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5月11日发(作者：旗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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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维视野中的杜甫及其西域边塞诗
刘艺
内容提要：本文旨在历史、文化和比较视野中重新审视杜甫及其西域诗。他的西域诗从反战、爱民
思想出发，对战争充满悲伤、担忧，这与岑参等人充满激情和乐观精神的反映盛唐气象的边塞诗形
成了强烈反差。这是有深刻的历史、文化和思想背景的。
关键词：杜甫西域边塞诗
中图分类号：１２０７．２２文献标识码：Ａ文章编号：１００２－４７４３ （２００１） ０１－００７６ －０８
提起唐代的西域边塞诗，人们自然会想到高适、岑参等边塞诗派名家们雄浑壮丽的诗篇，
但若悉心研读杜诗，就会发现杜甫虽未身临西域，却也是西域的热心关注者。在杜甫留传下来
的一千四百多首诗中，有六十余首涉及西域。从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他在唐代转衰的特定历
史文化背景下，对唐王朝的西域边防政策、战略战术、民族关系及各民族风习的总体看法。这
从一个侧面说明了杜诗“诗史”之誉的恰切。因为一个“史”字中，边塞的经营与否、是战是
和、各民族关系的发展变化，当属必不可少的成份，尤其在剧变之际的唐代，边塞问题有时竟
成了事关王朝存亡的大事，这一切，对于身处其境的“诗圣”来说，不可能不引起关注，“诗
史”中也不可能不有所反映。杜甫对西域的关注与反映，与高适、岑参等人的视角不同，侧重
于西域战争带来的苦难，其中虽有得有失，却是唐代西域边塞诗的重要组成部分。
一、杜甫对西域问题的态度及其缘由
对任何一位作家的研究，从文本诊释人手都是最基本的方法，只有系统掌握了文本蕴涵，
才能进行多维视野的观照。
杜甫的前期创作中，以《兵车行》为代表已明显表现出对边塞战争的反对态度，这其中当
然包括西域之战。继而，在不少诗中都表露出反战情绪。如“君已富土境，开边一何多”（《前
出塞九首》其一）；“杀人亦有限，立国自有疆”（《前出塞九首》其六）；“请公问主将，焉用穷
荒为”（《送高三十五书记十五韵》）。在《遣怀》一诗中，反战思想表现得更为系统：“先帝正
好武，寰海未凋枯。猛将收西域，长戟破林胡。百万攻一城，献捷不云输。组练弃如泥，尺土
负百夫。拓境功未已，元和辞大坊。”先是皇帝好武，次乃将帅邀功，末为生灵涂炭。追溯可
以看出，杜甫的立足点是人民，看到人民疾苦，所以反对边塞战争，进而谴责好大喜功的君
主。认识愈清楚，其反战态度就愈强烈，而他深痛的是对这一切的无能为力：“不眠忧战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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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维视野中的杜甫及其西域边塞诗
无力正乾坤”（《宿江边阁》），最终只能“愿戒兵犹火，恩加四海深”（《提封》）。
诸多西域诗产生于杜甫创作的各个时期，其内容虽较复杂，往往“一题不止为一事，一诗
不止了一题”①，但反战态度是一贯的、鲜明的。从这条主线人手，我们可以进一步看清他对
西域问题的一系列看法。
在《塞芦子》中，杜甫对肃宗朝整个边防形势进行了深人分析，还提出了防备布署的具体
办法：“五城何迢迢，迢迢隔河水。边兵尽东征，城内空荆祀。思明割怀卫，秀岩西未已。回
略大荒来。晴函盖虚尔。延州秦北户，关防犹可倚。焉得一万人，疾驱塞芦子。岐有薛大夫，
旁制山贼起。近闻昆戎徒，为退三百里。芦关扼两寇，深意实在此。谁能叫帝阁，胡行速如
鬼。”在《奉送郭中ｔ，兼太仆卿充陇右节度使三十韵》中又提出了解决边塞问题的总方针：“和
虏犹怀惠，防边诅敢惊。古来于异域，镇静示专征。”再如对朝廷借回给兵平叛一事，杜甫在
许多诗中提出了不满意见：“花门天骄子，饱肉气勇决，高秋马肥健，挟矢射汉月。自古以为
患，诗人厌薄伐”（《留花门》），认为借兵之举弊大于利。
针对西域战争，杜甫更是多次申述自己的反战、厌战态度。如《遣兴三首》其一：“故老
行叹息，今人尚开边。汉虏互胜负，封疆不常全。安得廉颇将，三军同晏眠”；《东楼》：“万里
流沙道，西行过此门。但添新战骨，不返旧征魂”；《又上后园山脚》：“平原独憔悴，农力废耕
桑。非关风露凋，曾是戍役伤，于时国用富，足以守边疆。朝廷任猛将，远寺戎马场。”他强
烈感受到战争不仅伤到戍卒，更伤及各族人民，于是更加渴望和平。
杜甫还有许多西域诗是正面涉及民族关系的。《前出塞九首》中的“中原有斗争，况在狄
与戎”体现出他希望各民族和平相处的心声。在《近闻》诗中他表示出对和亲政策的赞同：
“峻ｉｎ －五原亦无事，北庭数有关中使。似闻赞普更求亲，舅甥和好应难弃”，而一旦有人破坏了
和亲、发动了战争，杜甫就深感不满：“赞普多教使人秦，数通和好止烟尘。朝廷忽用哥舒将，
杀伐虚悲公主亲”（《喜闻盗贼总退口号五首》其二）。对和亲的失败，杜甫又极为感伤：“闻道
花门破，和亲事却非。人怜汉公主，生得渡河归。秋思抛云髻，腰支剩宝衣。群凶犹索战，回
首意多违”（《即事》），可以看出杜甫是由衷地希望各民族免于战争的。
此外，杜甫对西域的民族风情、边塞风光、物产也多有描述。《赠田九判官梁丘》中的
“宛马总肥秦首ｖ，将军只数汉缥姚”、《送从弟亚赴河西判官》中的“黄羊妖不擅，芦酒多还
醉”、《秦州杂诗》其三中的“马骄珠汗落，胡舞白题斜”之类的诗句不少，但这一切往往与战
争联系在一起，体现出杜甫时刻在为边防形势担忧。他在《蕃剑》、《房兵曹胡马》、《高都护嗯
马行》中对西域良剑名马的赞誉，也多是在托物言志。在《复愁》其七中：“贞观铜牙弩，开
元锦兽张。花门小箭好，此物弃沙场”，其“好”字显然有讽刺意味，旨在反对借兵回给。而
且边地的景物在他眼中也多有悲凉之情，如《秦州杂诗》其七：“莽莽万重山，孤城石谷间，
无风云出塞，不夜月临关。属国归何晚，楼兰斩未还。烟尘一长望，衰飒正摧颜”、其十九：
“凤林戈未息，鱼海路常难。候火云峰峻，悬军幕井干。风连西极动，月过北庭寒。故老思飞
将，何时议筑坛”，诗中充满着深沉的忧伤。
从这一系列诗中可以看出，杜甫西域诗不论其写于玄、肃、代哪一朝，其侧重点如何，其
反战和平的主张都贯穿始终，当然这指的是总倾向。但杜甫的西域诗也有所变化。到肃、代之
际，边塞事态已严重到不仅是失去边地，而且是到了京师戒严、皇帝离京的地步，此间吐蕃曾
①仇兆鳌：《杜诗详注》第四册，中华书局，１９７９年，第１５６２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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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域研究》２００１年第１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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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度占领长安。在这生死存亡关头，杜甫的反战态度也必有改变。他爱国、忠君，若继续反战
