古代人们专
阿斯塔那墓地出土的这种木镇墓神兽并不
门为死者及其亡魂驱鬼辟邪,使之免遭侵扰的镇
多,目前可见原实物、可辨其形制的有6件,均
墓之物”。
[3]
镇墓神物包含范围应非常广泛,种类
为兽形,分类加工,组合而成。根据头部形制的
也很多。
差异,可分为两型:
从阿斯塔那墓地发掘情况来看,该墓地镇墓
A型无角。3件。64TAM13∶7,尾残。
习俗很丰富,形式多样。本文结合阿斯塔那墓地
由躯体和四肢以榫卯结构组装而成。头部刻出双
出土镇墓神物的实际情况,主要探讨镇墓神物中
耳。通体饰黑彩。通高13.8、长22.6、宽6.2厘
的镇墓神兽,该墓地其他镇墓俑像及镇墓习俗的
米(图一∶2)。64TAM28∶9,四肢缺失,尾残。
探讨将另文讨论。
由躯体和四肢组合而成。头部刻出了两道凹槽代
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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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与探索
表嘴形,以红、黑彩勾出圆圈纹作眼睛,背部饰肢组合而成。背部两侧饰黑彩勾纹,头部用黑彩
红、黑色线条。通长27.8、宽9.5、残高9.6厘米画出眼纹,足上饰两或三道黑彩条纹,尾上翘。
(图一∶3)。66TAM53∶7,鼻子残。由躯体和四通高19.5、长27.3厘米(图一∶1)。
图一A型木镇墓神兽
1.66TAM53∶72.64TAM613∶73.64TAM28∶9
B型有角。3件。仅刻出五官轮廓。的四肢组合而成。通体饰红彩。通长30.2、残高
66TAM65∶5,由躯体和四肢组合而成。尾上翘,11.8厘米(图二∶3)。06TAM605∶5,身躯用整
独角前伸,低头伸角作搏斗状。通体饰黑彩。通木雕刻,表现出头、颈。四肢、角、尾单独雕
高25.6、长53.3厘米(图二∶2)。06TAM603∶刻,并组装而成。角呈三角锥形,木钉加固。素
11,角缺失。身躯用整木雕刻而成,并和雕刻好面。通高17.6、长22.8厘米(图二∶1)。
图二B型木镇墓神兽
1.06TAM605∶52.66TAM65∶53.06TAM603∶11
立,后腿弯曲蹲踞,偶蹄。色彩脱落严重。通高
14件,出土于8座墓。其中,72TAM187、100.5、宽40.5厘米(图三∶2)。
72TAM215、72TAM226、72TAM230、Ab型头戴头盔或风帽等。3件。
73TAM191各出土1件,60TAM336出土2件,72TAM187∶149,头戴风帽式淡黄色头盔,面施
73TAM224出土3件,72TAM216出土4件。粉红彩,黑浓眉,双眼圆睁暴突,留“八”字形
72TAM216有3件残损,仅1件能看出为人面,上翘胡须,口涂朱红色。背部及四肢饰淡黄彩,
余皆形制不明。73TAM224有1件残损,计有4其上再绘黑色虎皮纹,颈至胸腹部施粉红底彩,
件。这10件镇墓神兽体形较大,人面兽身或兽其上绘深红色圆圈纹。兽身,前肢直立,后肢蹲
面兽身,蹲踞,通身施以鲜艳彩绘。踞,偶蹄,尾上翘。通高72、宽62厘米(图
根据镇墓神兽面部的特征差异,可分为两三∶4)。73TAM191∶49,残为两半,四肢不全。
型:人面兽身,头戴风帽式尖顶头盔,顶残,凸眼,
A型4件,人面。根据镇墓神兽头部的变高鼻,留“八”字胡须,嘴抹朱红,双腿蹲踞,
化,可分为两亚型:彩绘全部脱落。通高58、宽20厘米(图三∶1)。
Aa型头生单角。1件。60TAM336∶55,72TAM215∶2,头戴花青色头盔,头顶有一十余
头顶呈螺旋状,高眉,双目圆睁,高鼻,嘴棱角厘米高的火炬状饰物,粗眉骨,长黑浓眉,双眼
分明,招风耳,耳向两侧伸直,兽身,前肢直圆睁暴突,赭石色“八”字胡须和络腮胡,通体
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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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吐鲁番阿斯塔那墓地出土镇墓神兽研究
饰花青色底彩,其上点缀红点和深蓝色斑点,胸肢直立,后肢蹲踞,尾上翘。通高92、宽72厘
腹部饰赭石和粉色相间的横道纹。偶蹄,兽身前米(图三∶3)。
图三A型泥镇墓神兽
1、3、型(73TAM191∶49、73TAM215∶2、72TAM187∶149)型(60TAM336∶55)
B型6件,兽面。根据镇墓神兽头部的变点状豹身纹,腰部两肋各塑一目。头顶、双肩及
化,可分为三亚型:背部共插有6支木质翅翼。獠牙外露,形象威猛
Ba型头部无角。1件。72TAM226∶11,生动,很有威慑感。通高104.6、宽52厘米(图
豹头,兽身,双目圆睁,闭嘴露出两颗獠牙,前四∶5)。73TAM224∶03,狮首,兽身,头部双
肢直立,后肢蹲踞,足有四爪,尾上翘,肩部两耳直立,双目凸出圆睁,呲牙张嘴,前肢直立,
侧各有两翼,背中一翼,头顶部一翼。色彩脱落后肢蹲踞,足有四爪,尾上翘,肩部两侧各有两
严重。通高62、宽74厘米(图四∶1)。翼,背插一翼,形象威猛生动。绿色胡须和眼
Bb型头生单角。3件。72TAM216∶22,眉,背部及四肢通体饰桔红彩,上绘黑色圆圈
狮首,头顶两耳直立,双目暴突圆睁,龇牙咧纹,腹部为浅粉红底色,上绘深红色圆圈纹。通
嘴。偶蹄,前肢直立,后腿作蹲踞状,弧尾竖立高67、宽53厘米(图四∶4)。72TAM230∶91,
上翘,通身施以桔红底色,其上绘赭石色圆圈和双眼暴突圆睁,呲牙咧嘴,前肢直立,后肢蹲
图四B型泥镇墓神兽
型(72TAM226∶11)型(60TAM336∶54)型(73TAM224∶02)型(73TAM224∶03)
型(72TAM216∶22)型(72TAM230∶91)
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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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与探索
踞,足各有四爪。通体饰虎皮纹,胸腹部施粉红
底彩,其上绘深红色圆圈和点状纹。头顶、双肩
及背部共插有6支木质翅翼。形象威猛生动,很
有震撼感。通高66厘米(图四∶6)。
Bc型头生双角。2件。狮首。60TAM336∶
54,头顶双角向后弧立,背部两肋各有一目,尾
宽大上翘。竖耳暴眼,呲牙咧嘴,前腿直立,后
腿蹲踞呈半蹲状,牛蹄。双肩各有二个和背部有
一孔,应是插翅翼的孔(翅残失,已复原)。色
彩基本脱落。通高83.5、宽65厘米(图四∶2)。
73TAM224∶02,头顶双角直立,头生双耳,双
目圆睁,张嘴作嘶鸣状,面目凶狠狰狞,前肢直
立,后肢蹲踞,足有四爪,尾上翘,背有五翼
(左、右各二,中一)。通体饰红褐彩。通高80、
宽62厘米(图四∶3)。
二镇墓神兽的流传年代
下面根据出土镇墓神兽的墓葬的年代来谈谈
镇墓神兽的流传年代。
1.A型
64TAM13、64TAM28均被盗扰严重,埋葬
个体不明。墓中所出文书无纪年。2座墓出土的
陶甑、木雕人像和圆形陶盘等随葬品,在阿斯塔
那墓地均是晋至南北朝时期的墓葬中出土的典型
器物,与阿斯塔那墓地东南部台臧塔遗址里2座
墓中出土的随葬品一致,发掘者认为这2座墓的
年代“当在魏晋十六国时期”,
[4]
应无问题。
66TAM53亦盗扰严重,埋葬个体不明。该墓
出土的木雕人像、漆耳杯、木匕等随葬品也均显示
出魏晋时期的风格,最主要的是该墓同出有1件木
简,其上墨书“西晋泰始九年翟姜女买棺契”,纪
年明确,可见该墓的年代为当年或晚于是年。
2.B型
66TAM65被盗掘,埋葬个体不明,无文书
出土。根据该墓所出土的随葬品来看,木雕人
像、木耳杯等与出土A型木镇墓神兽的墓葬出
土的一致,其年代也应相同。
06TAM603、06TAM605均为2006年补充发
72
掘,其中06TAM605出土了东晋咸安五年(375
年)隗田英随葬衣物疏,
[5]
纪年明确。06TAM603
虽未出土随葬衣物疏,但随葬品与其相同,年代
也应相仿。
[6]
因此,这2座墓的年代应均属于十
六国时期的中期。
综上可知,木镇墓神兽均在晋至十六国时期
的墓葬中使用。
60TAM336在阿斯塔那墓地属于规模较大的
墓葬,盗扰也最为严重。该墓为斜坡墓道洞室墓,
带一天井,墓门用木板、土砖封护。无纪年遗物
出土。阿斯塔那墓地带有天井的墓葬始见于武周
时期。吴震曾对此墓作过全面精辟的探讨,推断
该墓主人为高昌末王麴智盛。原可能死于麟德年
间以前,葬于京师,后其侄将其迁回高昌故里,
年代属于武周时期,即7世纪末至8世纪初。
[7]
72TAM187为夫妻合葬墓,带有一天井。该
墓出土有残墓志和文书,墓志尚存“安西都护府
□□□副□上柱圀张”字样。“圀”通“国”,
为武周载初元年所改用之新字。则墓志所指男主
人当死在武周载初元年(689年)至武周长安四
年(704年)年间,先入葬;文书纪年为武周垂
拱三年(687年)至唐天宝三年(744年),
[8]
故该
墓年代的下限当晚于唐天宝三年。由此可见,该
墓从初唐末期开始使用,并沿用到盛唐末期。
72TAM215被盗扰严重,埋葬个体不明,无
墓志和随葬衣物疏出土。所出文书亦无纪年。据
唐残书牍内记“交河郡”,《新唐书·地理志》
载:天宝元年(742年)改西州为交河郡,至肃
宗至德六年(760年)复旧称西州,推测墓葬年
代当在天宝(742~759年)后,属盛唐末期,其
余文书亦是唐制。
[9]
72TAM216亦被盗扰,埋葬个体不明,无墓
志和随葬衣物疏出土。所出文书中,有载初元年
689年)后的武周文书。文书带有明确纪年者,
早者为天宝元年(742年),晚者为天宝十载
751年),
[10]
可见该墓年代的下限至少晚于天宝
十载,属于盛唐末期。
72TAM226为夫妻合葬墓,无墓志和随葬衣
.. All Rights Reserved.