只会亡国亡君。此时他心中的人民便退居第二位了，因为他深知不保君国之大家，何以保百姓
之小家，故其反战态度不那么强烈了，甚至支持那些收复失地之战：“海内久戎服，京师今晏
朝。犬羊曾烂漫，宫网尚萧条。猛将宜尝胆，龙泉必在腰。黄图遭污辱，月窟可焚烧。会取干
戈利，无令斥候骄。居然双捕虏，自是一缥姚。”（《寄董卿嘉荣十韵））他希望君臣一心，收复
失地，国家再度出现升平景象：“社Ｗ －苍生计必安，蛮夷杂种错相干。周宣汉武今王是，孝子
忠臣后代看。”（《承闻河北诸道节度人朝欢喜口号绝句十二首》其二）可以看出杜甫前期反战
主要是反对他所认为的开边之战，后期支持的则是收复失地之战。但即便在后期，他也希望和
平，在《蚕谷行》中他呼吁道：“天下郡国向万城，无有一城无甲兵。焉得铸甲作农器，一寸
荒田牛得耕。”所以我们说杜甫西域诗中反战态度是一贯的，是主倾向。
杜甫是缘何陷于此种反战悲哀之境的呢？从主观方面看，其主要原因有三。第一，因为杜
甫本性忠厚仁爱。清代仇兆鳌说杜甫“其立言忠厚”，①《新唐书》本传说他“伤时挠弱，情不
忘君，人怜其忠云”。诗人忠厚的本性决定了他对任何事物的看法都从仁爱出发。战争加重了
人民负担，甚至动辄搭上千万人的性命，在他看来，实在得不偿失，理应谴责。第二，家庭传
统及所受的教育给他打上了很深的儒家思想的烙印。从儒家积极影响看，他爱民，反对用兵西
域；同时，他也受到儒家消极、保守一面的影响，严华夷之辨，故而并不十分看重西域这一在
军事、战略及文化传播等方面都具有重要地位的宝地，谴责王朝经营西域为“古来无人境，今
代横戈矛”（《送韦十六评事充同谷防御判官》）。其实，孔子虽然提出“夷夏之防”的主张，但
并未一味排斥夷狄，甚至认为“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论语・八悄》）。他还曾“欲
居九夷”，认为“君子居之，何陋之有”（《论语・子罕》）。然而到了孟子夷夏观中，中原中心观
就较为明显了，他不仅强化了“夷夏之防”，甚至带有了鲜明的尊卑色彩：“吾闻用夏变夷者，
未闻变于夷者也”②，这便走上了极端，失之偏颇了。杜甫诗体现的夷夏观，较深受到孟子的
影响。我们从杜甫的“此邦今尚武，何处且依仁”（《寄张十二山人彪三十韵》）、“组练弃如泥，
尺土负百夫”中可以看出他是赞同孟子主张的。第三，杜甫曾被誉为唐诗之集大成者，有着极
深厚的学养，对于前代文学的积淀汲取颇多。杜甫在诗歌创作中虽时有创新，如《兵车行》
等，拟新题、写时事，但在西域诗方面，总体上继承前代颇多。我国边塞诗，从《诗经》时代
滥筋，经汉魏六朝积淀，直至唐以前，主题多表现战争之痛苦、不幸，谴责穷兵ＭＡ武，渴望早
日息战，风格苍凉，感情基调也多哀伤，这或多或少影响到杜甫，使其着眼点集中于民，看到
的多是战争之不幸，风物凄凉，情调悲伤。
从客观方面看，首先是社会现实使杜甫真正走向了群众。仕途蹭蹬，生活贫困，四处漂
泊，他的人生笼罩在“安史之乱”的社会剧变阴影中，他与群众一同经历苦难，自然站在群众
立场上说话，反对边塞战争，以致看到边地景物都深感哀伤。杜甫正是受苦群众的代言人，他
把边塞间题带来的苦难集中表现在诗中，充满着强烈的感情色彩。其次，“安史之乱”使国势
日渐衰微，而叛乱的挑起者是异族，这多少影响到他的情绪，他仇恨安史叛军，也进而影响到
对边地各族的看法，即总是抱有戒心、担心，总与战争联系在一起，因而不易从心底喜爱向往
之，也就不可能赞扬唐王朝的经营西域之举。
仇兆鳌：《杜诗详注・原序》，中华书局，１９７９年。
《孟子・滕文公上》，见杨伯峻注《孟子详注》，中华书局，１９６０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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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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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维视野中的杜甫及其西域边塞诗
二、比较视野中的杜甫西域诗
杜甫西域诗只反映唐代部分人的观点，另有诗人与他视角不同，基调有别，所以我们不妨
将杜甫放在整个唐代诗人群体中，从比较视野看杜甫及其西域诗。
历史上最杰出的作家也不可能“孤军奋战”，他周围必然有一个层次不等的作家群体，唐
代边塞诗人正是一个庞大的群体，但因诗人立足点不同，可归为两类：一类诗人未到过西域边
塞，却能以关注的目光看边塞；另一类诗人亲临边塞，以切身感受来写边塞。他们的视点不
同，心路历程就不一样，情感基调也各异。
关注者的优势在于视角独特，目光敏锐，正如杜甫，能及时捕捉到边塞出现的问题，对战
争苦难的一面看得多。杜甫与众不同，极有个性。在一般文士都向往军幕、从军边塞以为仕进
之路的时尚下，杜甫却对军幕不屑一顾。明代胡震亨云：“唐词人自禁林外，节镇幕府为盛，
如高适之依哥舒翰、岑参之依高仙芝、杜甫之依严武，比比而是……而布衣流落才士，更多因
缘幕府，摄级进身。”①但杜甫并不象他人那样把投身幕府作为晋升之阶，而是为生计考虑暂
托其中。在杜甫看来，仕途的正路是科举，而风行的买官、终南、从戎则都是旁门左道。传统
的杜甫只屑于走传统的仕路，剧变之际，传统仕路被阻，杜甫一生的悲哀由此而生了。为了生
计，他托身严武幕府，但狂放的本性决定了他受不了这种束缚：“严武过之，有时不冠，其傲
诞如此。”②由于没有从军亲赴边塞的经历，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他的创作，使他不可能有更
广阔的视野，不可能受到多方的激发，故而其西域诗无法突破旧的藩篱。在这一点上，他也很
佩服岑参诗之新奇。明代边贡说：“子美尝曰：‘岑参多新诗’。又日：‘篇章接混茫’。又曰：
‘沈鲍得同行’。味斯言也，意未尝不敛枉于嘉州也……夫俊也、逸也、奇也、悲也、壮也五
者，李杜弗能兼也，而岑诗近焉。”③杜甫看到的是战争的消极面，他便强烈反战，他体会不
到战争胜利的自豪感，关注的是战争的苦难，其心理感受是间接引发的，作品的基调也只能是
悲哀的。退一步，即便杜甫到了西域，也不可能成为高、岑一类人。他一心眷恋的是唐王朝及
其统治中心长安，经历动荡、被迫离京，他已受到很大打击，人生的颠沛更使他遍尝酸辛。从
巅峰到深谷的失落，使他心理失衡，因此他一生中苦痛潦倒、情绪低沉。
亲临边塞的诗人，以高、岑为代表。边塞是极锻炼人的地方，许多人历经磨炼，成长起
来。高适、岑参早岁孤贫，仕途坎坷，历经挫折却不甘沉沦。他们以积极乐观的态度看待社会
人生，选择了从军之路。边塞大自然的风霜雨雪，使之生命力更加旺盛，激烈的战争、生与死
的考验更使之心理承受力大为增强。他们的西域诗，展现的是爱国军人眼中的西域，其心理感
受是直接的，感情基调是昂扬乐观的，体会到了为国而战的自豪。其中对边战的礼赞、对风物
人情的喜爱淹没了悲苦。高适的《塞下曲》、岑参的《走马川行奉送出师西征》都以豪迈的激
情，给予西域之战极高的赞誉。岑参的《热海行送崔侍御还京》中对西域风光的描绘更是瑰丽
动人，与杜甫笔下的凄凉之景迥异。高适的《营州歌》、岑参的《玉门关盖将军歌》、《酒泉太
守席上醉后作》等诗，字里行间洋溢着对边疆风情的喜爱之情。他们注重生活的实感，不再墨