(
(
新疆吐鲁番阿斯塔那墓地出土镇墓神兽研究
物疏出土。从个体所穿纸鞋上拆出有文书,其中
有纪年者,为开元十年(722年),
[11]
可证该墓在
是年之后还在使用,属于盛唐初期。
72TAM230为夫妻合葬墓,男主人张礼臣先
葬,出有武周长安三年(703年)张礼臣墓志一
方;
[12]
女主人后葬,时间不明。所出文书纪年最
早为文明元年(684年),最晚为开元九年(721
年)。
[13]
从所出文书的纪年看,随葬文书有男主人
的,也有女主人的,纪年最晚为开元九年,可见
女主人去世的年代晚于开元九年,属于盛唐时期。
73TAM191为1男2女合葬墓,无墓志和随
葬衣物疏出土,所出文书有纪年者,为唐高宗永
隆元年(680年)至永隆二年。
[14]
从文书所带纪
年来看,该墓至少可以认定从681年后就开始使
用了。从同墓所出泥俑、网帻等随葬品来看,墓
葬年代的下限应该已到盛唐的初期。
73TAM224为1男2女合葬墓,无墓志和随
葬衣物疏出土,所出文书亦无纪年。据墓葬形
制、出土文物及文书内容推测为唐代。
[15]
该墓带
有天井,可以肯定墓葬开凿、使用的年代在武周
时期。至于墓葬年代的下限,从同墓所出随葬品
来看,同出泥俑制作精细、体形饱满,具有盛唐
的风格。更为重要的是,同墓还出土了1枚开元
通宝,可证墓葬年代的下限当在盛唐时期。
从以上对11件镇墓神兽所属墓葬的年代讨
论来看,墓葬年代均在初唐末期至盛唐时期这个
范围,说明泥镇墓神兽在唐灭高昌置西州后近半
个世纪才开始在高昌地区流传、使用,直到盛唐
的末期。
三镇墓神兽的发展源流
阿斯塔那墓地的墓葬年代大致可以划分为三
期:第一期为晋、十六国至南北朝中期(3世纪
中叶至6世纪初),约当高昌设郡时期;第二期
为南北朝中期至初唐(6世纪初至7世纪中叶),
即麴氏高昌时期;第三期为盛唐(7世纪中叶至
8世纪中),自贞观十四年唐灭高昌置西州起。
[16]
从前文的讨论来看,木镇墓神兽皆出土于墓地
的第一期墓葬中,而泥镇墓神兽则均出土于墓地
的第三期墓葬,即唐西州时期,具体的流行时间
为初唐末期至盛唐时期。
从地缘上来看,目前的考古资料表明,除阿
斯塔那墓地外,这类木独角镇墓神兽实物在河西
走廊西部的嘉峪关、酒泉和敦煌等地多有出土。
在阿斯塔那墓地出土的木镇墓神兽中,最为典型
的当属B型木独角镇墓神兽。其中,
06TAM603、06TAM605各自出土了1件,其和
04TAM408出土的1件木镇墓神兽形制相同,皆
是独角直抵前下方,
[17]
此种形制与甘肃酒泉下河
清18号东汉墓葬中出土的青铜镇墓神兽的形制
十分相似,
[18]
但近年有学者提出该墓为魏晋时期;
19]
而B型中66TAM65中出土的这件木镇墓神
兽,其独角直抵斜前上方,与甘肃武威磨嘴子东
汉中期墓(M25)封门内侧,靠近木棺西南侧出
土的木镇墓神兽
[20]
和M54出土的木镇墓神兽的
形制如出一辙。
[21]
另外,在该墓地2003年发掘的
M6墓室封门内侧也发现1件木“独角兽”,惜残
朽,未介绍形制。发掘者认为该墓年代“上限为
王莽时期,下限为东汉光武建武初年”。
[22]
即新莽
至东汉初期。可见该墓地的使用年代是从西汉末
期至东汉中期,跨度近一个世纪,是河西地区即
将跨入鼎盛时期的前奏。
目前学界对甘肃敦煌地区的汉晋墓葬是因为
受到中原地区直接影响的结果已经达成共识,而
上文的讨论证明,高昌地区又直接或间接的受到
河西地区的影响。由此可见,阿斯塔那墓地第一
期墓葬中出现的这种木镇墓神兽及随葬习俗应该
是由河西地区直接或间接传入的。
魏晋时期,关中洛阳、山东、山西等地出土
的独角镇墓神兽在造型风格上均基本相同,而阿
斯塔那墓地出土的魏晋时期的木镇墓神兽与其相
比只是神似而形不似,却与甘肃河西地区却惊人
的相同,正好说明了这一点。
目前,除阿斯塔那墓地第一期墓葬中出土了
这种木镇墓神兽的实物外,境内其他地区墓葬尚
未发现实物,但在楼兰的壁画墓中发现了这种独
角镇墓神兽的形象。若羌县发现了一座3~4世
73
[
.. All Rights Reserved.
研究与探索
纪的大型双室壁画墓。在该墓封门西侧的墓室墙
壁上,墨绘一头独角镇墓神兽,其前后肢分开,
尾上翘,独角前抵作搏斗状。
[23]
类似楼兰壁画墓
发现的这种黑色独角镇墓神兽形象,在陕西神木
大保当东汉画像石墓的门扉下方也有发现。
[24]
另
外内蒙古凤凰山东汉壁画墓也有这种形制的独角
镇墓神兽形象。
[25]
距离高昌最近的河西嘉峪关新
城M13魏晋画像砖墓前室东壁第二行第6块画
像砖上绘有一独角兽。
[26]
由此可见,东汉至魏晋
时期,独角镇墓神兽在中国北方地区是非常流行
的,至少目前在河西地区西晋以后的墓葬中还没
有发现独角镇墓神兽的资料。而楼兰魏晋壁画墓
绘制的这种独角镇墓神兽形象再次说明其就是在
东汉文化的影响下产生的。且这种文化的传播,
和当时、当地的历史背景密不可分。
两汉以来,大批中原人自发或由汉朝政府有
组织的迁徙他们至西域居住或屯田,他们就是汉
文化的天然传播机。历史上在楼兰和高昌逐渐形
成了两个汉民族高度集中居住的地方,而楼兰壁
画墓里发现的墨绘独角镇墓神兽画像和高昌地区
晋至十六国时期墓葬里出土的木镇墓神兽正是受
到通过河西走廊传播而来的中原东汉文化的影响
而遗留下来的可证实据。而且阿斯塔那墓地发现
的魏晋、十六国时期的墓葬,其形制也与河西地
区的敦煌、酒泉等地的墓葬形制非常相似,说明
当时河西控制着吐鲁番,两地之间往来关系紧
密。河西文化对新疆的影响,不仅仅局限于吐鲁
番地区,在新疆南部的库车县也发现了同时期的
中原汉式墓葬。2007年8~9月,在新疆库车县
城发现了7座砖室墓,在M3近墓门处,发现浅
浮雕的2只独角兽,
[27]
其照墙的作法和照墙上镶
嵌祥瑞图案的传统,明显是受敦煌墓葬影响所
致。凡此种种说明,即使历史上河西地区政权更
迭频繁,中原地区战乱不止,但是在华北地区也
出现了西晋、前秦和北魏等统一政权,在文化交
流上始终没有停止。而地处丝绸之路要冲的河西
走廊在吸纳、传播汉文化的过程中功不可没,起
着承上启下的传播作用。
A型木镇墓神兽因多有残损,形制还不十分
74
确定。66TAM53出土的木镇墓神兽的鼻子(角)
虽残,但形制却与B型最相近,可能原本就可以
归属于B型,而余皆与B型差异明显。翻检考
古资料,目前A型木镇墓神兽在吐鲁番周边地
区均不见,甚至新疆邻近地区也不见有出土,推
测应该是当地在B型的影响下发展衍生而来的。
考古资料证明,从北魏迁都洛阳后,墓葬中
随葬的镇墓神兽就开始成对出现,且形象基本定
型,均蹲踞,下有托板。隋统一后,这种蹲踞式
镇墓神兽就在关陇、中原地区大量流行,掀开了
隋唐时期镇墓神兽形象之先河。根据阿斯塔那墓
地发掘出土的泥镇墓神兽来看,因有盗扰因素存
在,目前在唐西州时期的墓葬中,除可见出土1
件外,可见出土2件及以上者,均有人面和兽
面。因此,我们还不能确定随葬的2件镇墓神兽
是否必须要人面和兽面共存,或均为人面,或均
为兽面。但在隋代,就出现过出土的2件镇墓神
兽均为人面的现象,
[28]
而在开元时期的唐墓中也
出现过仅出土1件兽面而无人面镇墓神兽的情
况。
[29]
因此,阿斯塔那墓地因人为破坏因素造成
的这种现象,有待今后解决。
阿斯塔那墓地出土的镇墓神兽与中原不同,
中原出土的质地有陶和三彩之分,而吐鲁番地区
出土的除木质外,余皆为泥质。
这种镇墓神兽出土比较集中的是河南和陕西,
皆因历史上两省分别为东都洛阳和都城长安之所
在,是当时全国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其他
如山西、辽宁朝阳等地也有出土,但相对较少。
河南唐墓中出土的镇墓神兽主要分布在洛阳
及其附近的偃师、巩义和郑州等地,且多为人面
和兽面各一,人面独角,兽面多为二角。
阿斯塔那墓地出土泥镇墓神兽中,A型为人
面,头生独角或戴头盔、风帽等,均踏薄板,风
格简约。此种型式中,戴头盔和风帽者目前周边
还不见,而头生独角的人面兽身镇墓神兽与在河
南巩义市孝西村、
[30]
芝田、
[31]
郑州
[32]
等地唐墓出
土的人面兽身镇墓神兽相似,但是形制稍有差
异。巩义市孝西村唐墓出土的头顶独角略向前弯
.. All Rights Reserved.