①
胡震亨：《唐音癸签》卷二十七。
②
《旧唐书・文苑本传》。
③
边贡：《刻岑诗成题其后》，见刘开扬著《岑参诗集编年笺注》，巴蜀书社，１９９５年，第８９８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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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域研究》２００１年第１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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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陈规，诗歌也得益于边塞之助，充满了生机。尤其是岑参，在西域生活了六年，其诗中那强
烈的爱国情感、英雄气概，千百年来鼓舞着人们：“古来青史谁不见，今见功名胜古人。”（《轮
台歌奉送封大夫出师出征》）这显然与杜甫的“古人重守边，今人重高勋”不同调。
杜甫与岑参有许多相近之处：他们生活在同一时代，彼此之间互有诗歌赠答；他们同以儒
家为主导思想，其他思想成份很少；岑参也像杜甫那样常常自称儒生；其《感旧赋》中的“捧
尧日以云从，扇舜风而草靡”表明其理想和杜甫的“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奉赠韦左垂
丈二十二韵》）相同。正因如此，二人十分投缘，但在西域问题上却大相径庭。岑参勇敢地投
身到唐王朝对西域的经营活动之中，虽饱尝艰辛，却不滞留于苦难，因为这一切与血与火的洗
礼、生与死的考验相比，算不得什么。他从立功报国的角度不断为功业呐喊：“万里奉王事，
一生无所求”（《初过陇山途中呈宇文判官》）、“功名只向马上取，真是英雄一丈夫”（《送李副
使赴碳西官军》），诗中少有哀泣声。而杜甫却无时无刻不在为人民的苦难痛哭流涕。
经营西域，侧重点有不同，这在诗人笔下有不同的反映。杜甫从旁关注西域问题，对西域
各方面生活无切身体会，所以不可能像高岑那样受到强烈熏染而爆发出激情，可他却与人民距
离更近，更多将视线投向人民的苦难。岑参等人看到的是另一面，其西域诗不是悲哀的，而是
悲壮的，他们似乎与唐王朝距离更近，更关注国家的前途命运，诗中处处体现的是为国而战，
敢于牺牲的英雄气概。尽管杜甫与岑参的作品都很优秀，但相比之下，岑参关注大我—唐王
朝的前途—更符合时代潮流。
杜甫的西域诗，数量不亚于边塞诗派代表诗人，笔触细腻、题材很广，思想不可谓不深，
情感不可谓不真，艺术上又是集大成者，各体皆备，运用自如，但为何是高岑代表了西域诗的
最高成就？这或许与各自的侧重点有关。高岑诗反映出了大唐时代风貌，有积极进取精神，集
中体现出唐代边塞诗的特色，唱出了时代强音—盛唐之音。当时需要的正是随时代脉搏而跳
动的强音。杜甫的吟唱，虽然感人，充满了仁爱精神，却低了一个音阶。结合唐代历史文化背
景来看，是有不足之处的。传统理念的束缚、人生经历的限制使之关注重心移向了广大群众的
悲伤、苦难。
三、文化视野中的杜甫西域诗
文学不是孤立的，所以我们不能孤立地看待文学，而是应当研究一个时期的文化背景及由
此而产生的一个时代总的精神状态。从大的文化背景下观照杜甫的西域诗，我们可以进一步看
清其优长与不足。
陈寅悟先生说过，唐代是个胡化华人所建立的政权，对外采取开放政策。其特殊的宏大的
开放格局，突出地体现在思想文化的交流融合中。而对异邦异族文化精华的吸纳，造就出文化
史上辉煌的时代。历史上文化的排斥与吸纳、保守与开放素有纷争，尤其对少数民族文化，态
度区别极大，但只要在倡导融合交流的时代，文化就会有长足进步，这是为史实所证明了的。
江应梁先生说过：“早在传说时代，当炎帝之族与黄帝之族在黄河中游逐渐融合的时候，
在北方居住着狄人……春秋时期，秦穆公合并十二个戎族酋邦……自秦汉至今，我国一直是一
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①，华夏民族与文化自产生之日起就是融合而成的。各族没有根本的不
①江应梁：《中国民族史》，民族出版社，１９９０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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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维视野中的杜甫及其西域边塞诗
同，虽然各族经济文化发展不平衡，有地域差异，但各民族及其文化不应有优劣之分。历史上
以地域种族划分华夷不妥，以文化为标准仍然不合理。中原文化自恃礼乐制度讲究而歧视各
族，倡夷夏之大防，孰不知夏之礼乐即是各族礼乐融合形成的，何以见得华夏礼乐就一定优于
其他各族之礼乐？即便以礼别华夷，也不见得各民族礼就少，就不好。我们若用一元标准看问
题，定会出偏差。《左传》昭公十七年记孔子言：“天子失官，学在四夷”，《后汉书・朱浮传》
中朱浮引语曰：“中国失礼，求之于野”，《礼记・明堂位》又说：“《昧》，东夷之乐也，《任》，
南蛮之乐也。纳夷蛮之乐于大庙，言广鲁于天下也。”这都说明礼乐不应有优劣之分，各族文
化都有值得吸取之处。
唐代正处在适应此趋势长足发展的时期，其文化领域呈现开放的格局，这与西域诗的创作
关系极为密切。在杜甫、岑参生活的开元、天宝年间，西域文化对中原产生了巨大影响，“于
是长安胡化盛极一时，此种胡化大率为西域风之好尚；服饰、饮食、宫室、乐舞、绘画、竟事
纷泊……”①这在音乐方面尤为突出。乐器中羌笛、揭鼓、签模、琵琶、搏集等均来自西域，
龟兹乐、疏勒乐、高昌乐、安国乐、康国乐成为唐十部乐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当时文化交流的
盛况，在文学中得到广泛的反映。从元镇的《法曲》—“女为胡妇学胡妆，伎进胡音务胡乐
……胡音胡骑与胡妆，五十年来竟纷泊”—中可以看出西域文化对中原的熏染；而从沈彬的
《塞下曲》—“胡儿向化新成长，犹自千回问汉王”—又可以看出西域各族对中原文化的
向往。在这个互为影响的时代中：交往成了诗人“自由驱使”②的重要题材。西域诗因此呈现
繁荣局面。
文化交融，使唐文化有了很强的生命力、影响力，并呈现出多元化特色，较少受传统儒家
闭关锁国、排斥异族、摒弃荒外思想的影响。中国之伟大在于多民族，更在于能团结多民族。
这方面唐一开国就开了个好头。高祖建国二年（６１９）下诏对少数民族要“追革前弊”、“就申
好睦”③，奠定了唐代民族政策的基础。太宗更为英明，他说“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联独爱
之如一”④，“夷狄亦人耳，其情与中夏不殊”，只要“德泽洽，则四夷可使如一家”，如“猜忌
多，则骨肉不免为仇敌”⑤。太宗的可贵之处是在一定程度上实施了其主张，如对突厥，有人
主张“慑服四夷”，“击之为善”，太宗则纳魏征、长孙无忌之谏，“堰革新文，布德施惠”。，
使双方虽有战争，友好却从未间断。在丰州，汉、突厥群众“交相往来，吏不能禁”⑦。贞观
四年（６３０），对东突厥汗国降众，不革其俗，安置河南，一则“实空虚之地，二则示无猜之
心”⑧，自此至永徽初二十多年间，汉、突厥群众“非常快活，甲兵休息，互市交通”，“彼此