新疆吐鲁番阿斯塔那墓地出土镇墓神兽研究
曲,且“脑后有戟形饰,脸两侧生翼形耳,肩有
火焰形双翼”。发掘者认为“其时代定于咸亨三
年(公元672年)至神龙二年(公元706年)间
比较稳妥”。芝田M35出土的螺旋状独角较短,
且“肩生双翼”。而M36中出土的最为相近,仅
“肩生小翼”。发掘者认为“巩义市芝田两座唐墓
年代应在公元672年至694年前后,其中M35
可能略早”。而郑州上街区M54盛唐墓中出土了
4件陶镇墓神兽,其中2件人面独角镇墓神兽与
阿斯塔那墓地出土的Aa型也很相似,差别仅在
“肩有双翼”。
另外,洛阳地区也发现一些相似的独角镇墓神
兽。如洛阳王城大道唐墓出土了2件镇墓神兽,其
中“I型镇墓神兽为人面兽身,头顶毛发呈螺旋
状,方面大耳”。
[33]
与阿斯塔那墓地出土Aa型最
为相似。在洛阳伊川大庄唐墓中出土1件独角镇
墓神兽与Aa型外形也有些相似,但是其独角有
些弯曲,耳为顺风耳,不似Aa型的招风耳。
[34]
在河南偃师市杏园村唐墓M1902中出土的1
件独角镇墓神兽,其独角略向前弯曲,满腮胡
须,体态凶猛矫健,发掘者认为该墓为盛唐时期
的墓葬。与阿斯塔那墓地出土的Aa型很相似,
但与其造型简约相比略有差别。
[35]
另外,阿斯塔那墓地出土Bc型镇墓神兽与
河南巩义市孝西村、
[36]
芝田、
[37]
郑州
[38]
等地唐墓
出土的兽面兽身也相似,但形制也稍有差异。孝
西村唐墓出土镇墓兽发掘者描述为“头顶有三只
扁平锥状长角”,实为鹿叉状双角,脑后为戟形
饰,且“肩生火焰形双翼”,而阿斯塔那墓地出
土的Bc型镇墓神兽的双角不分叉;芝田M35中
出土的头生三支螺旋状短角,且肩生双翼。而
M36中出土的也是仅为“肩生小翼”。最为相似
的是郑州唐墓出土的陶镇墓神兽,差异仅在肩部
有火焰状装饰。
在洛阳王城大道唐墓出土的“II型镇墓神兽
为狮面兽身,头生双角”,亦与Bc型泥镇墓神兽
最为相似。发掘者认为“IM2084也应为盛唐时
期的墓葬”。
[39]
陕西出土的镇墓神兽主要集中分布在发现唐
墓最多的西安及其周边地区,即关中地区。其初
唐墓葬中出土的镇墓神兽在风格上还是比较朴
素、简约,独角不明显或比较短,如咸阳师专唐
墓、
[40]
陕西邮电学校唐墓
[41]
等等,与阿斯塔那墓
地出土的Aa型差异还是很明显的。
西安郊区隋唐墓出土镇墓神兽计有38件,
其中I型、II型中发现有“头戴黑色尖顶盔胄”
和“头戴螺旋形盔帽”的人面镇墓神兽,与阿斯
塔那墓地出土的Ab型相似,前者I型出土于开
皇十二年墓葬,II型出土于初唐墓葬,
[42]
是此类
镇墓神兽的早期型式,阿斯塔那墓地Ab型戴头
盔或风帽的镇墓神兽应该受此影响。
陕西长武郭村唐墓出土的I式、II式镇墓神兽
为初唐时期,其造型风格比较简约,与阿斯塔那墓
地的Bc型和Aa型最为相似,差异仅在I式“肩侧
有半月形翼,背后有锯齿状鬣。”而Bc型两肩侧分
别插有两根羽翼;II式也是“肩侧有半月形翼,背
后有锯齿状鬣”,而Aa型两肩无装饰。
[43]
而关中盛唐时期墓葬出土的三彩镇墓神兽形
制,不仅和河南地区相似,而且和阿斯塔那墓地
出土的也相似。如西安南郊唐墓(M31)中出土
的2对镇墓神兽中,其I型三彩镇墓神兽(M31:
1)与河南巩义食品厂唐墓中出土的相似,也与
阿斯塔那墓地出土的Aa型神似;其II型与阿斯
塔那墓地出土的Bc型最为相似。
[44]
而在中堡村
唐墓出土的1对三彩镇墓神兽中,兽面狮身神兽
与阿斯塔那墓地的Bc型非常相似,其肩部尖锐
的鬣毛应该就是阿斯塔那墓地Bc型镇墓神兽羽
翼装饰的前身,
[45]
西安西郊热电厂二号唐墓出土
的镇墓神兽也是此类形制。
[46]
而盛唐时期的独孤
思贞墓中出土的1对镇墓神兽,不仅与中堡村的
相似,而且分别与阿斯塔那墓地出土的Aa型和
Bc型相似,其差异也是肩部均装饰有尖锐的鬣
毛,背部有锯齿纹。
[47]
唐节愍太子墓中出土镇墓神兽2对,其中人
面螺旋状独角镇墓神兽(M1:416)与阿斯塔那
墓地的Aa型有些相似,只是其“后顶有鬣毛耸
立,……肩头立双翼”。双角兽面镇墓神兽(M1:
419)与Bc型相似,但是“头两侧、肩上有直立
75
.. All Rights Reserved.
研究与探索
的鬣鬃,似火焰状。肩饰扇形双翼,……背中部
起脊一道”。
[48]
2件镇墓神兽虽与阿斯塔那墓地出
土的Aa型、Bc型稍有差异,但与前文提到的河
南几个地区出土的镇墓神兽形制基本相同。
另外,位于丝绸之路要道的甘肃武威、天
水、敦煌等地也有少量的镇墓神兽出土。如秦安
县叶堡乡杨家沟村出土的唐景龙三年(709年)
三彩镇墓神兽,“都具有明显的盛唐作风”,
[49]
不
仅在形制上与阿斯塔那墓地出土的Bc型有些相
似,而且与章怀太子墓出土的镇墓神兽造型几乎
完全一样。
[50]
在敦煌城东老爷庙一号盛唐墓中,
亦出土有镇墓神兽。“一个蹲坐着的龙首兽身生
翼的怪兽俑,……和这相对称的是一个人面兽
身,头上长角,颔下生须,身具两翼的怪兽俑”。
[51]
应是兽面、人面各一,且“生翼”、“身具两
翼”等,与两京地区的相似,惜未见照片,无法
与阿斯塔那墓地的相比较。但从质地和造型来
看,甘肃天水、敦煌等地出土的镇墓神兽基本可
以断定是从中原流传而来的。
阿斯塔那墓地出土镇墓神兽仅有Aa、Ab型
中戴头盔型和Bc型能在上述河南、陕西两地找
到其母型。Bb型除了与Bc型镇墓神兽头部有单、
双角之分外,其实形制大体相近,而且装饰比Bb
型更加华丽,可以说是一种时代的表现,盛唐景
象显现十足。说明阿斯塔那墓地唐墓中的这种镇
墓习俗是随着唐灭高昌置西州后,逐渐传播并占
据了西州埋葬习俗的主导地位。而Ab型中戴风
帽型镇墓神兽目前除了在阿斯塔那墓地出土了以
外,新疆境内其他地区尚未发现,河南、陕西两
地也未发现形制类似的,应是本地新发展而来的。
两京地区唐墓出土了很多脑后带戟形饰的镇
墓神兽。戟形饰是北齐镇墓神兽的独有特征,经
东魏、北齐的继承和发展,加上隋唐时期的规范
和推广并加以继承,使得洛阳、西安地区保持着
较高的一致性。但是,阿斯塔那墓地出土的所有
镇墓神兽中,其脑后或无此戟形饰装饰,或以羽
翼作装饰。说明高昌地区的居民只是承袭了这种
埋葬习俗,并未完全照搬中原镇墓神兽的外在形
象,而是形成了自己的地域特征。
76
唐代上层社会厚葬之风甚盛,《旧唐书·舆
服志》记载,当时“近者王公百官,竟为厚葬;
偶人像马,雕饰如生……风俗流行,遂下兼士
庶”。
[52]
至武周时期,其装饰逐渐走向繁缛、奢
华,并随着唐文化的传播而影响到高昌地区,而
阿斯塔那墓地出土的镇墓神兽的华丽装饰正是从
武周末期开始的。
另外,我们发现镇墓神兽皆出土于盛唐时期
的墓葬中,而麴氏高昌时期的墓葬中均没有出土。
其实,麴氏高昌王国大部分时间内处于一种封闭
的割据状态,而与中原建立起日益紧密的文化联
系,始于麴氏高昌王国晚期。从大业三年(607
年)起,高昌向隋朝“遣使贡方物”,建立了正式
的官方往来。其王麴伯雅携王子麹文泰随西巡河
西的炀帝东归,游历中原,逐渐了解了隋朝的礼
仪制度及文化习俗等,隋文化开始影响高昌。但
是,由于隋朝立国时间较短,其自身的随葬制度
还没有形成,承袭的还是北周习俗。再者麴氏高
昌王国晚期政局不稳,如“义和政变”、“重光复
辟”、“延寿改制”等等,致使文化受到冲击。
唐朝初年,麴氏高昌王国曾多次遣使朝贡,
麹文泰也曾亲自入朝,与唐朝保持着非常友好的
关系。后来,由于麹文泰的倒行逆施激怒了唐太
宗,于贞观十三年(639年)十一月派侯君集出
兵高昌,次年八月平定高昌,旋即于其地立西州。
同时,太宗皇帝力排众议,坚决主张在高昌故地
建立州县制度,推行中原体制。但在西州初期,
由于唐太宗投入治理高昌的兵员不多,“每岁调
发千余人,防遏其地”,及“兼遣罪人,增其防
遏”。
[53]
加上西突厥实力雄厚,不时骚扰,西域政
局仍然处于动荡不安之中,这种不稳定的局势是
不可能从根本上来改变西州旧有的文化面貌,这
也说明了为什么在唐西州初期的墓葬中仍然出土
了很多带有麴氏高昌时期文化特征的遗物。
直到唐显庆三年(658年)以后,这种情况
才得以改变。是年唐朝平定了阿史那贺鲁叛乱
后,唐高宗即在西域各地广泛设置行政机构,建
立了以安西四镇为核心的统治体系,将原由西突
厥统治的广大地区转由唐朝控制,从而强化了唐
.. All Rights Reserved.