丰足，皆有便宜。”⑨不仅如此，对西北党项、吐谷浑、高昌等，都谨慎从事，一定程度上赢
得了少数民族的普遍拥戴，唐朝皇帝被称之为“天可汗”。太宗下制“令后玺书赐西域北荒之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向达：《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三联书店，１９８７年，第４１页。
鲁迅：《坟・看镜有感》，见《鲁迅全集》一册，人民文学出版社，１９８０年，第１９８页。
《镇抚夷狄诏》，见《唐大诏令集》卷一二八，台湾商务书馆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资治通鉴》卷一九八，唐纪一。
《资治通鉴》唐纪十三。
见（唐书・魏征传》、《旧唐书・长孙无忌传》。
《册府元龟・外臣部・备御三》卷九九Ｏ，中华书局，１９６０年。
吴兢：《贞观政要》卷九，安边第三十六，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７８年。
《册府元龟・外臣部・通好》卷九八Ｏ，中华书局，１９６０年。
万方数据
《西域研究》２００１年第１期
万方数据
君长，皆称‘皇帝天可汗’。诸蕃渠帅有死亡者，必下诏册立其后嗣焉”，①直至永泰七年
（７６５）回绝仍称代宗为天可汗。
有唐一代较开明的民族政策，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弱水流沙，并通车酋轩之使；被发左枉，
皆为衣冠之域。正朔所班，无远不届。”③这种局面加强了联系，促进了各族文化的融合。其
开放格局，打破传统，在传统儒家看来是大逆不道的。儒家主张用夏变夷，唐朝却在各族汉化
的同时，盛行胡化。实际上，这正是文化发展的需要。中华文化历来是个开放体系，具有很强
的包容性，在世界诸多古代文明消失过程中，华夏文化却长存下来，并不断发展，这不能不说
是个奇迹，而这正得益于文化融合。
从历史文化背景观照杜甫的西域诗，可以看出，他受到了时代的熏染，虽未到过西域，却
向之投出了关注的目光，思考西域的各方面问题，写出了不少反战爱民篇章。但也不难看出其
不足，身处文化开放的时代，面对国家对边疆的统一经营，面对唐王朝对文化交融的保护提
倡，杜甫却时有谴责，这不能不说是个局限。从他的思想观念中，我们可以看到当时知识阶层
的分化，一部分人抱守旧儒术，深感无用武之地，不满现实。另一部分人则发展新儒术，适应
新现实。杜甫是旧儒的代表，他也体会到了自己的不合时宜，既然“天下尚未宁，健儿胜腐
儒”（《草堂》），他也只好“山中儒生旧相识，但话宿昔伤怀抱”（《同谷七歌》之七）了。
四、历史视野中的杜甫西域诗
孟子的“知人论世”说，用之于杜甫尤为恰当，因为其诗是“诗史”。对西域诗，更有必
要回到历史中加以考察。若将历史作为参照系，其纵横座标轴就是宏观历史背景—整个中华
民族发展的历史进程和唐代经营西域的现实。
首先，从宏观历史进程看，边塞问题在任何朝代都具有两面性，不可能只战无和，也不可
能永无摩擦。但历史总趋向是融合、进步。任何民族、国家形成过程中都不可避免会发生战
争，但主要靠的是和平融合。
当然，统一进程有和平顺利一面，也有不尽人意之处，有时战争也不可避免。照理而论，
各族努力争取更广的生存空间、更好的生活方式，无可非议，但其进步与否，是否乃民心所向
却能说明其合理与否。有些战争是贵族统治者抵制融合挑起的，而各族人民则是向往中原的。
中原的文明发达对之有吸引力，他们愿学《毛诗》、《春秋》，愿求养蚕酿酒之技，不愿征战。
如唐初的吐谷浑人民怨恨与唐为敌的宰相，大宁王顺应人心杀之，举国降唐③，说明各民族心
向中原王朝。所以反映在文学中，统一融合之乐应唱主角。杜甫西域诗中的谴责，虽也基于历
史实际，但确有片面之处。
其次，从唐代边塞实际看，总趋向仍是合，经营主要是和平方式。唐蕃关系中，唐在军事
上取得胜利后仍然从长远考虑，以金城公主和亲。开元二十九年（７４１）关系紧张时，吐蕃仍
人唐贡献方物，说明双方友好不会中断。唐与回绝更以友好为主。回绝助唐平叛有功，肃宗乾
元元年（７５８）将宁国公主嫁之，并册封葛勒为英武威远毗伽可汗，册文云：“北土不宁，有唐
①王溥：《唐会要》卷一００，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９１年。
②《贞观政要》卷五，公平第十六，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７８年。
③见《新唐书・吐谷浑传》卷二二一；《旧唐书・吐谷浑传》卷一九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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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维视野中的杜甫及其西域边塞诗
封而固之。中原多难，可汗义而赴之”，双方情同“唇齿，奕叶姻好”①，这是唐皇第一次将亲
生女嫁给少数民族领袖，充分反映出友好的真诚。后来，德宗建中元年（７８０）英义可汗犯塞，
宰相顿莫贺达干苦谏：“唐，大国也，无负于我”②，可汗不听，宰相杀之，自立可汗，遣使人
朝。总的来看，回鹊汗国九十六年中，十三名可汗中有十二位接受册封，朝贡六十多次，唐与
之四次和亲，如此深广之友好关系，古来少有。
和平交往符合各民族心愿，也符合杜甫的初衷，但现实中问题复杂多变，危急时战争也不
可避免。石堡之战，即是一例。唐欲保关中，必守河涅，石堡乃河惶门户，势在必夺。唐之战
略方针没有错，若谴责也只是战术、战机的问题。天宝八年哥舒翰以死伤数万人的代价攻克
之，使吐蕃无力向西域出兵，大唐占据优势。安史之乱后，吐蕃入据石堡，进攻中原，唐处于
劣势了。历史证明此战伤亡虽大，结果是好的。对此，储光羲作《哥舒大夫颂德》、王维作
《贺神兵助取石堡城表》、高适作《同李员外加哥舒大夫破九曲之作》肯定之，杜甫却斥为：
“百万攻一城，献捷不云输”，显然他看到的是此战的负面效应。西域之战又是一例，丝绸之路
的影响非同凡响，唐王朝是在有意识保护之并为此进行了艰苦的征战。而一旦吐蕃控制之，丝
路就被阻断了，孰进孰退，结论很明显。杜甫反对用兵西域，在当时并不可取，要成就功业，
必然要付出代价，西域的经营正是如此。随着历史的推移，正面效应显现了，负面效应淡化
了。
杜甫看到的是唐代边防中的不妥之处，如边将贪功、伤亡较多、和亲失败等，这只是问题
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也有英明举措。杜甫反映的苦难一面是客观存在，却非主流。主流是为
维护统一而战及由此激发的英雄主义、爱国精神。唐代是个快乐与悲哀混杂的时代，刚步人快
乐之巅，又跌人悲哀之渊，故其艺术表现的，必定是混合状态。对西域的经营，杜甫看到了悲
伤的一面，而岑参等人看到了光明胜利的一面。我们只有将这两方面结合起来认识唐代西域现
实，评价其西域诗，才能看清唐人心态的全貌。
（作者系四川大学文学院博士生）
责任编辑：仲高
①
《册回纶为英武威远可汗文》，见《唐大诏令集》卷一二九。
②
《资治通鉴》唐纪四十二。
７７
万方数据
2024年5月11日发(作者：旗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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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维视野中的杜甫及其西域边塞诗
刘艺
内容提要：本文旨在历史、文化和比较视野中重新审视杜甫及其西域诗。他的西域诗从反战、爱民
思想出发，对战争充满悲伤、担忧，这与岑参等人充满激情和乐观精神的反映盛唐气象的边塞诗形
成了强烈反差。这是有深刻的历史、文化和思想背景的。
关键词：杜甫西域边塞诗
中图分类号：１２０７．２２文献标识码：Ａ文章编号：１００２－４７４３ （２００１） ０１－００７６ －０８
提起唐代的西域边塞诗，人们自然会想到高适、岑参等边塞诗派名家们雄浑壮丽的诗篇，
但若悉心研读杜诗，就会发现杜甫虽未身临西域，却也是西域的热心关注者。在杜甫留传下来
的一千四百多首诗中，有六十余首涉及西域。从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他在唐代转衰的特定历
史文化背景下，对唐王朝的西域边防政策、战略战术、民族关系及各民族风习的总体看法。这
从一个侧面说明了杜诗“诗史”之誉的恰切。因为一个“史”字中，边塞的经营与否、是战是
和、各民族关系的发展变化，当属必不可少的成份，尤其在剧变之际的唐代，边塞问题有时竟
成了事关王朝存亡的大事，这一切，对于身处其境的“诗圣”来说，不可能不引起关注，“诗
史”中也不可能不有所反映。杜甫对西域的关注与反映，与高适、岑参等人的视角不同，侧重
于西域战争带来的苦难，其中虽有得有失，却是唐代西域边塞诗的重要组成部分。
一、杜甫对西域问题的态度及其缘由
对任何一位作家的研究，从文本诊释人手都是最基本的方法，只有系统掌握了文本蕴涵，
才能进行多维视野的观照。
杜甫的前期创作中，以《兵车行》为代表已明显表现出对边塞战争的反对态度，这其中当
然包括西域之战。继而，在不少诗中都表露出反战情绪。如“君已富土境，开边一何多”（《前
出塞九首》其一）；“杀人亦有限，立国自有疆”（《前出塞九首》其六）；“请公问主将，焉用穷
荒为”（《送高三十五书记十五韵》）。在《遣怀》一诗中，反战思想表现得更为系统：“先帝正
好武，寰海未凋枯。猛将收西域，长戟破林胡。百万攻一城，献捷不云输。组练弃如泥，尺土
负百夫。拓境功未已，元和辞大坊。”先是皇帝好武，次乃将帅邀功，末为生灵涂炭。追溯可
以看出，杜甫的立足点是人民，看到人民疾苦，所以反对边塞战争，进而谴责好大喜功的君
主。认识愈清楚，其反战态度就愈强烈，而他深痛的是对这一切的无能为力：“不眠忧战伐，
・７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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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维视野中的杜甫及其西域边塞诗
无力正乾坤”（《宿江边阁》），最终只能“愿戒兵犹火，恩加四海深”（《提封》）。
诸多西域诗产生于杜甫创作的各个时期，其内容虽较复杂，往往“一题不止为一事，一诗
不止了一题”①，但反战态度是一贯的、鲜明的。从这条主线人手，我们可以进一步看清他对
西域问题的一系列看法。
在《塞芦子》中，杜甫对肃宗朝整个边防形势进行了深人分析，还提出了防备布署的具体
办法：“五城何迢迢，迢迢隔河水。边兵尽东征，城内空荆祀。思明割怀卫，秀岩西未已。回
略大荒来。晴函盖虚尔。延州秦北户，关防犹可倚。焉得一万人，疾驱塞芦子。岐有薛大夫，
旁制山贼起。近闻昆戎徒，为退三百里。芦关扼两寇，深意实在此。谁能叫帝阁，胡行速如
鬼。”在《奉送郭中ｔ，兼太仆卿充陇右节度使三十韵》中又提出了解决边塞问题的总方针：“和
虏犹怀惠，防边诅敢惊。古来于异域，镇静示专征。”再如对朝廷借回给兵平叛一事，杜甫在
许多诗中提出了不满意见：“花门天骄子，饱肉气勇决，高秋马肥健，挟矢射汉月。自古以为
患，诗人厌薄伐”（《留花门》），认为借兵之举弊大于利。
针对西域战争，杜甫更是多次申述自己的反战、厌战态度。如《遣兴三首》其一：“故老
行叹息，今人尚开边。汉虏互胜负，封疆不常全。安得廉颇将，三军同晏眠”；《东楼》：“万里
流沙道，西行过此门。但添新战骨，不返旧征魂”；《又上后园山脚》：“平原独憔悴，农力废耕
桑。非关风露凋，曾是戍役伤，于时国用富，足以守边疆。朝廷任猛将，远寺戎马场。”他强
烈感受到战争不仅伤到戍卒，更伤及各族人民，于是更加渴望和平。
杜甫还有许多西域诗是正面涉及民族关系的。《前出塞九首》中的“中原有斗争，况在狄
与戎”体现出他希望各民族和平相处的心声。在《近闻》诗中他表示出对和亲政策的赞同：
“峻ｉｎ －五原亦无事，北庭数有关中使。似闻赞普更求亲，舅甥和好应难弃”，而一旦有人破坏了
和亲、发动了战争，杜甫就深感不满：“赞普多教使人秦，数通和好止烟尘。朝廷忽用哥舒将，
杀伐虚悲公主亲”（《喜闻盗贼总退口号五首》其二）。对和亲的失败，杜甫又极为感伤：“闻道
花门破，和亲事却非。人怜汉公主，生得渡河归。秋思抛云髻，腰支剩宝衣。群凶犹索战，回
首意多违”（《即事》），可以看出杜甫是由衷地希望各民族免于战争的。
此外，杜甫对西域的民族风情、边塞风光、物产也多有描述。《赠田九判官梁丘》中的
“宛马总肥秦首ｖ，将军只数汉缥姚”、《送从弟亚赴河西判官》中的“黄羊妖不擅，芦酒多还
醉”、《秦州杂诗》其三中的“马骄珠汗落，胡舞白题斜”之类的诗句不少，但这一切往往与战
争联系在一起，体现出杜甫时刻在为边防形势担忧。他在《蕃剑》、《房兵曹胡马》、《高都护嗯
马行》中对西域良剑名马的赞誉，也多是在托物言志。在《复愁》其七中：“贞观铜牙弩，开
元锦兽张。花门小箭好，此物弃沙场”，其“好”字显然有讽刺意味，旨在反对借兵回给。而
且边地的景物在他眼中也多有悲凉之情，如《秦州杂诗》其七：“莽莽万重山，孤城石谷间，
无风云出塞，不夜月临关。属国归何晚，楼兰斩未还。烟尘一长望，衰飒正摧颜”、其十九：
“凤林戈未息，鱼海路常难。候火云峰峻，悬军幕井干。风连西极动，月过北庭寒。故老思飞
将，何时议筑坛”，诗中充满着深沉的忧伤。
从这一系列诗中可以看出，杜甫西域诗不论其写于玄、肃、代哪一朝，其侧重点如何，其
反战和平的主张都贯穿始终，当然这指的是总倾向。但杜甫的西域诗也有所变化。到肃、代之
际，边塞事态已严重到不仅是失去边地，而且是到了京师戒严、皇帝离京的地步，此间吐蕃曾
①仇兆鳌：《杜诗详注》第四册，中华书局，１９７９年，第１５６２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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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域研究》２００１年第１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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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度占领长安。在这生死存亡关头，杜甫的反战态度也必有改变。他爱国、忠君，若继续反战
只会亡国亡君。此时他心中的人民便退居第二位了，因为他深知不保君国之大家，何以保百姓
之小家，故其反战态度不那么强烈了，甚至支持那些收复失地之战：“海内久戎服，京师今晏