新疆吐鲁番阿斯塔那墓地出土镇墓神兽研究
朝对西域的统治。
[54]
政治上的控制加强,军事上
向长期镇守的镇军转化。
[55]
经过近半个世纪的发
展,及至盛唐,唐文化对西州的影响渐趋深刻,
并最终占据了主导地位,而麴氏高昌王国墓葬文
化的遗脉也由此走到了尽头。
四结论
阿斯塔那墓地晋至南北朝时期的墓葬中出现
的木镇墓神兽及随葬习俗应是由河西地区直接或
间接传入的。从目前的考古文化现象看,体现中
原两汉考古文化的遗物在新疆大部分地区出土的
相对较少,但是从魏晋南北朝时期则发生了很大
变化,除本文讨论的木镇墓神兽外,其他如陶
器、漆器、铜镜、纺织品以及墓葬形制、葬具、
葬式等,则更多地与东部甘肃河西走廊,乃至中
原的众多文化相似。同时,作为丝绸之路的要
冲,新疆又是东、西方文化交流不可逾越的地
方,西方文化对其影响也非常明显。
而泥镇墓神兽及其随葬习俗则主要是在唐灭
高昌置西州后,由唐代中原两京地区逐渐传入
的。在这两个时期,通过传承、融合,并发展、
创新,阿斯塔那墓地随葬的镇墓神兽逐渐形成了
自己独特的地域特征。
注释:
[1]a.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新疆吐鲁番阿斯塔那
北区墓葬发掘简报》,《文物》1960年第6期;b.新
疆博物馆考古部:《吐鲁番阿斯塔那第二次发掘简
报》(1959~1960)《疆文物》2000年第3、4期合
刊;c.新疆博物馆考古部:《吐鲁番阿斯塔那第三次
发掘简报》(1960),《新疆文物》2000年第3、4期
合刊;d.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吐鲁番县阿斯
塔那—哈拉和卓古墓群发掘简报》,《文物》1973第
10期;e.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吐鲁番阿斯塔
那—哈拉和卓古墓群清理简报》,《文物》1972年第
1期;f.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吐鲁番阿斯塔那第十
次发掘简报》(1972~1973),《新疆文物》2000年
第3、4期合刊;g.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吐鲁番阿
斯塔那第十一次发掘简报》(1973),《新疆文物》
2000年第3、4期合刊;h.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
西北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1973年吐鲁番阿斯塔那
古墓群发掘简报》,《文物》1975年第7期;i.新疆博
物馆考古部等:《2006年吐鲁番阿斯塔那古墓群西区
发掘简报》,《吐鲁番学研究》2007年第1期。
[2]此处发掘墓葬的统计,不包括吐鲁番地区文物局抢
救性发掘清理的墓葬,但是本文在行文中仍可使用这
些墓葬中的出土资料。
[3]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编:《中国古代镇墓神物》,
第2页,文物出版社,2004年。
[4]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台臧塔遗址考古发掘报
告》,《新疆文物》2011年第2期。
[5]发掘简报已刊发(《吐鲁番学研究》2007年第1期),
由于当年发掘时还出土了一些文书未整理出来,故
在简报中未介绍,拟于正在整理的墓地发掘报告中
进行详细介绍。
[6]新疆博物馆考古部等:《2006年吐鲁番阿斯塔那古墓
群西区发掘简报》,《吐鲁番学研究》2007年第1期。
[7]a.吴震:《阿斯塔那336号墓所出戏弄俑五例》,
《文物》1978年第5期;b.吴震:《TAM336墓主人
试探》,《新疆文物》1992年第4期。
[8]唐长孺主编:《吐鲁番出土文书》[肆],第201~
223页,文物出版社,1996年。
[9]唐长孺主编:《吐鲁番出土文书》[肆],第244~
250页。
[10]唐长孺主编:《吐鲁番出土文书》[肆],第224~
230页。
[11]唐长孺主编:《吐鲁番出土文书》[肆],第89~
107页。
[12]侯灿、吴美琳:《吐鲁番出土砖志集注》,第610~
614页,巴蜀书社,2003年。
[13]唐长孺主编:《吐鲁番出土文书》[肆],第65~
88页。
[14]唐长孺主编:《吐鲁番出土文书》[叁],第279~
288页。
[15]唐长孺主编:《吐鲁番出土文书》[肆],第388~
390页。
[16]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吐鲁番阿斯塔那—哈
拉和卓古墓群清理简报》,《文物》1972年第1期。
[17]吐鲁番地区文物局:《新疆吐鲁番地区阿斯塔那古墓
群西区408、409号墓》,《考古》2006年第12期。
[18]甘肃省文物管理委员会:《酒泉下河清第1号和第
18号墓发掘简报》,《文物》1959年第10期。
[19]韦正:《试谈吐鲁番几座魏晋、十六国早期墓葬的
年代和相关问题》,《考古》2012年第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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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ll Rights Reserved.
研究与探索
[20]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甘肃威武磨嘴子东汉墓
(M25)发掘简报》,《文物》2005年第11期。
[21]甘肃省博物馆:《武威磨嘴子三座汉墓发掘简报》,
《文物》1972年12期。
[22]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2003年甘肃武威磨嘴
子墓地发掘简报》,《考古与文物》2012年第5期。
[23]a.张玉忠:《楼兰地区魏晋墓葬》,中国考古学会
编:《中国考古学年鉴(2004)》,第410~411页,
文物出版社,2005年;b.张玉忠:《楼兰壁画墓的
发现与研究》,“汉代西域考古与汉文化国际学术
研讨会”上的发言稿,2012年10月。
[24]a.陕西省考古研究所、榆林地区文物管理委员会:
《陕西神木大保当第11号、第23号汉画像石墓发
掘简报》,《文物》1997年第9期;b.西北大学文
博学院等:《陕西神木大保当东汉画像石墓》,
《文物》2011年第12期。
[25]马利清:《内蒙古凤凰山汉墓壁画二题》,《考古
与文物》2003年第2期。
[26]嘉峪关市文管所:《嘉峪关新城十二、十三号画像
砖墓发掘简报》,《文物》1982年第8期。
[27]a.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新疆库车
友谊路晋十六国时期砖室墓发掘》,《中国文物报》
2007年12月28日第5版;b.新疆文物考古研究
所、库车县文物局:《新疆库车县发现晋十六国时
期汉式砖室墓》,《西域研究》2008年第1期。
[28]陕西考古研究院、咸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隋元威
夫妇墓发掘简报》,《考古与文物》2012年第1期。
[29]陕西省考古研究所隋唐研究室:《西安西郊热电厂二
号唐墓发掘简报》,《考古与文物》2001年第2期。
[30]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巩义市文物保护管理所:
《河南巩义市孝西村唐墓发掘简报》,《文物》1998
年第11期。
[31]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巩义市文物保护管理所:
《河南巩义市芝田两座唐墓发掘简报》,《文物》
1998年第11期。
[32]河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郑州上街区唐墓发掘
简报》,《考古》1960年第1期。
[33]洛阳市第二文物工作队:《洛阳王城大道唐墓
(IM2084)发掘简报》,《文物》2005年第8期。
[34]洛阳市第二文物工作队:《洛阳伊川大庄唐墓
(M3)发掘简报》,《文物》2005年第8期。
[35]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河南二队:《河南偃师
市杏园村唐墓的发掘》,《考古》1996年第12期。
78
[36]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巩义市文物保护管理所:
《河南巩义市孝西村唐墓发掘简报》,《文物》1998
年第11期。
[37]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巩义市文物保护管理所:
《河南巩义市芝田两座唐墓发掘简报》,《文物》
1998年第11期。
[38]郑州市文物工作队:《河南郑州市上街唐墓的清
理》,《考古》1996年第8期。
[39]洛阳市第二文物工作队:《洛阳王城大道唐墓
(IM2084)发掘简报》,《文物》2005年第8期。
[40]咸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咸阳师专唐墓清理简
报》,《文博》1998年第5期。
[41]咸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陕西邮电学校北朝、唐
墓清理简报》,《文博》2001年第3期。
[42]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西安郊区隋唐墓》,
第37、38页,科学出版社,1966年。
[43]长武县博物馆:《陕西长武郭村唐墓》,《文物》
2004年第2期。
[44]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所:《西安南郊唐墓(M31)
发掘简报》,《文物》2004年第1期。
[45]陕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西安西郊中堡村唐墓清
理简报》,《考古》1960年第3期。
[46]陕西省考古研究所隋唐研究室:《西安西郊热电厂二
号唐墓发掘简报》,《考古与文物》2001年第2期。
[47]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唐长安城郊隋
唐墓》,第35页,文物出版社,1980年。
[48]陕西省考古研究所、富平县文物管理委员会编著:
《唐节愍太子墓发掘报告》,第105页,科学出版
社,2004年。
[49]甘肃省博物馆文物队:《甘肃秦安县唐墓清理简
报》,《文物》1975年第4期。
[50]陕西省博物馆等:《唐章怀太子墓发掘简报》,
《文物》1972年第7期。
[51]夏鼐著,王世民、林秀贞编:《敦煌考古漫记》,
第59页,百花文艺出版社,2002年。
[52]《旧唐书》卷四五《舆服志》,第1958页,中华书
局,1975年。
[53](唐)吴兢:《贞观政要》卷九《安边第三十六》,
第278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
[54]吴玉贵:《突厥汗国与隋唐关系史研究》,第406
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
[55]张广达:《唐灭高昌国后的西州形势》,《西域史地
丛稿初编》,第139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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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5月14日发(作者:慎秀媛)
2016年第5期
四川文物
NO.5.2016
(总第189期)
SichuanCulturalRelics
TOTAL189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
摘要:新疆吐鲁番阿斯塔那墓地出土的镇墓神兽分为木、泥镇墓神兽两种。晋至南北朝
时期的墓葬中出现的木镇墓神兽及随葬习俗应是由河西地区直接或间接传入的。而泥镇墓神
兽及其随葬习俗则主要是在唐灭高昌置西州后,由唐代中原两京地区逐渐传入的,均承袭于祖
国内地的中原文化。
关键词:吐鲁番;阿斯塔那墓地;镇墓神兽;镇墓习俗
阿斯塔那墓地位于新疆吐鲁番市东南约43公
里处,素有“地下博物馆”之称。为配合基建,
一镇墓神兽出土概况与形制分析
自20世纪50年代末至70年代中期,阿斯塔那墓
目前,在新疆境内,出土有大量各种质地俑
地共发掘了12次。2006年,为配合整理阿斯塔
像的大型墓地,唯有吐鲁番阿斯塔那墓地。阿斯
那墓地前12次的发掘报告,新疆博物馆考古部、
塔那墓地出土镇墓遗物很多,但镇墓神兽并不
吐鲁番地区文物局联合在该墓地又进行了第13次
多。这类俑像从质地上来分,可分为木、泥镇墓
发掘。
[1]
这13次发掘共清理墓葬316座,
[2]
出土了
神兽两种。
大量珍贵遗物,是研究吐鲁番乃至丝绸之路的重
要史料。似限于资料的原因,学者对于阿斯塔那
这种木质兽形随葬品,除可明确辨别动物种
墓地出土遗物的专题研究却鲜有涉及。
类的,余下不可辨者发掘者给出的称谓很多,如
我国古代以当时人们认为是某种神物的东
“木象”、“木猪”,或笼统称为“木兽”等等。这
西,置于墓主人墓前或墓室封门附近的习俗分布
些称谓均不妥,称为“木镇墓神兽”似较为准确。
普遍,这些“所谓镇墓神物,就是指古代人们专
阿斯塔那墓地出土的这种木镇墓神兽并不
门为死者及其亡魂驱鬼辟邪,使之免遭侵扰的镇
多,目前可见原实物、可辨其形制的有6件,均
墓之物”。
[3]
镇墓神物包含范围应非常广泛,种类
为兽形,分类加工,组合而成。根据头部形制的
也很多。
差异,可分为两型:
从阿斯塔那墓地发掘情况来看,该墓地镇墓
A型无角。3件。64TAM13∶7,尾残。
习俗很丰富,形式多样。本文结合阿斯塔那墓地
由躯体和四肢以榫卯结构组装而成。头部刻出双
出土镇墓神物的实际情况,主要探讨镇墓神物中
耳。通体饰黑彩。通高13.8、长22.6、宽6.2厘
的镇墓神兽,该墓地其他镇墓俑像及镇墓习俗的
米(图一∶2)。64TAM28∶9,四肢缺失,尾残。
探讨将另文讨论。
由躯体和四肢组合而成。头部刻出了两道凹槽代
69
.. All Rights Reserved.