朝。犬羊曾烂漫，宫网尚萧条。猛将宜尝胆，龙泉必在腰。黄图遭污辱，月窟可焚烧。会取干
戈利，无令斥候骄。居然双捕虏，自是一缥姚。”（《寄董卿嘉荣十韵））他希望君臣一心，收复
失地，国家再度出现升平景象：“社Ｗ －苍生计必安，蛮夷杂种错相干。周宣汉武今王是，孝子
忠臣后代看。”（《承闻河北诸道节度人朝欢喜口号绝句十二首》其二）可以看出杜甫前期反战
主要是反对他所认为的开边之战，后期支持的则是收复失地之战。但即便在后期，他也希望和
平，在《蚕谷行》中他呼吁道：“天下郡国向万城，无有一城无甲兵。焉得铸甲作农器，一寸
荒田牛得耕。”所以我们说杜甫西域诗中反战态度是一贯的，是主倾向。
杜甫是缘何陷于此种反战悲哀之境的呢？从主观方面看，其主要原因有三。第一，因为杜
甫本性忠厚仁爱。清代仇兆鳌说杜甫“其立言忠厚”，①《新唐书》本传说他“伤时挠弱，情不
忘君，人怜其忠云”。诗人忠厚的本性决定了他对任何事物的看法都从仁爱出发。战争加重了
人民负担，甚至动辄搭上千万人的性命，在他看来，实在得不偿失，理应谴责。第二，家庭传
统及所受的教育给他打上了很深的儒家思想的烙印。从儒家积极影响看，他爱民，反对用兵西
域；同时，他也受到儒家消极、保守一面的影响，严华夷之辨，故而并不十分看重西域这一在
军事、战略及文化传播等方面都具有重要地位的宝地，谴责王朝经营西域为“古来无人境，今
代横戈矛”（《送韦十六评事充同谷防御判官》）。其实，孔子虽然提出“夷夏之防”的主张，但
并未一味排斥夷狄，甚至认为“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论语・八悄》）。他还曾“欲
居九夷”，认为“君子居之，何陋之有”（《论语・子罕》）。然而到了孟子夷夏观中，中原中心观
就较为明显了，他不仅强化了“夷夏之防”，甚至带有了鲜明的尊卑色彩：“吾闻用夏变夷者，
未闻变于夷者也”②，这便走上了极端，失之偏颇了。杜甫诗体现的夷夏观，较深受到孟子的
影响。我们从杜甫的“此邦今尚武，何处且依仁”（《寄张十二山人彪三十韵》）、“组练弃如泥，
尺土负百夫”中可以看出他是赞同孟子主张的。第三，杜甫曾被誉为唐诗之集大成者，有着极
深厚的学养，对于前代文学的积淀汲取颇多。杜甫在诗歌创作中虽时有创新，如《兵车行》
等，拟新题、写时事，但在西域诗方面，总体上继承前代颇多。我国边塞诗，从《诗经》时代
滥筋，经汉魏六朝积淀，直至唐以前，主题多表现战争之痛苦、不幸，谴责穷兵ＭＡ武，渴望早
日息战，风格苍凉，感情基调也多哀伤，这或多或少影响到杜甫，使其着眼点集中于民，看到
的多是战争之不幸，风物凄凉，情调悲伤。
从客观方面看，首先是社会现实使杜甫真正走向了群众。仕途蹭蹬，生活贫困，四处漂
泊，他的人生笼罩在“安史之乱”的社会剧变阴影中，他与群众一同经历苦难，自然站在群众
立场上说话，反对边塞战争，以致看到边地景物都深感哀伤。杜甫正是受苦群众的代言人，他
把边塞间题带来的苦难集中表现在诗中，充满着强烈的感情色彩。其次，“安史之乱”使国势
日渐衰微，而叛乱的挑起者是异族，这多少影响到他的情绪，他仇恨安史叛军，也进而影响到
对边地各族的看法，即总是抱有戒心、担心，总与战争联系在一起，因而不易从心底喜爱向往
之，也就不可能赞扬唐王朝的经营西域之举。
仇兆鳌：《杜诗详注・原序》，中华书局，１９７９年。
《孟子・滕文公上》，见杨伯峻注《孟子详注》，中华书局，１９６０年。
・７２
①
②
多维视野中的杜甫及其西域边塞诗
二、比较视野中的杜甫西域诗
杜甫西域诗只反映唐代部分人的观点，另有诗人与他视角不同，基调有别，所以我们不妨
将杜甫放在整个唐代诗人群体中，从比较视野看杜甫及其西域诗。
历史上最杰出的作家也不可能“孤军奋战”，他周围必然有一个层次不等的作家群体，唐
代边塞诗人正是一个庞大的群体，但因诗人立足点不同，可归为两类：一类诗人未到过西域边
塞，却能以关注的目光看边塞；另一类诗人亲临边塞，以切身感受来写边塞。他们的视点不
同，心路历程就不一样，情感基调也各异。
关注者的优势在于视角独特，目光敏锐，正如杜甫，能及时捕捉到边塞出现的问题，对战
争苦难的一面看得多。杜甫与众不同，极有个性。在一般文士都向往军幕、从军边塞以为仕进
之路的时尚下，杜甫却对军幕不屑一顾。明代胡震亨云：“唐词人自禁林外，节镇幕府为盛，
如高适之依哥舒翰、岑参之依高仙芝、杜甫之依严武，比比而是……而布衣流落才士，更多因
缘幕府，摄级进身。”①但杜甫并不象他人那样把投身幕府作为晋升之阶，而是为生计考虑暂
托其中。在杜甫看来，仕途的正路是科举，而风行的买官、终南、从戎则都是旁门左道。传统
的杜甫只屑于走传统的仕路，剧变之际，传统仕路被阻，杜甫一生的悲哀由此而生了。为了生
计，他托身严武幕府，但狂放的本性决定了他受不了这种束缚：“严武过之，有时不冠，其傲
诞如此。”②由于没有从军亲赴边塞的经历，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他的创作，使他不可能有更
广阔的视野，不可能受到多方的激发，故而其西域诗无法突破旧的藩篱。在这一点上，他也很
佩服岑参诗之新奇。明代边贡说：“子美尝曰：‘岑参多新诗’。又日：‘篇章接混茫’。又曰：
‘沈鲍得同行’。味斯言也，意未尝不敛枉于嘉州也……夫俊也、逸也、奇也、悲也、壮也五
者，李杜弗能兼也，而岑诗近焉。”③杜甫看到的是战争的消极面，他便强烈反战，他体会不
到战争胜利的自豪感，关注的是战争的苦难，其心理感受是间接引发的，作品的基调也只能是
悲哀的。退一步，即便杜甫到了西域，也不可能成为高、岑一类人。他一心眷恋的是唐王朝及
其统治中心长安，经历动荡、被迫离京，他已受到很大打击，人生的颠沛更使他遍尝酸辛。从
巅峰到深谷的失落，使他心理失衡，因此他一生中苦痛潦倒、情绪低沉。
亲临边塞的诗人，以高、岑为代表。边塞是极锻炼人的地方，许多人历经磨炼，成长起
来。高适、岑参早岁孤贫，仕途坎坷，历经挫折却不甘沉沦。他们以积极乐观的态度看待社会
人生，选择了从军之路。边塞大自然的风霜雨雪，使之生命力更加旺盛，激烈的战争、生与死
的考验更使之心理承受力大为增强。他们的西域诗，展现的是爱国军人眼中的西域，其心理感
受是直接的，感情基调是昂扬乐观的，体会到了为国而战的自豪。其中对边战的礼赞、对风物
人情的喜爱淹没了悲苦。高适的《塞下曲》、岑参的《走马川行奉送出师西征》都以豪迈的激
情，给予西域之战极高的赞誉。岑参的《热海行送崔侍御还京》中对西域风光的描绘更是瑰丽
动人，与杜甫笔下的凄凉之景迥异。高适的《营州歌》、岑参的《玉门关盖将军歌》、《酒泉太
守席上醉后作》等诗，字里行间洋溢着对边疆风情的喜爱之情。他们注重生活的实感，不再墨
①
胡震亨：《唐音癸签》卷二十七。
②
《旧唐书・文苑本传》。
③
边贡：《刻岑诗成题其后》，见刘开扬著《岑参诗集编年笺注》，巴蜀书社，１９９５年，第８９８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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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域研究》２００１年第１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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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陈规，诗歌也得益于边塞之助，充满了生机。尤其是岑参，在西域生活了六年，其诗中那强
烈的爱国情感、英雄气概，千百年来鼓舞着人们：“古来青史谁不见，今见功名胜古人。”（《轮
台歌奉送封大夫出师出征》）这显然与杜甫的“古人重守边，今人重高勋”不同调。
杜甫与岑参有许多相近之处：他们生活在同一时代，彼此之间互有诗歌赠答；他们同以儒
家为主导思想，其他思想成份很少；岑参也像杜甫那样常常自称儒生；其《感旧赋》中的“捧
尧日以云从，扇舜风而草靡”表明其理想和杜甫的“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奉赠韦左垂
丈二十二韵》）相同。正因如此，二人十分投缘，但在西域问题上却大相径庭。岑参勇敢地投
身到唐王朝对西域的经营活动之中，虽饱尝艰辛，却不滞留于苦难，因为这一切与血与火的洗
礼、生与死的考验相比，算不得什么。他从立功报国的角度不断为功业呐喊：“万里奉王事，
一生无所求”（《初过陇山途中呈宇文判官》）、“功名只向马上取，真是英雄一丈夫”（《送李副
使赴碳西官军》），诗中少有哀泣声。而杜甫却无时无刻不在为人民的苦难痛哭流涕。
经营西域，侧重点有不同，这在诗人笔下有不同的反映。杜甫从旁关注西域问题，对西域
各方面生活无切身体会，所以不可能像高岑那样受到强烈熏染而爆发出激情，可他却与人民距
离更近，更多将视线投向人民的苦难。岑参等人看到的是另一面，其西域诗不是悲哀的，而是
悲壮的，他们似乎与唐王朝距离更近，更关注国家的前途命运，诗中处处体现的是为国而战，
敢于牺牲的英雄气概。尽管杜甫与岑参的作品都很优秀，但相比之下，岑参关注大我—唐王
朝的前途—更符合时代潮流。
杜甫的西域诗，数量不亚于边塞诗派代表诗人，笔触细腻、题材很广，思想不可谓不深，
情感不可谓不真，艺术上又是集大成者，各体皆备，运用自如，但为何是高岑代表了西域诗的
最高成就？这或许与各自的侧重点有关。高岑诗反映出了大唐时代风貌，有积极进取精神，集
中体现出唐代边塞诗的特色，唱出了时代强音—盛唐之音。当时需要的正是随时代脉搏而跳
动的强音。杜甫的吟唱，虽然感人，充满了仁爱精神，却低了一个音阶。结合唐代历史文化背
景来看，是有不足之处的。传统理念的束缚、人生经历的限制使之关注重心移向了广大群众的
悲伤、苦难。
三、文化视野中的杜甫西域诗
文学不是孤立的，所以我们不能孤立地看待文学，而是应当研究一个时期的文化背景及由
此而产生的一个时代总的精神状态。从大的文化背景下观照杜甫的西域诗，我们可以进一步看
清其优长与不足。
陈寅悟先生说过，唐代是个胡化华人所建立的政权，对外采取开放政策。其特殊的宏大的
开放格局，突出地体现在思想文化的交流融合中。而对异邦异族文化精华的吸纳，造就出文化
史上辉煌的时代。历史上文化的排斥与吸纳、保守与开放素有纷争，尤其对少数民族文化，态
度区别极大，但只要在倡导融合交流的时代，文化就会有长足进步，这是为史实所证明了的。
江应梁先生说过：“早在传说时代，当炎帝之族与黄帝之族在黄河中游逐渐融合的时候，
在北方居住着狄人……春秋时期，秦穆公合并十二个戎族酋邦……自秦汉至今，我国一直是一
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①，华夏民族与文化自产生之日起就是融合而成的。各族没有根本的不
①江应梁：《中国民族史》，民族出版社，１９９０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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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维视野中的杜甫及其西域边塞诗
同，虽然各族经济文化发展不平衡，有地域差异，但各民族及其文化不应有优劣之分。历史上
以地域种族划分华夷不妥，以文化为标准仍然不合理。中原文化自恃礼乐制度讲究而歧视各
族，倡夷夏之大防，孰不知夏之礼乐即是各族礼乐融合形成的，何以见得华夏礼乐就一定优于
其他各族之礼乐？即便以礼别华夷，也不见得各民族礼就少，就不好。我们若用一元标准看问
题，定会出偏差。《左传》昭公十七年记孔子言：“天子失官，学在四夷”，《后汉书・朱浮传》
中朱浮引语曰：“中国失礼，求之于野”，《礼记・明堂位》又说：“《昧》，东夷之乐也，《任》，
南蛮之乐也。纳夷蛮之乐于大庙，言广鲁于天下也。”这都说明礼乐不应有优劣之分，各族文
化都有值得吸取之处。
唐代正处在适应此趋势长足发展的时期，其文化领域呈现开放的格局，这与西域诗的创作
关系极为密切。在杜甫、岑参生活的开元、天宝年间，西域文化对中原产生了巨大影响，“于
是长安胡化盛极一时，此种胡化大率为西域风之好尚；服饰、饮食、宫室、乐舞、绘画、竟事
纷泊……”①这在音乐方面尤为突出。乐器中羌笛、揭鼓、签模、琵琶、搏集等均来自西域，
龟兹乐、疏勒乐、高昌乐、安国乐、康国乐成为唐十部乐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当时文化交流的
盛况，在文学中得到广泛的反映。从元镇的《法曲》—“女为胡妇学胡妆，伎进胡音务胡乐
……胡音胡骑与胡妆，五十年来竟纷泊”—中可以看出西域文化对中原的熏染；而从沈彬的
《塞下曲》—“胡儿向化新成长，犹自千回问汉王”—又可以看出西域各族对中原文化的
向往。在这个互为影响的时代中：交往成了诗人“自由驱使”②的重要题材。西域诗因此呈现
繁荣局面。
文化交融，使唐文化有了很强的生命力、影响力，并呈现出多元化特色，较少受传统儒家
闭关锁国、排斥异族、摒弃荒外思想的影响。中国之伟大在于多民族，更在于能团结多民族。
这方面唐一开国就开了个好头。高祖建国二年（６１９）下诏对少数民族要“追革前弊”、“就申
好睦”③，奠定了唐代民族政策的基础。太宗更为英明，他说“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联独爱
之如一”④，“夷狄亦人耳，其情与中夏不殊”，只要“德泽洽，则四夷可使如一家”，如“猜忌
多，则骨肉不免为仇敌”⑤。太宗的可贵之处是在一定程度上实施了其主张，如对突厥，有人
主张“慑服四夷”，“击之为善”，太宗则纳魏征、长孙无忌之谏，“堰革新文，布德施惠”。，
使双方虽有战争，友好却从未间断。在丰州，汉、突厥群众“交相往来，吏不能禁”⑦。贞观
四年（６３０），对东突厥汗国降众，不革其俗，安置河南，一则“实空虚之地，二则示无猜之
心”⑧，自此至永徽初二十多年间，汉、突厥群众“非常快活，甲兵休息，互市交通”，“彼此
丰足，皆有便宜。”⑨不仅如此，对西北党项、吐谷浑、高昌等，都谨慎从事，一定程度上赢
得了少数民族的普遍拥戴，唐朝皇帝被称之为“天可汗”。太宗下制“令后玺书赐西域北荒之
①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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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达：《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三联书店，１９８７年，第４１页。
鲁迅：《坟・看镜有感》，见《鲁迅全集》一册，人民文学出版社，１９８０年，第１９８页。