研究与探索
表嘴形,以红、黑彩勾出圆圈纹作眼睛,背部饰肢组合而成。背部两侧饰黑彩勾纹,头部用黑彩
红、黑色线条。通长27.8、宽9.5、残高9.6厘米画出眼纹,足上饰两或三道黑彩条纹,尾上翘。
(图一∶3)。66TAM53∶7,鼻子残。由躯体和四通高19.5、长27.3厘米(图一∶1)。
图一A型木镇墓神兽
1.66TAM53∶72.64TAM613∶73.64TAM28∶9
B型有角。3件。仅刻出五官轮廓。的四肢组合而成。通体饰红彩。通长30.2、残高
66TAM65∶5,由躯体和四肢组合而成。尾上翘,11.8厘米(图二∶3)。06TAM605∶5,身躯用整
独角前伸,低头伸角作搏斗状。通体饰黑彩。通木雕刻,表现出头、颈。四肢、角、尾单独雕
高25.6、长53.3厘米(图二∶2)。06TAM603∶刻,并组装而成。角呈三角锥形,木钉加固。素
11,角缺失。身躯用整木雕刻而成,并和雕刻好面。通高17.6、长22.8厘米(图二∶1)。
图二B型木镇墓神兽
1.06TAM605∶52.66TAM65∶53.06TAM603∶11
立,后腿弯曲蹲踞,偶蹄。色彩脱落严重。通高
14件,出土于8座墓。其中,72TAM187、100.5、宽40.5厘米(图三∶2)。
72TAM215、72TAM226、72TAM230、Ab型头戴头盔或风帽等。3件。
73TAM191各出土1件,60TAM336出土2件,72TAM187∶149,头戴风帽式淡黄色头盔,面施
73TAM224出土3件,72TAM216出土4件。粉红彩,黑浓眉,双眼圆睁暴突,留“八”字形
72TAM216有3件残损,仅1件能看出为人面,上翘胡须,口涂朱红色。背部及四肢饰淡黄彩,
余皆形制不明。73TAM224有1件残损,计有4其上再绘黑色虎皮纹,颈至胸腹部施粉红底彩,
件。这10件镇墓神兽体形较大,人面兽身或兽其上绘深红色圆圈纹。兽身,前肢直立,后肢蹲
面兽身,蹲踞,通身施以鲜艳彩绘。踞,偶蹄,尾上翘。通高72、宽62厘米(图
根据镇墓神兽面部的特征差异,可分为两三∶4)。73TAM191∶49,残为两半,四肢不全。
型:人面兽身,头戴风帽式尖顶头盔,顶残,凸眼,
A型4件,人面。根据镇墓神兽头部的变高鼻,留“八”字胡须,嘴抹朱红,双腿蹲踞,
化,可分为两亚型:彩绘全部脱落。通高58、宽20厘米(图三∶1)。
Aa型头生单角。1件。60TAM336∶55,72TAM215∶2,头戴花青色头盔,头顶有一十余
头顶呈螺旋状,高眉,双目圆睁,高鼻,嘴棱角厘米高的火炬状饰物,粗眉骨,长黑浓眉,双眼
分明,招风耳,耳向两侧伸直,兽身,前肢直圆睁暴突,赭石色“八”字胡须和络腮胡,通体
70
.. All Rights Reserved.
新疆吐鲁番阿斯塔那墓地出土镇墓神兽研究
饰花青色底彩,其上点缀红点和深蓝色斑点,胸肢直立,后肢蹲踞,尾上翘。通高92、宽72厘
腹部饰赭石和粉色相间的横道纹。偶蹄,兽身前米(图三∶3)。
图三A型泥镇墓神兽
1、3、型(73TAM191∶49、73TAM215∶2、72TAM187∶149)型(60TAM336∶55)
B型6件,兽面。根据镇墓神兽头部的变点状豹身纹,腰部两肋各塑一目。头顶、双肩及
化,可分为三亚型:背部共插有6支木质翅翼。獠牙外露,形象威猛
Ba型头部无角。1件。72TAM226∶11,生动,很有威慑感。通高104.6、宽52厘米(图
豹头,兽身,双目圆睁,闭嘴露出两颗獠牙,前四∶5)。73TAM224∶03,狮首,兽身,头部双
肢直立,后肢蹲踞,足有四爪,尾上翘,肩部两耳直立,双目凸出圆睁,呲牙张嘴,前肢直立,
侧各有两翼,背中一翼,头顶部一翼。色彩脱落后肢蹲踞,足有四爪,尾上翘,肩部两侧各有两
严重。通高62、宽74厘米(图四∶1)。翼,背插一翼,形象威猛生动。绿色胡须和眼
Bb型头生单角。3件。72TAM216∶22,眉,背部及四肢通体饰桔红彩,上绘黑色圆圈
狮首,头顶两耳直立,双目暴突圆睁,龇牙咧纹,腹部为浅粉红底色,上绘深红色圆圈纹。通
嘴。偶蹄,前肢直立,后腿作蹲踞状,弧尾竖立高67、宽53厘米(图四∶4)。72TAM230∶91,
上翘,通身施以桔红底色,其上绘赭石色圆圈和双眼暴突圆睁,呲牙咧嘴,前肢直立,后肢蹲
图四B型泥镇墓神兽
型(72TAM226∶11)型(60TAM336∶54)型(73TAM224∶02)型(73TAM224∶03)
型(72TAM216∶22)型(72TAM230∶91)
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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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与探索
踞,足各有四爪。通体饰虎皮纹,胸腹部施粉红
底彩,其上绘深红色圆圈和点状纹。头顶、双肩
及背部共插有6支木质翅翼。形象威猛生动,很
有震撼感。通高66厘米(图四∶6)。
Bc型头生双角。2件。狮首。60TAM336∶
54,头顶双角向后弧立,背部两肋各有一目,尾
宽大上翘。竖耳暴眼,呲牙咧嘴,前腿直立,后
腿蹲踞呈半蹲状,牛蹄。双肩各有二个和背部有
一孔,应是插翅翼的孔(翅残失,已复原)。色
彩基本脱落。通高83.5、宽65厘米(图四∶2)。
73TAM224∶02,头顶双角直立,头生双耳,双
目圆睁,张嘴作嘶鸣状,面目凶狠狰狞,前肢直
立,后肢蹲踞,足有四爪,尾上翘,背有五翼
(左、右各二,中一)。通体饰红褐彩。通高80、
宽62厘米(图四∶3)。
二镇墓神兽的流传年代
下面根据出土镇墓神兽的墓葬的年代来谈谈
镇墓神兽的流传年代。
1.A型
64TAM13、64TAM28均被盗扰严重,埋葬
个体不明。墓中所出文书无纪年。2座墓出土的
陶甑、木雕人像和圆形陶盘等随葬品,在阿斯塔
那墓地均是晋至南北朝时期的墓葬中出土的典型
器物,与阿斯塔那墓地东南部台臧塔遗址里2座
墓中出土的随葬品一致,发掘者认为这2座墓的
年代“当在魏晋十六国时期”,
[4]
应无问题。
66TAM53亦盗扰严重,埋葬个体不明。该墓
出土的木雕人像、漆耳杯、木匕等随葬品也均显示
出魏晋时期的风格,最主要的是该墓同出有1件木
简,其上墨书“西晋泰始九年翟姜女买棺契”,纪
年明确,可见该墓的年代为当年或晚于是年。
2.B型
66TAM65被盗掘,埋葬个体不明,无文书
出土。根据该墓所出土的随葬品来看,木雕人
像、木耳杯等与出土A型木镇墓神兽的墓葬出
土的一致,其年代也应相同。
06TAM603、06TAM605均为2006年补充发
72
掘,其中06TAM605出土了东晋咸安五年(375
年)隗田英随葬衣物疏,
[5]
纪年明确。06TAM603
虽未出土随葬衣物疏,但随葬品与其相同,年代
也应相仿。
[6]
因此,这2座墓的年代应均属于十
六国时期的中期。
综上可知,木镇墓神兽均在晋至十六国时期
的墓葬中使用。
60TAM336在阿斯塔那墓地属于规模较大的
墓葬,盗扰也最为严重。该墓为斜坡墓道洞室墓,
带一天井,墓门用木板、土砖封护。无纪年遗物
出土。阿斯塔那墓地带有天井的墓葬始见于武周
时期。吴震曾对此墓作过全面精辟的探讨,推断
该墓主人为高昌末王麴智盛。原可能死于麟德年
间以前,葬于京师,后其侄将其迁回高昌故里,
年代属于武周时期,即7世纪末至8世纪初。
[7]
72TAM187为夫妻合葬墓,带有一天井。该
墓出土有残墓志和文书,墓志尚存“安西都护府
□□□副□上柱圀张”字样。“圀”通“国”,
为武周载初元年所改用之新字。则墓志所指男主
人当死在武周载初元年(689年)至武周长安四
年(704年)年间,先入葬;文书纪年为武周垂
拱三年(687年)至唐天宝三年(744年),
[8]
故该
墓年代的下限当晚于唐天宝三年。由此可见,该
墓从初唐末期开始使用,并沿用到盛唐末期。
72TAM215被盗扰严重,埋葬个体不明,无
墓志和随葬衣物疏出土。所出文书亦无纪年。据
唐残书牍内记“交河郡”,《新唐书·地理志》
载:天宝元年(742年)改西州为交河郡,至肃
宗至德六年(760年)复旧称西州,推测墓葬年
代当在天宝(742~759年)后,属盛唐末期,其
余文书亦是唐制。
[9]
72TAM216亦被盗扰,埋葬个体不明,无墓
志和随葬衣物疏出土。所出文书中,有载初元年
689年)后的武周文书。文书带有明确纪年者,
早者为天宝元年(742年),晚者为天宝十载
751年),
[10]
可见该墓年代的下限至少晚于天宝
十载,属于盛唐末期。
72TAM226为夫妻合葬墓,无墓志和随葬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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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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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疏出土。从个体所穿纸鞋上拆出有文书,其中
有纪年者,为开元十年(722年),
[11]
可证该墓在
是年之后还在使用,属于盛唐初期。
72TAM230为夫妻合葬墓,男主人张礼臣先
葬,出有武周长安三年(703年)张礼臣墓志一
方;
[12]
女主人后葬,时间不明。所出文书纪年最
早为文明元年(684年),最晚为开元九年(721
年)。
[13]
从所出文书的纪年看,随葬文书有男主人
的,也有女主人的,纪年最晚为开元九年,可见
女主人去世的年代晚于开元九年,属于盛唐时期。
73TAM191为1男2女合葬墓,无墓志和随
葬衣物疏出土,所出文书有纪年者,为唐高宗永