《镇抚夷狄诏》，见《唐大诏令集》卷一二八，台湾商务书馆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资治通鉴》卷一九八，唐纪一。
《资治通鉴》唐纪十三。
见（唐书・魏征传》、《旧唐书・长孙无忌传》。
《册府元龟・外臣部・备御三》卷九九Ｏ，中华书局，１９６０年。
吴兢：《贞观政要》卷九，安边第三十六，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７８年。
《册府元龟・外臣部・通好》卷九八Ｏ，中华书局，１９６０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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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域研究》２００１年第１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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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长，皆称‘皇帝天可汗’。诸蕃渠帅有死亡者，必下诏册立其后嗣焉”，①直至永泰七年
（７６５）回绝仍称代宗为天可汗。
有唐一代较开明的民族政策，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弱水流沙，并通车酋轩之使；被发左枉，
皆为衣冠之域。正朔所班，无远不届。”③这种局面加强了联系，促进了各族文化的融合。其
开放格局，打破传统，在传统儒家看来是大逆不道的。儒家主张用夏变夷，唐朝却在各族汉化
的同时，盛行胡化。实际上，这正是文化发展的需要。中华文化历来是个开放体系，具有很强
的包容性，在世界诸多古代文明消失过程中，华夏文化却长存下来，并不断发展，这不能不说
是个奇迹，而这正得益于文化融合。
从历史文化背景观照杜甫的西域诗，可以看出，他受到了时代的熏染，虽未到过西域，却
向之投出了关注的目光，思考西域的各方面问题，写出了不少反战爱民篇章。但也不难看出其
不足，身处文化开放的时代，面对国家对边疆的统一经营，面对唐王朝对文化交融的保护提
倡，杜甫却时有谴责，这不能不说是个局限。从他的思想观念中，我们可以看到当时知识阶层
的分化，一部分人抱守旧儒术，深感无用武之地，不满现实。另一部分人则发展新儒术，适应
新现实。杜甫是旧儒的代表，他也体会到了自己的不合时宜，既然“天下尚未宁，健儿胜腐
儒”（《草堂》），他也只好“山中儒生旧相识，但话宿昔伤怀抱”（《同谷七歌》之七）了。
四、历史视野中的杜甫西域诗
孟子的“知人论世”说，用之于杜甫尤为恰当，因为其诗是“诗史”。对西域诗，更有必
要回到历史中加以考察。若将历史作为参照系，其纵横座标轴就是宏观历史背景—整个中华
民族发展的历史进程和唐代经营西域的现实。
首先，从宏观历史进程看，边塞问题在任何朝代都具有两面性，不可能只战无和，也不可
能永无摩擦。但历史总趋向是融合、进步。任何民族、国家形成过程中都不可避免会发生战
争，但主要靠的是和平融合。
当然，统一进程有和平顺利一面，也有不尽人意之处，有时战争也不可避免。照理而论，
各族努力争取更广的生存空间、更好的生活方式，无可非议，但其进步与否，是否乃民心所向
却能说明其合理与否。有些战争是贵族统治者抵制融合挑起的，而各族人民则是向往中原的。
中原的文明发达对之有吸引力，他们愿学《毛诗》、《春秋》，愿求养蚕酿酒之技，不愿征战。
如唐初的吐谷浑人民怨恨与唐为敌的宰相，大宁王顺应人心杀之，举国降唐③，说明各民族心
向中原王朝。所以反映在文学中，统一融合之乐应唱主角。杜甫西域诗中的谴责，虽也基于历
史实际，但确有片面之处。
其次，从唐代边塞实际看，总趋向仍是合，经营主要是和平方式。唐蕃关系中，唐在军事
上取得胜利后仍然从长远考虑，以金城公主和亲。开元二十九年（７４１）关系紧张时，吐蕃仍
人唐贡献方物，说明双方友好不会中断。唐与回绝更以友好为主。回绝助唐平叛有功，肃宗乾
元元年（７５８）将宁国公主嫁之，并册封葛勒为英武威远毗伽可汗，册文云：“北土不宁，有唐
①王溥：《唐会要》卷一００，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９１年。
②《贞观政要》卷五，公平第十六，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７８年。
③见《新唐书・吐谷浑传》卷二二一；《旧唐书・吐谷浑传》卷一九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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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维视野中的杜甫及其西域边塞诗
封而固之。中原多难，可汗义而赴之”，双方情同“唇齿，奕叶姻好”①，这是唐皇第一次将亲
生女嫁给少数民族领袖，充分反映出友好的真诚。后来，德宗建中元年（７８０）英义可汗犯塞，
宰相顿莫贺达干苦谏：“唐，大国也，无负于我”②，可汗不听，宰相杀之，自立可汗，遣使人
朝。总的来看，回鹊汗国九十六年中，十三名可汗中有十二位接受册封，朝贡六十多次，唐与
之四次和亲，如此深广之友好关系，古来少有。
和平交往符合各民族心愿，也符合杜甫的初衷，但现实中问题复杂多变，危急时战争也不
可避免。石堡之战，即是一例。唐欲保关中，必守河涅，石堡乃河惶门户，势在必夺。唐之战
略方针没有错，若谴责也只是战术、战机的问题。天宝八年哥舒翰以死伤数万人的代价攻克
之，使吐蕃无力向西域出兵，大唐占据优势。安史之乱后，吐蕃入据石堡，进攻中原，唐处于
劣势了。历史证明此战伤亡虽大，结果是好的。对此，储光羲作《哥舒大夫颂德》、王维作
《贺神兵助取石堡城表》、高适作《同李员外加哥舒大夫破九曲之作》肯定之，杜甫却斥为：
“百万攻一城，献捷不云输”，显然他看到的是此战的负面效应。西域之战又是一例，丝绸之路
的影响非同凡响，唐王朝是在有意识保护之并为此进行了艰苦的征战。而一旦吐蕃控制之，丝
路就被阻断了，孰进孰退，结论很明显。杜甫反对用兵西域，在当时并不可取，要成就功业，
必然要付出代价，西域的经营正是如此。随着历史的推移，正面效应显现了，负面效应淡化
了。
杜甫看到的是唐代边防中的不妥之处，如边将贪功、伤亡较多、和亲失败等，这只是问题
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也有英明举措。杜甫反映的苦难一面是客观存在，却非主流。主流是为
维护统一而战及由此激发的英雄主义、爱国精神。唐代是个快乐与悲哀混杂的时代，刚步人快
乐之巅，又跌人悲哀之渊，故其艺术表现的，必定是混合状态。对西域的经营，杜甫看到了悲
伤的一面，而岑参等人看到了光明胜利的一面。我们只有将这两方面结合起来认识唐代西域现
实，评价其西域诗，才能看清唐人心态的全貌。
（作者系四川大学文学院博士生）
责任编辑：仲高
①
《册回纶为英武威远可汗文》，见《唐大诏令集》卷一二九。
②
《资治通鉴》唐纪四十二。
７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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