隆元年(680年)至永隆二年。
[14]
从文书所带纪
年来看,该墓至少可以认定从681年后就开始使
用了。从同墓所出泥俑、网帻等随葬品来看,墓
葬年代的下限应该已到盛唐的初期。
73TAM224为1男2女合葬墓,无墓志和随
葬衣物疏出土,所出文书亦无纪年。据墓葬形
制、出土文物及文书内容推测为唐代。
[15]
该墓带
有天井,可以肯定墓葬开凿、使用的年代在武周
时期。至于墓葬年代的下限,从同墓所出随葬品
来看,同出泥俑制作精细、体形饱满,具有盛唐
的风格。更为重要的是,同墓还出土了1枚开元
通宝,可证墓葬年代的下限当在盛唐时期。
从以上对11件镇墓神兽所属墓葬的年代讨
论来看,墓葬年代均在初唐末期至盛唐时期这个
范围,说明泥镇墓神兽在唐灭高昌置西州后近半
个世纪才开始在高昌地区流传、使用,直到盛唐
的末期。
三镇墓神兽的发展源流
阿斯塔那墓地的墓葬年代大致可以划分为三
期:第一期为晋、十六国至南北朝中期(3世纪
中叶至6世纪初),约当高昌设郡时期;第二期
为南北朝中期至初唐(6世纪初至7世纪中叶),
即麴氏高昌时期;第三期为盛唐(7世纪中叶至
8世纪中),自贞观十四年唐灭高昌置西州起。
[16]
从前文的讨论来看,木镇墓神兽皆出土于墓地
的第一期墓葬中,而泥镇墓神兽则均出土于墓地
的第三期墓葬,即唐西州时期,具体的流行时间
为初唐末期至盛唐时期。
从地缘上来看,目前的考古资料表明,除阿
斯塔那墓地外,这类木独角镇墓神兽实物在河西
走廊西部的嘉峪关、酒泉和敦煌等地多有出土。
在阿斯塔那墓地出土的木镇墓神兽中,最为典型
的当属B型木独角镇墓神兽。其中,
06TAM603、06TAM605各自出土了1件,其和
04TAM408出土的1件木镇墓神兽形制相同,皆
是独角直抵前下方,
[17]
此种形制与甘肃酒泉下河
清18号东汉墓葬中出土的青铜镇墓神兽的形制
十分相似,
[18]
但近年有学者提出该墓为魏晋时期;
19]
而B型中66TAM65中出土的这件木镇墓神
兽,其独角直抵斜前上方,与甘肃武威磨嘴子东
汉中期墓(M25)封门内侧,靠近木棺西南侧出
土的木镇墓神兽
[20]
和M54出土的木镇墓神兽的
形制如出一辙。
[21]
另外,在该墓地2003年发掘的
M6墓室封门内侧也发现1件木“独角兽”,惜残
朽,未介绍形制。发掘者认为该墓年代“上限为
王莽时期,下限为东汉光武建武初年”。
[22]
即新莽
至东汉初期。可见该墓地的使用年代是从西汉末
期至东汉中期,跨度近一个世纪,是河西地区即
将跨入鼎盛时期的前奏。
目前学界对甘肃敦煌地区的汉晋墓葬是因为
受到中原地区直接影响的结果已经达成共识,而
上文的讨论证明,高昌地区又直接或间接的受到
河西地区的影响。由此可见,阿斯塔那墓地第一
期墓葬中出现的这种木镇墓神兽及随葬习俗应该
是由河西地区直接或间接传入的。
魏晋时期,关中洛阳、山东、山西等地出土
的独角镇墓神兽在造型风格上均基本相同,而阿
斯塔那墓地出土的魏晋时期的木镇墓神兽与其相
比只是神似而形不似,却与甘肃河西地区却惊人
的相同,正好说明了这一点。
目前,除阿斯塔那墓地第一期墓葬中出土了
这种木镇墓神兽的实物外,境内其他地区墓葬尚
未发现实物,但在楼兰的壁画墓中发现了这种独
角镇墓神兽的形象。若羌县发现了一座3~4世
7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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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与探索
纪的大型双室壁画墓。在该墓封门西侧的墓室墙
壁上,墨绘一头独角镇墓神兽,其前后肢分开,
尾上翘,独角前抵作搏斗状。
[23]
类似楼兰壁画墓
发现的这种黑色独角镇墓神兽形象,在陕西神木
大保当东汉画像石墓的门扉下方也有发现。
[24]
另
外内蒙古凤凰山东汉壁画墓也有这种形制的独角
镇墓神兽形象。
[25]
距离高昌最近的河西嘉峪关新
城M13魏晋画像砖墓前室东壁第二行第6块画
像砖上绘有一独角兽。
[26]
由此可见,东汉至魏晋
时期,独角镇墓神兽在中国北方地区是非常流行
的,至少目前在河西地区西晋以后的墓葬中还没
有发现独角镇墓神兽的资料。而楼兰魏晋壁画墓
绘制的这种独角镇墓神兽形象再次说明其就是在
东汉文化的影响下产生的。且这种文化的传播,
和当时、当地的历史背景密不可分。
两汉以来,大批中原人自发或由汉朝政府有
组织的迁徙他们至西域居住或屯田,他们就是汉
文化的天然传播机。历史上在楼兰和高昌逐渐形
成了两个汉民族高度集中居住的地方,而楼兰壁
画墓里发现的墨绘独角镇墓神兽画像和高昌地区
晋至十六国时期墓葬里出土的木镇墓神兽正是受
到通过河西走廊传播而来的中原东汉文化的影响
而遗留下来的可证实据。而且阿斯塔那墓地发现
的魏晋、十六国时期的墓葬,其形制也与河西地
区的敦煌、酒泉等地的墓葬形制非常相似,说明
当时河西控制着吐鲁番,两地之间往来关系紧
密。河西文化对新疆的影响,不仅仅局限于吐鲁
番地区,在新疆南部的库车县也发现了同时期的
中原汉式墓葬。2007年8~9月,在新疆库车县
城发现了7座砖室墓,在M3近墓门处,发现浅
浮雕的2只独角兽,
[27]
其照墙的作法和照墙上镶
嵌祥瑞图案的传统,明显是受敦煌墓葬影响所
致。凡此种种说明,即使历史上河西地区政权更
迭频繁,中原地区战乱不止,但是在华北地区也
出现了西晋、前秦和北魏等统一政权,在文化交
流上始终没有停止。而地处丝绸之路要冲的河西
走廊在吸纳、传播汉文化的过程中功不可没,起
着承上启下的传播作用。
A型木镇墓神兽因多有残损,形制还不十分
74
确定。66TAM53出土的木镇墓神兽的鼻子(角)
虽残,但形制却与B型最相近,可能原本就可以
归属于B型,而余皆与B型差异明显。翻检考
古资料,目前A型木镇墓神兽在吐鲁番周边地
区均不见,甚至新疆邻近地区也不见有出土,推
测应该是当地在B型的影响下发展衍生而来的。
考古资料证明,从北魏迁都洛阳后,墓葬中
随葬的镇墓神兽就开始成对出现,且形象基本定
型,均蹲踞,下有托板。隋统一后,这种蹲踞式
镇墓神兽就在关陇、中原地区大量流行,掀开了
隋唐时期镇墓神兽形象之先河。根据阿斯塔那墓
地发掘出土的泥镇墓神兽来看,因有盗扰因素存
在,目前在唐西州时期的墓葬中,除可见出土1
件外,可见出土2件及以上者,均有人面和兽
面。因此,我们还不能确定随葬的2件镇墓神兽
是否必须要人面和兽面共存,或均为人面,或均
为兽面。但在隋代,就出现过出土的2件镇墓神
兽均为人面的现象,
[28]
而在开元时期的唐墓中也
出现过仅出土1件兽面而无人面镇墓神兽的情
况。
[29]
因此,阿斯塔那墓地因人为破坏因素造成
的这种现象,有待今后解决。
阿斯塔那墓地出土的镇墓神兽与中原不同,
中原出土的质地有陶和三彩之分,而吐鲁番地区
出土的除木质外,余皆为泥质。
这种镇墓神兽出土比较集中的是河南和陕西,
皆因历史上两省分别为东都洛阳和都城长安之所
在,是当时全国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其他
如山西、辽宁朝阳等地也有出土,但相对较少。
河南唐墓中出土的镇墓神兽主要分布在洛阳
及其附近的偃师、巩义和郑州等地,且多为人面
和兽面各一,人面独角,兽面多为二角。
阿斯塔那墓地出土泥镇墓神兽中,A型为人
面,头生独角或戴头盔、风帽等,均踏薄板,风
格简约。此种型式中,戴头盔和风帽者目前周边
还不见,而头生独角的人面兽身镇墓神兽与在河
南巩义市孝西村、
[30]
芝田、
[31]
郑州
[32]
等地唐墓出
土的人面兽身镇墓神兽相似,但是形制稍有差
异。巩义市孝西村唐墓出土的头顶独角略向前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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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吐鲁番阿斯塔那墓地出土镇墓神兽研究
曲,且“脑后有戟形饰,脸两侧生翼形耳,肩有
火焰形双翼”。发掘者认为“其时代定于咸亨三
年(公元672年)至神龙二年(公元706年)间
比较稳妥”。芝田M35出土的螺旋状独角较短,
且“肩生双翼”。而M36中出土的最为相近,仅
“肩生小翼”。发掘者认为“巩义市芝田两座唐墓
年代应在公元672年至694年前后,其中M35
可能略早”。而郑州上街区M54盛唐墓中出土了
4件陶镇墓神兽,其中2件人面独角镇墓神兽与
阿斯塔那墓地出土的Aa型也很相似,差别仅在
“肩有双翼”。
另外,洛阳地区也发现一些相似的独角镇墓神
兽。如洛阳王城大道唐墓出土了2件镇墓神兽,其
中“I型镇墓神兽为人面兽身,头顶毛发呈螺旋
状,方面大耳”。
[33]
与阿斯塔那墓地出土Aa型最
为相似。在洛阳伊川大庄唐墓中出土1件独角镇
墓神兽与Aa型外形也有些相似,但是其独角有
些弯曲,耳为顺风耳,不似Aa型的招风耳。
[34]
在河南偃师市杏园村唐墓M1902中出土的1
件独角镇墓神兽,其独角略向前弯曲,满腮胡
须,体态凶猛矫健,发掘者认为该墓为盛唐时期
的墓葬。与阿斯塔那墓地出土的Aa型很相似,
但与其造型简约相比略有差别。
[35]
另外,阿斯塔那墓地出土Bc型镇墓神兽与
河南巩义市孝西村、
[36]
芝田、
[37]
郑州
[38]
等地唐墓
出土的兽面兽身也相似,但形制也稍有差异。孝
西村唐墓出土镇墓兽发掘者描述为“头顶有三只
扁平锥状长角”,实为鹿叉状双角,脑后为戟形
饰,且“肩生火焰形双翼”,而阿斯塔那墓地出
土的Bc型镇墓神兽的双角不分叉;芝田M35中
出土的头生三支螺旋状短角,且肩生双翼。而
M36中出土的也是仅为“肩生小翼”。最为相似
的是郑州唐墓出土的陶镇墓神兽,差异仅在肩部
有火焰状装饰。
在洛阳王城大道唐墓出土的“II型镇墓神兽
为狮面兽身,头生双角”,亦与Bc型泥镇墓神兽
最为相似。发掘者认为“IM2084也应为盛唐时
期的墓葬”。
[39]
陕西出土的镇墓神兽主要集中分布在发现唐
墓最多的西安及其周边地区,即关中地区。其初
唐墓葬中出土的镇墓神兽在风格上还是比较朴
素、简约,独角不明显或比较短,如咸阳师专唐
墓、
[40]
陕西邮电学校唐墓
[41]
等等,与阿斯塔那墓
地出土的Aa型差异还是很明显的。
西安郊区隋唐墓出土镇墓神兽计有38件,
其中I型、II型中发现有“头戴黑色尖顶盔胄”
和“头戴螺旋形盔帽”的人面镇墓神兽,与阿斯
塔那墓地出土的Ab型相似,前者I型出土于开
皇十二年墓葬,II型出土于初唐墓葬,
[42]
是此类
镇墓神兽的早期型式,阿斯塔那墓地Ab型戴头
盔或风帽的镇墓神兽应该受此影响。
陕西长武郭村唐墓出土的I式、II式镇墓神兽
为初唐时期,其造型风格比较简约,与阿斯塔那墓
地的Bc型和Aa型最为相似,差异仅在I式“肩侧
有半月形翼,背后有锯齿状鬣。”而Bc型两肩侧分
别插有两根羽翼;II式也是“肩侧有半月形翼,背
后有锯齿状鬣”,而Aa型两肩无装饰。
[43]
而关中盛唐时期墓葬出土的三彩镇墓神兽形
制,不仅和河南地区相似,而且和阿斯塔那墓地
出土的也相似。如西安南郊唐墓(M31)中出土
的2对镇墓神兽中,其I型三彩镇墓神兽(M31:
1)与河南巩义食品厂唐墓中出土的相似,也与
阿斯塔那墓地出土的Aa型神似;其II型与阿斯
塔那墓地出土的Bc型最为相似。
[44]
而在中堡村
唐墓出土的1对三彩镇墓神兽中,兽面狮身神兽
与阿斯塔那墓地的Bc型非常相似,其肩部尖锐
的鬣毛应该就是阿斯塔那墓地Bc型镇墓神兽羽
翼装饰的前身,
[45]
西安西郊热电厂二号唐墓出土
的镇墓神兽也是此类形制。
[46]
而盛唐时期的独孤
思贞墓中出土的1对镇墓神兽,不仅与中堡村的
相似,而且分别与阿斯塔那墓地出土的Aa型和
Bc型相似,其差异也是肩部均装饰有尖锐的鬣
毛,背部有锯齿纹。
[47]
唐节愍太子墓中出土镇墓神兽2对,其中人
面螺旋状独角镇墓神兽(M1:416)与阿斯塔那
墓地的Aa型有些相似,只是其“后顶有鬣毛耸
立,……肩头立双翼”。双角兽面镇墓神兽(M1:
419)与Bc型相似,但是“头两侧、肩上有直立
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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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鬣鬃,似火焰状。肩饰扇形双翼,……背中部
起脊一道”。
[48]
2件镇墓神兽虽与阿斯塔那墓地出
土的Aa型、Bc型稍有差异,但与前文提到的河
南几个地区出土的镇墓神兽形制基本相同。
另外,位于丝绸之路要道的甘肃武威、天
水、敦煌等地也有少量的镇墓神兽出土。如秦安
县叶堡乡杨家沟村出土的唐景龙三年(709年)
三彩镇墓神兽,“都具有明显的盛唐作风”,
[49]
不
仅在形制上与阿斯塔那墓地出土的Bc型有些相
似,而且与章怀太子墓出土的镇墓神兽造型几乎
完全一样。
[50]
在敦煌城东老爷庙一号盛唐墓中,
亦出土有镇墓神兽。“一个蹲坐着的龙首兽身生
翼的怪兽俑,……和这相对称的是一个人面兽
身,头上长角,颔下生须,身具两翼的怪兽俑”。
[51]
应是兽面、人面各一,且“生翼”、“身具两
翼”等,与两京地区的相似,惜未见照片,无法
与阿斯塔那墓地的相比较。但从质地和造型来
看,甘肃天水、敦煌等地出土的镇墓神兽基本可
以断定是从中原流传而来的。
阿斯塔那墓地出土镇墓神兽仅有Aa、Ab型
中戴头盔型和Bc型能在上述河南、陕西两地找
到其母型。Bb型除了与Bc型镇墓神兽头部有单、
双角之分外,其实形制大体相近,而且装饰比Bb
型更加华丽,可以说是一种时代的表现,盛唐景
象显现十足。说明阿斯塔那墓地唐墓中的这种镇
墓习俗是随着唐灭高昌置西州后,逐渐传播并占
据了西州埋葬习俗的主导地位。而Ab型中戴风
帽型镇墓神兽目前除了在阿斯塔那墓地出土了以
外,新疆境内其他地区尚未发现,河南、陕西两
地也未发现形制类似的,应是本地新发展而来的。
两京地区唐墓出土了很多脑后带戟形饰的镇
墓神兽。戟形饰是北齐镇墓神兽的独有特征,经
东魏、北齐的继承和发展,加上隋唐时期的规范
和推广并加以继承,使得洛阳、西安地区保持着
较高的一致性。但是,阿斯塔那墓地出土的所有
镇墓神兽中,其脑后或无此戟形饰装饰,或以羽
翼作装饰。说明高昌地区的居民只是承袭了这种
埋葬习俗,并未完全照搬中原镇墓神兽的外在形
象,而是形成了自己的地域特征。
76
唐代上层社会厚葬之风甚盛,《旧唐书·舆
服志》记载,当时“近者王公百官,竟为厚葬;
偶人像马,雕饰如生……风俗流行,遂下兼士
庶”。
[52]
至武周时期,其装饰逐渐走向繁缛、奢
华,并随着唐文化的传播而影响到高昌地区,而
阿斯塔那墓地出土的镇墓神兽的华丽装饰正是从
武周末期开始的。
另外,我们发现镇墓神兽皆出土于盛唐时期
的墓葬中,而麴氏高昌时期的墓葬中均没有出土。
其实,麴氏高昌王国大部分时间内处于一种封闭
的割据状态,而与中原建立起日益紧密的文化联
系,始于麴氏高昌王国晚期。从大业三年(607
年)起,高昌向隋朝“遣使贡方物”,建立了正式
的官方往来。其王麴伯雅携王子麹文泰随西巡河
西的炀帝东归,游历中原,逐渐了解了隋朝的礼
仪制度及文化习俗等,隋文化开始影响高昌。但
是,由于隋朝立国时间较短,其自身的随葬制度
还没有形成,承袭的还是北周习俗。再者麴氏高
昌王国晚期政局不稳,如“义和政变”、“重光复
辟”、“延寿改制”等等,致使文化受到冲击。
唐朝初年,麴氏高昌王国曾多次遣使朝贡,
麹文泰也曾亲自入朝,与唐朝保持着非常友好的
关系。后来,由于麹文泰的倒行逆施激怒了唐太
宗,于贞观十三年(639年)十一月派侯君集出
兵高昌,次年八月平定高昌,旋即于其地立西州。
同时,太宗皇帝力排众议,坚决主张在高昌故地
建立州县制度,推行中原体制。但在西州初期,
由于唐太宗投入治理高昌的兵员不多,“每岁调
发千余人,防遏其地”,及“兼遣罪人,增其防
遏”。
[53]
加上西突厥实力雄厚,不时骚扰,西域政
局仍然处于动荡不安之中,这种不稳定的局势是
不可能从根本上来改变西州旧有的文化面貌,这
也说明了为什么在唐西州初期的墓葬中仍然出土
了很多带有麴氏高昌时期文化特征的遗物。
直到唐显庆三年(658年)以后,这种情况
才得以改变。是年唐朝平定了阿史那贺鲁叛乱
后,唐高宗即在西域各地广泛设置行政机构,建
立了以安西四镇为核心的统治体系,将原由西突
厥统治的广大地区转由唐朝控制,从而强化了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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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吐鲁番阿斯塔那墓地出土镇墓神兽研究
朝对西域的统治。
[54]
政治上的控制加强,军事上
向长期镇守的镇军转化。
[55]
经过近半个世纪的发
展,及至盛唐,唐文化对西州的影响渐趋深刻,
并最终占据了主导地位,而麴氏高昌王国墓葬文
化的遗脉也由此走到了尽头。
四结论
阿斯塔那墓地晋至南北朝时期的墓葬中出现
的木镇墓神兽及随葬习俗应是由河西地区直接或
间接传入的。从目前的考古文化现象看,体现中
原两汉考古文化的遗物在新疆大部分地区出土的
相对较少,但是从魏晋南北朝时期则发生了很大
变化,除本文讨论的木镇墓神兽外,其他如陶
器、漆器、铜镜、纺织品以及墓葬形制、葬具、
葬式等,则更多地与东部甘肃河西走廊,乃至中
原的众多文化相似。同时,作为丝绸之路的要
冲,新疆又是东、西方文化交流不可逾越的地
方,西方文化对其影响也非常明显。
而泥镇墓神兽及其随葬习俗则主要是在唐灭
高昌置西州后,由唐代中原两京地区逐渐传入
的。在这两个时期,通过传承、融合,并发展、
创新,阿斯塔那墓地随葬的镇墓神兽逐渐形成了
自己独特的地域特征。
注释:
[1]a.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新疆吐鲁番阿斯塔那
北区墓葬发掘简报》,《文物》1960年第6期;b.新
疆博物馆考古部:《吐鲁番阿斯塔那第二次发掘简
报》(1959~1960)《疆文物》2000年第3、4期合
刊;c.新疆博物馆考古部:《吐鲁番阿斯塔那第三次
发掘简报》(1960),《新疆文物》2000年第3、4期
合刊;d.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吐鲁番县阿斯
塔那—哈拉和卓古墓群发掘简报》,《文物》1973第
10期;e.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吐鲁番阿斯塔
那—哈拉和卓古墓群清理简报》,《文物》1972年第
1期;f.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吐鲁番阿斯塔那第十
次发掘简报》(1972~1973),《新疆文物》2000年
第3、4期合刊;g.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吐鲁番阿
斯塔那第十一次发掘简报》(1973),《新疆文物》
2000年第3、4期合刊;h.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
西北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1973年吐鲁番阿斯塔那
古墓群发掘简报》,《文物》1975年第7期;i.新疆博
物馆考古部等:《2006年吐鲁番阿斯塔那古墓群西区
发掘简报》,《吐鲁番学研究》2007年第1期。
[2]此处发掘墓葬的统计,不包括吐鲁番地区文物局抢
救性发掘清理的墓葬,但是本文在行文中仍可使用这
些墓葬中的出土资料。
[3]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编:《中国古代镇墓神物》,
第2页,文物出版社,2004年。
[4]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台臧塔遗址考古发掘报
告》,《新疆文物》2011年第2期。
[5]发掘简报已刊发(《吐鲁番学研究》2007年第1期),
由于当年发掘时还出土了一些文书未整理出来,故
在简报中未介绍,拟于正在整理的墓地发掘报告中
进行详细介绍。
[6]新疆博物馆考古部等:《2006年吐鲁番阿斯塔那古墓
群西区发掘简报》,《吐鲁番学研究》2007年第1期。
[7]a.吴震:《阿斯塔那336号墓所出戏弄俑五例》,
《文物》1978年第5期;b.吴震:《TAM336墓主人
试探》,《新疆文物》1992年第4期。
[8]唐长孺主编:《吐鲁番出土文书》[肆],第201~
223页,文物出版社,1996年。
[9]唐长孺主编:《吐鲁番出土文书》[肆],第244~
250页。
[10]唐长孺主编:《吐鲁番出土文书》[肆],第224~
230页。
[11]唐长孺主编:《吐鲁番出土文书》[肆],第89~
107页。
[12]侯灿、吴美琳:《吐鲁番出土砖志集注》,第610~
614页,巴蜀书社,2003年。
[13]唐长孺主编:《吐鲁番出土文书》[肆],第65~
88页。
[14]唐长孺主编:《吐鲁番出土文书》[叁],第279~
288页。
[15]唐长孺主编:《吐鲁番出土文书》[肆],第388~
390页。
[16]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吐鲁番阿斯塔那—哈
拉和卓古墓群清理简报》,《文物》1972年第1期。
[17]吐鲁番地区文物局:《新疆吐鲁番地区阿斯塔那古墓
群西区408、409号墓》,《考古》2006年第12期。
[18]甘肃省文物管理委员会:《酒泉下河清第1号和第
18号墓发掘简报》,《文物》1959年第10期。
[19]韦正:《试谈吐鲁番几座魏晋、十六国早期墓葬的
年代和相关问题》,《考古》2012年第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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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与探索
[20]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甘肃威武磨嘴子东汉墓
(M25)发掘简报》,《文物》2005年第11期。
[21]甘肃省博物馆:《武威磨嘴子三座汉墓发掘简报》,
《文物》1972年12期。
[22]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2003年甘肃武威磨嘴
子墓地发掘简报》,《考古与文物》2012年第5期。
[23]a.张玉忠:《楼兰地区魏晋墓葬》,中国考古学会
编:《中国考古学年鉴(2004)》,第410~411页,
文物出版社,2005年;b.张玉忠:《楼兰壁画墓的
发现与研究》,“汉代西域考古与汉文化国际学术
研讨会”上的发言稿,2012年10月。
[24]a.陕西省考古研究所、榆林地区文物管理委员会:
《陕西神木大保当第11号、第23号汉画像石墓发
掘简报》,《文物》1997年第9期;b.西北大学文
博学院等:《陕西神木大保当东汉画像石墓》,
《文物》2011年第12期。
[25]马利清:《内蒙古凤凰山汉墓壁画二题》,《考古
与文物》2003年第2期。
[26]嘉峪关市文管所:《嘉峪关新城十二、十三号画像
砖墓发掘简报》,《文物》1982年第8期。
[27]a.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新疆库车
友谊路晋十六国时期砖室墓发掘》,《中国文物报》
2007年12月28日第5版;b.新疆文物考古研究
所、库车县文物局:《新疆库车县发现晋十六国时
期汉式砖室墓》,《西域研究》2008年第1期。
[28]陕西考古研究院、咸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隋元威
夫妇墓发掘简报》,《考古与文物》2012年第1期。
[29]陕西省考古研究所隋唐研究室:《西安西郊热电厂二
号唐墓发掘简报》,《考古与文物》2001年第2期。
[30]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巩义市文物保护管理所:
《河南巩义市孝西村唐墓发掘简报》,《文物》1998
年第11期。
[31]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巩义市文物保护管理所:
《河南巩义市芝田两座唐墓发掘简报》,《文物》
1998年第11期。
[32]河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郑州上街区唐墓发掘
简报》,《考古》1960年第1期。
[33]洛阳市第二文物工作队:《洛阳王城大道唐墓
(IM2084)发掘简报》,《文物》2005年第8期。
[34]洛阳市第二文物工作队:《洛阳伊川大庄唐墓
(M3)发掘简报》,《文物》2005年第8期。
[35]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河南二队:《河南偃师
市杏园村唐墓的发掘》,《考古》1996年第1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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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巩义市文物保护管理所:
《河南巩义市孝西村唐墓发掘简报》,《文物》1998
年第11期。
[37]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巩义市文物保护管理所:
《河南巩义市芝田两座唐墓发掘简报》,《文物》
1998年第11期。
[38]郑州市文物工作队:《河南郑州市上街唐墓的清
理》,《考古》1996年第8期。
[39]洛阳市第二文物工作队:《洛阳王城大道唐墓
(IM2084)发掘简报》,《文物》2005年第8期。
[40]咸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咸阳师专唐墓清理简
报》,《文博》1998年第5期。
[41]咸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陕西邮电学校北朝、唐
墓清理简报》,《文博》2001年第3期。
[42]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西安郊区隋唐墓》,
第37、38页,科学出版社,1966年。
[43]长武县博物馆:《陕西长武郭村唐墓》,《文物》
2004年第2期。
[44]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所:《西安南郊唐墓(M31)
发掘简报》,《文物》2004年第1期。
[45]陕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西安西郊中堡村唐墓清
理简报》,《考古》1960年第3期。
[46]陕西省考古研究所隋唐研究室:《西安西郊热电厂二
号唐墓发掘简报》,《考古与文物》2001年第2期。
[47]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唐长安城郊隋
唐墓》,第35页,文物出版社,1980年。
[48]陕西省考古研究所、富平县文物管理委员会编著:
《唐节愍太子墓发掘报告》,第105页,科学出版
社,2004年。
[49]甘肃省博物馆文物队:《甘肃秦安县唐墓清理简
报》,《文物》1975年第4期。
[50]陕西省博物馆等:《唐章怀太子墓发掘简报》,
《文物》1972年第7期。
[51]夏鼐著,王世民、林秀贞编:《敦煌考古漫记》,
第59页,百花文艺出版社,2002年。
[52]《旧唐书》卷四五《舆服志》,第1958页,中华书
局,1975年。
[53](唐)吴兢:《贞观政要》卷九《安边第三十六》,
第278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
[54]吴玉贵:《突厥汗国与隋唐关系史研究》,第406
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
[55]张广达:《唐灭高昌国后的西州形势》,《西域史地
丛稿初编》,第139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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